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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说好军医陈菊梅——著名传染病专家从医之路

新闻中心-中国网 news.china.com.cn  时间: 2012-03-27  发表评论>>

    解放军第302医院好军医陈菊梅,是我国著名传染病专家、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全军病毒性肝炎防治技术指导组组长、总后一代名师、专家组组长、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传染病与寄生虫学会副主任委员,《传染病信息》杂志总编、《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编委。

    精通各类传染病,尤其是各类肝病的诊治,临床经验极为丰富。承担多项国家、军队科研课题,研究成果多次获奖。

一  从天台名山走来的“一代名师”

现在,她大学同班毕业的同学中,恐怕就只剩下她一个人还在工作岗位上不停地拚搏着。

当黎明的脚步悄然而至,当人们仍在熟睡之时,她已照几十年形成的老习惯,悄无声响地起床了。

随后,她洗一洗满是皱纹的脸颊,拢一拢满头苍白的头发,整一整身上普通而又干净的衣服,再喝上一杯淡淡的温开水,便动作轻盈地走出家门,来到了空气清新的宿舍楼外。

 她时而迎着晨风,在院内宽敞的马路上慢跑;时而伴着朝霞,在苍松翠柏的树阴下做操……她锻炼身体的方式别具一格。就说“慢跑”吧,就很有她自己的特色:说她在跑,她比别人慢些。毕竟上了年纪,跑快了不行;说她在走,她又比别人快些,运动量小了,达不到锻炼的效果。总之,她把适合自己的这种锻炼方式叫“慢跑”。 约锻炼半个小时或40分钟之后,她还要顺便到机关食堂买上点“干的”,回到家里再准备点“稀的”,干稀搭配,一家人的早饭,她就这样按时准备好了。

早饭后,她或者走向办公室,忙她的日常工作;或者走向门诊部,出她的专家门诊。每天的工作,都安排得很有规律;每天的生活,都过得非常充实。 她每周只出一次专家门诊,但院里安排她或科室请求她会诊的次数却不少。

每当她穿好白大褂,准时接诊病人时,总有一股兴奋劲,因为她要全神贯注地接诊来自天南海北的疑难传染病人,确保诊断准确无误;同时,她又总有一种亲切感,因为外地病人大老远地赶来,挂一次“专家号”很不容易,自己应像对待亲人那样,尽可能回答他们的询问,让他们满意而去。

 病人中问啥的都有。

一位来自农村的女患者刚进诊室,便以一种敬佩的心情问道:“教授,您今年多大年纪啦?” 她一边做准备工作,一边微笑着说:“你看呢?” “ 我看您刚才走路的精神劲儿,也就60岁吧?” “有那么年轻吗?”她又问了一句。 “有!顶多60多点吧!” 她没说出自己的真实岁数,只是回答了个大概:“80多岁啦!” 女病人听了深感惊讶,一边直摇头:“不像!不像”;一边直纳闷:真不知人家是怎么保养的, 80多岁了,还这么年轻…… 病人没有再问下去,她也没有说出自己“保养”的秘诀。

应该说,长年坚持早起慢跑和做操,是她自我保养的一个重要经验。这位80多岁的老教授,就是三○二医院专家组组长,一级教授,总后勤部“一代名师”陈菊梅。

陈菊梅教授的自我保健经验,是她从自己的痛苦经历中提炼出来的。40年前,时任临床科领导职务的陈菊梅,日常工作特别繁重,而身体又接二连三地出“毛病”。虽然她坚持带病工作,但上级领导和科里同志还是“逼”她去住院治疗,她也不得不丢下繁重的工作去治病。身上的病好了后,她才身体力行地挑起了更重的担子,治愈了更多的病人,研出了更多的成果……这段经历使她明白了,一个医生光有好的技术,而没有好的身体,同样不能高质量地为病人服务,不能更好地为事业拚搏。

从此以后,陈菊梅坚持早起慢跑、做操,基本上做到了风雨无阻、四季不断,几十年不变。直到现在,她出国、出差带的行李箱,都是自己拿,同行的年轻人想帮都不让:“自己能干的事,就尽量自己干,既可以少给别人添麻烦,又可以让自己锻炼身体”。

陈教授这种“两全其美”的说法和做法,赢得了许多年轻同事的交口称赞。陈教授的老伴陈国仕教授也曾多次羡慕地说:老陈的同学中,几乎都早已退休了,有些早已去世了,有些已疾病缠身,长期卧床了……现在,可以说,她大学同班毕业的同学中,恐怕就只剩下她一个人还在工作岗位上,不停地拼搏着。她是从天台山走出来的,人很质朴、皮实、秉性修养也好。从读书求学到临床工作,从克服工作中的困难到完成艰巨的临时任务,无论干什么事情,她都有一种不懈的追求,都有一种持久的韧劲!现在她还能这样身体力行地工作,很不容易啊! 人们在陈菊梅教授的经历中,可以悟出一个发人深省的深刻道理:人有追求不会老,坚持锻炼更年轻。

天台山上长有一棵名花,叫“隋梅”;天台山下走来“一代名师”,叫陈菊梅。两种不同的“梅”,却有一种相同的坚韧品格。

1925年11月10日,陈菊梅出生在浙江省天台县城关镇桥上街村。家离县城很近,从家到走到县城西门,大约需要四五分钟时间。 天台县因天台山而得名。天台山位于浙江东部沿海一带,素以“佛宗道源”、“山水神秀”而著称。

千数年来,这座矗立在东海之滨的名山,以其魁巍多姿的自然形貌和深邃厚实的宗教文化内涵,一直受到国内外人士的称颂。晋著名文学家孙绰在《游天台山赋》中写道:“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夫其峻极之状,嘉祥之英,穷山海之环富,尽人神之壮丽矣。”还有些名人称颂天台山“名齐五岳,神并蓬莱”,视它为“仙山佛国”、“仙源佛窟”;夸它“山体形胜,景物奇妙”,“致使山水孕育生命,显出灵性”…… 经过千百年的积淀,天台山形成了丰厚的宗教文化遗产。它是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佛教文化源远流长,其影响播及日本、朝鲜和东南亚等地。同时,天台山又是中国道教南宗的祖庭。道家十大洞天,天台山独占其三。总之,天台山因其神山秀水和仙源佛窟而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墨客骚人,成为浙东一大名山。

天台山以其独特的甘甜而又苦涩的乳汁养育了世世代代生息繁衍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并给了他们特有的品格、精气和魂魄……天台山不仅造就了许多名寺、名道、名僧,生成了许多名洞、名泉、名瀑,培植了许多名树、名花、名药,而且养育了许多名人、名医、名师。 天台山的名花,多达40余种,其中有梅、兰、杜鹃、山丹、玫瑰、茉莉、金凤、绣球、丁香等40多种。

名花奇葩中排在第一位的,就要数隋梅了。据有关资料介绍,隋梅生长在天台山国清寺大雄宝殿的右侧,相传为国清住持灌顶大师亲手栽植。这棵已经历了1300多年日晒雨淋、风霜雨雪的老梅树,仍苍虬多姿,坚韧挺拔。每年新春开花,花香溢满古刹,传向四方,已成为世所罕见的“梅祖”,成为国清寺的瑰宝。

当代文豪郭沫若在《国清寺》一诗中写道:“古塔钟声寂,山高月上迟,隋梅私自笑,寻梦复何痴。” 含笑千年的这棵隋梅,喜看天台山年年山花烂漫,喜看天台县代代人才辈出。

从天台县走出来的“一代名师”陈菊梅,有着同天台山名花隋梅一样坚韧的品格。不知道陈菊梅出生后,她的父母给她起名字时,是否“联想”或“参考”了这棵饱经千年沧桑而又每年花香四溢的名梅,以企盼自己的女儿菊梅也能够坚韧地长大成人,顽强地苦学成才,不断地造福百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天台山上的这棵名花隋梅,与天台山下走来的“一代名师”陈菊梅,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梅”,但两者都有一种相同的坚韧品格。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陈菊梅在自己成长、成才、成名的过程中,确实像天台山这棵隋梅那样,经历了许多困难的磨炼和挫折的考验,饱尝了人间的苦辣酸成甜。但她愈挫愈奋,百折不挠,经过不懈的拚搏,坚韧的跋涉,终于成功地走到了今天,成为我国医学界的“一代名师”,成为造福国内外传染病人的著名专家。

陈菊梅是这样从名山天台走进医学名师行列的:

1933年至1945年,在原籍天台县读小学和中学。1945年至1949年,走进省会杭州,在浙江医学院医疗系学习。1950年至1953年先到上海市立第二人民医院实习,后留院任小儿科住院医师。195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至1954年由该院推荐,并经上海市教育局、卫生局组织考试,择优送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学习。1954年至1958年1月,赴苏联列宁格勒儿科医学院,攻读传染病博士研究生。1958年1月至11月,由国家卫生部分配到西安医学院传染病教研室工作,任讲师、主治医师。

1958年11月调进北京解放军三○二医院工作,历任主治医师、科副主任、主任、主任医师。1960年9月,集体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83年12月,首批进入院专家组。1985年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1986年开始招收传染病学硕士研究生。1987年2月,被总后勤部批准为解放军军医进修学院传染病学教授。1991年7月起,首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1年12月任医院专家组组长。1997年6月,晋升为专业技术一级。

陈菊梅教授曾先后担任国家和军队发明奖励评审委员会医药卫生专业组委员,全军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委员,全军新药评审委员会委员,全军一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委员,总后勤部卫生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会副主任委员。

现任中央保健委员会特聘会诊专家,全军病毒性肝炎防治技术指导组组长,全军非典型肺炎防治专家组成员,国家级“双效期刊”《传染病信息》编审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兼总编辑、《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编委。 陈菊梅从事临床医疗、教学、科研工作60多年,专业基础理论知识渊博,临床工作经验丰富,科学研究能力很强,曾诊治过近60多种传染病,未曾有过漏诊、误诊,成功救治了近百万的传染病患者,受到国内外广大患者的高度称赞。她主编了《流行性腮腺炎》、《新编传染病诊疗手册》、《现代老年感染病学》、《现代传染病学》、《2l世纪医学丛书•传染病分册》等6部专著;参与合编了《医疗护理技术操作常规》、《麻疹》、《艾滋病防治现代理论与实践》、《实用临床传染病学》等10部专著。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2项,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8项,三等奖9项,军队医疗成果二等奖l项。

陈菊梅教授高度的负责精神、高超的诊治技术、高尚的医德医风和高质量的医教研防成果,多次受到了中央保健委员、中央军委保健委员会和总后勤部党委及三○二医院党委的表彰和奖励。除院内的表彰奖励外,她于1992年被评为总后勤部“巾帼建功先进个人”。1999年和2000年,分别获得中央保健委员会颁发的“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中做出优异成绩”的奖状,受到了中央首长的亲切接见。

2000年12月,被总后勤部评为“一代名师”。2003年因在抗击非典中做出重大贡献,7月初被评为总后勤部“优秀共产党员”,10月31日被中国女医师协会授予“巾帼抗非典先进个人”光荣称号。2003年12月18日,中央军委保健委员会向她颁发了“全军干部保健工作特殊贡献奖”奖状和奖金。 陈菊梅教授的感人事迹和丰硕成果,经常出现在各种新闻媒体.登在多种专业杂志里。特别是她的敬业精神、坚韧品格和形象魅力,更是牢牢地扎根在了广大病人和同行们心中。  

  

亲身经历过陈教授会诊或抢救过程的许多传染病人,都十分感慨地说:救人一命,胜似亲生父母。陈教授不仅是一位医术高超、经验丰富的著名专家,更像是一位心地善良的老妈妈,或慈祥和蔼的老奶奶。

一位年近60岁的女病人,曾先后3次请陈教授会诊,每次都像母女重逢般的亲热:问诊时轻声细语,查体时精细入微,开方时耐心解释用药注意事项,离开时反复叮嘱保健常识……这位女病人被这种医患关系的“零距离”所感动:“陈教授,您待俺真比俺的亲生母亲还亲,俺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

同陈教授长期共事的医生护士们,也都十分敬重这位德高望重、德技双馨的老教授。他们说:陈教授对事业的执著追求,对工作的负责精神,对病人的热情态度,对年轻人的言传身教,对各种困难的坚韧品格,对个人名利的高风亮节,都是我们行医的楷模,做人的榜样。从陈教授身上,我们亲眼看到、亲身体会到了这位老党员、老专家那感人肺腑、令人敬佩、催人奋进的形象魅力。

 陈菊梅调进三○二医院54年来,特别是进入院专家组近30年来,历届院领导班子,数十位院部领导,都充分肯定陈菊梅对医院全面建设、快速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院长张凝秀、老政委张纪孙说:陈菊梅教授的业务技术是很过硬的,对待病人是很负责的。她在全心全意为传染病人服务中,最先把临床工作和科研工作结合起来,围绕临床难题搞科研,通过科研促临床,思路很对,效果很好,很有示范作用,很值得认真推广。

 1986年至1992年曾先后任三○二医院政治部主任和政委的马振邦少将在一份材料中写道,陈菊梅同志不仅是一位医术高明的老专家,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而且是一位为人豁达、心地善良、甘为人梯的老大姐。她宽以待人、呵护人才的高贵品德,是有口皆碑的,尤其深受年轻医护人员的赞许。

我任院政治部主任时,有这样一件事情令我至今难忘。一位老主任和科里一位年轻医生之间有了一些矛盾,她们都分别找过我反映各自的意见。经我多次做工作后,相互间的矛盾仍未消除……于是,我便找了对她们都非常了解的陈菊梅教授,我说了我的意见之后,她笑着对我说:“我知道了,也在做她们的工作”。接着她便仔细地分析了这位老主任和这位医生之间的矛盾……我听了之后,有一种受益匪浅的感觉。她不是说哪个对,哪个非,而是分析了处在矛盾之中的双方各自的客观处境,给予了双方更多的理解和宽容。

她又接着说:“我也当过科主任,不容易。可话又说回来了,对有发展前途的年轻医生,多看些长处,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利于他们的成长,不也是当领导的责任嘛!”陈教授还告诉我,她会继续做她们的工作的。之后,她和我们机关一起做工作,终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我在三○二医院工作期间,陈菊梅教授是令我尊重的老专家。在培养人才和使用干部上,我把她作为心目中的“编外政委”,很愿意听听她的意见。在用人育人问题上,陈教授为医院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时任院长吕占秀、政委倪衡金说,陈菊梅教授是院专家组的领头人物、核心人物。她带领专家们在发挥党委建设的“智囊”作用、医疗工作的“把关”作用、科研工作的“领衔”作用、教学工作的“人梯”作用、沟通上下关系的“桥梁”作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陈教授在组织会诊、引进人才、新药研制、翻建病房、扑灭疫情等重要问题的解决、重大任务的完成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别人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她的诊治经验、她的医德医风、她的为人品格、她的突出贡献,将永远留在“三○二人”的记忆里。

陈菊梅

陈菊梅

 

二  到浙江医学院刻苦攻读

为了实现人生的梦想,陈菊梅就是靠这种常人难有的韧劲,一趟一趟地步行往返于天台山到杭州城的路上。

用知识改变命运,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有人说,一个人的命运如何?必须把“命运”两个字拆开来看。人的命,天注定,“命”对个人来说,是先天的,自己无法选择。但“运”是后天的,是可以择优选择的。人可以把握机遇,用知识武装自己,这样,人的命运才是光彩的、幸福的,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

陈菊梅在临海代教代数课仅仅两个月之后,一个让陈菊梅深感意外的好消息,突然从天而降:浙江医学院偏巧要在临海招生!这一特大喜讯,给一心想上大学的陈菊梅,提供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个实现人生梦想的机会。

喜讯是从谢竞甫老师那里得到的。谢老师不仅告诉了陈菊梅这个喜讯,而且鼓励她认真准备,积极应考。但是,陈菊梅当时想考的是工科大学,浙江医学院招的却是医科学生。怎么办?机会难得,怎能错过。

在报考专业不大符合自己心意的情况下,陈菊梅不得不先考医了。

 人得喜讯精神爽。陈菊梅抓紧点滴时间,发奋努力,常常复习到深更半夜。由于离赴云和迎考的时间不长,复习的内容也却还在脑子里装着,再加上谢老师的鼓励、帮助,陈菊梅终于如愿以偿。浙江医学院发榜后,陈菊梅得知自己被作为“全公费生”录取了,心里更有说不出的高兴。

那时,“全公费生”比“半公费生”自然要强多了。这对于过去常为交不起学费而苦恼的陈菊梅来说,是很幸运的。 为了能上大学读书,为了能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陈菊梅饱尝了长途奔波的艰辛,感受到了考试成绩作废的苦恼,也经历了悲观失望的磨难。这次被浙江医学院录取后,不光陈菊梅自己高兴,父母亲和哥哥、妹妹们也都为家里出了第二个学医的大学生而高兴。

陈家的左邻右舍及全村的人,也都为村里能出个女大学毕而奔走相告。

 浙江医学院位于省会杭州市内。人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是我国七大古都之一,是闻名海内外的风景城市、文化城市。能够进入这样有浓厚文化氛围的高等学府进行深造,对于来自天台山区的这位女学生来说,既是她人生的一大幸事,更是她一生的重大转折。

陈菊梅暗暗下定决心,这个人生的“大台阶”,不论多难、多苦,自己也一定要跨上去,跨得好! 从天台县到杭州城,也有四百多里路,步行也得走四五天。走那么远的路去上大学,路上也是很辛苦的。但陈菊梅不怕。因为她已经有过从天台县走到云和县这四五百里路的亲身经历。

1945年11月,陈菊梅又是步行四百多里路到的杭州。不过,走到杭州这四百多里路,与走到云和县那四五百里路,心情是大不一样的。那次是心怀忐忑去应考,不知能不能考上;这次是心里踏实,是心怀憧憬去读书。所以,路途上再辛苦,心里也是甜的。 在浙江医学院读书的4年时间里,除寒假时间短,有时不回家外,放暑假回天台县老家,陈菊梅几乎都是步行。虽说路远、辛苦,但有同乡同学作伴,她从来未感觉到苦和累。后来虽然也可以分路段乘车,但她已经走习惯了,觉得走路虽然要花去不少时间,但运动使人感到舒服、痛快。

美中不足的是,晚上住在小旅店中,臭虫、蚊子咬得非常厉害。晚上,这些“害人虫”居然可以把人包围起来,轮番地叮咬,使人心神不宁,难以忍受。有一天晚上,睡到半夜,陈菊梅惊奇地发现,自己周身竞有30多只臭虫,在叮咬自己的双腿和躯干露出的地方。无奈,她只有先同“害虫”们搏斗一番,才能勉强入睡。不然,夜里休息不好,会影响白天赶路。 为了实现人生的梦想,陈菊梅就是靠这种常人难有的韧劲,一趟又一趟地步行往返在天台山至杭州城的路上。

她甚至敢把死人的骨头借来,挂在自己的床头.利用午饭后和晚睡前的空闲时间,一块骨头一块骨头地细看、深想、熟记。

在浙江医学院学习阶段的时间还是很紧的。每天的课程安排得满满的,从早到晚,归自己支配的时间十分有限。时间就像疾驰而过的风,稍有松懈,它就会从你身边带走许多宝贵的瞬间。

为了把医学理论基础打扎实,陈菊梅更加珍惜学习时间,也十分重视利用业余时间。她想尽各种办法发奋读书,除了上课时她专心致志地听讲以外,还常在饭后睡前的点滴时间上打主意。她甚至敢把死人的骨头借来,挂在自己的床头,利用午饭后或晚睡前的空闲时间,对照书本上的知识,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从里到外,一块骨头一块骨头地细看、深想、熟记,直到把人体的206块骨头,全部弄清记住为止。这为她后来得心应手地做外科、骨科手术,抢救各种伤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浙江医学院学习阶段的生活还是很苦的,说是“全公费生”,但伙食费经常发不下来。往往要等三四个月后才能到手,7月份吃的是3月份的伙食费。但这时,物价又飞涨了许多,除了主食外,就没有什么菜可买了。早饭仅有些咸菜,午饭和晚饭,每桌才一大盆干菜汤。有时汤里能有几块豆腐,就算很不错了。

那时在杭州常常吃不到青菜,即使有时能吃到一点,也常常淡而无味。因此,有些同学常从自己家中捎来些盐猪油,放在饭桌上,供大家集体享用,吃饭时,每人挑一筷子,搅拌在米饭中,吃起来,真感到特别的香。 浙江医学院的住宿条件是很差的。上一二年级时,没有学生宿舍,就住在学院附近的民房里,十来个人挤在一个房间的地板上睡,一个挨一个,连翻身都有点困难。后来搬回学院内,60个女学生睡在一个大教室里,三排床,上下两层。夏天,杭州又特别的热,挂了蚊帐子后,感到连换气的地方都没有,晚上闷热得睡不着觉,整夜得不停地擦汗。大家都这样,谁也不发牢骚,不抱怨。

熬到大学三四年级时,换成18个女同学睡一个小教室,也是双层铺,除了床外,放不下桌椅,这给业余时间学习增加了难度。 但是,同班女同学挤在一个教室里,生活也是挺有趣的。因为大家同吃同住同学习,相互间知根知底,关系处得很融洽,特别是晚上睡觉前无话不谈。当时,有一位女同学同一位杭州男士结婚了,便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新婚之后来校的第一个晚上,大家强迫她说说新婚之夜是怎么过的,不说不让她睡觉。她看隐瞒不过,只好详细地告诉了大家,给集体生活增添了难忘的情趣。40年后的1989年,浙江医学院“湖光级”的老同学聚会时,旧事重提,大家问这位女同学还记不记得“逼”她讲新婚之夜这件事?这位女同学还是满脸通红地笑骂了起来,逗得大家又高兴了一阵子。其实,大家聚会时,这位女同学的孙子都已念中学了。

政治上的醒悟,是从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开始的。陈菊梅自进入大学后,在各方面有了新的开端。当时,在浙江医学院内,同学们充满了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学生们生活很苦,社会上很乱,学生会和进步同学经常揭发国民党的腐败,介绍老百姓生活的苦难,从而激发了更多同学的爱国爱民热情。

这时的陈菊梅,在“先进同学”的带动下,也积极参加了“反内战、反饥饿”等学生运动,开始了解了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明确认识了必须打垮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国才有希望,人民才能解放的真理。浙江医学院和浙江大学每次组织的学生运动,陈菊梅都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她们上街呼喊口号,动手张贴标语,表现了为国家求独立,为人民求解放的正义情感。



 

三  赴列宁格勒顽强拼搏

她把留学的时间看得比金子还要珍贵:中午从来不休息,几乎每天都要学习到深夜十一二点.甚至凌晨一两点才休息。第二天早7点还要按时起床,开始新的忙碌。

1954年8月中旬的一天,中国派往苏联留学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们乘坐的专列,从北京前门火车站徐徐开出。坐在软卧车厢里的陈菊梅思绪万千,为期4年的留学生活,是她人生道路上的又一次顽强的拚博。 这列留学生慢车专列共有12节车厢,在中苏间漫长的铁路线上要运行十二三天时间。

为了保证大家旅途的健康,陈菊梅被上级指定为专列的兼职保健医生之一,看看有没有身体不适者,随时予以处理。陈菊梅每天坚持从车头巡诊到车尾,一个一个地询问大家的身体状况。发现生病的,她还增加一次巡查。专列每到一个大点的车站,领导都要叫大家下到站台上活动一下,做做操,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以消除长距离旅行的疲劳,顺利到达目的地。

 1954年9月1日,列宁格勒儿科医学院按时开学了,陈菊梅和来自许多国家的留学生们一起,走进了这个当时世界著名的医学学府,开始了她在异国他乡的留学生涯。

医学院的教学时间安排得非常紧,要求也非常严,整个医学院内,洋溢着浓厚的学习、研究风气。陈菊梅首先要在医学院的3个附属医院中,轮转学习各种传染病的基础理论和临床知识.每天上午9点至下午3点,陈菊梅要一直在门诊部或病房里忙碌。每天对自己所管的住院病人,要细致地记录和描述其临床症状的消长与演变,而且院里对书写病历的要求也非常苛刻,一连五六个小时,脑子里的弦始终绷得紧紧的。下午3点以后,还要按时参加听老师讲课和其它学术活动,一点也不能耽误。活动结束后,上午没写完的病历,晚饭后还得接着写,不能拖到第二天。

在掌握传染病基础理论知识的第一年里,陈菊梅把留学的时间看得比金子还要珍贵:中午从来不休息,几乎每天都要学习到深夜十一二点,甚至凌晨一两点才休息,第二天早7点还要按时起床,开始新的忙碌。

要适应紧张的生活环境,完成繁重的学习任务,就必须有强壮的体力和充沛的精力作后盾。但是,刚到苏联的陈菊梅,却遇到了不少困难。其中有两大困难,是出国前父母早就预见到的,现在果真活生生地摆到了自己面前: 一是饭难吃。苏联人的饮食习惯与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有很大不同,与江浙一带人的饮食习惯也有很大差别。

陈菊梅出国前本来就较消瘦,来到苏联列宁格勒后,她既不适应这里的环境,也很不习惯这里的饮食。好多东西都不爱吃,有时一点食欲都没有。加上紧张、繁重的学习和工作任务,这样就使她的身体更加消瘦了。苏联医生说她是Ⅱ度营养不良,很担心她还能不能按时完成学习任务。面对困难,陈菊梅总是有那样一种韧劲。为完成繁重的留学任务,她下决心一定要适应这里的饮食习惯,一定要学会吃这里的各种东西。

3年中,她像“琢磨”学习上的难题一样,一口一口地、一顿一顿地“攻克”着吃饭上的难题。苏联人吃什么,她就咬着牙坚持吃什么;苏联人怎么吃,她就学着怎么吃,细细品尝这些食物的滋味,逐渐培养起对这些食品的胃口。就这样边学习、边适应,陈菊梅终于学会了吃“苏联饭”,苏联人能吃喝的,她也能吃喝,连过去尝都不尝的黑面包和生成鱼,都成了她最爱吃而且也吃得最香的食品了。胃口好了,营养增加得就快了。后来,陈菊梅的体重增加到了56公斤。充沛的体力,保证了她学习任务的顺利完成。 二是冷难受。冬天的列宁格勒,天气特别的冷,呵出一口热气,霎时就凝成一股“白雾”。这种气候使陈菊梅很不适应。冬天上班乘电车,只要在站台上等车超过lO分钟,她总要感冒,常患扁桃腺炎,也得过猩红热。为了不使自己的身体状况影响学习,以后,她主动加强了耐寒锻炼。晚上11点左右,她坚持到宿舍楼后边的冰场上去学习溜冰。她认为,溜冰是增强耐寒力的最佳锻炼方式。活动起来以后,很快身上发热,与迎面而来的寒风相互撞击,可以有效地提高身体的耐寒力。经过较长时间的溜冰锻炼,陈菊梅慢慢适应了异国他乡的特殊气候,体质明显增强,保证了学习和工作的正常进行。

她靠自己的顽强拼搏,使留学期间的全部学习成绩都是“优异”(5分)。她的导师曾说要是有6分的话,我们可以给她都打6分。

从留学的第二年开始,每天下午和星期天,陈菊梅都忙于在实验室进行课题研究,或忙于到图书馆去阅读有关文献、资料。这是留学过程的一个必经阶段,也是一个重要阶段。实验室的工作也很紧张,实验任务十分繁重。陈菊梅的几个导师,都是未曾结婚的“事业型”老教授。她们整天以实验室为家,仿佛除了实验室就再没别的地方可呆似的,从早上9点一直到晚上9点,都在实验室忙碌,根本就没有午休的概念。

跟着这样的导师,陈菊梅更得手脚不停地工作,以至常用一种姿势拿试管的手都忙出了“剑鞘囊肿”。但是,这点“小小的牺牲”并没有影响陈菊梅顽强拚搏的信心和毅力。 除了进实验室,陈菊梅就是钻图书馆。那时列宁格勒全市的所有图书馆,不仅都对留学生开放,而且服务非常好。只要读者能提供出文献编号,很快就能拿到所需要的图书或杂志,一点都不耽搁。每次进入图书馆,陈菊梅就仿佛进入了“知识的海洋”。早上进去可以到晚上12点才出来,饮料和快餐可随时供应。有了这样丰富的知识宝库和丰盛的物质保障,陈菊梅先后阅读了苏联和世界各地的有关儿科传染病的众多图书资料,一天可以连续阅读十多篇文献,对重要的内容,可以摘记出成叠的卡片,学习效率非常高,收获非常大。每次从图书馆出来,她都有一种很充实的感觉,心里感到特别舒坦。

在列宁格勒留学期间,时已二十八九岁的陈菊梅,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心思都用在了读书学习和课题研究上,从不为学习以外的事情分心、走神。有的中国留学生想利用业余时间找她谈恋爱,她回答总是那么干脆:“我哪有时间,你没看我正忙着的吗,去!去!去!”一两句就把人家打发走了,她好静下心来继续看书学习。

在列宁格勒的3年多时间里,陈菊梅也没有学会跳舞。一是没时间,二是也不喜欢。同住一个房间的两位苏联姑娘,都是住院医生,三人相处得很好。开始她们老拉她去跳舞,因宿舍楼底层就是舞厅,每周六举行一次。她跟她们下去后转一圈,转身又返回房间看书了。这样重复了几次之后,两位苏联姑娘再也不拉她去跳舞了,也给她腾出了不少学习时间。此外,陈菊梅她们的被套、床单等,也不用自己动手洗,每两星期可以用脏的换干净的。这也可以给她省出一些时间,一心一意地用于学习和研究。

 留苏期间,陈菊梅的理论学习、课题研究和临床工作都很努力。她不仅比同班的苏联籍同学学得好,而且也比有些中国籍同学学得棒。原定4年的留学任务,她提前一年就完成了。毕业论文答辩,导师和评论们都很满意。陈菊梅靠自己的顽强拼搏,使留学期间的全部学习成绩都是“优异”(5分)。她的导师曾说过,要是有6分的话,我们可以给她都打6分。此后,陈菊梅又到莫斯科儿科研究所学习了半年,于1958年1月提前回国。

当时,在列宁格勒儿科医学院的全部中国留学生,都已有对象或已结婚,惟独30岁出头的陈菊梅是一个例外。

专心读书、精心工作,是陈菊梅的全部兴趣;不辜负组织的希望,努力完成学业,是陈菊梅的执著追求。在列宁格勒留学期间,陈菊梅既忙得没有时间谈恋爱,也没有想到要急于找对象。当时,在列宁格勒儿科医学院的全部中国留学生,都已有对象或已结婚,惟独30岁出头的陈菊梅是一个例外。在她看来,人一旦结婚后,身边多了一个人感到很别扭,自己的学习、工作就会受到一些限制,干什么事还得先同他说说,显得有点“累赘”,远没有单身时这么自由自在。

 陈菊梅出生在一个封建家庭,大哥3岁时就领来一个孤儿作童养媳,二哥8岁时也订了婚。母亲很疼爱陈菊梅,对陈菊梅的终身大事很慎重,一直到陈菊梅上中学时也未定下来,陈菊梅也极力反对早订婚事。一见有媒人进家,她和妹妹就联合起来赶媒人走,连坐也不让坐。她总是同媒人和家人提醒说:“谁答应就由谁去嫁!”绝对不让别人包办自己的婚事。因此,连陈菊梅的父母双亲也无可奈何,母亲只好顺水推舟:让她们先专心读书吧!

从陈菊梅读初一起,一直到读高一,年轻漂亮的她一直平安无事。但从读高二开始,就不断有小伙子追她,想同这个既学习优秀、又长得漂亮的女学生谈恋爱。当时,陈菊梅满脑子装的都是功课,根本没空往这方面想。虽然复习和做功课时也经常与男同学在一起,其中一个男同学的家长还到她家里提过亲,但她和这位男同学在一起,也毫无不自然的感觉,因为双方都没有什么要求。后来,又有一个男同学热情地追陈菊梅,陈菊梅感到很讨厌,还狠狠地数落了这个男同学一顿。这位男同学十分恼火,甚至扬言说以后自己要娶一打(12个)老婆,给陈菊梅看看。陈菊梅听后置之不理。

 在浙江医学院和上海市立二院学习、实习和工作时,不断有人要跟陈菊梅好,陈菊梅从来不当回事。有一位男医生曾直截了当地找陈菊梅说:“咱们谈谈吧。”陈菊梅干脆地回答说:“去你的,离远一点。”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学习一年快结束时,同学们拉陈菊梅同北京大学来的一位男同学见面,陈菊梅又一次婉言谢绝说:“我不想见。”在去苏联的火车上,又有好心的同学问陈菊梅:是否先同北京这位男同学通通信?陈菊梅坚定地说:“留苏学习很忙的,免了吧!”

当时已28岁的陈菊梅,在男女之情上一点也不开窍。

 在苏联留学的前几年,陈菊梅从没想到要找对象,她的全部心思依然用在学业上。但每逢过国庆节时,中国留学生都要参加电影招待会,会上可以见到几乎是全市的中国留学生。久而久之,陈菊梅认识了一位叫陈国仕的年轻人。陈国仕比陈菊梅留苏早去一年,在基洛夫军事医学科学院做医学研究工作。陈国仕给陈菊梅的第一印象是,憨厚本分,举止文雅,年纪也不小了,头还有点秃。

因为陈国仕与陈菊梅的好朋友是上海医学院的同学,经常在一起,这位好朋友告诉陈菊梅:“陈国仕还没有对象,人也很不错。”并劝陈菊梅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还挑什么,我看你们俩谈谈挺合适!”陈菊梅这才心有所动地说:“其实,我并没有挑选,只是没时间谈恋爱。”从此以后,陈菊梅和陈国仕两人逐渐好了起来。1956年暑假,陈国仕回国后,分到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寄生虫教研室工作。

一年后,获得博士学位的陈菊梅回国探亲时,专门同陈国仕相约来京办理了结婚手续。此时,陈菊梅已经32岁。 1958年1月,陈菊梅顺利完成留学任务,从莫斯科返回祖国时,没有花钱去买那些让许多人羡慕的冰箱、彩电等家用高档电器,而是带回了二三百公斤重的图书资料。这些图书资料,以后成为陈菊梅献身祖国传染病事业的“得力助手”和不可或缺的“无价之宝”。

 

四  分到西安医学院挑起工作重担

陈菊梅总想把领导交给自己的工作重担挑好.但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按领导要求如实介绍了苏联的医教研学术进展情况,事后竟有人反映,自己的发言“近似右派言论”。

1958年1月,回到首都北京的陈菊梅,先到国家卫生部报了到。负责留学生分配工作的同志首先对她学成后按时回国工作表示热烈欢迎,然后征求了她对工作单位的考虑意见。由于陈菊梅的爱人陈国仕先期回国后分在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工作,因此,陈菊梅的工作地点便顺理成章地安排在了西安医学院(今西安医科大学)。

工作单位定了后,按照国家关于留学生回国工作的有关规定,陈菊梅可以有两周休息时间,安排和处理个人的事情。这时的陈菊梅首先想到的是,尽快回到浙江天台老家去看望已阔别4年的父母亲和哥哥、弟弟、妹妹们。

归心似箭。陈菊梅似乎觉得时间过得太慢,刚刚心急火燎地上了回家的火车,心却早已飞到了父母的身边。毕竟4年多了,自己身在异国他乡,虽然也常有书信来往,但父母及家人的音容笑貌总不如眼见为实。女儿最想念、最疼爱父母亲,几年不见,不知二老头上又长了几多白发,脸上又添了几道皱纹……其实,做父母的也最惦记、最思念远离自己多年的女儿:出国之前就担心,出国之后常思念,毕业之后盼相见……

这年的新春佳节到来之前,当风尘仆仆的陈菊梅突然冷不丁地出现在父母面前时,父母亲先是一阵惊喜:真是天上突然掉下来一个“活菩萨”!让他们一下子竞不知如何是好,然后便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打量着多年不见的女儿,高兴得又不知先从哪儿说起。 时间就像疾驰而过的风。此时的陈菊梅仿佛又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似乎一眨眼的工夫,两周的假期就过去了。

春节过后,陈菊梅再一次依依不舍地离开父母及家人,赶往自己新的工作单位——西安医学院。 到西安医学院报到后,院部领导对上级分来的这位留苏的传染病博士生非常欢迎。

由于当时学院没有传染病科,便先安排陈菊梅到小儿科工作了半年。小儿科病号很多,工作担子也很重,陈菊梅自然又是作为科里的“骨干”来发挥作用的,她也总想着把领导交给自己的工作重担挑好。

刚刚回到国内,又刚刚挑起工作重担,陈菊梅对当时国内反右正值尾声的政治形势,尚未来得及全面了解,也不明白什么是“右派”?什么是“右派言论”?恰巧就在这时,陈菊梅遇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也许是同事们很想了解一下苏联的情况,也许是大家想向“老大哥”学习点什么,一次,小儿科主任找到陈菊梅,要她给大家介绍一下苏联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医疗、教学、科研单位的学术进展情况。陈菊梅感到盛情难却,又是直接领导的要求,便如实地介绍了自己在留学期间经历和知道的有关情况。当时大家还都听得津津有味,有的同志还做了点笔记,领导听了介绍后还表示了满意。

但陈菊梅怎么也没想到,事后竟会有人反映:陈菊梅的发言“近似右派言论”。虽然说是“近似”,但却使陈菊梅深感震惊:自己并没有说错什么,也没有故意夸大事实,怎么会是这样吓人的结果呢?自己只不过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如实地介绍了些具体情况,怎么就会同右派言论“近似”了呢?当时,她翻来覆去地苦想,怎么也想不通呀! 吃一堑,长一智。从此以后,任何人再问陈菊梅有关苏联的情况,陈菊梅便再也不说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有问不答,有话不说,可能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最佳选择”。

陈菊梅一肩挑起了医疗和教学两副重担,特别是她带教住院医生的方法,很让别的医生羡慕不已:我们要是有陈老师带教该多好啊!

由于受当时办学条件的限制,那时的西安医学院,既没有传染病教研室,也没有传染病病房。如果有了传染病人,就在大内科病房里隔离出几张床来单独收治。 随着我国医学事业的不断发展,医学院校的专业越分越细。

就在陈菊梅在小儿科工作了半年之后,西安医学院决定增设传染病教研室,院里研究决定,抽调内科一位高年资医生和陈菊梅一起去筹建。当时院领导考虑的是,陈菊梅留学苏联列宁格勒儿科医学院时,攻读的是传染病专业博士学位,把筹建传染病教研室的重担交给她,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陈菊梅等把传染病教研室筹建起来后,便开始了传染病专业的医疗和教学工作。

这时,陈菊梅的职务已是讲师、主治医师。她的教学任务是教授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她的医疗任务是分管传染病人,带教住院医生。两副重担一肩挑。陈菊梅每天的工作都是繁忙而又紧张的:要么上午管病人、带住院医生,下午备课、授课;要么上午备课、授课,下午管病人、带住院医生。总之,每天都有干不完的工作,使不完的干劲。虽然具体的工作岗位变了,但她努力挑好工作重担,尽力发挥医学博士的“骨干作用”和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的想法没有变。她决心以尽心尽力干好本职工作的实际行动,报答党和人民的长期教育和精心培养。

一次出门诊时,她接诊了一位发烧原因不明的病人。经查体,病人肝脾肿大、消瘦、贫血,又自述长时间不规则地发热。面对这种复杂病情,陈菊梅以敏感的职业眼光和高度负责的精神,为病人作了深入细致的全面检查,后来还作了脾穿刺,发现涂片上有利什曼原虫。最后,这位病人被确诊为患了“黑热病”。

这是一种由利什曼原虫引起的寄生虫病,通过一种叫“白蛉子”的昆虫叮咬皮肤而传播。其主要症状是,被叮咬之后的感染者,会长期不规则地发热,出现肝脾肿大、贫血等症状。针对这位病人的病情,陈菊梅等作了对症治疗,使病人较快地康复了。 在带教住院医生的过程中,陈菊梅始终坚持了边带教、边询问的方法。该给住院医生讲的,她总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循循善诱地教会他们;不厌其烦地指导他们。同时,她也要求住院医生们,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随时咨询。能马上回答的,及时给予答复;一时回答不了的,她便与住院医生们一起查阅有关资料,共同研究探讨,直到把问题弄清为止。

住院医生每经历一次老师答题,每研究探讨一个问题,心里总是热乎乎的。他们都庆幸自己摊上了一位知识渊博、平易近人的好老师。 陈菊梅之所以要这样带教住院医生,并不是没有原因的。9年之前,陈菊梅在上海市立第二人民医院当实习医生时,也被上级医生带教过。那时,上海市立二院的竞争气氛很浓,却又少有热情帮助。

弄不懂的医学基础理论知识和难度很大的基本操作技能,主要还是靠自己多“抠”书本,独立思考,很不好意思去“不懂就问”:一怕上级医生“烦”自己,二怕人家推责任,三怕周围的同行们看不起。自己走过的路,经历的事,自己最有体会,感受也最深刻。陈菊梅认为,上级医生和下级医生之间,就应该是教者精心教,诲人不倦;学者虚心学,不耻提问。师生之间教学相长,质量才能不断提高

。陈菊梅主治医生和她的住院医生之间这种十分融洽的教学关系,受到了教研室领导和多数同志的好评,也被其他住院医生羡慕不已:我们要是有陈老师带教该多好啊!

 1958年初,迁到北京的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派人到西安第四军医大学挑选年轻优秀人才,其中挑选的10个人当中,就有陈菊梅的爱人陈国仕。

那时调人,选到就走。1958年7月陈国仕很快就到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上班了。已经怀孕的陈菊梅一人留在西安,生活上多有不便,身边没人照顾也不行。于是,陈菊梅便向当时的魏院长谈了自己的想法。通情达理的魏院长和善地说:解决夫妻分居两地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再把陈国仕调回西安来,一个是把你调到北京去。第一个方案如果行不通,就得走第二个方案。可是你留学回国刚分配到咱院来,情况刚熟悉,工作刚有起色,说心里话,我们真舍不得放你走。

陈菊梅听到这里,想了想才大胆地说:如果医科院坚持不放陈国仕回西安,那您就高抬贵手,放我到北京去。魏院长答应得很爽快:一言为定。 后来,经过西安医学院和北京军科院双方组织上多次交涉,结果是,陈国仕调不回西安。急需人才的军科院好不容易选来了所需专业的留苏学生,怎么可以得而复失呢!无奈,西安医学院领导只好履行自己的诺言,同意陈菊梅调往北京。

陈菊梅拿到调京的命令后,很快到国家卫生部报了到。负责调配的同志征求她对工作单位的意见,是去儿科研究所,还是去医院工作?一心向往军队的陈菊梅说:我想到部队单位去工作。国家卫生部又同总后卫生部进行了联系。总后卫生部考虑到陈菊梅从事的是传染病专业,便决定把陈菊梅分到了全军惟一的传染病专科医院——解放军第三○二医院。

 
 

五  定格在解放军第三○二医院

在三O二医院扩编为传染病专科医院,又最需要专业技术人才的关键时刻,陈菊梅被惟一的一辆破旧的救护车接进了医院。

解放军第三○二医院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其前身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中央军委直属机关新市区门诊部;二是浙江军区直属医院上调北京的部分。这两部分的历史,分别可以追溯到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

中央军委直属机关新市区门诊部的前身,在炮火连天的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医院,当时称“中央医院”,因医院驻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附近的朱豪村,所以,又叫“朱豪医院”。

1949年3月,“中央医院”随党中央直属机关一起由西柏坡迁来北京,驻在位于北京市西郊永定路的五号院。新中国成立之初,与浙江军区直属医院上调北京的部分合并。当时称为中央军委直属机关新市区门诊部。1952年11月,经中央军委办公厅同意,新市区门诊部合并于军委直属机关医院。同年12月,其番号正式确定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直属机关医院”。1954年7月,全军医院调整时,被中央军委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二医院。”

 当时的三○二医院,虽然由农村进入了城市,病房虽然由西柏坡朱豪村的农村平房变成了海淀区永定路的市郊平房,但病房依然相当简陋。过去日本人留下的这些小平房,又低又矮、又窄小、又潮湿。特别是碰到下雨天,外边大下,屋里小下,有的病房还必须用脸盆接水,接满了就倒,倒空后再接。医护人员的住房,不仅破旧、拥挤,而且住用起来很不方便,连日常生活用水,都得跑到住房外三四十米远的“露天水龙头处”去取。

 1956年11月,三○二医院由小型综合性医院改编为200张床位的传染病专科医院,任务是按诊、收住中央军委、总部机关及所属驻京部队传染病(除结核病外)患者,本院原有的外科,妇产科等撤销后移交给了三○一医院。临床科室的床位扩:200张后,编为5个病区。

当时的扩建任务和收治工作非常繁重,尤其是医院急需的传染病专业人才非常缺乏,业务工作骨干更是亟待引进。 百废待兴。为了尽快建成传染病专科医院,振兴我国的传染病事业,当时三○二医院的领导们对所需传染病专业人才的渴求,可以说真是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他们不仅向上级机关打了急调人才的报告,而且派人四出“招贤”;不仅把着眼点放在了军内有关单位,而且还把注意力投向了地方的医学院校…… 留苏回国后被国家卫生部分配到西安医学院不久的传染病专业医学博士陈菊梅,就是在三○二医院最需要专业人才的关键时期调入三○二医院的。

那时,专业技术人才的流动不仅频繁,而且调动起来非常方便、迅速,领导一确定,马上发调令。调令一到,很快报到,很少有磕磕绊绊的事,也没有什么不正之风。陈菊梅就是这样的大气候下由西安调入北京的。

退休老职工、时当院领导公务员的贾德荣师傅回忆起46年前的情景时说:陈菊梅教授是我从火车站接回来的。当时,三○二医院还在永定路5号院,那时医院扩编后正缺人才。我在领导身边工作,知道院领导们很为人才奇缺发愁,急于到处选调人才。

1958年11月的一天,老红军彭素副院长高兴地对我说,小贾,交给你一个光荣任务,你去前门火车站接个女医生,叫陈菊梅。记住了,快去快回,千万别误事。我说,彭院长,你放心,我这就去。 当时医院很穷,除了马车和自行车外,只有一辆救护车,还是个破旧的。贾师傅继续回忆说:不过,这已是“最高规格”了。不瞒你说,当时,我还用马车去接过另一位教授呢!到了火车站,等乘客们出得不多了,我看到一位年轻的高个女同志,拎着皮箱向站门口走来,估计就是她了,便上前去问:您就是从西安来的陈菊梅医生吧?她说是呀!我说:彭院长让我来接您,请上车吧!……

陈菊梅就这样坐着这辆破旧的救护车,被接进了三○二医院。 自从1958年11月进入三○二医院的大门之后,陈菊梅便把自己永远定格在了这个“传染病人离不开,许多工作人员不愿来”的“传染世界”,一直到今天。54年来,她在这个全军唯一的传染病专科医院,继续谱写着自己的五味人生。那时,医院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很差,好在陈菊梅等同志既不计较,又没怨言。因为她们都是冲着事业来的。

到了永定路5号院后,贾德荣又去领来一张双人床,搬进了离院门最近的一间平房里,接着又简单地搞了搞房间里的卫生,扫掉了墙脚和顶棚上的蜘蛛网,又开窗户通了通空气……虽然房子里连一张桌子也没有,但这就是陈菊梅的“新家”啦。贾德荣深情地回忆说:那时,医院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很差,好在陈菊梅等同志既不计较,又没怨言,因为他们都是冲着事业来的。

贾德荣师傅说的很具体,也很实在。与陈菊梅前后脚调来的一批专业技术人才,如1957年10月从重庆第七军医大学调来的黄玉兰主任,1958年1月从长春第一军医大学调来的皇甫玉珊医生,都是愉快服从组织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好啥,从未计较过工作条件的好差和生活待遇的高低。在诸多困难面前,他们理解医院的难处,想着病人的痛苦,挑的是业务工作的重担,看到的是事业发展的前途。

安顿下来之后,陈菊梅先到二病区工作,后因工作需要又调到一病区。不论院里怎么调动、岗位如何转换,陈菊梅总是愉快服从、努力工作;不管困难多大,工作多累,陈菊梅总是认真负责,尽心尽力。遇到天下大雨时,5号院排水不畅,院子里的积水可以淹到小腿肚子。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陈菊梅主治医师仍要准时前去查房。她穿上雨靴,打着雨伞,毫不迟疑地趟进漂着枯枝败叶的泥水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向病房走去。到了病房,她一看外边下着大雨,屋里也下着小雨,雨水从屋顶渗漏下来,一会儿就可以装满一脸盆。一间病房里得有好几个脸盆接水,漏水厉害的地方,仿佛象是打开了屋顶的小水龙头,水淌下来,脸盆哗哗作响。漏水不厉害的地方,脸盆里也是一声紧接一声地滴滴嗒嗒,响个不停。

看到这种场景,陈菊梅先要同大家一起端盆倒水,然后再一盆接一盆地把地面上的积水排出去。直到雨停了,可以查房了,浑身被雨水和汗水浸湿的她才把两手洗净擦干,不歇气地走到病人床前,开始全神贯注地进行查房。

随着医院床位数的不断增加和工作人员的不断补充,永定路5号院的平房里再也容纳不下这个专门收治各种传染病患者的医院了。1957年9月21日,经总后勤部营房管理部批准,同意在原汽车五团驻地丰台区岳各庄新建200张床位的传染病专科医院,建筑面积为7500平方米,投资80多万元。

军委总部对传染病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巨资投入,给三○二医院的建设和发展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1958年3月,春暖花开,万物复苏。位于岳各庄村北边的这一大片土地上,悄悄地开进来一批意气风发的建设者。他们按照中国和苏联专家共同设计的图纸,挖起了第一锹土,垒起了第一块砖……到了建国10周年之前,3栋当时看设计合理、设施先进的两层砖木结构的新病房楼落成竣工了。 从新楼竣工到病人入院之前,还有大量准备工作要做。其中,全面打扫楼内卫生,就是一项艰巨任务。

院领导经过认真挑选,便把这副重担搁到了陈菊梅的肩上,要她带领七八个能干的护士,在规定时间内,使新楼卫生达到入住要求。从8月初起,陈菊梅等每天就早早地乘车来到了新楼里,不怕脏累地干了起来。她们一会爬到高处擦拭门窗玻璃,一会蹲到地上,清扫地面垃圾,一会还要用墩布把地板拖擦干净……干这种体力活,不大会儿就累得混身是汗,腰酸腿痛。就这样陈菊梅带着护士们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一条走廊一条走廊、一个楼层一个楼层地苦干,终于在两个月之内搞完了3栋新楼的楼内卫生,圆满完成了领导交给的艰巨任务,为医院搬迁和病人入住提供了干净舒适的楼内环境。

10月下旬,三○二医院开始岳各庄新址搬迁,院党委提出了“迁院与治疗两不误”的口号。至12月6日,医院从海淀区永定路5号院全部迁至丰台区岳各庄新址。从此,三○二医院的病房又上了一个新的档次,由市郊的平房换成了市郊的楼房。

 尽管只是两层式楼房,但它完全是参照当时苏联传染病医院建筑布局和风格进行设计和施工的。当时凭它的使用面积,合理布局,病房消毒隔离设计等,却被称为“亚洲第一”。

难怪刚刚过了两个多月,三○二医院就迎来了越南人民军军医参观团。以后不断有国内外团体和单位前来参观访问,仅1962年一年,医院就接待了来自各省市和国外的各种团体和单位34个,587人次。他们既参观了医院的病房布局和楼内设备,也参观了医院的消毒隔离措施和污水处理设施;既了解了医院的医疗护理技术,还学习了医院的行政管理经验。此后,国内外许多传染病患者慕名而来,经过一段住院治疗后而又满意而去,在社会上引起了良好的反响,得到了上上下下的广泛好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三○二医院这个全军惟一的传染病专科医院确实辉煌了一番。 与三○二医院的发展荣辱与共、朝夕相伴的陈菊梅,也在这里不断创造出了辉煌的业绩。

 
 
 

六  进院专家组后再创佳绩

1983年12月20日,经总后勤部党委研究同意,三○二医院成立了专家组。把对传染病专业有专门研究,对某种传染病有高超的诊治技术和丰富的救治经验的“顶尖”级专业技术人才集中起来,组成一个专门的业务机构,是适应我国我军传染病事业发展需要的一个创举。

三○二医院专家组的首批成员有:一科主任黄玉兰教授,二科主任陈菊梅教授,四科主任尤大栋教授。1985年4月,又增加了五科主任皇甫玉珊教授。院专家组的成立,无疑将对医院的全面建设,特别是业务技术建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卸去科主任重担、进入院专家组的陈菊梅教授,没有一丝一毫的轻松感。她身上的担子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工作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如果要分项目的话,至少可以分出这样几项:每周出专家门诊,随时主持院内重要会诊,平时带教研究生,牵头组织课题研究,做好高干保健工作,主持或参与主要学术交流活动,担任各级学会职务和专业期刊杂志的编委,为院内重大决策提供咨询服务等等。

此外,还时不时地接受些临时性任务。总之,进了院专家组的老教授们肩上的担子依然是沉甸甸的,工作依然是满当当的。并不像有些人说的“进了专家组,只管享清福”。

正如陈菊梅教授说的那样:1983年底从临床科主任岗位上退下来,进入了专家组,但我并没有一丝一毫的轻松感。在医疗教学科研方面,在带教研究生方面,自己还有新的责任,尤其在医院“知识断层”和“人才短缺”的情况下,我还得只争朝夕,继续努力。 人生没有闲时候,时时刻刻要奋斗。进入院专家组的陈菊梅教授,又踏上了新的征程,开始了新的攀登。

每周出专家门诊,她总要面对各种疑难复杂病情,又总想让病人满意而去,这就大大延长了出诊时间。她经常要一直忙到午后一两点钟,才能极度疲劳地离开诊室。

从宿舍楼到门诊部这段路,对陈菊梅教授来说,是太熟悉不过了。从1958年底调入三○二医院,到1983年底进入院专家组,她已走过25年了。对这条路,对门诊部,她早已了如指掌。 随着三○二医院社会知名度的提高,前来这家大型传染病专科医院就诊、查体的人也越来越多。

特别是有了专家组之后,在前来就诊的人群中,挂专家组这些老专家、老教授的号的人,更是多得不可想象。尤其是慕名而来的全国各地的病人,宁肯提前住进招待所,多等上三五天时间,也要想尽一切办法挂上专家组成员的号。有些人凌晨一两点钟就赶到医院排队了。有些人怕不保险,头一天傍晚就来排队挂第二天上午的“专家号”,甚至是一家人“三班倒”地排队。

有段时间,为防止有人插队,排队挂号的人们发明了先发“民间号”的办法,即由一个热心公益的人,用笔先写个顺序号,发给大家,等天亮后再按顺序号去挂专家号。但实行一阵后也不灵了。因为前半夜排队的人拿到“民间号”后,就以为万事大吉了,可以找个地方“迷糊”一会去了。没想到,后半夜排队的人也搞了“民间号”。等到开始挂号时,持前半夜“民间号”的人,便与持后半夜“民间号”的人发生了争执,两个l号、2号、3号互不相让,甚至相互推搡起来,严重影响了就诊秩序。

 陈菊梅教授出专家门诊的时间,安排在每星期四的上午。院里虽然做了给专家们限号的规定,但以各种理由加号的人依然不少。这时让陈菊梅教授也挺难办:人家大老远地来了,等自己的号也好几天了,不看吧,于心不忍;院里的工作人员带着亲朋好友来了,不看吧,也抹不开面子……没办法,只好自己辛苦点吧,上午看不完,中午不下班,不吃饭,接着看。

挂专家号的多是病情疑难或久治不愈的病人,他们把求生的一线希望,完全寄托在了专家身上。陈菊梅教授又是一个对病人高度负责,一丝不苟的医学专家,对于前来就诊的病人,除了问清病史、病情之外,她对查体特别认真、细致,往往要从上到下、从前到后地查个遍,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有的部位还要多看几遍,生怕有什么疏漏。然后再作出准确的诊断,开出对症的药方。

病人多,病人询问的问题也多。好不容易挂上专家号,憋在心里的疑问总想一古脑儿地倒给专家听,甚至从头诉说到尾。陈菊梅教授又是个有求必应、有问必答的专家,等病人及家属说完以后,她要抓住重点给病人答复一遍;如果病人还不满足,她就再重复说一两遍,直到病人消除了心中的“愁结”,得到了某种解脱,没有什么问题再问为止。

一次,来自河南驻马店市郊区的一对母女,好不容易头一个就挂上了陈菊梅教授的专家号。

进入诊室坐下,当妈的就诉说开了:这是我惟一的女儿,二十六七岁了,还未成家,不知为什么会得这种病?得了这种病后,抗病毒已有4个半月了,病毒量为什么不减反而由106增加到107,转氨酶为什么不降反而会升到100多?一口气提完了病上的问题后,紧接着又诉说了心上的痛苦:教授你可不知道,自从女儿得了这种病后,我有多么苦恼!周围无人时,我常仰望苍天:你为什么要把灾难降临到我女儿身上;你睁睁眼,抬抬手,开开恩吧!赐给我女儿幸福和健康吧!夜深人静时,我常失声痛哭:为什么我女儿这么倒霉?上辈子我作了什么孽呀?谁能告诉我呀!……

当妈的似乎还要继续诉说下去,陈菊梅教授边看检查结果,边对母女俩说:你是小三阳,女儿是大三阳,女儿的病是母婴垂直传染造成的。得了这种病,你们不能着急,不能背包袱,不能怨天尤人,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服药治疗已4个半月了,没有达到原定的目标,说明用药不对路。现在治疗方法在不断增多,看来应该换一种新的治疗思路试试看。一是要进行降酶保肝治疗。争取先把转氨酶降至正常,并让它稳定下来;二是要定期复查。吃够3个月时间的降酶保肝药之后,要按时复查。根据结果,再视情采取进一步的治疗方法;三是日常生活、工作要有规律。工作上不能过度疲劳,要注意劳逸结合,正确对待慢性疾病,适时调整情绪……

陈菊梅教授边开药方,边鼓励母女俩说:“开的这两种药,效果都不错,先吃3个月再查查看。有了对症的药物,有了坚定的信心,就有了成功的希望。”

该答复的都答复了,该提醒的都提醒了。母女俩听后心里感到特别的满足,一边道谢,一边满怀希望地走出诊室。

 还有一位,同样是一位母亲陪着24岁的女儿前来看陈菊梅教授的专家门诊。刚一落座,母亲先替女儿诉说开了:陈教授,我想先问一个问题:不知为什么,我女儿先得的是甲肝,然后又合并感染了乙肝?真让我们着急!陈教授请她把诊治经过慢慢地说一说。

这位母亲说:我女儿得了甲肝后,及时住进了某地方传染病专科医院,经治疗转氨酶正常后出院。过了两个月,转氨酶又升高了,又去这家医院住院治疗。没想到一查“两对半”,核心抗体成了“阳性”,便又确诊为乙肝,等转氨酶正常出院时,医生给开了好多治乙肝的药,让长期吃。听说又合并上了乙肝,女儿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直接影响到了她的工作……陈教授给病人查了体,分析了化验结果后,便对母女俩说:那家医院的医生对乙肝“两对半”的检查结果,理解得不全面,仅凭乙肝核心抗体呈阳性还不能确诊为乙肝,是误诊。我看还是甲肝,因为甲肝治好后半年内仍可复发,即转氨酶再次升高。第二次住院后,转氨酶又恢复正常了。所以,那么多治乙肝的药就不要再吃了。

母女俩听到这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在频频点头的同时,脸上顿时露出了轻松的笑容:“陈教授,经您这一说,我们就放心了!要不是挂了您的‘专家号’,悬在我们心中的那块沉重的石头,还不知要压我们多久呀!”

前来挂陈菊梅教授“专家号”的病人中,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个别因久治不愈而悲观厌世的病人,见了专家就像找到了“救星”一样,说出的话中饱含着一种“孤注一掷、破罐子破摔”的味道。

有一位病人见了陈菊梅教授把话说得很绝:“我挂您的‘专家号’,就是想求您给我一条生路。说实话,来北京之前,我已有多次轻生的念头,还曾经设想几种死的方法。如果来您这儿再治不好,我真的就不想活了!”陈菊梅教授又是个乐于助人、善于开导的专家,她既给病人诊治生理上的疾病,又给病人疏导心理上的障碍。

听了这位病人近似绝望的诉说,陈教授及时给这位病人作了耐心的开导:“你刚才这种想法和说法都不可取,不仅对提高治疗效果十分不利,而且不是战胜疾病的正确办法。病毒性肝炎是一种慢性疾病,对待这种慢性疾病可不能着急,越急越不利于解决问题。所以,你必须有‘打持久战’的精神准备,哪能一遇挫折就悲观失望呢!我见的这种病人多了,病比你重的也有的是。他们中多数人治疗效果不错,原因就是在战略上藐视它,得了肝炎也不可怕,也没什么了不起。同时,还必须在战术上重视它,及时服药,定期复查,劳逸结合,调整情绪……只要坚持这样去做,你的病情也会慢慢好起来的。”

陈菊梅教授的这番开导,使这位病人深受启发和教育。面对知识渊博、经验丰富而又面慈心善的老教授,曾想自寻短见的病人,总是满意地点点头:“老教授,我听您的!谢谢啦!” 饱含着这么多内容的专家门诊,无形中就大大地延长了专家的出门诊时间。每每遇到这种情况,陈菊梅教授经常要从早上8点钟起,一直忙到午后一两点钟,才能拖着极度疲劳的身体,离开专家诊室,慢慢地走向更衣室。

每次主持重要会诊,她总要千方百计地解除病人的痛苦,尽心尽力地挽救病人的生命,甚至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就想“怎样救人”这件事。

进入传染病领域数十年来,陈菊梅教授先后准确诊断并成功地救治了50多个种类的传染病人,从未误诊、漏诊。每当遇到疑难、危重传染病人,她总是凭着见多识广,精细查体、深思细想等丰富临床经验,使许多疑难病症患者得到尽快确诊,使数不清的危重病人转危为安。 抓住疑点不放,反复细问深想,是陈菊梅教授会诊疑难传染病的高招之一。

一次,二科四病区领导请求陈教授给一位因多家医院确诊不了而转来求治的“肝硬化腹水病人”会诊。主管该病人的医生和科领导先后向她汇报了病情和在我院检查、化验的结果:每项肝功能指标均为正常;曾做过腹水超滤,但腹水就是控制不住,涨得很快。这次来院之前,一直未查出引发腹水的蛛丝马迹……

 听完汇报后,陈菊梅教授深思着,从医生办公室慢慢走到病人床前,从头到脚、从前到后地细心查起体来。她一边认真检查,一边询问情况。发现有疑点,特别是发现与肝硬化症状有矛盾的体征时,就紧紧抓住不放,一直“追问”下去。

陈教授轻声问病人:“以前查过体吗?” 病人想了想回答道:“我记得1963年时查过,还抽过血。” 陈教授问:“还记得当时血液化验的结果吗?” 病人应道:“医生说好像血液里有丝虫。” 陈教授马上又问:“以后还查过体吗?” 病人说:“1969年时又查了一次血,还是有丝虫。” 陈教授继续问:“查出血液中有丝虫后,治疗了没有?” 病人又答道:“没有。因为一直没发现有什么症状……”

听到这里,陈教授想了想,丝虫的寿命一般是十六七年,从时间上推断,丝虫早已死去。但丝虫的尸体会不会堵塞内脏的淋巴管呢?她一边思索,一边给病人反复细查。结果发现病人的腹膜凹凸不平,淋巴结发硬。肝脏位置偏低,淋巴管和淋巴结都已硬化了。所以,这才是出现大量腹水的真正原因。

经过反复追问,综合分析和深思熟虑,陈菊梅教授很快给病人作出了明确诊断:这是丝虫病引起的肝硬化腹水。同时,还提出了具体的处理意见。 陈教授之所以能作出如此正确的诊断,是因为她早在1950年初就参加了华东部队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对某些寄生虫病,有过难忘的亲身实践。这位病人早在五十年代末就感染了丝虫病,是发现晚了,治疗晚了,才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这种病是由丝虫寄生于人体淋巴结引起的寄生虫病,由蚊子叮咬传染。主要症状是淋巴管炎、淋巴结炎、腿脚粗肿,阴囊肿大,皮肤粗糙等。预防办法就是不让蚊子叮咬,保护好皮肤的破损部位……

陈菊梅教授会诊时就是这样,给病人作出了正确诊断,并提出自己的处理意见后,还忘不了给年轻医生们讲讲这种疾病的传染原因、主要症状等基本知识,忘不了给大家传授这方面的预防经验和治疗技术。 辨清疑难病症,讲究用药艺术,是陈菊梅教授会诊疑难传染病的高招之二。

1998年8月,一个病情复杂而危重的病人被众人抬进了当时的感染五科。这个正在读中专的男学生,病情十分罕见:持续高烧不退,黄疸指数升至420,凝血酶原活动度已降至20%。特别是病人全身浮肿得很厉害,皮肤已变成褐红色,并布满了丘疹,两眼肿得已很难睁开,连说话都很困难……

几经抢救,均不见效果。10多天过去了,仍未出现好转生还的迹象。病人的父母已准备安排后事。

时任的李建华院长、倪衡金政委等院部领导对这一罕见危重病例十分重视,决定立即组织由院、部领导和全院20多位专家参加的大会诊,要求参加会诊的专家们尽最大努力救治病人。这次建院以来少见的大会诊,由院专家组组长陈菊梅教授主持。 陈菊梅教授也是头一次遇到这样复杂的疑难病症,病人的所有检查资料、化验结果,像小山包似地堆在了陈教授面前。参加大会诊的专家们和院部领导们首先集体听取了该科领导关于病情的详细汇报。

李建华院长言简意赅地讲道:这位病人辗转几家医院都未能确诊,现在千里迢迢护送到我院,把生的希望寄托给我院,希望大家集思广益,拿出我们专科医院的诊断技术和救治水平来……

随后,陈菊梅教授带领与会专家们来到病床前,给这位危在旦夕的病人作详细查体……专家们撩开被子一看,真是惨不忍睹,病情确属罕见,手刚一轻触到病人的皮肤,病人就本能地哼一声,表情十分痛苦…… 查完体后回到医生办公室,便是对病情的热烈讨论。

陈菊梅教授说:讨论发言时,大家要注意集中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确诊病情,二是研究救治方案,请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在确诊病情时,讨论中出现了不一致的意见。这是很正常的情况,因为病情十分复杂,发言中,有的强调这部分病情重些,有些则突出那部分病情多些。

陈教授等大家都把心里的话说完,才结合自己的看法,作了郑重的归纳:这位病人患的是病毒性肝炎,合并自身免疫性肝损害,并伴有严重的药物过敏性皮疹。讲完具体理由后,与会专家们一致同意这个诊断结论。 如何实施对症救治?经过充分发扬民主,大家讲了许多治疗方案,也都有可取之处。但此时救治的关键是,病人来我院前用药不当,已对肝脏造成了严重损害,导致全身性浮肿,并布满了丘疹。现在用什么药,用多大量,怎么用,才能既挽救病人的生命,又减少毒副作用!这个决心确实难下。这时,陈菊梅教授经过反复权衡利弊,最终拿出了大胆合理使用激素治疗的方案:先用大剂量激素“冲压”一下,然后再酌情减量。

这时,有的专家又提出:激素剂量大了,副作用也会增大,会不会给后续治疗造成困难?陈教授解释说:只要把握使用激素的时机,掌握好用药量的限度,就可以相应减少激素的副作用。即使出现了些副作用,还可以采取预防性措施,严密观察,适时调整。

按照陈菊梅教授主持会议确定的方案实施救治,两天之后,这位病人的病情不再向坏的方面发展,而逐渐“回头”。此后,陈教授依据日见好转的病情,及时指导该科医生合理递减药量,并配合于其它药物治疗,直到两个多月后病人痊愈出院。

这例罕见的慢性重型肝炎合并药物过敏导致的剥脱性皮炎患者的成功救治,不仅展示了陈教授精湛的诊治技术,而且也体现了陈教授高超的用药艺术。

病人出院那天,家长们激动地说:来住院时,孩子病成那样,我们都以为肯定不行了,抬着进来还得抬着出去,当时连孩子的后事都安排了。我们做梦也没想到,在陈教授精心指导下,医生们这么快就治好了孩子的病,真不知应该怎么样感谢你们!

 几个月之后,这个恢复得像正常人一样的中专生和家长一起,专门来到三○二医院五科,恭恭敬敬地把一面绣有“辨难释疑真国手,杏坛神技世无双”14个大字的锦旗,献给了自己的救命恩人陈菊梅教授和于海波等医护人员。

这位含着热泪的中专生说:“真没想到我还会有今天!衷心感谢您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他深深地向救命恩人们鞠了一躬,继续激动地说:“我出院回到家乡时,别人都以为我肯定是被抬着出站的,没想到是我自己拎着东西走出车站的!好多熟人都深感惊奇地说我真有福气,是遇到了神医……”陈菊梅教授等接过锦旗,笑着对这位中专生和他的父母说:“这都是我们医生应该做的,也是你们配合得好呀。”

事后,陈菊梅教授对前来采访的中央电视台记者们说:“我们当医生的,总要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解除病人的痛苦,挽救病人的生命,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都会尽力而为。对病人高度负责、尽心尽力是很重要的。只要你尽心尽力了,即使病人没有被抢救过来,人死了,我们自己心里也不会留下遗憾。对这位病人的救治,我们确实是费了心思的。当时我也是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就想“怎样教人”这一件事,翻来覆去地琢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症状?还需要作哪些检查?用什么药物才能既对症又效果好?用药后会出现什么不良后果?还有什么新的治疗思路?等等。总之,我们确实尽心尽力了,病人的生命也最终被成功地挽救了过来。”

每次做高干保健工作,她都要问得更多些,查得更宽些。想得更细些。甚至细到一个轻拍背部的动作,细到一句语气坚定的鼓励。

军队和地方的高级领导干部,尤其是党和国家及军队的领导人,承担着繁重的领导工作。他们的身体健康与否,直接维系着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因此,随时做好党和国家及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医疗保健工作,既是党和人民群众的殷切期望,也是医疗卫生机构的重要职责。对于三○二医院这所全军惟一的传染病专科医院来说,同其它综合医院一样,也一直发挥“高干保健基地”的重要作用。

自1963年11月三○二医院成立“高干病房”以来,就曾收治过数十个国家的党政要人和高级外宾,并担任过数十位党和国家及军队高级领导的查体、会诊和医疗保健任务。

进入院专家组之后,擅长诊治“杂病”和肝炎的陈菊梅教授,也曾多次担当起了这类光荣而又艰巨的查体、会诊和保健任务。同高级干部打交道,与同普通百姓打交道,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是,在陈教授的天平上,不管是高级领导,还是贫民百姓,都是分量相等的服务对象,她都要一视同仁、一丝不苟地热情服务,而决不会厚此薄彼。不同之处是,这些高级干部大都年龄较大、体质较弱,“副病”较多,要求较高。每次做高干病号的保健工作,她都要问得更多些,查得更宽些,想得更细些。

一位担任着我国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老革命家,每年都要有四五次“不明原因的高烧”。因为他年事已高,体质又弱,每次高烧,都病得不轻,不得不住进一家大型综合医院检查、治疗。这家大医院的领导十分重视,立即成立了保健小组。小组的专家和医生们也都作了许多努力,但一直未能查出这位高干频发高烧的病因。

不查明原因,就无法对症治疗。于是,保健小组的领导把请“杂病”专家陈菊梅教授速来会诊的电话打到了三○二医院。医务部门接到这类会诊电话后,总是急事急办,随到随办,便立即通知了陈菊梅教授。陈教授更是二话没说,答应马上就去会诊。

陈教授赶到这家大医院后,听取了治疗小组的病情汇报,为这位老革命家作了全面体检,又与治疗小组的同行们一起讨论了病情。陈教授认为,高烧肯定是炎症引起的。到底是哪里的炎症引起的,还需要作进一步检查。陈教授经过一番思考后,建议立即留取病人的痰液进行培养。培养结果出来后,原因终于弄清了,是“痰菌”在作怪。 为什么痰菌会在这位老革命家的肺里时不时地作怪呢?陈菊梅教授又经过深思熟虑,认为是病人的“盘状肺不张”引起的。由于“肺不张”,肺中的痰液就排不出去。痰液排不出去,痰液中潜藏的细菌就“兴风作浪”,进而引发肺部感染。肺部出现细菌感染,就会引发高烧、咳嗽、呼吸困难。一年中引起四五次发高烧,右肺下侧有“盘状肺不张”,就是这位老革命家时常发高烧的原因。

 如何对症治疗“盘状肺不张”?陈菊梅教授说:对付肺部炎症的有效办法,就是适时、适量静脉注射抗生素。同时,她还特别叮嘱保健医生,每天早晚两次要给这位老革命家轻拍背部,以促进“肺不张”部位痰液的排出。经过对症治疗,这位老革命家病情逐渐好转。出院之后,保健医生坚持按陈教授关于每天早晚拍背的意见去做,果然使这位老革命家以后每年都很少因“肺不张”而发高烧了。

 1994年,一位老领导因在某大医院做手术时输血而不幸感染了丙型肝炎。后来,这位高干因身体发热、肝功能异常和早期肝硬化而住进了三○二医院高干病房。科领导和各级医生对这位年近70岁的老领导格外重视,特地请专家组组长陈菊梅教授会了诊。

经过仔细查体和详细分析化验结果后,陈教授提出了具体的治疗意见。当陈教授和科领导把意见告诉了这位高干病号后,没想到却引发了一个他对肝硬化“预后”的疑问:“陈教授,您看我还能活多长时间?请您一定要给我说一句真话。”

“你的病是早期发现,又是早期对症治疗,预后效果是会不错的。”陈教授边想边语气坚定地鼓励道:“我看你至少活10年没问题!只要你坚持定期复查,按时服药,保持乐观稳定的情绪,是不会有问题的,你就放心地过吧!” 果然,这位高干放心踏实地度过了10年平稳的时光。这10年来,他每年都要定期来三○二医院查。每来一次,陈菊梅教授都要给他会诊一次,并根据检查化验结果,调整治疗方案,指导他康复。每次会诊回到家里后,他都要对身边的亲属和朋友说:得了肝病是不幸的,但我却有幸遇到了一位有高超医术和丰富经验的好专家,遇到了一批对病人高度负责的好医生、好护士。有他们做医疗保健工作,我心里踏实!

2004年3月,患肝硬化后顺利度过10年光阴的这位老领导又来三○二医院住院复查。一直具体负责他治疗工作的感染五科副主任赵平副主任医师说:这次住入我科后,我们又请了陈菊梅教授为他会了诊。陈教授特地叮嘱我们:让B超室的同志对他肝部原有的“小结节”查细些,看看有无变化。果然,B超室的同志发现他肝部有一片像指甲盖大小的阴影。按照陈教授的会诊意见,他肝上的这一片阴影,后来很快就被干净地“处理”掉了。

当他知道这个结果后,又一次问陈菊梅教授:“您再给我说句实话,我还能活多长时间?”陈教授同样用坚定的口气对他说:“再活5年没问题!”听到老教授的回答,年已八旬的他满意地笑了。 谁都知道,肝癌曾被视为“癌中之王”,与其它多数癌症相比,它最难发现,最难诊断,最难治疗,发展也最快,预后也最差。也就是说,一个高龄病人得了肝癌,就如同接到了“死刑判决书”,一条鲜活的生命就可能会在不长时间内被死神无情地夺走。这位高干的肝癌虽然被及时地“处理”了,但根据什么能预见他“还能再活5年没问题”呢?

后来,陈菊梅教授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解释说:得过癌症,就怕情绪波动。我们当医生的,既要对病人的病情作出准确诊断,对症精心治疗,又要巧妙地稳定病人的情绪,鼓励他树牢向往今后美好生活的信心。病人既然这样问我了,我当然不能回避,而且要回答得十分肯定。面对这样一位也许根本治不好的高干患者,我们当医生的,依然要坚定不移地鼓励他,要用一颗爱心、一个微笑、一个眼神,甚至一句鼓励,把温暖和信任传递过去,让他满怀希望地走向未来。

在做好党和国家及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医疗保健工作的同时,陈菊梅教授还承担起了一些“特殊人物”的医疗保健任务。由于这些人物身份比较特殊,任务又是“上边”交代下来的,还有严格的保健纪律,加上陈菊梅教授又“守口如瓶”。所以,她作保健工作的细节便难得知道,只能简单一提。

 1995年夏天,一个身份特殊的小男孩,因肝功异常等原因,悄悄地住进了三○二医院小儿科特设的病房。院外各级领导对这个小男孩的住院极为重视,中央保健委员会特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三○二医院主要领导依据上级的指示精神,立即成立了保健小组,组长由院专家组组长陈菊梅教授担任,小组成员还有院专家组的其他老教授、小儿科主任。此外,院里还精心挑选了几位医德医风和医护技术“双优”的医生和护士,专门做这个小病号的日常医疗、护理工作。小病号住院后,从查体、化验到确诊,从治疗的各种方案的研究、制定到实施,都有陈菊梅教授负总责。

这位1957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儿科医学院的传染病专业医学博士、1963年起又当了20年传染病专科医院小儿科副主任和主任、1983年起任院专家组成员、组长的老教授,在我国的传染病领域,可谓是德高望重的“一把手”。把这个身份特殊的小病号,交给这位造诣很深的老专家负责,不仅是中央保健委员会和各级领导认可和满意的最佳人选,而且也是这位小病号及家人的最佳选择。 小病号头次住院治疗,就在陈教授的精心指导下,取得了满意的疗效。

以后10年来,陈菊梅教授为他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无私的厚爱。她先后给这个小病号查体、会诊10多次。每一次查体诊断都像第一次那样及时、认真、精细;每一次用药治疗,都像第一次那样尽心、谨慎、准确。后来,这个小病号的病毒指标转阴后,一直保持“阴性”,谷草和谷丙转氨酶等化验指标一直保持“正常”,可以说是“基本治愈”。

近10年来,人们可以亲眼看到,这个小男孩不仅个子明显长高了,长壮了,而且脸也红扑扑的,成了一个健壮的小伙子。这是陈菊梅教授及其领导的医疗保健小组创造出的一个新的奇迹,也是她向中央保健委员会交出的一份优秀答卷。 1999年和2000年,中央保健委员会先后两次向陈菊梅教授颁发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中做出了优异成绩”的奖状;2003年12月18日,中央军委保健委员会又向陈菊梅教授颁发了“全军干部保健工作特殊贡献奖”证书和奖金。

每培养一位硕士研究生,她都是从严要求,从零开始,从不懈怠。从打好英语基础,提高科研能力,撰写毕业论文,直到毕业后出成果,每一段路程上都洒满了她的心血和汗水。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三○二医院党委就针对本院人才队伍、仪器设备和科室建设的实际情况,开始准备申报传染病专业硕士研究生授权点的各项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这项工作终于取得突破性进展。1985年11月29日,总后勤部卫生部(1985)后卫字第575号文件批准三○二医院为传染病专业硕士研究生授权招收点。

从1986年开始,三○二医院正式招收传染病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我院首批传染病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是尤大栋、黄玉兰、陈菊梅、皇甫玉珊4位教授。 陈菊梅教授先后培养出了6位硕士研究生。每培养一位研究生,她都是从严要求,从零开始,从不懈怠。从打好英语基础,提高科研能力,撰写毕业论文,直到毕业后出成果,每一段路程上都洒满了她的心血和汗水。

 现任三○二医院“首席专家”、全军传染病研究所副所长兼基因治疗研究中心主任成军博士,就是陈教授培养出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1986年7月毕业于广州第一军医大学的他,有幸成了陈教授的“开门弟子”。 陈教授认为,一个硕士研究生如果英语不过关,就不可能跟踪世界医学发展的前沿,更不可能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不难看出,陈菊梅教授培养研究生的标准和目标都是很严很高的。 为了尽快提高成军的英语读写能力,陈菊梅教授首先压给成军一项“硬任务”:每周必须按时翻译出一篇英语论文,周一上午布置任务,周六下午必须按时交来,不许打折扣。成军十分领会“严师”的意图,学习再紧张,也要咬牙去“啃”这个“硬任务”。他不仅周周高质量地完成了一篇英语论文的翻译任务,而且还自己给自己加码,再翻译一篇日语论文。如此教学相长,半年后,成军的英语顺利过关。

为了提高成军的科研能力,陈菊梅教授指导成军确定了“研究肝炎发病机制”的主攻方向,选择了具有创造性的研究题目——《病毒性肝炎超氧化物歧化酶的研究》,并亲自与单位联系好实验室,及时手把手地给予具体指导,使这一研究获得满意成果。成军撰写的论文经陈菊梅教授审改后,在全军第二届小儿病毒性肝炎学术会议上发表,引起了与会人员的高度重视,并被评为大会的“优秀论文”。

为了指导成军高质量地完成毕业论文,陈菊梅教授从指导他构思主题开始,一点一滴地给予指导。成军写出毕业论文初稿后,陈菊梅又逐字逐句地进行修改,改一遍不行,就改第二遍、第三遍,直到每个数字、每个标点都准确无误,每条参考文献都引用得一字不差为止。1989年5月,成军的毕业论文答辩会在江苏苏州召开。

正在这里出席全国肝病学术会议的传染病专家们,作为评委参加了答辩会。成军先以流畅的语言宣读了自己的毕业论文——《小儿病毒性肝炎自由基发病机制的研究》。然后,面对评委们尖锐的提问,胸有成竹地作了流利的答辩,受到了评委们的好评,并获得一致通过。会后有的评委称赞成军说:后生可畏,前途无量啊。后来,成军的这篇论文在英国《自由基研究通讯》上发表,受到了国内外同行们的关注。 严师出高徒。成军没有辜负陈菊梅教授的培养和厚望。以后,他继续发奋努力学习,于1991年9月又成为北京医科大学斯崇文教授的第一个传染病学博士研究生。

为了解和掌握国际医学界在传染病学及基因治疗研究领域的新动态、新成果,1994年11月毕业后,他又前往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健康科学中心医学系传染科进行博士后研究学习。学习期间,他第一个发现了“利什曼原虫的无鞭毛体蛋白编码基因”,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广泛关注,被收录于GENBANK,成为发现这一新基因的第一人,为探索新的疫苗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现任非感染性肝病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的邹正升,是陈菊梅教授培养出的第五个硕士研究生。

回忆起1992年报考陈教授硕士研究生的情形时,他的话匣子打开后就再也关不住了:我之所以要报考陈教授的研究生,一是觉得陈教授传染病基础知识渊博,临床经验丰富,能保证教学质量;二是有感于陈教授严谨治学,诲人不倦,德高望重的人格魅力。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当时9个人报考,3个人总分过线,我有幸被录取为当年陈教授带教的惟一的一个硕士研究生……

1992年9月至1993年7月,陈教授带教邹正升学习专业基础课程时,不仅像过去要求其他研究生那样,高度重视提高英语读、听能力和翻译英语论文的能力,而且还给他多加了一项任务,要求他强化汉语写作能力,至少交出3篇“汉语综述”。

一年过去后,邹正升不仅按导师的要求完成了任务,而且还自找苦吃,多交了两篇“汉语综述”。 1993年9月至1995年7月,是邹正升读硕士研究生最艰苦的岁月。当时科研选题难度很大,在陈教授指导下,他查阅了许多有关的文献资料,又经过两个月的反复论证,才确定了“HDV—RNA核酶区序列分析及反义寡核苷酸阻断HDV的感染研究”的实验课题。当时“基因治疗热”刚刚开始,用于肝病的“基因治疗方法”还很少见,国内的分子生物学技术还不是很成熟,特别是核苷酸测序和分子克隆十分困难,不仅要求很高,而测序时间很长。在重重困难面前,陈菊梅教授给了他很大鼓励,作了精心指导,让他鼓足勇气,坚定信心,坚持下去。

程云博士、“师兄”成军博士也给了他有力的支持,终于成功地克隆了一个令人满意的“克隆株”。RNA核酶操作难度非常大,稍不留意,就容易造成污染。为了完成操作任务,邹正升几乎在实验室里吃、住了近4个月。每进行一个月,陈教授就听取一次汇报,肯定一次成绩,查找一次差距,指导一次下一步实验重点,提示一次注意事项……

科研经费不够,陈教授就想尽办法,通过各种渠道筹措,保证他专心致志地做实验,直到顺利完成科研课题。 “边作课题研究,边作记录总结,边收集相关资料”,是陈菊梅教授指导研究生撰写科研论文的基本经验。因此,邹正升在毕业前就完成了5篇论著和论文。经过陈教授精心修改,

1995年10月,邹正升在《解放军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著;两个月后,又在档次较高的《病毒学报》和《中华实验与临床病毒学杂志》上发表了两篇论文;又过了一个月,邹正升又发表了两篇论文。仅4个月之内就相继发表了5篇质量较高的论著和论文,这在硕士研究生中是很少见的 1995年6月,由军内外5位著名专家组成的答辩委员会,组织了对邹正升的毕业论文的答辩会,与会专家听了邹正升的论文报告,并进行了答辩后,对邹正升的毕业论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硕士研究生学位的获得,并不是研究课题的结束。

邹正升毕业后,在陈菊梅教授的指导下,开始了科研成果奖的申报工作。虽然申报工作很难,但邹正升、陈菊梅、韩凤连等锲而不舍、坚持不懈地作了很大努力,终于使“HDV—RNA核酶区序列分析及反义寡核苷酸阻断HDV的感染研究”,获得了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陈菊梅教授带出的研究生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们获得硕士研究生学位后,都注重把所学知识运用于临床工作,都注重总结临床工作经验,都注重多出科研成果。邹正升也不例外,1995年7月回到临床科不久,就遇上了一个建院40多年来首次发现的特殊病例。这位来自某大型油田的高级工程师,同时被乙型、丙型和庚型肝炎病毒“三重感染”,并因肝硬化住入感染三科病房,正巧由邹正升分管。经查体化验,这位患者的总胆红素高达650umol/L,凝血酶原活动度仅为8%。不仅是乙、丙、庚型“三重感染”,而且还是慢性重型肝炎晚期。

以前这类患者的病死率高达90%以上,科里两次报了病危。面对这位如此特殊的患者,邹正升等在专家组陈菊梅教授和三科主任陈德永的指导下,运用中西医结合辨证施治方法,破例给予服用大剂量活血化瘀中药,以改变其微循环障碍,并加用扶正、补脾、补肾等方法,静脉滴注FDP和促肝细胞生长素等。经过陈德永、邹正升等医护人员217天的精心治疗、护理,终于使这位两报病危的特殊患者一步一步地脱离了危险,收到了明显的疗效:总胆红质数降至2Lmlol/L,凝血酶原活动度升至60%;原来已慢慢脱光的头发又重新长满,脸色也由腊黄、灰白、黑青逐渐恢复至正常,并于1996年6月中旬康复出院。对此,首都多家新闻媒体作了报道。之后,邹正升在陈教授、陈主任的指导下,对这一救治非常成功的罕见病例进行了认真总结,并以3个人的署名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以后又获得了军队医疗成果三等奖。

 1999年下半年,邹正升又接受了参与修改“重型病毒性肝炎”诊治标准的艰巨任务。在陈菊梅教授的具体指导下,他和其他同志一起,在半年多时间里,查阅、总结了600份重肝患者的病历,对原定标准提出了修改补充的具体内容,经陈菊梅教授审改后,上报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会,组织国内著名专家讨论修改。之后又经过全国第10次病毒性肝炎及肝病学术会议讨论通过后施行。

在修订“标准”期间,邹正升依然坚持边修改“标准”,边总结病例的工作方法,不仅顺利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工作任务,而且还总结发表了10篇学术论文,并于2003年又获得了一项军队医疗成果三等奖。这些论文和成果中,同样浸透了陈菊梅教授的心血和汗水。 2002年4月,经陈菊梅教授推荐,邹正升参加了在新加坡召开的国际肝病学术会议,并报告了我国诊治乙型重型病毒性肝炎的进展情况。

他第一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第一次作学术报告,就受到了国际同行们的好评。 陈菊梅教授先后培养出了6位硕士研究生。除成军、陈国凤担任了科室领导职务外,其他4位都已成为传染病学界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断取得新的工作成绩和科研成果。每当陈菊梅教授知道了“弟子们”不断进步的喜讯,心里就有一种最大的快慰,就为我军传染病事业后继有人、后来居上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每组织一项课题研究.她总要把临床上遇到的难题作为协作攻关的目标。为先打开一个“缺口”,她不分白天与黑夜,不怕辛苦与繁琐,亲自深入临床收集第一手资料。

与各种传染病作战,是一项长期而艰难的工作,难就难在各种传染病的病毒在不断地变异。传染病人体内有病毒或感染了新的病毒以后,常在人体内伺机兴风作浪,危害人的健康和生命。医生要为病人清除这种病毒,病毒就要设法逃避这种清除,就要不断地变异。病毒一变,原先制定的治疗方案和使用的对症药物,就都失去了针对性和有效性。因此,病毒在变,人也得跟着变,以寻找和适应病毒变化的规律,重新研究制定治疗方案,从而进一步想办法消灭它。只有长期跟踪病毒变化,加强科学研究,才能对症处理各种各样的传染性疾病。

这就是几十年来陈菊梅教授能够准确诊治各种传染病的成功经验和高度重视科学研究与临床工作相结合的根本缘由。

 慢性重型病毒性肝炎的病死率高达85%以上,是临床工作的一大难题。对于慢重肝患者,一般的医院都不敢收容,能往专科医院介绍则设法介绍出去。即使专科医院收容后,一般的医生也都不愿接诊,能推给经验多点的医生则尽量推荐出去。有经验的医生遇到这样病人,也常常免不了要皱眉头、叹口气……

“七五”期间,总后勤部卫生部决定,把降低慢重肝病死率这一临床难题,作为指令性任务,交由三○二医院牵头完成。院里在安排这一任务时,陈菊梅教授建议请一直从事肝炎诊治工作的专家组成员牵头。但当时几位成员都另有重要任务在身,在这种情况下,陈菊梅教授勇挑重担,把降低慢重肝的病死率这一临床上的最大难题,作为自己的首选研究课题,决心在诊治慢重肝这个顽固堡垒上打开一个缺口。

陈菊梅教授牵头承担起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重型病毒性肝炎的临床研究”这一“七五”攻关课题后,积极组织全军有关单位进行协作攻关。当时,她们同总后卫生部商定课题指标计划时,目标是降低慢重肝病死率20%~30%,也就是提高治愈率20%~30%,根据那时的情况,一下子能降低这么多,已经是很高的奋斗目标了。

攻克医学难题,首先要依靠集体的科学智慧。作为攻关课题的牵头人,陈菊梅教授认为,必须先把参加协作组的教授和其他工作人员集中起来,明确奋斗目标,研究工作思路,制定科研规划,落实分工措施。参加协作攻关的三○二医院、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南京军区第八十一、八十五、八十六、九十四、一百等医院的教授和科研骨干们,在陈菊梅教授的精心组织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大家共同讨论,各抒己见,既有每个人独立思考后提出的看法,又有各协作单位提出的合理化建议;既充分发扬了学术民主,又尊重了个人的独创精神。

最后,经过集思广益,科学归纳,形成了攻关研究的统一思路、工作规划,并提出了既有通力合作,又有明确分工的落实措施。以后在课题研究过程中,陈菊梅教授还多次主持召开了阶段工作小结,检查工作进度,肯定工作成绩,找出薄弱环节,提出改进意见,保证了攻关研究有条不紊地顺利进行。

攻克医学难题,还必须发扬顽强的拚搏精神。陈菊梅教授既通盘考虑攻关工作的全局,又身先士卒地带头作具体的调研分析工作。在历时三四年的艰辛攻关中,她采用中西医结合药物,调动机体免疫功能,维持代谢和阴阳平衡等治疗手段,着重抓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早期预防合并症发生等“三早”措施的落实,从而有效地提高了慢重肝患者的成活率。

她还深入临床科室,逐个地进行个体研究,亲自找慢重肝病人了解治疗情况,力争更全面细致地掌握第一手临床资料,为科研攻关打下坚实的基础。她还与许多慢重肝病人保持着长期的联系,甚至还到慢重肝病人家中走访,力求掌握出院病人的康复情况,为深入研究创造条件。

三医大西南院和南京军区八十一医院的几位教授,也都坚持亲手统计病例,分析病情,随时提出合理化建议。其他科研人员也都是不怕艰苦,不怕繁琐,一个药物一个药物地使用、验证,一个数据一个数据地记录、分析,一个病例一个病例地总结、完善。协作攻关组的每个同志都是经常加班加点,做了大量具体的调研、治疗、观察工作,努力把分给自己的工作做得更细致、更周到、更扎实。 实验数据,是靠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攻关成果,是用大量心血和汗水浸泡出来的。在历时近4年的攻关研究中,陈菊梅教授带领协作组的科研人员,不知度过了多少个白天和黑夜,也不知挥洒了多少心血和汗水。

他们先后治疗、观察和分析了600多例慢重肝患者,进行了205例肝组织病理学观察、总结,做了70例尸体解剖检验,终于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研究成果。1991年,陈菊梅教授在作科研课题总结时,首先提出了各型重型肝炎的更明确、更具体的临床诊断标准和临床分期标准,澄清了慢性重型肝炎在临床诊断方面的种种模糊认识,为早期及时救治病人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这一分期诊断标准,于1995年被纳入《全国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

更为可喜的是,陈菊梅教授首先拟定了我国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重肝的模式,提出了对该病进行早期诊断、中西医辨证施治、用药加减和及时处理、预防合并症等综合治疗的科学方法,并在临床实践中形成了一套中西医结合诊治该病的最佳方案,使当时慢重肝的病死率由当时的85%以上,降到了38%左右,超额完成了协作组与总后卫生部起初商定的课题招标指标。这无疑是该病治疗史上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也是众多慢重肝患者企盼已久的一个重大喜讯。

 l992年,经总后勤部卫生部组织军内专家进行鉴定和评审,由陈菊梅教授牵头组织,由陈菊梅、汪承柏、顾长海教授为课题负责人,由三O二医院、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和南京军区肝炎协作组等单位参加进行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重型病毒性肝炎的临床研究”,获得了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总后勤部卫生部于1992年7月6日正式向他们颁发了编号为92-2-251-l号获奖证书。 1993年由顾长海、陈菊梅、向居正教授为课题负责人进行的“重型病毒性肝炎并发症的研究”,也获得了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1996年,由陈菊梅教授、许家璋教授为课题负责人进行的“重型病毒性肝炎诊断和治疗研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重型病毒性肝炎的临床研究”先后获得军队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以后,特别是课题组提出的分期诊断标准纳入《全国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之后,给全军和全国慢重肝患者的早期诊断、辨证施治、合并症预防等综合治疗,提供了一套最佳方案和可靠依据,大幅度地提高了慢重肝患者的治愈率,成功地挽救了许多重危患者的生命。提高慢重肝的治愈率、降低病死率这一医学难题的攻克,是陈菊梅教授等为我国传染病防治事业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 陈菊梅教授是最早结合传染病临床难题搞科学研究的老教授之一,也是在这一领域获得科技进步奖最多的老专家之一。从1981年她创立第一个临床乙脑实验室以来的20多年时间里,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2项,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8项,三等奖9项,军队医疗成果二等奖2项,三等奖2项,加起来共23项。先后发表学术论文150多篇,出版专著16部,在传染病领域树立了一座令人羡慕的丰碑。 有人也许会问:陈菊梅教授为什么会那么多获奖成果和学术论文及医学专著?其实,了解陈菊梅教授的人不难发现,对传染病事业的热爱和对传染病人的关心,是她不断探索、不懈登攀的不竭动力;围绕临床难题搞科研,重视把科研成果运用于临床,并抓紧时间及时总结、创新,是她得到成功、获取成果的重要秘诀。 陈菊梅教授常对年轻人说:时间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稍不留神,时间就会从你身边悄悄滑过;成功是一步一步苦干出来的,稍有松懈,努力就将前功尽弃。只有抓紧宝贵时间,坚持苦干实干,才能达到自己的奋斗目标。

每参加一次院外学术活动,她总是那么认真,那么投入。无论是学会组织的讲课,还是在大会上发言.她都是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尽最大努力使同行们满意。

作为全国著名的传染病专家,陈菊梅教授在认真做好三O二医院专家组领导工作和其他工作的同时,还努力承担起了许多“院外工作”。她曾任国家和军队发明奖励评审委员会医药卫生专业组委员、军队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委员、全军新药评审委员会委员、总后勤部卫生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会副主任委员等。

现在还担任着全军一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委员、全军病毒性肝炎防治技术指导组组长、全军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专家组成员,中央保健委员会特聘的会诊专家。此外,她还担任着国家级“双效期刊”《传染病信息》杂志编审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兼总编辑,“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编委等职务,卓有成效地做了大量工作,受到了各委员会和上级领导的广泛好评。 肝炎病虽然遍及全球,但我国是“肝炎大国”。据有关权威部门1986年10月份统计的资料,全国有肝炎病人约3000万,每年新发肝炎病人约900万。

另据统计,全国有乙肝病毒携带者l亿多人。由于人群对乙型肝炎普遍易感,加之在病毒性肝炎患者中,重型肝炎病情发展迅猛,预后极差,病死率很高,特别是有并发症者,病死率更高,因而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担任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的10多年时间里,陈菊梅教授每年都要按照中华医学会的安排,给来自全国各地传染病医院的同行们,讲授传染病的发病情况、研究动态和防治经验。

七  奋力抗击非典 勇创五个第一

2003年初春,突如其来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国际上通称SARS)在我国广东一带肆虐、横行。

这种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由相关冠状病毒感染而导致的以发热、干咳、胸闷为主要症状,严重者出现快速进展的呼吸系统衰竭。这种新的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和“快速的进展性”等主要特点。它以患者为主要传染源,尤其是急性期患者的呼吸道分泌物和血液里的病毒含量很高,主要通过近距离飞沫传播、接触患者的分泌物及密切接触传播,人群对这种传播不具有免疫力,普遍容易感染。此病的病死率约在15%左右,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和生命的急性传染病。

在非典肆虐、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一位时年已78岁高龄的老专家,身先士卒地冲进了抗击非典的战场。在短短的3个月时间里,她奋力拚搏,连续创造出了5个“第一”,为抗击非典作出了新的突出贡献。

这位78岁的老专家,就是为我国传染病事业屡建奇功的总后勤部“一代名师”、全军非典型肺炎防治专家组成员、三○二医院专家组组长陈菊梅教授。 从1950年初起就同各种传染病打交道的陈菊梅教授深知,与传染性疾病作战是一项长期而艰难的事业。难就难在各种传染病毒在不断的“改头换面”,因此,人们就不得不变着法地同它们打“游击”。面对这种变幻莫测的“敌情”,陈菊梅教授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2003年春节刚过,陈菊梅教授培养出来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成军博士,就收到了来自广州第一军医大学的一个“传真件”。这个内容让人惊讶的“传真件”,很快就传到了陈菊梅教授手里。她得知广州有一批医护人员在抢救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患者时不慎被传染的信息后,便十分敏锐地感到,这么多医护人员被感染,说明这种新型传染病传染性很强,传播速度很快,很有可能被扩散开来,甚至还会传到首都北京。搞好预防已成为当务之急。陈菊梅教授想到这里,不仅心急如焚,而且有时深夜难眠。忧国忧民的强烈责任感,促使她认真思考了许多问题,查阅了大量有关资料,并随时奉命准备出击……

2月12日,当广大人民群众还不知道甚至没听说“非典”的时候,陈教授已成为第一位在电视等媒体上宣传非典防治知识的老专家。

当2月中上旬非典在广东为非作歹的时候,除广东以外的全国各地广大人民群众都还不了解非典的厉害。由于当时信息传播方面的局限性,人们还不知道非典是什么东西,就连不少大医院的医护人员都还没听说过非典这种新发传染病。但是,对各种信息非常敏感的新闻媒体,却在想方设法收集有关非典的各种信息。

当许多新闻媒体还处在收集研究、请示阶段的时候,2月11日上午,消息特别灵通的中国旅游卫视台的刘巍编导,却把要来采访的电话打到了全军惟一的大型传染病专科医院的院办,要求当天下午就要来院采访。院办的负责人当时便直接请示了本院的倪衡金政委:“能不能让电视台来采访?如果同意来的话,采访哪位教授?教授能讲哪些内容?……” 院领导想了想,立即让答复电视台的刘编导:同意他们来医院采访专家组组长陈菊梅教授。讲讲预防非典的知识不会有什么问题,传染性疾病重在预防嘛!”

院办负责人立即给中国旅游卫视台的刘编导回了电话,同意第二天上午采访院专家组组长陈菊梅教授。同时把电视台刘编导采访的事通知了专家组陈菊梅教授,因时间很紧,好让她有个准备。没想到,早已作了准备的陈教授满口答应了:“可以,人家问什么,我就回答什么,重点谈谈预防的问题。”

 2月12日上午,旅游卫视台刘编导及摄像记者等一早就来到了三○二医院,院办负责人把刘编导等引见给了陈教授之后,采访就在一连串的问答中开始了:“什么是非典型肺炎?它是怎样传播的?它有什么流行病学特点?公共场所和家庭、个人如何做好科学预防工作?……”

陈教授根据自己准备的资料,分别有针对性作了言简意赅的回答,并特别指出,呼吸道传染病是可防可治的,关键是要重视搞好预防工作。非典型肺炎来势汹汹,其实只要科学地认识它,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医疗卫生机构严格搞好消毒、隔离,广大人民群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就可以达到防止非典传播的目的。具体地讲,预防非典这种呼吸道传染病,一要对工作和生活环境经常通风换气;二是个人坚持科学地洗手、洗脸;三是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这一点也很重要。为了使广大群众提高预防非典的警觉,陈菊梅教授还特地建议,旅游卫视台能广泛地告诉各地旅游者,暂时不要到广东“疫情流行区”去旅游……

旅游卫视的工作效率很高,当天下午回到台里,就抓紧制作了专题片,从2月13日开始,先后多次播放了这次对陈菊梅教授的专访,使全国各地的许多想去广东的旅游者,改变了原订计划,免受了非典的危害,因而受益匪浅。后来,旅游卫视的不少观众不无后怕地说:多亏旅游卫视台宣传的早,宣传的好,不然的话,当时误入疫区就要吃大亏了。

事后,中央宣传部门的有关领导曾表扬旅游卫视给人民群众办了件大好事,同时称赞三○二医院的陈菊梅教授是第一位在国内电视台宣传防治非典知识的老专家。 此后,陈菊梅教授2月21日下午,还接受了《健康报》社采访一部邢远翔主任的专访,回答的依然是如何预防非典感染等问题,这次采访的内容以“专家发言”的形式,在2月25日该报《知识与健康》版重要位置发表。

随着非典疫情的不断蔓延,陈菊梅教授宣传防治非典的力度也不断加大。5月2日上午,陈教授接受了《解放军报》组织的专访,并以《群防群控是战胜非典的有效手段》为题撰文,着重谈了“什么叫群防群控?”“为什么要群防群控?”“怎样搞好群防群控?”她结合自己从事传染病防治工作50多年的切身体会,着重指出:群防群控就是发动和依靠各个部门、各条战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采取多种有力措施,有针对性地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

她具体讲了4条,一是各级领导机关要制定好群防群控的具体措施;二是卫生防疫部门要认真履行法律赋予的监督管理职能;三是各基层单位要切实组织好群防群控措施的具体落实;四是广大官兵个人要尽最大努力做好自身防护工作。首先要做到“五勤”:勤洗手,时常保持双手的洁净;勤洗脸,防止病毒、细菌侵入鼻、口、眼等部位;勤饮水,保护鼻黏膜的湿润,促进体内废物的排泄;勤换洗衣服,保持内外衣的整洁;勤晒被褥,减少病毒细菌侵害身体的机会。其次要做到“三好”:心态调整好,身体锻炼好,必要时口罩要戴好。再次要做到“六不”:疫情流行期间尽量不外出;不到狭小、拥挤且通风差的公共场所;不与他人共用毛巾、脸盆、餐具;不过度疲劳,要保持适度休息;不去探视传染病人;不随地吐痰和乱扔垃圾、废弃物。总之,非典可防、可控、可治,关键是要把预防工作做好、做细、做实。

陈菊梅

3月5日下午,北京地区首批输入性非典患者住入我院。3月8日下午,陈教授坦然镇定地走进了非典隔离病房,主持了北京地区第一次对非典患者的专家大会诊。

穷凶极恶的非典疫魔,不仅在广东兴风作浪,而且随着被感染人员的流动而到处流窜,横行无羁。经过不长时间,它便悄然北上,几经辗转,无声无息地潜入了首都北京。

 3月5日下午4点钟左右,一辆人们常见的救护车停在了三○二医院南门,车的后门缓缓打开,3位病情“怪异”的患者,分别被医护人员用平车推着,或用双手挽着,径直进入了三○二医院感染一科病房。 经过几翻紧张而有秩序的忙碌,令人意想不到的诊断结果,赫然展现在大家面前:3位都是非典患者!

面对这种不曾相识的陌生疫情,医护人员们的神经都一下子绷紧了。他们压根儿就没有估计到,非典疫魔会如此神速地突然降临在自己的面前;他们也没有预料到,首都抗击非典的第一枪,会在自己的手中打响!他们更没有考虑到,在非典病原不明,精神准备不足,尚无收治经验,又缺少药品设备的特殊而又紧急的情况下,自己会与非典疫魔进行一场惊心动魄的“遭遇战”!

非典患者悄然而至的消息,当天晚上即以最快的速度报告给了三○二医院的两位主官。时任的吕占秀院长当即指示医务部并转告感染一科领导,要密切观察患者病情的发展,想方设法给予及时救治。确保不发生任何问题。时任的倪衡金政委当晚也对收治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位主官敏锐地认识到:能否有效控制非典疫情的扩散,能否成功救治非典患者,不仅关系到这几位非典患者的健康与生命,而且关系到首都的安全稳定和刚刚开幕的全国“两会”的顺利进行。疫情就是战情!病情就是命令!在情况十分危急,病因尚不清楚的关键时刻,为给首都筑起第一道防线,两位主官果断决定,火速启动战时工作机制,迅速采取应急措施。

 3月6日早饭后,还未到上班时间,时任的倪政委便直奔感染一科病房,了解了非典患者的病情和科里的收治情况。然后,时任的倪政委又在赶往门诊部的路上,碰到了刚了解完情况的时任医务部主任王业东。他们边往门诊部走,边交流情况。倪政委特意叮嘱王主任,务必高度重视非典患者的收治工作,要多设想些救治预案,多研究些防范措施。

到了门诊部,王主任按照院长、政委的指示精神,对正在出“专家门诊”的院专家组组长陈菊梅教授说:今天下午,请您到感染科主持一个重要会诊。陈教授一听说有重要会诊,便满口答应:好!我准时到。 院领导从门诊部回到院办公楼后,立即对住院的非典患者的救治工作和今后非典患者的收治工作等,作了具体的研究和部署,商量了当前应该而且可以采取的一系列紧急措施,并对落实这些措施作了人员分工,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下午2点刚到,当时的吕占秀院长、王业东主任与陈菊梅教授及原专家组成员王凝芳教授等,一起走进了感染一科。同时到来的还有临检中心、放射科等辅诊科室的专家们和机关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这时,大家的态度都十分严肃,因为他们将要面对的是北京地区第一例,也是第一批传染性极强的非典患者;他们将要亲自接触的是从未见过的非典疫魔。同时,大家的情绪也都十分亢奋,因为这些老专家、老教授已同各种传染病患者和各种突发疫情打了几十年交道。特别是陈菊梅教授已同50多种传染病对过阵、交过手,每一次都有战而胜之的亲身经历。这次也不例外,尽管非典传染性极强,传播速度很快,但参加大会诊的专家们相信:这种陌生而又凶恶的传染病,也一定会被人们逐步认识,认真研究,一定会被人类有效控制,科学战胜……

由三○二医院专家组组长、我国著名的传染病专家陈菊梅教授主持的北京地区第一次对输入性非典患者的专家大会诊,就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中开始的。 根据院领导的指示,参加大会诊的专家们首先听取了感染一科赵敏主任等的病情汇报,其他同志作了补充。然后,经过全身“武装”的陈菊梅教授、王凝芳教授等戴上厚厚的口罩,十分坦然、镇定地走进了非典患者们住的隔离病房…… 同过去会诊其他传染病患者一样,陈菊梅教授总是那样一丝不苟。她带领王凝芳教授等专家们,步履轻盈地走近了第一例非典患者于某床旁,无拘无束地作了详细查体:亲口询问了病史,亲自作了口腔检查,亲耳听了心肺情况,亲眼看了皮肤上有没有皮疹或黄染……

陈菊梅

陈菊梅


经过从上到下、从前至后的全面体检,基本上了解了于某的病情;陈菊梅离开于某病房后,又走进了于某父亲的病房。经过同样一番周到细致的体检,陈教授明显觉得于某父亲的病情比于某要危重得多,连呼吸都很困难,尤其是取平躺位时,咳嗽得很厉害……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查体和询问后,陈菊梅教授组织专家们进行了大讨论;吕院长和王主任也参加了讨论。

大家就下一步救治于某及其病情已很危重的父母的方案,谈了各自的意见。

陈菊梅教授听了大家的发言,又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作了总结发言:这3位非典患者都是因病毒感染所致。是什么病毒感染,还要作进一步的检查鉴定。从查体情况看,于某父亲的病情比于某要危重得多。其原因,一是于某父母年龄较大;二是于某父母基础性疾病较多;三是于某父母病情危重,是被于某传染后,多次辗转,误时太长,救治不够及时所致。谈到下一步救治意见时,陈菊梅教授说:在目前非典病原、病因不清,又无特效治疗药物的情况下,应重视支持疗法,进行对症、综合治疗。因为3位患者都是因病毒感染所致,首先,要考虑进行抗病毒治疗,如可对症使用“病毒唑”等药物;其次,对胸闷、呼吸困难的两位危重患者,可加用糖皮质激素,持续给氧治疗。同时,要加强病情观察,发现病情变化,要及时对症处理……

陈菊梅教授主持这次专家大会诊后,感染一科全体医护人员,不分昼夜,共同努力,使北京地区第一例输入性非典患者得到了成功的救治,也为后来住院的其他非典患者的治疗,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此后,前来住院的非典危重患者日渐增多,会诊、抢救工作量也不断增加,特别是74岁的著名教授姜素椿因抢救非典危重患者于某某时被感染而病倒后,三○二医院非典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开会决定,50岁以上的专家、教授一律不再到隔离病房内进行面对面会诊、抢救,而改为在病区外进行“电话会诊”。同时,每周一次的“专家门诊”,也暂时停出。在院里作出决定之后,当时78岁高龄的陈菊梅教授只好把自己抗击非典的“战场”转移到了隔离区外。但她为非典患者会诊的次数而未见减少,特别是一些“特殊患者”的复杂病情,仍然要由她主持或参与会诊、讨论。

一次,一位患非典的老干部病情出现恶化,病区领导把请求会诊的电话打到医务部后,部领导立即安排专家组组长陈菊梅教授召集专家组的教授们及时进行了“电话会诊”,很快研究提出了救治的意见。 有些非典患者病情加重后,情绪非常低落,再加上见不到自己的亲人,便产生了悲观厌世的念头,身边的医生、护士和科领导,谁劝导也无济于事,液也不想输了,药也不想吃了,反正是“破罐子破摔”了。这位患者的问题反映到机关后,机关的同志认为,“思想上的障碍”还得靠“说服的办法”去消除,便又找到了陈菊梅教授,让她进行电话疏导。陈教授拿起电话直接和这位患者通了话,由“科学看待疾病”,谈到“正确对待人生”,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耐心疏导。俗话说,姜还是老的辣。毕竟是专家组组长亲自出马,这位患者真的被感动了,终于开始配合治疗了。

3月13日下午召开编写准备会,4天后即出清样,到19日,由陈教授主编的第一本《非典型肺炎防治手册》即下发全军。

非典型肺炎危重患者的病情变化速度很快。由于持续高烧,可导致病情进一步恶化,很快发展成呼吸窘迫综合征。第一例非典患者于某的父亲于某某就属于这种情况。3月7日晚饭后,于某某的病情突然恶化,感染一科副主任叶文华立即组织医护人员进行了及时抢救;插管人工给氧,做心外按摩…… 到晚8时左右,时任的吕占秀院长和医务部王业东主任迅速调来精兵强将,由原专家组成员姜素椿教授、王凝芳教授和感染一科赵敏主任、外科麻醉室徐晨主任等多位专家,组成了“高规格”的抢救组,继续进行了全力抢救……

吕院长等跟随姜教授等一起走进了病房,并给参加抢救的10多位医护人员鼓励说: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作最大努力。下一步的抢救工作,由姜教授全权负责,请大家再想想办法,尽力挽救病人的生命!这里需要什么,尽管说,我们全力以赴!

在姜教授的精心指挥下,抢救工作又紧锣密鼓地进行了40多分钟。经两次请示吕院长同意后,气喘嘘嘘、浑身是汗的医护人员,才开始料理于某某的后事。

同传染病人打交道,自然要冒被病人传染的风险。接触病人最多,距离最近,抢救病人时间最长的医护人员,最容易被感染。面对传染性很强的非典病人,既不能因害怕传染而不去抢救,也不能因保护自己而不去尽力。在这种危难之际,我们的专家教授和医护人员发扬“敢趟雷区”的大无畏精神,义无反顾地冲进了“遭遇战”的最前沿。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要奋不顾身地去抢救病人,因为这是每一个军人、每一个医护人员都必须认真履行的神圣职责;其次才能考虑采取有效措施来保护自己,这也是为了抢救更多病人的现实需要。

在抢救危重病人方面,我们的医护人员做得确实是无可挑剔的,但在搞好个人防护方面,由于措施和设备一时没能到位,当时全院同志特别是临床一线的医护人员,最担心的还是“院内交叉感染”。

3月8日,第一例非典病人于某的多位亲属,同时入住我院感染一科。住院的非典病人增多,传染性那么强,抢救工作那么紧张,防护设备又那么差,要完全杜绝“院内交叉感染”,谈何容易。谁都可以想到,冲进“地雷区”后,谁也不能保证不踩到“地雷”,而一旦踩响“地雷”,后果可想而知。

 3月10日上午,人们最担心害怕、最不愿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参加3月7日晚上大抢救的几位医护人员,先后因发热住院,倒在了“雷区里”。这一不幸的消息很快悄悄地传开了,全院上下,每个人的心里都沉甸甸的。

院部领导一方面指示有关科室“千方百计,抓紧诊治”,一方面研究提出了“不被感染、不感染人”的工作指导方针。这八个字,言简意赅,寓意深刻,既符合实情,又反映了民意。这八个字,看起来很简单,落实起来却不易。

指导方针定了,关键是要开动脑筋,迅速拿出“防止继续减员”的具体办法,以尽快解决“人手紧张”、“防护设备不到位”等燃眉之急。 在院长主持召开的院办公会上,大家发挥集体智慧,各种控制院内感染的有力措施陆续出台:抢救病人急需的呼吸机、防护服、消毒剂,特别是医护人员戴的20层纱布的标准口罩,院里组织大批后勤人员,广开门路,抓紧联系,不惜代价,火速配发到位;病房楼各楼层走廊上“密闭式隔断”,由维修队的工人们连夜施工,限期完成……

 在解决防护设施、设备的同时,教给全院每个工作人员懂得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自我防治知识,知道如何救治病人,如何保护自己,则显得更为重要,更为迫切,3月13日上午一上班、倪衡金政委便紧急召集了有医院专家组组长陈菊梅教授、情报资料科张海陵主任,防疫队邱立建副队长和院办负责人参加的编写准备会议,提出成立一个编写小组,由陈菊梅教授挂帅,立即动手,以最快的速度,编写出版《非典型肺炎防治手册》。

倪政委语重心长地说:作为全军惟一的传染病专科医院,我院收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人责无旁贷。但这种突如其来的罕见传染病对全院人员来说也是一种严峻的挑战,我们既要千方百计地收治不断增加的非典病人,又要想方设法地预防医护人员的无谓减员。因此,落实院党委提出的“不被传染,不传染人”的指导方针,就成为我们当前工作的重点。我们有责任、有能力尽快编写一本《非典型肺炎防治手册》,发给全院人手一册,具体告诉大家如何防、如何治,以求最终完成上级交给我院的收治任务,这就是我们编写这本《非典型肺炎防治手册》的指导思想。

 陈菊梅教授在准备会上表示,非典型肺炎这种新发传染病,潜伏期短,起病急,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且具有家庭聚集性和医院聚集性的传染特点。正因为人们对它很陌生,很害怕,所以,我们才要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把《非典型肺炎防治手册》编写出来,发给大家,以便尽快掌握预防和治疗知识。

准备会上,还研究了编写分工:陈菊梅教授负责起草“临床诊治”部分初稿,并对《非典型肺炎防治手册》”进行审稿把关;邱立建副队长负责起草“预防部分”的初稿;张海陵主任负责收集提供有关信息、资料;分工院办负责人进行文字编辑、校对、送审、印发。准备会上还提出了交稿的时限,要求3月16日(星期六)下午准时交稿。

 会后,当时年近八旬的陈菊梅教授抓紧点滴时间,亲自到图书馆查阅了大量图书资料,亲手汇集了有关非典型肺炎的信息,并执意放弃了双休日休息时间,连续加班加点,按时起草出了《非典型肺炎防治手册》的大部分章节。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是一种新发传染病,当时人们对它的认识还处于初始阶段,连病因、病原都还不清楚。

当时,编写《非典型肺炎防治手册》,是要给非典防治工作作指导和参考用的,稍有不慎,就会给防治工作造成损失。所以,在编写和审稿过程中,陈教授本着对非典病人的生命和医护人员的健康高度负责的强烈责任感,对《非典型肺炎防治手册》中的内容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斟酌,连治疗用药的剂量和预防消毒药剂的浓度、用法,都作了反复推敲。有些剂量、用法还要去查阅好几个“版本”之后,才能放心地敲定。为了使内容简练,通俗易懂,便于操作,陈教授在反复审稿过程中,删掉了一些深奥难懂的字句和可以不要的内容,使《非典型肺炎防治手册》内容更加精练,操作更加方便,陈教授这种严谨精细的科学态度和连续奋战的拚搏精神,使许多年轻人都惊叹不已。

3月17日,《非典型肺炎防治手册》清样出来后,院领导又作了认真审定。这本《手册》不仅详述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概念、流行病学特点、临床表现、临床诊断依据、诊断标准、鉴别诊断、合并症、预后、治疗措施、对病情的观察、护理要求和出院标准,而且还提出具体的预防措施、消毒处理方案和标本的采集、处理、运送等。 根据院领导指示,《非典型肺炎防治手册》清样于3月17日呈报给了总后卫生部防疫局审定。防疫局领导特事特办,经过审查,当天下午即同意扩大印发给全军各级卫生防疫部门和军内各家医院。清样立即被送到3209工厂,首次印刷了3000册。

从3月19日起,《非典型肺炎防治手册》即陆续下发全军各单位。同时我院也发至人手一册。剩余的500册,短短几天内,就被院内外亲朋好友抢要一空,以至后来找一本存档都很困难。 《非典型肺炎防治手册》虽然是“内部资料,仅供参考”,但它内容丰富,权威性强,又通俗易懂,便于操作。所以,它一经与读者见面,便不胫而走,广为传播,先后被军队和地方多家单位加印和翻印,被数十家网站免费下载。可以肯定地说,陈菊梅教授主编的全军第一本《非典型肺炎防治手册》,不仅在军队单位抗击非典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而且对夺取全国抗击非典的阶段性胜利,也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

 在封面为浅绿色的《非典型肺炎防治手册》印发一个月后,三○二医院又编印下发了封面为淡红色的《非典型肺炎防治管理暂行办法》,着重就“医务工作管理”、“防毒与消毒工作管理”、“后勤工作管理”、“监督管理工作”等拿出了具体操作办法。一绿一红两本小册子的下发执行和全面落实,不仅把北京地区第一批非典型肺炎病人严密地控制在了三○二医院之内,切断了院内通向市区的第一条“传染链”,而且也有效地控制住了院内的交叉感染,充分展示了三○二医院作为全军传染病专科医院的良好形象和战斗实力,有力地保证了全国“两会”的顺利召开。国务院一位副秘书长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表扬解放军三○二医院收住了第一批输入性非典病人,是为首都北京把住了第一道关,为正在召开的“两会”作出了重要贡献。

4月10日,《传染病信息》杂志总编辑陈教授主持召开了编辑部会议,研究开设“专栏”问题。5月20日,开设有第一个“非典专栏”的这期国家级专业期刊杂志即提前向国内外公开发行。

北京地区第一例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患者住院治疗一个月之后,军队和地方医院都探索和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同时也有些失误的教训值得总结。当时的非典疫情仍在迅速蔓延。医院工作人员被感染而病倒的消息不断传出,外院医护人员病逝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因而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在收治了许多非典患者的三○二医院,在非典危重患者数量继续上升的“隔离区内”,医护人员依然在“前仆后继”地默默工作着:一批医护人员正在一线夜以继日地忙碌,另一批医护人员已作好了冲上一线的准备,第三批医护人员则正在轮休中。还有很多医护人员向党组织递上了“请战书”、“决心书”,纷纷要求到最艰苦、最繁忙、最危险的一线去……

在与非典疫魔短兵相接、顽强拚搏的关键时刻,医护人员越是奋不顾身,勇于奉献,院党委和各级领导就越是关心他们,爱护他们。院党委和院领导,在为一线医护人员解决工作、生活上的难题方面,研究了不少办法,采取了许多措施。时任的吕占秀院长等曾在院周会上不止一次地含着眼泪,提醒临床科的领导们务必高度重视、切实做好对住院患者和医护人员的“双向保护”工作。特别对于那些因抢救非典患者被传染而倒在工作岗位上的医护人员,都给予了更多的关照。

在非典疫情不断蔓延、医护人员常被感染的特殊时期,国难当头,人命关天,我们还能再想些什么高招,还可以再做些什么实事呢?如何把我们成功的经验,变成军内外同行们的共同经验?如何把我们在与非典“遭遇战”中因信息不灵而吃了亏的教训,让军内外同行们共同记取呢?如何进一步提高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呢?……院党委的成员们,特别是当时的吕院长、倪政委等都在不停地进行着深层次的思考。

4月上旬的一天,时任的倪衡金政委看到图书情报科每天编发的《非典型肺炎专题》信息快报,立即联想到了三○二医院主办的国家级期刊杂志《传染病信息》。这一中国期刊方阵的“双效期刊”,是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专业杂志,是对外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窗口”和“阵地”,完全可以用来交流和沟通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经验和信息,为军内外医院进一步提高治愈率、降低感染率作出自己的贡献。

想到这里,时任的倪衡金政委便立即找到图书情报科张海陵主任谈了上述想法。张主任立即向《传染病信息》编审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兼总编辑陈菊梅教授转达了倪衡金政委的意见。陈菊梅教授也深有同感。对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这种新发传染病的认识,连从事传染病专业的医护人员都还很肤浅,更不要说其他医护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了。眼下,非典疫情在蔓延,非典患者在增多,要提高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当务之急,是需要沟通相关信息,进行学术交流,特别是同行之间,急需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陈菊梅

陈菊梅


《传染病信息》杂志正好可以在沟通和交流方面充分发挥作用。这既是一件责无旁贷的大好事,也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大实事。 4月10日下午,陈菊梅主任委员兼总编辑立即召开了多位编审专家参加的编辑部工作人员会议,并在会上强调:我们主办这本专业杂志的宗旨,是致力于为传染病的医疗、教学、研究、防疫、管理等工作者者提供最新的国内外专业信息。当前,非典横行,疫情严峻,我们的期刊就要积极主动地为抗击非典、战胜非典服务,为奋战在防治非典一线的医疗、护理、科研、预防、管理人员服务。以便让同行能清楚、正确地获取相对成熟的防治非典的经验,以及国内外有关非典的最新信息。因此,在《传染病信息》杂志上开设一个“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专栏”,很有必要,也很适时。大家要齐心协力,抓紧组稿,尽最大努力,用最快速度,把这个“专栏”办好。

为了抓紧办好这个“专栏”,陈菊梅教授还就“专栏”的大体设想、内容构成等,谈了自己的想法:既要有非典的研究论著和学术评论,又要有诊治非典患者的经验总结和亲身体会;既要有国家卫生部颁发的有关防治非典的法规、标准、指导原则,又要有国内外研究和防治非典的学术动态。陈教授不仅就联系作者等事项作了明确分工,对撰写稿件提出了具体要求,而且还亲自打电话向军内外有关专家、教授征稿……

陈菊梅教授在积极组稿、认真审稿、改稿的同时,还亲自动手带头撰稿。从4月10日主持召开编辑部工作人员会议之后,她就抓紧点滴时间,结合自己会诊非典患者的亲身经历,查阅了大量信息资料,并到临床科、临检中心和研究所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然后连续加班加点,写成了题为《浅谈SARS的发病机制(宿主对病原的抗争反应)》的学术论文。

在这篇近3000字的论文中,陈教授首先指出,了解一个疾病的发病机制,是有的放矢进行诊、治的基础。对SARS的发病机制研究也是攻克SARS的一个热点课题。紧接着,陈教授SARS病毒侵入人体后,宿主对SARS的免疫反应、天然免疫反应、抗体产生和SARS对免疫器官的反应等问题,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探讨和分析。她从SARS对宿主的主要靶器官(肺)的损害及宿主与SARS病毒抗衡斗争的反应,进行了大胆的试行推测:SARS病毒具有一定的对人类免疫功能毁坏的生物特点,其首先是摧毁人体的免疫系统,且较快地诱发对肺的自身免疫性反应。这种免疫紊乱机制,在青、壮年免疫调节功能较好者可能是一过性的,在婴幼儿免疫反应功能尚未发育完善,可能就不表现或有较轻表现,而对于年老体弱免疫调节功能差者,其仅有的正常免疫功能就要被破坏,已出现的病理免疫状况就较难调转,更何况有许多伴随疾病的影响,故病死率较高(65岁以上者有50%以上死亡)。SARS发病过程中的免疫紊乱值得深入研究,只有弄清和掌握了SARS病原上的生物学特性及其在宿主体内的致病特征,人类才能彻底制服这一病魔。陈教授的这篇论文,在《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专栏》头条位置发表后引起了同行们的广泛关注。

 从4月10日起的短短40天内,《传染病信息》编辑部的同志们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好的质量,很快就征集和编审了三四十位著名专家、教授和抗击非典一线医务人员及科研工作者20篇学术文章。从临床表现和诊断、治疗与预防、SARS冠状病毒和致病机制、病理研究、快速检测方法、护理人员的自我防护、病人防疫保健等各个方面,提供了大量的诊治经验、研究成果和最新信息。在陈菊梅主任委员兼总编辑和编辑部全体同志的不懈努力下,5月20日起,开设了国家级专业期刊第一个《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专栏》的这期《传染病信息》,在上级和地方有关部门的特别关照下,终于提前公开发行,为抗击非典、战胜非典,尽到了一份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同时也受到了社会同行们的广泛好评。

临床一线医护人员不断被感染,使陈教授心急如焚。5月4日上午,她成为第一批被邀在全军远程医学信息网管理中心讲预防院内感染的老专家。

在抗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这场不见硝烟的生死较量中,临床一线医护人员不断遭遇感染,有些高烧不退,有些生命垂危,有些已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种令人痛心的现状,不仅成为全国各家医院关注的焦点问题,而且引起了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及卫生主管部门的严重关切。在军队医疗系统,军委、总部首长不断有重要指示、批示等传达下来,要求收治非典患者的各家医院千方百计提高患者的治愈率,降低院内的感染率。

为了进一步有效控制院内交叉感染,切实保护广大医护人员的身体健康,努力打赢这场“攻坚战”,总后勤部卫生部当即决定,及时启用军队远程医学信息网管理中心,邀请一批经验丰富的传染病专家和防疫工作行家,参加现场直播讲课,深入普及非典防治知识和防护技术,现场解答各家医院医护人员的提问,教给大家自我防护的有效办法,以尽快控制院内的交叉感染。 作为被总后卫生部邀请的第一批授课专家,陈菊梅教授接到任务后,二话没说,就满口答应了。

听到军内外兄弟医院同行被感染的消息,特别是看到自己身边战友病倒的现状,陈菊梅教授心急如焚,夜不能寐,连吃饭也觉得无味。她回想起自己从事传染病防治工作50多年,特别是多次会诊非典病人的亲身经历,感受很深,感慨很多。传染病之所以能传染别人,一是病原体得由传染源排出来;二是需通过一定途径侵入、传播;三是被侵入、传入的另一机体没有抵抗力或没有防护。其实只要“卡死”这三个环节中任何一环,都可预防控制或消除感染的发生。一些感染之所以能够发生,也毫无例外是在控制以上任何一环中出了“漏洞”。这次有不少军队和地方的医护人员被非典感染的原因虽然不尽相同,但也出不了这三个环节。有的医院对非典患者这一“传染源”的控制不够严密,对其污染物和排泄物的处理也不够严格。有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对个人防护工作重视不够,自我防护意识不强。尤其在长时间、高频率、近距离抢救非典危重患者时,只顾了救护病人,没想到防护自己;还有一种原因是,病房隔离设施和个人防护设备方面的问题,前期是准备不及,数量不够;后来是质量不高,防护不力。比如,医护人员的头、面部防护问题,起初是没有“护目镜”和“口罩”,后来是数量不够,标准不高。特别是口罩,要么层数不够,要么质量不达标,起不到防护作用,给一些工作人员一种“虚假的安全感”……由此可见,控制和预防院内交叉感染,必须抓好上述三个关键环节。根据这一思路和这次发生感染的现状,陈教授作了充分的准备,思考了多种方法,很快就拿出了授课提纲。

 5月4日上午,陈菊梅教授精神百倍地走进了设在人民军医出版社楼上的“全军远程医学信息网管理中心”多媒体演播厅。她以“如何预防院内交叉感染”为题,向全军各医院的医护人员讲授了“预防病人与病人之间的交叉感染”,“预防病人与工作人员之间的交叉感染”等基本知识和防护措施。在近一个小时的授课时间里,她结合实际,现身说法,讲得既深入浅出,又通俗易懂。如在讲到医护人员搞好个人防护的程序时,她从“清洁区”讲到进入“半污染区”,再讲到进入“污染区”;然后,再从“污染区”讲到返回“半污染区”和“清洁区”。对工作人员的每一个穿脱隔离衣裤、手套、帽子等的动作,每一处个人自我防护的具体细节和注意事项,她都无一遗漏地讲到了、讲全了。 随后,陈教授又用20多分钟时间,有针对性地回答了几家医院工作人员的现场提问。大家提出的问题虽然五花八门,但都与个人防护最为密切。如个人怎样洗手、洗脸、洗澡等,陈教授都作了科学的回答,而且答得一清二楚、一丝不苟,受到了听课人员的热烈欢迎。

课后不少同志来电话反映说,我们听了陈教授讲的课,打消了许多顾虑,也消除了不少误会,进一步增强了控制院内交叉感染和搞好个人防护的信心和决心。 2003年6月19日上午,北京市第一家收治非典患者的解放军三○二医院,用鲜花和祝福送走了最后一名非典患者。在106个日日夜夜的生死较量中,全院共收治非典患者155例,其中危重患者占85.8%,治愈率高达92.9%,病死率为5.8%。这一了不起的成绩,受到了上级机关的表扬。在抗击非典中作出突出贡献的陈菊梅教授,也被评为总后勤部“优秀共产党员”,参加了总后勤部召开的表彰大会,受到了总后勤部首长的亲切接见。同时,陈教授还荣获了“巾帼抗非典先进个人”光荣称号,中国女医师协会向她颁发了《荣誉证书》。

陈菊梅
 

八  淡泊名利、廉洁行医的楷模

陈菊梅教授看待自己的名利,就像是一杯白开水那样淡而无味。她只想多做事,却不愿做名人,更不去争名利。

作为一名有62年党龄的老党员,陈菊梅教授为党的事业,进行了不懈的奋斗,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为党争得了许多光彩,多次受到各级党组织的表彰和奖励,得到了广大病人和群众的一致好评。但她觉得自己的名利,就像是一杯白开水那样淡而无味。她只想多做事情,却不愿做名人,更不去争名利。 几十年来,不论是当临床医生、科主任,还是当专家组成员、组长,凡是党交给的任务,她总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但到了工作总结和评功评奖的时候,她总是见荣誉就让,见名利就躲。她先后获得好多个“先进个人”、“优秀党员”和“特殊贡献奖”,都是在她“不知道”的情况下,由广大群众推荐、主管部门审定上报,经上级党委批准的。特别是她当了研究生导师,被评为总后“一代名师”之后,她总是不让宣传自己,总是不愿“出头露面”。她常说:“我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做的是平平凡凡的事,喜欢平平静静地生活,用不着宣传、表扬。”“我喜欢普普通通、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不愿意当什么名人。人生难得一颗平常心,我喜欢用平常心态对待生活,看待名利”…… 1995年,英国《名人传记》编辑部给陈菊梅教授来函,说要把她收入到大不列颠《名人传记》中去,她复函对方,婉言谢绝了。

1996年,英国《剑桥大学名人录》编辑部来函,说要把她写入《剑桥大学名人录》,她也没有答应。 1999年,《香港名人录》编辑部来函,邀请她整理个人自传寄过去,她依然没有同意。 以后,还有好多好多《名人传》、《名人录》编辑部来函,要她上书,让她出名,她干脆连看都不看,就丢进了纸篓里。 首都许多家新闻媒体都要来采访她、报道她,她总是建议让别的教授去,或推荐让年轻人去,并诚恳地说:这些年轻人干的不比我差,让他们见报纸、上镜头,肯定会比我更合适。

政治部宣传科的同志清楚地记得,1999年初,中央电视台《人民子弟兵》栏目组的几位记者来到我院,表示要专题报道一下著名传染病专家陈菊梅教授。对于这件我们求之不得的好事,我们当然要全力以赴配合,设法努力办好。但当政治部领导高兴地找到陈教授商量如何办好这件事时,没想到,她竟会说出这样一段话:“我做的都是些平凡小事,用不着宣传我,拍别的教授比拍我更合适些。”无奈,部领导只好又找了好多理由:“这不光是宣传你个人的小事,更是宣传咱们医院的大事。别的医院想请中央台,还请不来哩。人家这次是主动找到咱院来的,况且院领导都已同意了。请你还是百忙之中配合一下吧!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你怎么做的,就怎么如实说嘛!”经过大家一阵“软磨”,陈教授勉强答应:“试试看。” 在摄像机的镜头前,当记者问陈菊梅教授:“听说您三番五次地拒绝当名人、上镜头,您心里是怎么想的?” 陈教授面对着镜头,十分平静地说:“我只是做了些我应该做的事情,还有许多事情没做完、没做好。所以,我觉得没必要宣传自己,我也不愿意当什么名人。我活着不希望出名,死后也不用留名。人死了就死了,还留什么名。我和老伴都商量好了,我们死后,不作遗体告别,尸体都捐献出来,供医院解剖研究用……”

 中央电视台拍摄的这个专题片,先后在“黄金时间”内多次播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后来这个专题片在全国声像类专题片评比中荣获二等奖。陈菊梅教授的感人事迹,给全国许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说的这段“淡泊名利,不当名人”的“典型语言”,更使许多人感动不已。专题片播出之后,不少听众给电视台打电话说:你们播出的这位老太太真不简单,多出些这样淡泊名利的人该多好啊!

2002年春天,三○二医院新病房楼及病区4个园林的建设步伐加快,院党委考虑拟分别以4位老专家的名字,为4个“绿色园林”树“碑”命名。当院领导派专人去征求陈菊梅教授的意见时,陈教授委婉地说:我感谢组织的关怀,却不希望为自己扬名。我当医生,为传染病人服务,为医院发展出力,都是自己应该做的,没有必要用我的名字树“碑”命名…… 2003年底,院领导决定为陈菊梅教授写本传记。当作者找陈教授商量,尽快安排采访和收集有关资料时,她又一次表示了“不让给自己写传记”的意见:我只是做了些自己应该做的工作,都是些凡人小事,根本不值得张扬。活着,能为病人服务就很快乐;死了,也不希望为自己留什么名。所以,没有必要为我写传记……

 陈菊梅教授淡泊名利的态度是一贯的,三○二医院广大医护人员清楚地记得,1995年6月8日下午,在全院工作人员参加的“专家教授话人生”报告会上,陈菊梅教授在主席台上讲的那段话,依然感人至深: “1984年,我主动要求从科主任的位置上下来,退居二线,推荐年轻人当了科主任。但作为一名党员、医生,我不能闲着,在医教研方面,在帮助年轻医生方面,我感到自己还有责任。还有任务,还要只争朝夕。七五期间,我参加科研课题招标,先后得了5个二等奖,3个有我的署名,两个我没有署,尽管都是我的思路,都有我的努力,但我把署名看得很淡,也没想到要什么报酬。我觉得,老同志应该有这样的胸怀……”

几十年来,陈菊梅教授为病人想的最多,为别人想的最多,却极少为自己的家人、为自己的私利去着想。凡涉及到自己工资、级别、待遇的调整问题,她总是自觉服从组织和领导的决定,从不为自己去争去要。 早在1958年,陈教授留苏回国后定为高教8级讲师、主治医生,每月是116元。1963年,部队改行政级时被套为17级,减到112元。当时领导告诉她:“高教8级也可改套为行政16级,因你经济不困难,就给你套为行政17级了。”陈菊梅听后,感到啼笑皆非。

陈菊梅

实际上,当时陈菊梅教授家里的经济并非“不困难”,她和爱人陈国仕两人工资每月200多元,发工资后3天内,一份工资就花完了:给两人的老家轮流每月寄出55元,给保姆每月25元,订牛奶每月付20元。另一份工资也用不到月底,还常向保姆借10来元,等下个月还她。这次改套行政级,有些人是往上套了,而陈菊梅却往下套,比改套前还少了4元。在这种“一步赶不上,以后步步赶不上”的关键时刻,陈教授没有去找领导,更觉得不值得去争,反而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和“顺其自然”、“知足常乐”作了自我安慰:领导不给你,你争也争不来;领导要给你,你不争也会得到,这叫识时务,懂事理。直到1978年以后,陈菊梅家的物质生活条件才逐渐好了起来,家中每个月才有些余钱。 有人说,涉及个人生活待遇这类问题,关键在领导,个人工作再努力也没有用,听天由命吧。陈菊梅不这么认为,她说:领导交给你的工作,你还必须努力干好。干不好,就可能失去领导给你说话的机会。其他的问题由领导去考虑。领导怎么考虑,那是领导们的事。你把领导交给你的工作干得很好,就给领导处理这类问题创造了条件。所以,主动权还是在个人。

陈菊梅教授对待陌生的病人.就像是对自家人那样亲密无间。她只想治好病。却不接受病人的“表示”,更不去谋私利。

作为一名从医63年的传染病专家,陈菊梅教授总是带头廉洁行医,坚持秉公办事,从不以医谋私,以药谋私。她常说,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是党的一贯教导,也是一个医生应尽的天职。我只能想着如何为病人解除痛苦,如何去挽救病人的生命,而压根儿不能去想借自己的本职工作去为自己捞好处,不能去想病人应该怎么样感谢自己。违反职业道德的事,一件都不能去干;违反军队规定的钱,一分都不能去要,这是做医生的起码常识。 几十年来,陈教授就是在这种“严于律己、热情待人”的自我约束中走过来的。正如她1995年6月8日下午在全院“专家教授话人生”报告会上说的那样:作为一名党员医生,一辈子都要算“政治账”,不能只算“经济账”。一个党员医生如果把政治信誉丢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来。所以,做党员医生一定要带头讲医德、正医风,一定要站得端、行得正,一定要尽心尽力地为病人热情服务……

陈菊梅教授在全院大会上是这样讲的,在平常工作中更是这样做的。许多医护人员都反映,陈教授对待陌生的病人,就像是对自家人那样亲密无间。她只想治好病,却不接受病人的“表示”,更不去谋私利。见了素不相识的传染病人,有的医生只开化验单,不细问病情;有的只看化验结果,不认真查体;有的只开处方,不说注意事项,……显得比较冷淡。而陈教授接诊病人却从来没有那种“距离感”。

凡是亲眼见过陈教授接诊病人的同事,都知道她是这样“待病人如亲人”的: 病人刚走入诊室时,她总是首先态度和蔼,热情让座。如果病人伸出手来表示要握手,她总是会毫不顾忌地握在一起,从不嫌弃病人…… 病人主诉病情时,她总是专心听讲,认真记录,不清楚的地方再细心询问。她问话时,总是轻声细语,让病人倍感亲切,就像是久别重逢的朋友,或像是多日不见的亲戚…… 病人躺到诊床上准备查体时,她的动作更加规范,先要看看诊室的门关好了没有,窗帘挂好了没有,不该在场的人员离开了没有,不该暴露的部位盖好了没有等。然后再从头到脚,从前到后地细看、轻叩、慢翻身,最后再把病人扶下床……

在给病人开化验单或处方时,她一边写,一边说,为什么要开这些药,这些药怎么吃,平时要注意什么,何时再来复查等等,解释得一清二楚,叮嘱得周到细致…… 当病人满意地走出诊室时,她还不忘再提醒一下病人:别忘了,如果有什么不适,可直接打我院的咨询电话,号码记在你的病历本上…… 让陈菊梅教授这样的老专家看病,病人除了不停地表示感谢外,他们的共同感受只有一个:亲奶奶、亲姥姥或亲生母亲待我也不过如此!

 几十年来,陈菊梅教授为病人考虑的最多,给病人的关心最多,付出的也最多,但她从不接受病人及其家属“表示”给自己的“好处”。不收“红包”,不接礼品,不去“吃请”,不去游玩,是她恪守了几十年的“铁规矩”。天津市某银行一位20多岁的女职员,不幸患了甲型肝炎后,好好犯犯,连着反复了三四次,于1998年住入三○二医院特需科治疗。由于她病情复杂,又作了肝穿,怀疑她还患有“肝糖原累积综合症”。

科副主任石建时副主任医师特地请陈菊梅教授进行了专家会诊,确诊还是“慢性甲型肝炎”。科里按照陈教授提出的治疗思路,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对症治疗,使病人痊愈出院。 这位年轻女职员的病会不会复发?肝脏中的糖原累积情况有无变化?这一连串的问题一直牵挂在陈教授的心上。过了一段时间,对病人高度负责的强烈责任感,促使陈教授等专程从北京乘车到天津去回访了这位女职员。上午10点多,陈教授找到这位女职员家后,她的父母十分激动地说:真没想到老教授会来家访!我们全家人特别感谢您和三○二医院的医生护士们,我女儿出院后恢复得很好,每天乘公共汽车上下班,也不感到疲乏劳累……

陈教授说:我们很惦记她的康复情况,她还很年轻,工作又很忙,得定期作些体检。随后,陈教授又给这位女职员作了全面体检,并像亲戚拉家常似的,热情地介绍了些保健常识和工作、生活中的注意事项…… 女职员全家人再次被感动了,执意要留陈教授一行在家里吃顿饭,以表示对“认真会诊”和“专程家访”的感激之情。但陈教授执意不肯接受这些“表示”,而是借口“还要去走访别人”为由,谢绝了全家人的盛情款待。在离开她家之后,陈教授等拐了几个弯儿,找了街上一个普通的饭馆吃了顿“工作餐”。 陈教授面对病人的各种“表示”,就是这样“固执”而又“婉转”。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医生就是给病人看病的,治好病是应该的。你们不用在“感谢”上费心思。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不管什么“表示”,我都不会接受的。只要你们的病治好了,满意了,我们这些当医生的也就放心了,满足了。

 
陈菊梅

九  “83岁,我也是一名战士”

危难时刻,哪怕是九死一生的绝境,为了灾区群众的生命,她义无返顾地向前挺进;关键时刻,即便是极度危险的任务,为了救灾部队的健康,她依然无所畏惧地冲锋在前。她,就是87岁高龄的我国著名传染病专家、将军教授、解放第302医院专家组组长陈菊梅。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遵照军委、总部的统一部署,302医院先后抽组1个医疗队和6个防治队奔赴一线,面向灾区群众和救灾部队执行疫病防治任务。“防疫情就是保生命,防疫力就是战斗力”,身为专家组组长的陈菊梅深谙这两句话的份量!如何让刚刚摆脱了死神威胁的几千万灾区群众不再遭受另一种形式的死神威胁,又如何保证十几万抗震救灾的我军将士的身体健康,并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当时已83岁高龄的陈菊梅教授用实际行动做出了响亮的回答:到前线去,到灾区群众和救灾部队中去!陈菊梅等专家教授迅速奔赴灾区。老专家们的到来,为满怀担忧的灾区群众和救灾官兵吃了一颗“定心丸”。

成都军区某集团军军长等领导来看望陈菊梅教授,紧紧握住她的手说:“在我们的队伍里,年龄有23、33、53的,可您83了,还来一线呐!对部队是鼓舞,对我们也是教育!”陈教授说:“来做点工作是应该的,你们不用来看我,我和你们一起去看看部队的防治。”“但这儿危险,山里随时可能出现滑坡,您最好还是回成都坐阵指挥吧!”面对军长的恳求,陈教授笑了笑,坚定地说:“不到一线看一看,我就不放心,我就没有发言权!”

就是凭着这样的责任和使命,陈菊梅教授顶着高温酷暑,冒着余震频发的危险,与几位将军一道,一路察看,一路商讨,一路指导,走遍了北川、什邡、绵竹等重灾区,出现在北川县城、老北川中学、擂鼓镇、汉旺镇等废墟现场,查看部队营区、灾民安置点和消杀作业现场,对水源卫生监督、环境卫生监测、卫生防疫机制和环境消毒等进行了全面评估。她运用一辈子积累的传染病防治经验,对灾后可能发生的疫病进行科学预测和客观分析后认为,汶川、北川等地曾经发生过伤寒、出血热、乙脑、黑热病、甲型肝炎等传染病流行。针对灾民生活条件变化,救灾官兵连续奋战,灾民和官兵机体对疾病的抵抗力下降,气候炎热,食物极易腐败变质,蚊蝇滋生等极易引发传染病暴发流行的诱因,陈教授特意叮嘱军地领导:“要重点关注和防范食物中毒、痢疾、伤寒、肠炎等细菌类,以及甲肝、乙脑、禽流感、出血热、狂犬病等病毒类传染病。”在随后召开的前线指挥部会议上,陈教授等提出了“完善监测体系、突出防疫重点、实施科学防疫”三项重要建议,为指导灾区疫病防治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意见很快被新华社内参刊载,得到中央、军委和总部首长的高度重视。在汉旺镇,看到陈教授满头大汗,一个战士找来一把扇子要送给她。看着这位一身泥、一身汗、浑身湿透的战士,陈教授拉着他的手,心疼地说:“孩子,还是我给你扇扇吧!”

在擂鼓镇,某防化团团长看着满头银发的陈教授深一脚、浅一脚地忙碌在废墟现场,便找来一根木棍,要给教授用。陈教授拍了拍身上的军装,笑着说:“看到了吗,小伙子,就算我93了,也是战士!用不着拐棍!” 一天中午,几名经过精心防护的中央电视台记者来到北川拍摄“死城”的现场,恰好碰见陈菊梅、姜素椿教授在这里为防疫工作“把脉问诊”。当他们看到几位老专家连个口罩都没有戴时,万分惊诧地问:“你们怎么就不害怕染上病呀?”陈教授笑着告诉记者:“因为灾区不是疫区!即使像北川县城这样灾情特别严重的地方,经过防疫人员的努力,也已经是非常安全的了!”中央电视台记者以这样的一个细节,将全国著名传染病专家的话报道出去后,对消除外界传言灾区已发生瘟疫和传染病的谣言,稳定灾区人心,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针对灾区大量的临时医院、救治站和帐篷病房,收治任务重,救治条件较差,容易发生医源性感染和医务人员院内感染的问题,陈菊梅教授加班加点,指导本院专家紧急编写了集科学性、知识性、实用性于一体的《地震灾区医院院内感染预防指南》和《地震灾后传染病防治手册》,及时下发到灾区医疗机构、医疗队、防疫队和灾民的手中,为灾区医院预防院内感染,确保灾区不暴发传染病提供了科学指导。 

陈菊梅

十  你就不要推脱了

陈菊梅教授不仅是一位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医者,也是一位传道解惑、淡泊名利、甘为人梯的老师。 1993年,陈国凤(现肝纤维化诊疗中心主任)考取了军医进修学院的在职硕士研究生,想拜陈菊梅教授作自己的导师。当时,陈菊梅教授已经是德高望重的老专家了,“她会不会同意当自己的导师?”,陈国凤很担心。

当陈国凤小心翼翼地表明心愿后,陈教授给她的是坦诚的话语、信赖的目光和温馨的笑容。从那以后,陈教授不光从理论课学习、课题思路、实验工作、论文总结等方面对年轻的陈国凤进行指导,还在生活上也给予了她极大的帮助。陈国凤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做鸭乙肝病毒治疗的药物研究时,有一段时间实验不顺利,连续几个星期都没有拿到结果。她产生了畏难情绪,并对课题选题产生了疑虑。陈教授耐心听取了她的实验汇报,并指出可能存在的问题,使她恢复了信心。拿到结果后,陈教授又对如何解释实验结果给予了及时指导,使陈国凤的硕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

以后10余年间,陈国凤考取了博士研究生,在另一位传染病著名专家张玲霞教授指导下取得博士学位,并发表了科研论文30余篇,专业技术职称也由主治医师晋升为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并于2005年开始担任科室主任。陈国凤感慨地说:“我成长过程中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与陈菊梅为代表的老一代专家、教授的指导和教育分不开。” 2006年前后,医院参与了聚乙二醇化干扰素(佩乐能)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由陈菊梅教授牵头,陈国凤等人参与。

试验进行了1年多,顺利完成了病例筛选和临床入组、观察及随访工作。该项目总结时,本该是陈菊梅教授代表三Ο二医院署名,但陈教授对课题组表示,三Ο二医院的署名人是陈国凤主任。陈国凤知道后非常意外,按惯例,论文的署名人应该是项目负责人,怎么能署她陈国凤的名字呢?她急急地找到陈菊梅,表明自己的态度,陈教授微笑着对她说:“你还年轻,需要多和全国知名的肝病专家合作,署你的名,对你个人进步有帮助,对医院长远发展也有利,你就不要推脱了。”[博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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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国网 责任编辑: 陈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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