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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不住的农民工进城洪流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9-02-05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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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试图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此时中国又恰逢全球产业转移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因缘际会,中国因而成为“世界加工厂”,工业化创造了大量非农就业机会,呼唤着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于是,世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民工潮应运而生,在神州大地波澜壮阔地涌动。

然而,中国最新一波城市化浪潮,却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决策层有目的、有计划地推动的,而是自下而上的,是追求更好生活的农民“无组织、无纪律”地自发形成的。

对于中国农民的这一伟大创造,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有过一段生动地描述。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介绍了曾被当局称为“盲流”的中国民工潮的形成过程:“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从农村开始的,我一直说中国领导人的智慧都没有超过小岗村农民。1978年就是从农村开始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农民的饥饿问题就解决了。1984年的时候就出现了卖粮难的问题,农业生产的收益因此下降,这个时候,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开始成为劳动力,而农村容纳不了那么多的劳动力。当时没办法,卖粮难,中央才出台文件说,允许农民自备口粮进城经商务工。但是怎么进来,上面一直说是‘有序’,所有的文件都是控制、阻挡的意思。”

刘开明喝了一口水,接着说:“1984年10月份,中国开始城市改革,但还是计划经济,发展国有企业,包括深圳,当时也发展了很多国有企业。但这些国有企业农民工是进不了的。然后一直到1988年的时候开始,发现国有企业老亏本,但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乡镇企业的工人是农民,广东的外资企业也发展起来了,雇员也是农民工。这两批农民工开始影响国有企业改革。”

刘开明指出,对于随之兴起的民工潮,中国各级政府的应对之策仍然是“挡”和“堵”。“1989年,国务院还下过文件,要求坚决制止农民盲目进城。广东省政府也出台过政策,要求坚决制止当时出现的所谓‘盲流’。”

一直到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决策层发现民工潮已经“堵”不住、也“挡”不了,这才顺应潮流,开始正面看待、积极引导这股人口流动的大潮。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接受我采访时,用形象的“红灯-黄灯-绿灯”三阶段论,说明了中国政府对待农民工的政策变化──

“1958年以后,中国对待农民工,曾有过一个‘红灯阶段’,就是农民工不能进城;1984年以后,变成了‘黄灯阶段’,就是你可以进城,但你必须自带口粮;真正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是在九十年代末期或者是在2000年以后,由过去的‘黄灯阶段’变为‘绿灯阶段’。我觉得,最主要是在2001年,中国政府提出了‘城市化加速’,还专门制定了城市化发展的专项规划,其中提出:除个别特大城市,其实就是指北京和上海,其它城市要改革就业制度和户籍制度。”

胡鞍钢认为,改革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就是从“一国两制”逐渐转为“一国一制”。

复旦大学教授彭希哲也说:“我们学者都希望中国是一种有序的城市化进程,希望在城市居住的人都有一个体面的工作,过一种体面的生活。但在很多时候,城市化进程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农民往往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他们认为的理性选择,如果他们认为能够在城市里找到比务农更好的工作,他们就会涌入城市,此时,市场的力量往往比政府的调控手段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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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那位光膀子的绿化工的交谈,也吸引了他的工友的注意。

一位个头敦实的小伙子凑了上来。我也递给他一根烟:“种树这活很苦,为什么要离开老家?”

“农活更苦!”他咧开嘴,憨憨地笑着,“在外面,自由,在家,没劲。”

“你比他年轻多了吧?”我指了指光膀子的青年。

“他只比我大一岁。”他熟练地吐着眼圈,“我在广东中山的一家鞋厂干了一年,每月工资一千二,但工作时间太长,每天加班到晚上11点,有的时候甚至到一点。”

“为什么不干了?”

“跟他一样。回家结婚。”

“为什么不再回广东了?”

“广东那些工厂后来不要河南人了,说河南人爱闹事。”

“哼,他瞧不起咱,咱还看不上他呢!”光膀子的小伙儿插了进来,愤愤不平地说,“这么大的中国,咱还怕没地方去!”

文章来源: 中国网综合消息 责任编辑: 范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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