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区官场“震”动

　　四川地震灾区大规模“火线”任免干部，任免逻辑及对干部的评价标准引人注目

　　★ 本刊记者/蔡如鹏(发自四川北川、都江堰)

　　一大早，王理效就从绵阳市区赶回擂鼓镇。作为县委组织部部长，选派干部、确保全县抗震救灾各项工作顺利进行，是他当前的头等大事。

　　这是6月11日，四川省北川县提拔干部任前公示的最后一天。

　　在北川县擂鼓镇，县委组织部临时办公帐篷外，张贴着此次提拔干部的名单和职务，不少人驻足观看。

　　在这份名单中，拟提拔正科级干部24人，副科级干部54人。其中，不少人破格提拔。“这78人，经过我们了解，都是在抗震救灾中表现突出的党员干部。”王理效说：“提拔他们，主要是填补灾害中遇难领导干部空缺的职位。”

　　提拔什么样的干部？

　　但提拔过程并不顺利。

　　刚走进帐篷，一位副部长就向王理效汇报，有人反映拟提拔为漩坪乡乡长的贾娅，在抗震救灾中没有起到表率作用，不应提拔。

　　贾娅是北川县漩坪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据该乡一名有2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反映，地震发生后，贾娅不顾全乡近万受灾群众，多次试图离开漩坪乡。

　　听完汇报，王理效当即让工作人员去进一步核实情况，“一定要调查清楚，多问一些人，要快。”

　　按计划，县常委会当晚要讨论这份名单。北川许多地方缺干部，都在“等米下锅”。

　　这次地震中，四川省阿坝、绵阳、德阳等重灾区的干部伤亡惨重，以至于很多县级部门的运转陷入停顿。

　　在北川县，每5名干部中就有1人死亡或失踪。据统计，全县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在职在编的1932名干部，死亡或失踪的有436人。其中，县级干部5人，科级干部80人(县级部门75人，乡镇5人)。

　　“地震后，我们县乡村三级领导班子，一共空缺干部近120人。”王理效说：“县级干部主要靠省上下派，科级干部除了市里选调外，很大一部分，需要就地提拔。”

　　据了解，北川县这次拟提拔的78名科级干部，大体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具备提拔条件的副科级干部，被提拔为正科级。这些人，大多已在现任职位上工作多年，业务能力强，并且地震后能够始终坚持在抗灾第一线。

　　比如，县纪委监察局副局长潘向东，此次被提拔为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第二类是虽不具备提拔条件，但在抗震救灾中表现突出的副科级干部，破格提拔为正科级。他们多是一些年轻干部。

　　比如27岁的共青团县委副书记马晓燕，被破格提拔为团县委书记。

　　最后一类，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普通干部提拔为副科级干部。这类人数最多，有54人。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北川中学校长刘亚春被提拔为县文教体局副局长。地震发生后，刘亚春组织党员和教职工从废墟中成功救出200多名学生。

　　短期内，如此大规模提拔干部，这在北川史无前例。“这是在非常时期，北川采取的非常之举。”王理效说。

　　事实上，在其他重灾区，也不乏“火线”提拔干部的例子。

　　提拔的标准是什么？

　　这次地震灾区大规模提拔干部，最大的亮点就是在抗震救灾中的表现，成为干部任用的重要依据。

　　王理效说：“在提拔过程中，我们主要问3个问题：地震发生后你做了什么？效果怎么样？老百姓评价如何？”

　　为此，北川县委组织部还草拟了一份文件，要求全县每一位干部撰写“抗震救灾纪实”，详细汇报地震后24小时自己的情况，包括所处的位置、承担的工作，以此作为今后任免干部的依据。

　　北川县委组织部的这一做法，事后也得到了上级部门的认可。

　　5月13日、20日，中组部两次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在抗震救灾的第一线考验考察干部，对抗震救灾中表现突出的，要大胆提拔使用。把领导干部在这次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中的表现，作为干部任用奖惩的重要依据。

　　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北川考察时也指出，要在抗震救灾中考验考察干部，加强抗震救灾第一线的领导力量，补充配强灾区党政领导班子。

　　在四川省委组织部副巡视员周国庆看来，这次提拔与以往的不同，就在于调整、简化了程序。

　　“党选拔干部，历来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周国庆说，“‘德’就是指要能为人民服务，不同时期，对‘才’则有不同的要求。在革命时期，要能领导武装斗争；在经济建设时期，要能带领百姓致富。同样，在抗震救灾时期，要能主动地抢救、安置群众。”

　　为了保证工作不断、力量不减，很多干部的提拔从组织考察、群众公示到最后任命，只需要短短几天时间，“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处理干部是否不尽人情？

　　与被提拔的干部相反，在此次灾难中，也有一批干部受到处理，成为灾区官场“震”动的另一面。

　　6月7日，四川省纪委副书记任俊年通报说，省纪检监察机关在此次抗震救灾中共查处41名党员干部，其中包括8名处级干部。

　　这些干部有的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有的受到组织处理，还有的被依法刑拘。但他们受到查处的原因都只有一个：在抗震救灾期间存在工作不力、失职渎职的行为。

　　最早对干部进行处理，并且处理力度最大的是都江堰市。

　　地震发生后仅5天，都江堰就处理了4名干部。相关材料称，市民政局副局长肖蓉，在灾情统计工作中，不认真工作，导致统计错误，被免职；市档案局正局级调研员李蜀，在地震发生后一直未到单位报到，被免职；蒲江镇团结村党支部书记刘定双，在抗震救灾工作中不履行职责，仍经营自己的副食店，被免职；柳街镇社区党小组长高文学，高价销售汽油，牟取利润，被开除党籍。

　　都江堰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杨洲告诉记者，截至6月12日，该市已处理了10名党员干部。其中，免职5人，撤职两人，停职1人，解除合同1人，开除党籍1人。

　　杨洲说，这些干部的处理程序与以往相比，并没有简化，均符合正常的任免程序。党内职务，由各级党委研究决定后，组织部门下文任免；行政职务，由党委研究提名后，政府行文任免。

　　但也有人质疑，有一些干部是为了寻找、安置受灾的家人耽误了工作，对他们进行处理是否不尽人情？

　　记者6月14日找到李蜀时，她正在市档案局工作。免职对从事了32年档案工作的她来说，“伤害太大了，觉得非常委屈”。

　　都江堰市领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在特大灾难面前，每个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和觉悟，但问题是李蜀不肯回到工作岗位，“丧失了公务人员的道德水准”。

　　李蜀告诉记者，地震后，因为担心年迈的父母，5月14日晚赶往离都江堰市100多公里的蒲江县。15日下午，接到单位上班的通知后，局里一位副局长同意她“把父母安顿好以后，尽快赶回来”。但她说没想到的是，5月17日晚赶回都江堰时，自己“已被(市纪委检查组)抓了典型”。

　　同样是因为担心亲人而面临处理的贾娅就要幸运得多。

　　6月11日晚，在北川县常委会上，县领导考虑到她多次急于返回北川县城，是为了寻找自己的女儿(事后证实贾娅的女儿已经遇难)，“出于情理”，没有对她进行处理，但也不予提拔，平调到另一个乡工作。

    困在禹里乡

　　——一个乡党委书记讲述地震后的“孤岛”故事

　　当唐家山堰塞湖可能溃决的险情被成功排除后，绵阳等下游城市的人们松了一口气。而事实上，鲜有关注的堰塞湖上游老百姓，才是堰塞湖这一地震次生灾害实质上的受害者

　　★ 本刊记者/秦轩(发自成都)

　　地震前，从北川县原县城——现在的禹里乡开车到北川新县城需要25分钟；地震后，由于唐家山堰塞湖淹没了公路，从禹里乡到北川县的擂鼓镇，需要翻越五座大山，当地人要走8到9个小时。

　　记者头天中午从擂鼓镇出发，第二天下午抵达禹里乡。此时，唐家山堰塞湖已经将北川原县城——治城淹没，只有高处的几栋房子和电线杆还露出头。

　　与北川县城相比，禹里的伤亡数字不算惨重，截至6月1日的数据是，整个乡死42人，伤1260人，重伤120人，失踪251人。自地震以来，全乡镇4300户人家，90%以上的房屋夷为平地，剩下10%成了危房。

　　但唐家山堰塞湖带来了更大的威胁。全乡13个村，36个队(社)，1个居委会(社区)被淹。其中1787户、5133人要整体搬迁。

　　在山顶的安置点，中共禹里乡乡党委书记陈国兴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

　　陈国兴书记今年45岁，曾经在陈家坝等3个大乡做党委书记，前年本来要升官去县里，但是1年半以前到禹里乡当书记，因为这里规划了一个20亿立方米库容的水库，他属于被委以重任。地震后他说，到这里来保了条命(因为北川县城覆没)。他有个18岁的儿子，在北川一中读高二，今年18岁，已失踪。爱人在陈家坝。

　　地震时，陈国兴右腿两处骨折。到5月26日下午，直升机接他出去治腿，5月28日上午又回禹里乡。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全是外面的情况。现在唐家山堰塞湖淹没以后，县里面被围的11个乡镇，一点新闻都没有。”他希望堰塞湖带给上游的困难得到关注，开始给记者讲述这个大禹故乡的灾后故事。

　　坎坷的灾情汇报

　　5月12日，当地老百姓都在赶集。而乡里在开机关行政效能建设动员大会，乡干部、村干部、机关单位负责人都参加了大会。开会后吃完中饭，有7个村干部去县城查档案，结果死了5个。

　　下午14点28分地震。15点，我派副乡长陈兴明和一个村主任俩人出去，要两人到县委县政府汇报：我们禹里根本没法办了。当时我以为北川没事，以为路全部畅通。走的时候副乡长哭了。他们可以说是冒着生命危险出去的，当时余震不断。

　　结果，第二天早上还没消息。我不知道怎么办，是不是路上塌方了，这种情况下凶多吉少。13日上午10点，我又派清凉村村支部书记刘炳云出去。我亲笔写了信，简单讲了禹里的灾情，包括当时掌握的情况，受灾的面积、伤亡情况、亟待解决的问题等。

　　5月14日依然没音讯。到晚上我很急。我们不知道外面的消息。这时路、电全部都是断的。

　　晚上11点多开了紧急会议。我们把禹里的基本情况写了紧急求助请求，以党委和政府的名义，向县委县府、市委市府、省委省府汇报。我们打算到不了县上，就到市里，实在不行到省里汇报。我自己想出去，见县委的领导，但我离不开。

　　5月15日早上5点30分，我再派乡长李加富，另加4个干部陪着他，一起5个人出去。我要他们想尽一切办法，第二天赶回来。

　　5月16日晚上回来一个，是第三批出去的，叫崔长健。他把外面的情况告诉我们——我们此时才知道北川县城已经被夷为平地。李加富乡长没有回来，被安排在九洲体育馆做思想工作：当时外面很乱，很多打工的人要回来。

　　李加富乡长在擂鼓镇见到四川武警部队邓参谋长，他说见到部队就是见到救命恩人了。马上把我写的那个书面的紧急求助给他。邓参谋长知道情况后立即用卫星电话与指挥部联系，汇报禹里灾情。

　　李乡长让崔长健带回来的便条里说，第一天派出去的陈副乡长等人在山上林子里歇了一晚。那时候根本没有路，他们沿着高压铁塔走。

　　本来我很生气。禹里是北川老县城，面积有218平方公里，也比较大，是北川除了擂鼓以外的第二大乡镇。发生灾情以后，县上没有派一个人下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看了便条，我理解了。我只有采取自救的办法了。

　　16日晚上，四川武警一支队伍610多人过来了。他们徒步翻山过来，在山上还露宿一晚上。他们是第一支过来的部队。

　　堰塞湖：水面在上升、上升！

　　现在水带来的问题比地震给老百姓带来的伤痛还要严重。

　　我们北川分关内和关外。漩坪以外就是关外，北川县城以及另8个乡镇是关外。这次堰塞湖隔断的12个乡镇，是关内。

　　5月13日、14日水还很远，还没淹到漩坪镇。我们是一天一天看着水升起来。我们从15日开始观察。当时水给老百姓带来很大的恐慌。说是漩坪那个地方，两座山相碰了，整个镇肯定要淹了。我们当时还不相信，不相信水会淹到治城(就是禹里乡)。但15日，水就淹到禹里乡的边界了。

　　16日下午7点50分，我们用竹棒插到进水处。头一天插，第二天早上去看，算一下淹没速度。我们算出，水平均每天上升2.98米，直线上升。

　　我扶着拐棍亲自去测算。我心里知道，水肯定要淹到我们禹里。但是没淹到之前，老百姓不能恐慌。我对百姓说，如果把你们淹死了，我抵命。水如果淹到这里，我来背你们。我得先把老百姓的心稳住：那么大的灾难，老百姓没组织，怎么撤退，怎么保证安全，那可能造成二次灾难。

　　看到水势比较严重，我们和邓参谋长商量，选安置点。一共选了3个点，石纽、望江、慈竹。3个点我们和邓参谋长亲自看了。

　　从16日测试到18日、19日，天天看着水上涨。开始是每天2.98米，后来水面变宽，上升的速度随之减慢，以每天2米、2米以下这样的速度上涨。而下面堰塞湖还要多久溃坝，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和邓参谋长派了两批干部、士兵，去大坝那边看，扎起竹筏去看。但靠不拢大坝，冒险也只能到距离大坝1000米的地方，看不仔细。

　　等到水已经淹到我们大桥的时候，我们觉得不行了。我们立即组织从下游撤到上游。19日晚上开的紧急会议，20日开撤，21日开会动员，沿途村落，包括水秀、慈竹、石纽、湔江、沿河、紫阳、望江、三坝、大湾、青杠、庙坪，还有街道、社区，22日开始撤离，23日全部撤完。地势最低的水秀一带，包括学校在内的部分人18、19日已经撤到石纽山上。

　　现在堰塞湖淹没的面积比较大，13个村，36个队(社)，1个居委会(社区)被淹。1787户(全乡4300户)，5133人要整体搬迁。给我们造成非常大的困难。不是堰塞湖，现在我们的公路肯定畅通了，老百姓也可以恢复生产了。

　　堰塞湖带来的第一大困难是疏散问题，因为道路被淹；第二大困难是学生，根本找不到地点复课；第三是医院，在此的北川县第二人民医院被淹没后，丧失了救护功能；第四，堰塞湖把我们26个行政村一分为二，南面15个，北面11个，全部隔断，只能靠木筏相互联系。昨天开始，才使用了空降下来的冲锋舟。在堰塞湖划木筏很危险，里面的钉子、电线、障碍物太多了。

　　背米自救

　　地震发生之后，除工商、税务之外，政府的档案都抢出来了。派出所塌了2间，但户口、档案、电脑、枪支弹药、印章全部抢出来了。干部自己家的家具什么的都没拿出来。信用社把300多万现金，抢出来用飞机运出去了。

　　地震发生以后我们遇到三大难题，必须解决。第一个是危重伤员必须解决。5月12日到5月18日，5天时间活活看见死了4个。医院夷为平地，无法手术，伤员死因一般都是流血过多。所以邓参谋长过来看以后非常心痛，说地震没有死的人，坚决不能再死一个。我们和邓参谋长及时联系，5月18日把我们这里120多个危重病人全部用直升飞机运走。

　　第二大难题是帐篷问题。4300户夷为平地，我们却只有31顶帐篷，老百姓没地方住。

　　第三大问题是粮食问题。我们禹里老百姓比较稳定，没有惊慌。但在第一时间我们下去调查，看到很多老百姓家被夷为平地，吃的没有，穿的也没有。

　　我们联系了个体老板，和他们商量他们的粮食由我们政府来管理，地震当天晚上就派了巡逻队到他们粮店的门前驻守。第二就是和超市联系，叫老板把超市关了，由政府管理。政府还接管了一个粮店，有4吨多粮食。另一个粮店只有豌豆，老板相当配合，非常愿意。到那种情况他也没办法。如果他往出卖，肯定要被哄抢。我们派出所派人去执勤、站岗。一开门，老百姓都要买，那是保命粮，一斤米卖2斤的钱都给。我们收过来，对灾民进行统计，先发给那些没粮食、断炊的，所以到现在老百姓一直没发生恐慌。

　　我们当时4300户，14500人。除去外面打工的，差不多有1万余人。每一天我们消耗5吨米。一直到28日，我们收到的大米，只有空投的10吨大米。这些天老百姓就吃土豆、萝卜、库存的余粮。

　　5月22日、23日我们就知道空投不能解决问题。我们看着它连续投到山上，有的挂在山上，有的挂在电线上。地震以后山上到处是裂口子，我们看到也不敢去捡。

　　算了一下，老百姓自己库存的粮食最多的能维持十几天，一般人家只够五六天。我们和指挥部联系，知道在擂鼓镇有粮食，但是没办法运进来，我们就发动群众出去背米。由村支书带队，组织了100个青壮年。计算起来，每个人背60斤米，他们一次能背6000斤。

　　昨天(5月31日)，有军队从平武去茂县，到我们地界，运了20吨米过来——茂县过来的路已经通了。我们这边9个村每人发了10斤米，可以解决10天的问题。而底下的村子，人均只发了2斤。

    两代地震孤儿的心灵余震

    从1976年至今，党育新的成长经历，正是一代唐山地震孤儿难以完成的苦痛修复。30多年后，她面对新一代地震孤儿——这一代孩子未来的路会怎么样呢？

　　★ 本刊记者/孙冉

　　5月19日，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7天。

　　绵阳市中心医院，太多的伤者，太多的哀痛者。生者不平静，伤者不平静，平静只属于角落里的一个孩子。

　　孩子瘦弱得像颗黄豆芽，四肢纤细，脑袋由于过大而耷拉在肩膀上。医生说，是脑部积水造成的。

　　“黄豆芽”只有两个月大，不哭不闹，平静得异常。她对7天前的那场灾难是否有记忆，谁也不知道。她的目光透露着惊恐和对新环境的不安。

　　7天前，她被母亲抱在怀里。房梁压在母亲身上，致命伤来自于头部一道拇指长短的伤口。母亲蜷缩着，为孩子留下足够的空间——在母亲蜷缩着的身体下，“黄豆芽”像种子一般奇迹地活了下来。

　　邻居们在废墟中听见哭声，把她从母亲的怀里抱出来。孩子收住哭声，自此平静得异常。人们也许觉得她哭得太累了。

　　那一天，孩子的名字“母牵琦”有了新的含义——母亲用生命牵出来的奇迹。护士们都说是个好名字，不过都不愿去面对奇迹的背后——母子生死两端的现实。

　　没人懂得“黄豆芽”那份异常的平静，都认为是脑部积水的结果。

　　19日，从外面来了一个中年妇女。她抱着“黄豆芽”说，我知道孩子没事，孩子什么都懂，孩子知道自己失去了母亲。

　　这个中年妇女叫党育新，唐山大地震中的一个遗孤。32年前，她只有6个月大。

　　32年的噩梦

　　32年前，唐山大地震，党育新全家一共5口人遇难，惟有她，活了下来。

　　把她从废墟中抱出来的解放军说，在废墟中，她不停地哭。父亲最后一个动作，就是伸着胳膊，把她递到废墟的外面。

　　解放军从她父亲手里接过孩子，孩子不哭了。父亲早已死去多时。

　　那一刻，人们给她起名叫党育新——党孕育的新生命。没人说，她是父亲用手送出来的奇迹。

　　5月19日，党育新抱着“黄豆芽”，感觉抱着的正是32年前的自己。那时她是否也是这么一副黄豆芽的样子，什么时候开始像个正常孩子哭闹的，这些党育新都不记得。唯一的记忆是她两岁后的一张照片。那上面，党育新胖乎乎的，和两个姐妹站在一起。她们三个都姓党，人们都称“党氏三姐妹”。

　　搜救到她的解放军，后来给党育新说，当时她很健康，胖乎乎的，一点伤都没有。她父亲也很好，致命的伤口很小，看上去走得很安详。

　　这些话，党育新从来都不相信。5月17日，她在电视上看到“黄豆芽”被解救的镜头，就觉得电视里那个孩子就是她自己。

　　32年前，党育新和500个唐山孤儿被送到石家庄一所福利院(育红学校)。她是那些孩子里最小的一个。那一次大地震，造成4000多个遗孤，其中1000多个和党育新一样生活在福利院里。

　　在福利院里，孩子们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定时睡觉、起床，一起玩耍，形影不离。有时这是一种快乐，有时这也是一种集体化的孤独。

　　党育新记得，那时福利院的孩子特希望过年，因为只有过年才有人去慰问他们。

　　32年来，党育新时刻都在幻想着有个父母，但这仅停留在幻想。“我从小就没有父母的概念，谁对我好我就对谁好，我们孤儿就是这样。有人说我们孤儿没有教养就是这样。”党育新现在有时觉得自己很自私，觉得自己以前被亏欠的太多了，“工作后，我想买什么，不论多贵我都买给自己，变相地回报自己”。

　　党育新的梦想后来差点成为现实。有一对奥地利的夫妇来收养唐山遗孤，“党氏三姐妹”同时入选。福利院的阿姨说，谁乖，谁就有家。党育新觉得自己最乖，肯定讨人喜欢。最终，老大党育红被选去，因为她没有任何亲戚。

　　党育新不能去，是因为她终于找到了亲人，她还有个姥姥活着。

　　她至今对当时的姐姐党育红有种奇怪的感觉，她不知道那是不是嫉妒。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育红去了奥地利，如今连中文都不会说，也忘了她们，不想回来。

　　她还说，福利院里，阿姨和蔼得永远像别人家的阿姨，从来没人对她们这些孤儿唠叨过。后来长大了，她很羡慕人家有父母的唠叨。自己没这个唠叨，心里总是空落落的，不知道自己何处会碰壁。

　　9岁那年，她被送到姥姥家。她说，她和姥姥有亲情，生活却没保障。姥姥没有工作，生活很苦，需要舅母给生活费，每月20，还要“看人脸色”，有寄人篱下的感觉。孤儿院虽然苦，但毕竟不用为生计发愁。党育新很想回福利院。

　　她给福利院的阿姨写信，希望他们来接她。她不知道石家庄的孤儿院(育红学校)1984年已经解散。等了许久，也没有阿姨来接，她第一次真实地感觉到被那个集体“遗弃”了。

　　从小没人告诉她长大会怎么样。来例假了，她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她也不喜欢和姥姥说话，姥姥从来没有告诉她爸爸妈妈的事，连一张照片都没有。

　　2004年姥姥去世，党育新开始觉得姥姥不容易——因为死了女儿，自己再苦也要把外孙女拉扯大。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党育新就跟着唐山心理干预援助团来到绵阳。她知道自己心理也有点问题，但内心里想到汶川来看一看32年前废墟中的唐山和她自己。

　　她在医院抱起“黄豆芽”那一刻，终于明白做一个母亲的不容易。

　　两代遗孤的归处

　　到了绵阳，党育新和她的唐山心理干预援助团，最想去福利院看一看。

　　5月21日，听说梓潼儿童福利院安置了一些地震孤儿，党育新和她的唐山心理干预援助团，马上包车来到这个离绵阳有近一个小时车程的地方。

　　这是一个7人的队伍——只有两人不是专业心理咨询师，一个是担任领队的中国共青团唐山市委书记，另一个就是地震孤儿党育新。

　　经过反复协商，党育新和同事们终于获准进入戒备森严的梓潼儿童福利院。院大门上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此处只有安县孩子，无北川孩子，意欲领养者请三个月以后再来”。可见此处并不乏来访者。

　　这是一栋两层小楼，楼上是孩子们的宿舍。孩子们都聚集在一楼的院子里，好奇地看着这些来客。

　　党育新一眼扫过去，心里不禁悲凉。近30个孩子里，一眼就能看出好几个孩子是残疾儿：白化病、智障、毁容。一个5岁的小男孩靠近打量党育新。党和他说话，他不应。老师走过来说，“他有严重的癫痫”。

　　只有几个小男孩比较活跃，他们对来客手中的相机发生兴趣。当来客举起相机准备拍他们时，他们立刻摆出姿势，露出微笑。

　　这几个小男孩就是此次大地震的临时孤儿，他们是安县小坝小学二年级的学生。自地震后，这个学校的一部分学生来到了这里。

　　如今剩下5个孩子，无人认领。老师说，他们成为孤儿的可能性很大。

　　党育新搬了个小板凳，坐在一个叫张显林的小男孩身边。他今年9岁，大地震时正在学校睡午觉。他还有个弟弟叫李钢，是双胞胎，两人一个班。当时，弟弟在教室里玩，他叫弟弟赶快跑。所幸两人都平安跑出。

　　“你和你弟弟怎么是两个姓？”党育新不解。

　　张显林不语。他低头玩着手中的钢丝，一根牙签粗的钢丝被他硬生生折弯。他的手心被磨得通红。

　　“你在班上学习好不好？”党育新问。

　　“我期中考了95分。”张显林笑了笑。

　　“我儿子和你一样大，他可没你学习好。”党育新笑着说。

　　这时，一个与张显林长得很像的小男孩也搬凳子坐了过来。他解答了党育新的疑问。“我哥被我爸‘卖’给张家了，不过哥哥经常回家玩。”小男孩叫李钢，张显林是他亲哥。

　　张显林的头更低了。党育新发现，他的裤子右侧破了一个大洞，而穿拖鞋的黑乎乎的小脚，指甲已经很久没有剪过。

　　“你们在这里吃得好不好？”党育新低声问。

　　“挺好的，中午吃黄瓜。”张显林说。

　　从双胞胎兄弟俩的叙述中，党育新逐渐明白了他们的故事。

　　弟弟舍不得与哥哥分离，张显林也经常回家玩。妈妈生下他俩3个月就走了，据孩子说是因为爸爸妈妈没有结婚。他俩还有个哥哥和姐姐，比他们大10岁左右。妈妈走后，李钢的爸爸很快再娶，后妈对李钢还不错。

　　张显林不爱说话，有些忧郁。兄弟俩一起，弟弟抢着说话，头脑清楚，个子也比哥哥高，身材更结实。弟弟说，自己家是瓦房，哥哥家是木头房。

　　大地震后，不论是亲爸爸还是继父母，都没有来找过这两兄弟，他们很想念亲爸爸。他们不相信自己的所有亲人都不在了。

　　那天，是他们到这里的第5天。虽然对这里完全陌生，但兄弟俩又能在一起，玩得很开心。

　　两兄弟现在最怕的是被收养，因为那意味着又可能被分开。

　　临末，党育新让张显林在笔记本上写几句话。他很快写下：“我希望爸爸妈妈把我们……”他想写“接走”两个字，但写了半天都不会写。育新写给他看，还让他写“我要做个勇敢的孩子”“我要照顾好弟弟”。

　　张显林歪歪扭扭地写完。党育新问他，你明白这两句话的意思吗？张显林重重地点点头。

　　那一刻，党育新的心不由得一颤。

　　心灵余震

　　很多年前，也有一个阿姨对她说，你要好好照顾好自己的妹妹——党育苗，同样的一个孤儿，比她小一个月。还有一个姐姐，比她大一个月。她们三个姓党的孤儿，自此成了姐妹。

　　党育新记得自己爱笑，一乐就两个小酒窝。育红很老实，育苗老哭。三个躺在床上，育苗一哭，大家就害怕。

　　5岁时，老大育红被一对奥地利夫妇领养走。后来育新到了姥姥家，和育苗也分散了。三姐妹的命运自此不同。

　　直到20岁，她们才再次见面。

　　育红已经完全是个外国人，文身，抽烟，喝酒，不想回来。育新感觉自己还很单纯。

　　不像育苗，所有人都说，她这个妹妹变了，就是因为一直生活在福利院。15岁，育苗受到国家主席的接见，自此有点飘飘然，老师说话她也不听了，很多人批评她：你只不过是个孤儿，没什么贡献。

　　当时的她，却不这么想。领导来慰问，对她说有什么事你来找我，自此她就相信，真以为自己能通天。“小时候福利院的孩子都相信这种话，长大了才明白这是成人的话。”党育新幽怨地说，“我从很小就不断有人来给照相、拍片，我都习惯了。每年7月28日的纪念日我都好忙，忙着接受采访，上电视。每年说的也都是那些。我一般都不拒绝，一拒绝别人就觉得我拿架子。我没什么事迹，不就是摆在那儿给人看吗？总让我感恩，从没人关心，我能活下来就是一个奇迹。”

　　1999年，党育新的婚礼，她请来中共唐山市委书记做自己的娘家人。她说这也是别人精心策划过的。

　　如果细心观察党育新，就会发现她似乎已经习惯了镁光灯。夜宿帐篷，她依然坚持每天化妆，描眼线。面对接二连三来采访的记者，说出来的话一套又一套。

　　党育新总说一句话，我姓党啊。于是大家都开玩笑，跟着“党”走。她善于察言观色，协调与众人的关系。与她同团的唐山心理学专家檀立却认为她很少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过于压抑自己；看上去光鲜亮丽，其实内心很苦闷。

　　檀立说，她自小就被灌输要坚强，要感谢党，久而久之她也这么想，但冷暖自知。

　　只有在喝酒时，才能看出党育新的真性格，她喝得比谁都凶。

　　5月19日，党育新在绵阳社会福利院还见到一个明星“地震孤儿”——12岁的北川女孩刘小桦。

　　大地震发生后，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九州体育馆看望灾民，刘小桦在边上不停地抽泣。她的奶奶、弟弟和两个表妹遇难，父母生死未卜。温总理拉着她的手说：“别哭，政府会管你们的，管你们上学，管你们生活。”随即，年过花甲的总理也流泪了。

　　这条新闻感动了无数人，刘小桦的姐姐也因此找到她。另外听村民说，她的爸爸妈妈都在，正在北川救灾(现已确认，父母还活着)。

　　自此，刘小桦的平静生活被打乱，绵阳社会福利院的负责人王老师告诉记者，每天都有20家媒体来找她采访。“这个小姑娘已经有点飘飘然了。”

　　党育新与她聊天，几乎成为了一场实况转播——两代地震孤儿的倾谈，现场有5个镜头对着她们。

　　刘小桦笑吟吟地对着镜头说：“我有3个同学在地震中死了，还有一个同学脑袋里的东西流了出来……”

　　党育新脸色变得发紫，丢下“转播现场”，逃离开去，躲在角落里，许久情绪都不能平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