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赢”的局面

每年秋收后的土地流转承包竞标大会，是木兰村一年一度最隆重的节日。

那天早上，靳仲本提着个小包，里面装着15万现金，其中包括他的另外3个堂兄弟入股的股金。“当时感觉沉甸甸的，同一块地，有三四个承包户争，能不能竞上标，自己心里也七上八下的。” 靳仲本回忆2007年秋后竞标时的心情。

“不大的村部党员活动室挤进来几十位村民，台上的十几个竞标户每个人都拎着鼓鼓囊囊的一包现金，村支书乐得合不拢嘴。”村民靳仲功参加了那天的竞标会，他有8亩水田参与流转。“其中有块地的承包价由去年的每亩356元，涨到了390元。”

最终全村的2100亩水田，分别被4个承包大户中标。

“谁出的价格高，合作社就把地承包给谁。”罗授波说，“你还别说，城里人玩的这套公开竞标，中间没有猫儿腻，种粮大户和农户双方都没意见。”

每年秋收后，竞标的告示提前10天贴出去。参与竞标的种粮大户须先交两万元的定金。承包费合作社会按照亩数迅速发放到村民手中，不存在截留和挪用。

“2009年的竞标大会，价格还会提高，流转地的亩数还会增加。”罗授波非常乐观地展望道。

靳仲本最后以每亩360元的价格，竞得420水田的承包权。“2009年，准备再多竞得150亩种油菜，每亩的纯收入要比小麦多增加200元。”

对于2007年的收入，靳仲本称他们4家合股，每家分红大概在4万元左右。他在农闲之余，到巢湖捕鱼，一年又可以增收1万元。

对大片承包的好处，他这两年感觉到的除了科学施肥、施药后所增加的产能收益外，就是成本的节约。“化肥、农药小批量购买和大量批发，价格就差了两成，几百亩加在一起，就显现出来了。”

外出务工的农民则能“旱涝保收”，他们这几年的感受也比较真切。靳仲功把它总结为：“离乡地不丢、不耕也收获。”

55岁的靳仲功有8亩水田。他在本地一家建材公司当会计，大儿子、儿媳在上海打工，小儿子在本镇上班，妻子要侍候80岁高龄的母亲，每到农忙季节，儿子、儿媳都要回来帮忙。

“过去，8亩水田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靳仲功言，“但现在不耕不种，每亩的流转费用，再加上各种补贴，可以收益500多块钱。”

而他52岁的妻子楚效芳，则可以在“两忙”季节里，给种粮大户打短工以增加收入。比如插秧每天可获得报酬70元，每年夏秋两季的种收，打短工可收入近两千元。

据一份资料显示，木兰村农民人均纯收入2006年达4200元，2007达5280元，均高于全县同期平均水平。

这几年，肥西县农委经济师徐道军一直密切关注木兰村土地流转改革的进程，并及时给他们提供农业方面的法律援助和智力支持。

他中肯地评价了土地流转后农村社会生态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一方面，入社农户可获得稳定的土地租金收入，比如2007年每亩获得收入350多元，高出单独转包收入约1倍，比自己耕种划算。另一方面，土地合作社把农民从土地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他们可以安心外出打工经商，或就近从事二三产业，每个劳动力每年获得收入1万至1.5万元。

其次，解决了撂荒地问题，提高了土地经营效益。由于可以实行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农业生产成本大大降低，且有利于发展优良品种，效益明显提高。

“农户愿意，大户争着承租，村干部有劲头，形成了承租者、社员、合作社‘三赢’的局面。”徐道军坦言。

阜阳市原“小康办”主任薛万青认为：“从更为长远的眼光来看，木兰村的探索为新农村建设指出了方向。生产模式统一，土地集约利用，形成集约化生产，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探索一条新路，为产业结构调整搭建了平台，为新农村建设奠定了基础。”薛万青长期关注并探究皖北农村经济的发展，他曾因推动税费改革的成功于1996年被中国社会经济调查所评为优秀调查员。

另外一个方面，土地合作社不仅促进了农民增收，而且化解了农村道路、水利和村庄建设用地的一些纠纷。群众切切实实得到了多方面实惠，基层干群关系也因此融洽了许多，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明显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