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前驻日大使徐敦信

1978年8月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与日本外相园田直在北京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并出席了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此次邓小平的日本之行被舆论视作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之旅。30年来，中日关系经历了“破冰”、“融冰”、“迎春”、“暖春”，中日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何？中国前驻日大使徐敦信做客中国访谈，为您揭开中日建交幕后的故事。以下是文字摘录：

中国网:这次访问也是被媒体称为改革开放的关键之旅。这次邓小平的访问，对中国国内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徐敦信:首先，这次是有备而去的，是带着问题去的，是十分注意考察它在高速成长的过程中的经验是什么，教训是什么。所以这种交换意见是很实在，很务实的，得到了很多启发，得到了他成功和不成功的教训、经验，这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思路。

比如和日本的领导人，包括以后和日本的高层交往当中，很自然的谈到了我们改革开放的目标是什么，具体的指标是什么。这些都是在交换意见当中逐步形成的。比如我们要分三步走，要翻两番。“翻两番”这个词就是和大平交换意见时说的，他说日本搞现代化有一句话是“所得倍增”、国民收入“翻一番”， 中国的目标是什么？当时小平同志说，中国和日本的情况不一样，你们人口少，底子比我们好。所以我们不是要翻一番，要翻两番。比如谈到了“小康”这个概念，中国人常说的解决了温饱以后要过得更好，就是小康，用数字来讲就是800—1000美元。这些所谓目标、指标就是这样的。

我刚刚提出上海宝钢，不止是这个。后来我们借鉴日本的东西还有，比如说“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个概念。为了保持经济有一个速度，为了保持速度，政府拿钱出来，动用财政来投资，这是日本很长一段时间采用的一个办法。他们的说法和我们不一样，他们叫“扩大公共事业投资”。政府没有预算，借钱，发公债，成为政府的钱以后来加强投资，以保持经济发展的速度，这在日本的发展过程起到了好作用，当然也起到了坏作用。后来的泡沫经济就是他们掌握不当造成的。

中国借鉴了他们的做法，但是运用得比他们好。比如说前几年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投资，保持了经济高速增长。到了一定程度上，开始又提出要稳健的财政政策，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防止通货膨胀。做了一年多以后，最近又提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因为要应对金融危机。所以政策是人制定的，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运用。如果借鉴了日本的做法，我觉得是青出于蓝胜于蓝，我们运用的更灵活、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