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多数军事领导人来讲，在制定军队发展计划之时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打赢战争。但对于那些思想具有前瞻性的人而言，整天琢磨的却是能够有效阻止战争的各种方法。时下有一种相当流行的概念叫做“联合安全理论”，它强调了对那些政局不稳定或是经济不景气的国家进行援助的必要性，因为要是它们国内产生冲突和动乱，就会给恐怖组织提供滋生蔓延的温床。

该理论的倡导者们声称：“如果单凭美国的军事力量，是不可能维持长期稳定和安全的”。

一份名为“军队对联合安全体系的贡献”的正式文件，是JFCOM美国联合作战司令部下属的位于美国本土弗吉尼亚州萨福尔克市的J9委员会——联合作战理论发展和试验委员会，和位于德国斯图加特市的美国驻欧洲司令部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产物。尽管现在的名称是“军队对联合安全体系的贡献”,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作为“军队对塑造安全体系的贡献”出现的。

J9委员会主任莱尔安达.丹冯波特解释道：“大约在2年之前，美国国防部的高层官员们意识到他们缺乏一种合适的军事理论，以描述美国的特种作战指挥官们为了争取更加稳定的安全环境所进行的大量工作。”因此，国防部下发了一份通知，向各部门征集一种可以涵盖以上军事行动的理论提案，而JFCOM美国联合作战司令部和EUCOM美国驻欧洲司令部的提案非常的相近，因此国防部联合作战委员会让两个部门共同论证制定了最后的版本——联合安全理论。负责该工作的丹冯波特说：“从许多方面看，联合安全理论实质上不过是对过去已经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军事行动制度化和规范化罢了”。

丹冯波特将联合安全理论描述为一些长期的、连续的、并且由许多国家共同参与的联合军事行动，同时还包括了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国际合作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红十字会，他们在维持和加强地区稳定和改善民生方面可以起到重要作用。采取联合安全行动可以缓解或是防止危机的产生，要是危机不可避免，还能推进国际救援行动的实施。

联合安全理论的关注点是联合作战指挥官们为了维护美国利益而采取的各种行动，包括扩展盟国数量、影响中立国或是潜在的敌对国家的政策、减轻导致某些国家产生冲突和极端主义的各种不稳定因素。另外，联合安全理论还明确定义了进行必要的快速军事行动的条件。丹冯波特说：“我们必须和盟国一起执行联合安全行动，而且应当大力支持他们以增强他们在本地区执行安全行动的能力。但是同时，我们必须保持美国在维护该地区安全和稳定中始终起到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例如替盟国执行作战任务。因此，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以保持战略平衡”。

机构之间的跨国合作非常的重要，这也是EUCOM美国驻欧洲司令部能对联合安全理论作出巨大贡献的原因所在。丹冯波特说：“美国驻欧洲司令部有着丰富的国际合作经验和协调沟通能力。他们和北约盟友之间保持着长期的微妙联系，同时，他们也已经和几个前华约国家建立了新的战略伙伴关系，而且，在政治环境十分复杂的非洲大陆，他们也积累了相当的合作经验。所引，他们是我们实实在在的理想搭档。”

联合安全理论的中心,是在安全行动中强调全面动员、强大支持和通力合作。由于每一个地区的指挥官对本地区的特殊情况已经相当熟悉，并且制定了相应的安全预案，因此，只要将这些方案简单的结合起来，就能构建全面且一致的决策。结合的关键点是丹冯波特之前提到的，为了消除产生危机的因素和维护促进地区稳定安全而采取的一系列日常行动。

丹冯波特说：“我们开始尝试着去帮助一些国家和政府，这包括提高它们的执政水平、增强它们维护本国安全的能力、健全它们的法律法规，同时还要改善它们的经济状况。举个例子，美国海军会向其它国家的海军提供援助，增强他们的战斗力以有效保卫海岸和重要港口。

通过帮助一个国家维持社会秩序进而增强其社会稳定，那么，极端主义组织将很难在这个国家受到认同，更别说得到发展。丹冯波特补充说：“我们发现，在那些政府管理能力低下、经济条件糟糕的国家，抱有不满情绪的人的数量相当多，他们更倾向于受到极端主义理论的影响。所以，我们要试着消除这些被极端主义或是其它一些暴力组织利用的底层社会因素”。

联合安全理论包含了五个方面的目标。第一，要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和该地区的国家建立广泛的联系，充分摸清当地普通民众的想法和需求，以获取他们对我们的理解和支持，为美国在当地开展的各种活动增加合法性。

第二，帮助该地区国家提高应对地区危机的能力，构建一种建设性的跨国合作关系。从跨国合作的角度来说，安全稳定国际环境离不开地区间各国在反恐方面的共同努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核原料的防止扩散条约也必须得到他们的支持以有效执行，另外，互相通航和自由贸易也得有他们的同意。从地区国家的角度来说，他们急需取得美国的支持和帮助，以对本国的安全部门进行改革，加强边境安全，同时完善国内的自然灾害救助体系，建立健全有效的疾病预防和控制机制，提高人口素质。

第三，要及时发现和消除在该地区出现的不安全隐患。从国际关系方面看，需要严格禁止武器走私贸易，限制相关技术的转移和出口，严厉打击毒品生产和交易活动，并且要保护好外国人，防止发生绑架勒索事件。地区国家在这些方面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预防国际冲突和国内暴乱的发生，同时，要从根本上杜绝成为国际恐怖组织天堂的可能。

第四，地区国家必须大力支持联合安全理论的落实。在军事方面，要主动收集提供关于伊斯兰极端宗教组织、恐怖组织和一些军事组织的人员及行动计划等相关情报，积极配合美国的反恐行动。在经济方面，地区国家应协助盟国维护国家稳定并改善经济运行环境以利于外国投资。在文化方面，还应扩大国家教育计划的投入，宣传支持当地反对极端主义和恐怖活动的有识之士，扩大他们的社会影响力。

第五，总结合作经验，增强合作能力，改善合作效果。这主要包括促进信息的交流共享，增进相互之间的信赖和帮助，统一行动安排，同时要提升参与合作的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推进协同作战和训练的发展。

丹冯波特说：“虽然文件中制定的五大目标主要集中在军事方面，但是要想达到这些目标，不仅需要其它参与国的军事配合，还需要美国国内其它部门的通力协作。就我们军事部门而言，要想单独完成这项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我们就连尝试的想法都不会有。事实上，这将是一个关乎整个美国政府的的共同责任。所以，委员会商讨决定，将文件的名称改为‘军队对联合安全体系的贡献’。这可以帮助我们的各级军事指挥官们更好的认识和理解必须通过和其它国家其它部门的合作才能对构建联合安全体系有所贡献。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军队并不是作为主导力量参与联合安全行动的”。

很显然，我们国内的一些内政部门和机构的官员们将成为未来联合安全行动的主要领导者，军队各级将士必须深刻的理解这一点，并且仔细研究如何才能进行高效的协同作战。丹冯波特说：“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制定计划，如何与其它各方一起步调一致的展开行动”。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JFCOM美国联合作战司令部开展的一系列跨国合作试验，就是联合安全理论的全面实践，包括由北约集团主导的各次维和任务、构建十九国安全联盟和其它旨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行动。

丹冯波特说：“尽管军队和其它政府机构在许多安全行动中的协同和配合已有相当一段时间，这验证并推动了联合安全理论的发展。但是就当前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而言，我们急需寻求一种更加规范的合作方式。我个人认为，这几年以来，我们已经对所面对的挑战有了非常清楚的认识。首先，我们成功的遏制了极端主义组织扩大影响的企图和趋势，同时，我们也成功的促使一些国家通过了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生化武器的条约。接下来，我们的工作重心就落在了强化国际合作关系，确保今后在打击恐怖主义组织和禁止核扩散方面能得到稳固的国际支持。这份文件并没有提出太多新理念，它只是对过去这些年我们实践行动的概括和总结，使我们今后的任何行动都有制度可依”。

在联合安全理论试行的初级阶段，军事技术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丹冯波特说：“该理论实际上并不关乎军事技术的发展水平，而是更多的关乎组织结构、行动步骤、职权划分、领导决策和人才培养，同时，我们在这些方面也有丰富的经验积累。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先进技术的作用会越来越大，但我们还是认为，最尖端的军事科技并不是不可或缺的。我们需要的，首先是构建高效的信息共享机制，以支持其它盟国。其次，我们要建立持久稳固的ISR系统(情报收集、战场监视和战术侦查)，尤其针对是对极端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最后，我们还需要制定对联合安全行动的结果进行评估的更好的方法和标准”。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评估操作起来非常的困难”，丹冯波特说，“你怎么能够测量一个人的满意程度呢？你怎么能够测量一个人快乐的感觉呢？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我们必须极其小心的开展评估工作。首先，信息调查和数据收集工作绝对不能影响安全行动本身。其次，通过数据建模和仿真过程得到的评估结果永远存在着出错的风险，用这样的结果来准确预测人类行为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工商界的合作经验今后对我们可能会大有裨益。丹冯波特说：“尽管现在的理论主要关心军事部门和其它机构之间的合作问题，但是那些跨国公司在长期的商业活动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我们同样也应该好好的学习”。

在最初的联合军事行动中，我们将面临由文化差异带来的挑战。丹冯波特解释道：“我们需要调整行动方式以尊重当地的价值观念，必要时还得对行动结果进行再评估。同时，我们还必须帮助他们训练人员，尤其是训练作战技巧”。

译自：Military Shapes Conditions for Peace

作者：Maryann Lawlor

编译：知远/朝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