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应从“五四”出发

王富仁教授是个生活简朴苦研学术的人。他是建国以后第一位文学博士，他曾在6年前被汕头大学以200万元重金聘任引起了教育界的震动。近年，他致力于研究“新国学”，提倡打通古今中外，将中国学术研究作为一个学术整体的理念，也引起了众议。

在讲座后，记者采访了王富仁，他用生动的语言讲“五四”、讲鲁迅、讲新国学。在他看来，“五四”对现代的最大启示就是对人的尊严和独立人格的追求，现代中国应从“五四”出发。

关于新文化：三个派系共存发展

晶报：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自身发生了分化，出现了三个派系：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文化，以胡适为代表的学院派文化，还有完全不同于上述两个派系的以周氏兄弟所代表的文化。这三个派别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又有怎样的不同？是否有主次阶段？

现代中国应从“五四”出发

王富仁：是的，首先是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派继续走革命道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救中国之路。而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肩负反帝反封的历史任务，最终实现了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权利。以胡适为代表的学院派提倡“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走进了书斋，潜心于中国文化研究，他们构建起来了中国的学术系统。而以鲁迅为代表的派系则是站在人生高度上思考人生，做人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是他终生所追求的。鲁迅既是现代小说的开创者，又是现代小说的经典作家，他用文学来疗救中国社会。

三个派系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它们都有不完善的地方。学院派风气正盛的时候，就会是重理性方法而轻人文素养。鲁迅的局限性在于自身的身份，他是个文学家，没有政治家的权力，鲁迅曾对许广平说过自己是“革不了命”的，“我怎么忍心把人打死或叫人去打死人，他后面还有一家子呢”。这三个派别需要的是互补共存发展，缺少其中哪一派都不行。

关于鲁迅：终生追求独立的人格尊严

晶报：您提出“回到人间鲁迅”的主张。但是在大众的解读中，人们会用现代的观念来解读鲁迅。比如有人会认为阿Q并不懦弱，他很乐观；孔乙己成为了现代文化的时尚符号等等。这些是不是误读？

王富仁：是的。社会文化有形无形地影响了一代人的成长，社会的价值观念随之发生变化。有些小年青会认为：阿Q活得比鲁迅还轻松。阿Q实际上是一个没有独立意识的人，他安于平庸。将要被杀了他还没有意识，找不到自己的尊严。他既不是乐观，也不是悲观，而是麻木不仁。人活着是必须有独立的思想，就是鲁迅所说的“立人”。

在新文化运动伊始，鲁迅写就的《狂人日记》这样描述说：“中国古代文化史里满本上写着‘仁义道德’，我看了半夜，才在字缝当中看出两个字：‘吃人’。”他认为，中国千百年来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吃掉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鲁迅所提出的“人”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鲁迅对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就是鲁迅作为精神的象征、精神的符号，给我们树立了新的“人”的形象。

晶报：现在我们来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在今天有什么现实意义？

王富仁：当今社会，我们必须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是“人”的问题，正是成为一个拥有独立思想和意识的人的问题。说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怎么值得我们学习，我就在课堂上举李大钊的例子。李大钊当时是北大图书馆馆长，月薪360块现大洋，而他只需用6块大洋就能养家糊口，这说明了他的生活是可以过得很安逸的，但他还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直至被杀也不悔，这是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的体现。

文化的禁锢导致整个文化的衰落。知识分子想成名，就要站出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一定要知道自己现在扮演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假若连自己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也不知道，在别人眼里，我们就显得有些滑稽了。鲁迅说过一句话非常重要，“其实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更留情面”。这对知识分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当我们在思考历史的问题时必须伴随着对自我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