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改革开放系列报道：特区30年的深圳之路

　　1979年4月，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借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机会，向中央提出了广东“先行一步”的建议，希望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实行单独的政策，鼓励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投资。

　　邓小平赞同这个建议，“这几个地方就叫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傅高义认为，当时的中国，迫切需要找到一条不受其少的可怜的财政预算制约的现代化之路。广东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海外华人中，有80%来自广东。为港澳回归搭桥的政治考虑，也是特区选址深圳的一个重要原因。

　　1980年8月26日，由吴南生牵头起草的《特区条例》，获得全国人大通过。深圳和珠海、汕头、厦门一起成为中国首批经济特区，327.5平方公里，蛇口包含其中。

　　次日的《纽约时报》，以节制的惊叹写道，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青春年代】

　　似乎就是从1979年开始，人口不到3万的边陲小镇深圳，忽然热闹起来。

　　刚刚过完年，惠阳地区公交计委办公室副主任骆锦星就坐上了前往深圳的大巴。泥土路，过两个关口，车子摇摇晃晃，4个小时才到。

　　春节前，隶属惠阳地区的宝安县刚刚更名为深圳市，广东省委向全省干部发出号召，支援深圳建设，骆锦星自认喜欢挑战，和31名惠阳地区的干部一起，从城市来到农村，担任新成立的房管局副局长。

　　亲自起草了特区条例的吴南生，受命兼任深圳特区第一任市委书记，他也带着5个人，乘火车从广州来到深圳。半年后，广东又安排有着丰富大城市管理经验的副省长梁湘任市委书记，吴南生不再兼任。

　　骆锦星记得，当时的深圳，一眼望得到尽头。

　　全镇2.6万人，汽车7辆。两条水泥路穿过小镇，一条是人民路，另一条是解放路，全长不到2公里。“干部都住在迎宾馆附近的党校，门前一条臭水沟，蚊子一抓一大把。”骆锦星说，“看来，真要走一条血路才行。”

　　虽然中央一直强调不给特区一分钱，吴南生还是从副总理谷牧那里争取到了3000万的启动资金，靠着这3000万，深圳搭起了特区建设的第一块积木。另外的资金来源是“卖土地”、向银行贷款和引进外资，最初几年不向中央缴纳税款的特殊政策也间接提供了特区建设的资金。

　　最有想象力的骆锦星提供了“卖土地”的点子。

　　“把土地使用权出租给外商，我们就能用租金来搞建设，外商拿了地，也必然愿意来投资，这样经济就发展起来了。”

　　困难在于曾经的信仰。当时宪法规定土地不能出租、转让。

　　“没有办法，都按规矩办，还叫什么特区？”骆锦星说，不是要闯血路么？血路就是有人要牺牲。

　　统计数字显示，从1980年到1981年，深圳共出租土地4.45万平方米，获得“土地使用费”2.136亿港元。

　　这一做法，日后在全国蔚然成风。1988年，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修改了宪法有关条款，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规定转让。”

　　资金来源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深圳最初的发展模式，建成“出口加工区”的最初期待，也在实践中被丰富和完善。

　　为了吸引外商投资，大量资金被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建宾馆、建道路。国贸大厦、深南大道，这些深圳的地标，均在此时竣工。

　　在特区建设的最初三年里，深圳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6倍，不仅把另外三个特区远远甩在身后，还让十里洋场的上海、华南第一城广州黯然失色。

　　小渔村创造了大奇迹。一些冲破经济发展羁绊的制度改革，也在进行当中。

　　1982年，通过竞聘，普通职工何能胜获得了中英街上的沙头角综合商店总经理一职，1983年，国贸大厦的女员工已经可以每月拿到200多元的工资，比内地的部长还高。1984年，深圳市民可以不再凭粮票敞开购粮。

　　这些改革，10余年后在内地以同样的方式上演。

　　那是改革启蒙期的激情年代，深圳宛如一个盖世英雄，叱咤风云。

　　狄更斯说，这是最好的时候，也是最坏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