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我们对 “五四”的理解有很多误区。比如：将 “五四”单一化地理解成一个全盘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将 “五四”政治化，认为“五四”导致马列主义在中国出现，甚至还有一个极端的说法是“五四”导致了“文革”； 将“五四”狭隘化，纯粹看作是1919年5月4日学生上街游行以及由此引发的学生和民众运动；“五四”是不主张私有制的，“五四”只讲思想、不讲制度，那一代知识分子没有对制度进行讨论……诸如此类，实际上跟 “五四”的真实面貌都有差距。

“五四”时代不仅可以随便办银行，更可以随意创立自己的企业……

“五四”时代的民营经济

我所理解的 “五四”不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那个 “五四”。而是1919年前后那个时代，是 “五四”时代，在我心目中， “五四”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只是一个较好的时代。“五四”是一个值得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时代。

我所理解的“五四”不是一个政治的 “五四”，也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 “五四”，而是一个社会的 “五四”、经济的 “五四”，是一个全面的、多元化的 “五四”。

我留意过 “五四”时代的经济史，发现今天在讲民营经济、发展经济，这些东西在 “五四”那个时代是天经地义、根本不需要讲的，人生下来就拥有那些权利：创办企业、创办银行。我们今天老百姓要创办一家私营银行，恐怕还有制度的障碍。但在 “五四”时代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你有能力、有勇气，甚至不需要巨额的资本，就可以去注册一家民营的银行。

民营银行在中国出现是在晚清，进入民国以后，特别是“五四”时代，从1915年到1925年这十年间，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民营银行。这些银行都是个人创办的。最早的“海归派”之一陈光甫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这家银行为标志，当时中国从南到北有很多类似的民营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本金只有七万元，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小型的银行，但它在很短时间内就发展成了上海举足轻重的大银行。后来陈光甫被称为“中国的摩根”，在美国、欧洲享有很高的声望。所以，抗日战争的时候，国民政府才会派他和胡适到美国去借款，因为他在美国金融界有信誉。作为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留学生，他没有资本，也没有显赫家世，白手起家创办一家银行，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创立了很多在金融业界可以成为标本的做法，包括一元钱起存，这个在今天看来十分平常的事情，在九十多年前的中国却是一个创举。

“五四”时代不仅可以随便办银行，当然更可以随意创立自己的企业。另一个海归派———一代“棉纱大王”穆藕初，回国以后就创办了一系列的纺织企业。荣德生、荣宗敬号称“纺织大王”、“面粉大王”，尽管他们创业的起点是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的时候，但是他们的企业真正做大、起飞也是在 “五四”时代。那一代民营企业家几乎都是在 “五四”时代发扬光大，成为各自领域的大佬，当时有很多称“王”的企业家都是民营的。他们在创办企业时不存在任何制度的障碍，好像天生就拥有那样的权利。其实，什么私有制、股份制、民营企业都不是新生事物，在那个时代早已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谈论“五四”是不能离开这个经济背景的。那确乎是一个社会经济多元化的时代，经济的多元化导致了思想的多元化。

“五四”时代往往只看到学生、知识分子，其实企业家的声音一点都不亚于知识分子……

“五四”不是学生、知识分子的专利

我们现在提起 “五四”时代，往往只看到学生、知识分子，好像那个时代只有这些人似的，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个时代企业家的声音恐怕一点都不亚于知识分子，他们的声音大得很，而且更有实力。他们跟我们这个时代的企业家不可同日而语，完全不是一回事。那个时代的企业家本质上还是读书人，无论是留学回来还是没有什么学历的，无论什么出身，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对国家和故土都怀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感，这种情感绝不是今天抵制家乐福的那种情感，它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对这块土地的连带感。这块土地是他祖祖辈辈生老病死的地方，他们跟这块土地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他们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这块土地。这种爱国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画一颗五角星在QQ上。这些企业家今天看来更像读书人，他们的业余时间都爱看书。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时消遣方式比较单一，虽然那时也有歌厅、舞厅、俱乐部等娱乐场所，但我发现 这些做得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他们的休息时间，特别是晚上常常是在做跟国家命运有关、跟文化有关的事，而不是跟娱乐有关的事。我们不能只看那个时代北大的教授们怎么想、怎么做，而应该把那个时代企业家想什么、做什么和北大的师生做什么联系在一起，才可以看出那个时代更完整的面貌。

“五四”时代结社、办报、办刊都是很随意的事情……

“五四”不止发生在中心城市

此外，我们不能只看北京这个政治中心在做什么，还要看看省会城市，甚至更偏远地方的人在做什么。“文学研究会”是在北大发起的，但是在江苏苏州一个叫甪直的小镇，叶圣陶当年是那里的小学教师，虽然生活在一个小地方，但他跟北大师生的精神生活是同步的。他也是“文学研究会”11个发起人之一。因为他有个中学的同学在北大读书，他们就可以这样连在一起。而北大学生也绝对不会认为叶圣陶是个小学老师，没有读过大学，只是个中学生，跟他们混在一起做发起人有什么不得体。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这一切都感到很正常。

言论自由对 “五四”时代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你想创办报纸、刊物，你就可以创办，当然那个时代也有压制言论自由、关闭报刊的事，但是关了报馆你可以再开，在法律上没有限制你。结社自由在那时也是稀松平常的，如果你们三个人喜欢谈论某方面的事想结个社，就可以宣布结社。周恩来他们在南开有觉悟社，毛泽东他们在长沙有新民学会。那个时代结社、办报、办刊都是很随意的事情。如果我们过多地把目光局限在“五四”时代军阀统治的维度上，只看到军阀混战，只说外国压迫中国，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包括上海的租界本身也是个悖论，租界虽然带来治外法权，带来国中之国，但也带来了更加先进的文明，带来很多新事物。比如说律师这些制度都是在租界里面先示范，甚至是一些非常细小的事，比如街道、道路的整齐，自来水的出现，电灯的出现都是模仿租界，租界有的，就可以克隆过来。包括中华民国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之所以在中国产生，租界也是有贡献的，上海的租界保护了革命党人。

参与“五四”上街的学生事后有反省，反省的那些人都成就了他们的历史地位，不反省的那些人都祸害无穷……

“五四”不仅是1919年5月4日

“五四”时当政的徐世昌恰好是一个文人总统，而不是一个武人。在他之前，黎元洪也好，袁世凯也好，后面的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张作霖这些人，确实都是军阀。虽然徐世昌是从袁世凯的幕府里走出来的，幕僚出身，但是与拿枪的总是有所不同。在徐世昌当总统期间，正好是 “五四”的黄金时代。就因为是文人政府，比张作霖这些人要收敛，要更为节制。我们知道，“五四”学生上街手段是很激烈的，把赵家楼烧掉了，把章宗祥打了。这些事情在法律上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并不一定都是爱国行为了。而且曹、陆、章都是卖国贼这种说法也是值得讨论的事情。学生运动本身，就是 “五四”上街这件事也是值得反思的。当时在天安门广场集会之后，一部分比较激进的学生直接往赵家楼去了，然后放火、打人，当时北大老师梁漱溟就写文章说这样做是违法的，不是说你在爱国的旗号下面就可以做任何事。爱国不是一种万能的灵药，不能打着它的旗号做法律之外、人情之外、天理之外的事。“五四”已经是一个符号，如果我们把它狭隘化为1919年5月4日那一天发生的事，“五四”的意义并不巨大。那一天仅仅是一个外交事件引发的学生街头运动，甚至有过激行为。

参与那件事的学生事后也有反思，反省的那些人都成就了他们的历史地位，不反省的那些人都祸害无穷。反省的那些人当中有很多做了大学校长、院长、系主任、教授，在学术上都很有建树。不反省的那些人后来做了一些我们记不住或者记得住的事情，但都不怎么样。

“五四”学生当中，后来做了大学校长的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校长罗家伦、傅斯年，还有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这些人都是比较理性的，在学生当中属于读书多、有头脑的人。罗家伦出国留学，这又回到了刚才讲到的当时的中国不仅有知识分子关心中国的命运，很多做企业的人也同样关心这个国家。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那个穆藕初，在自己创业不是很久、赚的钱不是很多的情况下，竟然计划拿出一笔巨款，一年一万大洋，这在当时是笔很大的数目，要在经过 “五四”洗礼的学生当中选五个人，完全用民间的方式建立基金会，委托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陶孟和这些人去辅助）去物色候选人。最后物色出来的人里面包括罗家伦在内，还有一个叫周炳琳，后来是著名的法学家，长期做北大法学院院长。这五个学生回国后在学术上都有建树。这完全就是企业家发自内心的无偿捐助，不求回报，根本不是说要想借这个事件炒作自己，给企业做免费广告。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家也会做一些公益事业，但在做的时候会拉新闻媒体大肆炒作一番，这个钱花得比广告费的效果好得多，事实上起到了广告起不到的效果。

在“五四”时代，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默契的。穆藕初到北京来，都是跟蒋梦麟这些人游玩，而不是去跟商场上的人或达官贵人往来。企业家的心中有一种对知识的敬畏，对精神的敬畏。他们虽然在从事工商业，但在他们的心中文化有更高的位置。那个时代，传统的东西没有失落，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文化传承到1919年前后的那几年，不仅没有被反掉，而是有非常好的传承。在那些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心中，中国文化温情、美好的一面，他们身上仍保留着，西方文化中进取、向上的一面他们身上也有了。也只有那个时代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算得上学贯中西的人。他们不仅有很深的中国文化的造诣，而且呼吸到了西方文明的空气。

不能只看这些人说过几句否定传统文化、貌似激烈的话就论断“五四”时代全盘反传统……

“五四”并没有全盘反传统

美国的林毓生有个著名观点，认为 “五四”是全盘的反传统，是要打倒中国的传统文化。从 “五四”的代表人物的一些片言只语中，我们看到一些相关的表述，比如说鲁迅讲的“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胡适讲的“中国百事不如人”，钱玄同讲的“废除汉字”……这是老师一辈的一些言论，学生一辈的傅斯年、罗家伦也有类似说法。但在这些片言只语后面，我们仔细去看 “五四”的代表人物，老师一辈的胡适，甚至是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他们恰恰都是熟悉传统文化的人，而且一辈子都没有离开传统文化。

事实上，北大的学生有主张白话文、办《新潮》的，也有主张文言文、办《国故》的，校方都给予了支持。在北大，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搞自己的小社团，甚至在北大校刊上公开发表马克思主义社团的宣言，但北大讲其他主义的更多了。任何的主义，任何不同的思想、主张，都可以同时在北大并存。这就是蔡元培讲的“兼容并包”，它在当时不是一句空话，也不只是北大这么做。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也办了类似于《新潮》的杂志《钱江》、《双十》，但同时有一个反对白话文的学生叫凌独见的一个人办了一份杂志，就叫《独见》，背后也有一些老师支持，这本刊物全部用文言文，不带标点的。赞成白话文、新思潮的，和极力主张文言文、信奉中国古老文化的，都是同时并存的，在学生中各有读者，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这才是真实的 “五四”。新旧之间有冲突，那是非常正常的。在 “五四”时代更重要的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学生可以上街集会、游行，这是当时的人们天然拥有的权利。那时也没有游行示威法，那个时代真正是“大社会”、“小政府”，北洋政府比较弱，社会的空间就大，所以才会产生一个相对开放、相对宽松的时代。

后世的人们回眸那个时代总感觉隐藏着什么不同的东西。其中一个不同就是中国文化的根还没有被切断。胡适他们虽然在美国留学多年，但骨子里仍是传统的中国人，他们身上有非常中国文化的一面。我们不能狭隘地把中国文化理解为儒家文化，四书五经那一套。中国文化有很多的侧面，特别是我们现在忽略的东西，比如说中国文化中非常强调地域文化，每个地方的文化都具有个性魅力，非常有独特性。抗战，“文革”，不同的时代一轮一轮对文化的毁灭，对文化的伤害，到最后不但切断了几千年精英文化的根，也切断了草根文化的根，切断了地域文化的根。而地域文化中恰恰是包含一个人安身立命最需要的东西。地域文化如果传承、延续下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抗大一统王朝的压榨，因为这个地方有它自己的文化体系，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文化，连换王朝也换不了的一套文化、习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