对旧城进行的“根本性的改造”，包括“故宫要着手改建”“城墙、坛墙一律拆掉”“把城墙拆掉，滨河修筑第二环路”。

谢荫明、瞿宛林在《党的文献》2006年第5期发表《谁保护了故宫》一文，引用“《原北京市委设想改造故宫方案的照片》文字说明”，介绍了“参与其事”的“少数规划人员”描绘的“四种改建故宫的平面图和鸟瞰图”——

第一方案是拆午门，在午门位置上建中央大楼，使天安门成为党中央入口之大门；第二方案是拆端门，在端门位置建中央大楼，把中南海党中央和国务院迁至市中心位置，党中央设三个主要门：天安门、东华门、西华门，中南海改变为群众性公园。第三方案是将故宫及天安门全拆，“彻底打碎封闭森严的封建艺术布局，代以开敞明朗活泼的气氛，使庄严美丽现代化的新型建筑，代替已经古老落后的帝王宫殿建筑”，以“五组建筑围绕在主体建筑周围布置，以象征‘工农商学兵’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第四方案更是彻底，要将故宫、中南海、南河沿以西民房全拆，“中心思想是把党中央和国务院办公用地放在城市中心部分，全部改建故宫，保留有象征意义的天安门作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入口”。

“快意图”

1958年北京总体规划方案上报中央以后，北京市规划部门立即展开分区详细规划研究，对旧城从整体上应该建成什么样，做出多种方案，这项研究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进入高潮。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前副院长董光器在2006年10月出版的《古都北京五十年演变录》一书中，印出9张这一时期完成的北京城区规划方案图，显示旧城之内，基本没有保留胡同系统和成片的四合院，取而代之的是多层和高层建筑；从天安门到故宫，或只保留部分建筑物，或全部拆除重建。

“故宫能不能局部改建，护城河能不能改成暗河，在当时也是十分敏感的问题。”董光器在书中写道，“市委、市政府没有明确的指示，但在学术界，包括历史学家在当时也确有世界上没有永恒的存在，万事万物均在变化之中的说法。何况当时的规划只是一种模拟试验，并非实施方案，思想不妨放开一点。因此，有的方案做了对天安门城楼和太和殿的改建方案。”

董光器回忆道，在旧城详细规划研究过程中，市委和党中央都没有对此进行正式讨论，唯有周恩来总理在1958年总体规划上报前，小范围地听过一次汇报。

当听到旧城改建大体需要花费150多亿元时，周恩来说这是整个抗美援朝的花费，代价太高了，你们这张规划图是一张快意图，我们这个房间就算是快意堂吧！

看到规划方案在中南海西侧副轴终端放了一组大型公共建筑，准备建国务院大楼，周恩来明确表态，在他任总理期间，不新建国务院大楼。

董光器的感受是：“周总理在当时对加快旧城改建持保留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