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上述有重大影响的三种事态外，站在全球角度观测，2006年还有一些不能不提到的动向，它们中有的消极阴冷，有的令人鼓舞，传递着相互矛盾的信息，折射出当下世界政治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亚非地区一些传统上不太稳定的地点或重燃战火，或现有的矛盾加深。2006年，泰国经历了最近十五年的第一次军人政变，陆军总司令颂提将军把民选的总理他信赶下了台；尽管看上去这是一个得民心之举，背后有德高望重的老国王的撑腰，此举依然引起对这个东南亚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缺乏稳定性的担心。斯里兰卡依旧是南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内战最频繁的国家，斯国政府军和泰米尔猛虎组织之间的冲突，前几年在外部调停下曾有所减弱，2006年却突然激化，造成惨重的伤亡。尼泊尔是南亚另一个动荡不安的国家，国王、反政府武装、民众以及“七党联盟”之间变化无常的乱局，在2006年出现了新的动向，其中最大一个变化是，在大规模群众示威抗议和流血之后，国王被迫交权，随之而来出现了新一轮博弈形势。朝鲜半岛及日本海一带，是东亚地区为数不多的麻烦地点之一。围绕朝鲜核问题的谈判在2006年停滞不前；被美国金融制裁激怒的朝鲜，不仅向公海区域发射了导弹，而且无限期推迟参加有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悍然进行核试验；日本与朝鲜的旧怨未解，与韩国之间围绕有争议的岛礁归属问题又产生了新的争执，2006年上半年日韩之间甚至一度剑拔弩张。中国与日本之间围绕靖国神社问题、海洋边界划分问题所形成的僵局始终难解，在小泉9月到期卸任之前已有近五年时间两方最高层没有互访。非洲大陆总体上看处于相当边缘的位置，不管是经济贸易领域，还是对国际安全的影响；非洲这一年的战乱不算多，除索马里军阀之间似乎永无止息的混战、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种族骚乱、尼日利亚等国部族武装之间的零星交战之外，多数国家相对稳定，卢旺达和利比里亚等国还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建立了公审民族罪犯的法律程序。但非洲国家在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贡献有限，尤其在经济上的成绩乏善可陈，外部投资者的兴趣像各国内部的发展机会一样屈指可数。如百年前一样，非洲在国际舞台上像是不起眼的配角；几十年的政治独立和主权回归进程，并没有换来世人所期待的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这是世界政治中令人失望的一个现实，是国际权力结构长期扭曲、调适不当的一个结果。

一向富庶、安宁的西方发达国家，社会问题和种族矛盾有某种激化的苗头。2005年年底，在澳大利亚著名旅游胜地克罗纳拉海滩，一批以黎巴嫩裔青年为主的澳大利亚穆斯林人，与当地的白人青年(所谓“澳大利亚纯种”)之间，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冲突。双方都用充满种族主义色彩的口号贬损对方，采取群体斗殴、焚烧教堂和汽车的野蛮行径。这场骚乱震惊了澳大利亚朝野及社会舆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9·11”之后中东裔澳洲人在这个白人为主的国家的特殊遭遇。无独有偶，澳大利亚的骚乱声音刚刚止息，欧洲的法国再度出现示威、封锁和对抗。2006年3～4月间，针对德维尔潘政府出台的《首次雇佣合同法案》，有几十所法国大学同时罢课，大批的法国学生走上巴黎街头抗议游行，其间夹杂着少许的打砸抢不法行为，引起社会各界的担忧，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僵局之后，政府被迫撤销了原先的计划。尽管这次抗议活动不像2005年骚乱那样有种族冲突的色彩，但它带来的震荡却引起了人们的反思，对这个古老、美丽的国度接二连三的社会冲击波感到吃惊。像法国、澳大利亚一样，前面提到的发生在英国伦敦的穆斯林激进青年阴谋炸毁英美班机的未遂事件、发生在美国芝加哥的伊斯兰激进势力追随者企图炸毁北美最高建筑的未遂事件，既有种族矛盾和后“9·11”进程的背景，也跟这些国家内部的经济不景气、尤其是少数族群的生活状态有关。在一向平静安宁的北欧，2006年也出现了由于个别报刊编辑拒绝就刊登亵渎伊斯兰教真主形象的漫画向穆斯林世界道歉、引发阿拉伯世界民众示威抗议和烧毁欧洲国家在当地办事处的冲突事件。2006年9月，美国总统布什关于“伊斯兰法西斯”的说法，以及差不多同一时期新教皇本尼迪克特关于历史上的宗教战争(“十字军圣战”)的判断，更是招致包括欧美地区在内的全球穆斯林民众、知识界和宗教人士的广泛针砭，其冲击波到底持续多长、造成哪些后果，至今尚难充分估量。前面已透视过“新两极”对抗的阴影，在此想补充的是，这一逐渐加深的阴影，不仅对伊斯兰世界形成巨大的压力，对国际社会造成不利影响，它同时伤害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自身，危及着后者的社会稳定与国际形象。美国著名战略思想家亨廷顿继《文明的冲突？》之后，又推出了《我们是谁？》（新华出版社，2005）一书。这本可以视为前者的姐妹篇的重要作品，对于美国自身由于种族矛盾而引发对抗和骚乱的前景做了悲观而不无道理的分析，很值得关注美国思想界动向的读者参考。

世界经济风云变幻、起伏不定，特别在能源和原材料领域，受到国际政治和安全局势的强烈干扰。从全球发展角度讲，目前世界经济中存在的失衡现象(如高达近万亿美元的美国经常账户年度巨额逆差以及东亚一些经济体过高的储蓄率)依旧在发展，解决这种失衡的各种努力收效甚微，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经济中既有的各种矛盾(如扩大的南北差距、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不平衡、经济发展集中在少数地带等)。在国际能源领域，近一时期正在酝酿深刻的变化：俄罗斯作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之外最重要的产油国和输出国，加快了争夺在这一领域的主导权的进程(2006年夏天在俄国召开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和俄对欧洲和亚洲主要经济伙伴频频打出的“能源牌”，彰显了它的能源战略轮廓)；“欧佩克”也在考虑三十多年来的首次扩大，计划吸收安哥拉、苏丹、厄瓜多尔等国，以抗拒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的挑战；中国、印度、日本等缺乏能源的重要国家，面对全球石油和天然气市场上日益激烈的竞争态势，考虑建立某种形式的能源消费国协调机制；委内瑞拉、伊朗等富油国越来越多地考虑用“石油武器”应对美国的压力和西方的批评；传统上居于主宰地位的西方石油巨子，面临了日渐成熟的非西方的产油国和非产油国国有石油企业在定价、产销、加工和销售等环节的竞争。而国际原油价格的大起大落(仅从2006年第三季度观察，纽约和伦敦的标价有时超过75美元，有时跌落至60美元以下)，很明显不是经济和贸易方面的原因，不是成本与需求之间的关系改变，而是政治斗争和安全考虑等因素造成的结果；伊朗核危机的每个回合，委内瑞拉总统对美国每次发出的挑战信号，总是带来西方市场上直至全球范围内油价的波动。国际贸易制度方面在2006年遭遇了重大挫折：7月下旬，由于在农业自由化问题上的分歧难以弥合，世人瞩目的多哈回合部长级谈判再次破裂。这场始于2001年年底的漫长谈判，最终无果而终。它也是继西雅图回合、坎昆回合之后，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的第三次重大失败。对于位于全球产业链低端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未能获得更多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机会，失望和沮丧是难免的；更大的输家也许是世贸组织本身，这个以推动国际间更有力、更合理的贸易进程为己任的机构，现在却不得不面对日益上升的贸易保护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家们，可以从这一年全球经济、贸易、能源和消费领域的扑朔迷离表象下，捕捉到许多有力的例证。

2006年的国际形势，也有让人稍感安心之处。在主要大国之间，虽然存在分歧与摩擦，保持了有限却有效的战略沟通，政治和安全关系基本稳定。笔者认为，观察每个时代的战争与和平趋势，最重要的判别尺度之一，是主要大国之间的友善或敌对关系。依据这个标准，可以认为，现今的世界，总体上仍然是以“和平与发展”为基调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有全球影响(不管是政治影响、安全影响或经济贸易方面的影响)的各个大国之间，从各自国家的核心利益出发，保持了战略沟通和对话关系；即使是那些彼此间存在芥蒂的国家之间，在工作层面和技术官僚之间，依然建立起了有效的对话机制，从而降低全面对抗的风险，遏止了矛盾与摩擦的升级。例如，尽管美俄两国媒体和政客互相攻击，一度还传出美国副总统贬损普京执政方针的消息，但两国经贸与战略对话照常进行，八国首相峰会按预定计划在俄罗斯顺利召开。英国与俄国之间2006年发生了间谍事件(俄方有关部门抓获了英国伪装成外交官的间谍)，但布莱尔与普京在八国首相会议上保持了对话，两国在推动能源合作方面也有新的进展。类似情况也发生在东亚区域：中国与日本之间，韩国与日本之间，虽然最高领导层之间由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无法互访，但在外交部门和其他专业层面却进行着有效的沟通，有效维护着两国经贸和民间往来的重大利益。不光中国与美国、俄罗斯、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及整个欧盟之间，建立了战略对话机制，其他大国之间或多或少也有这类协调体制。事实上，以“两手”对“两手”，斗而不破、和而不同，这些不止是中国人的外交智慧，业已成为当今国际关系里主要大国间的默契准则，是它们捍卫各自国家利益和战略疆域的复杂博弈手法。

发展中世界和转型区域的重要枢纽国家，如所谓“金砖四国”(“BRIC”，是英语里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第一个字母之组合)，在这一年里平稳上升，在国际社会的分量有所加大。印度被誉为与中国并提的亚洲成长的“新驱动者”(NEW TRIVER)之一，近年来在核工业发展、卫星和航天探索领域、导弹及远程控制技术、医药和生物工程技术、软件业和汽车工业等多个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进展，它在法制、教育、扶贫、卫生和消除种姓差别方面的努力也有目共睹；相对于发展中世界原先处于同样落后水平的多数国家，这个原殖民地和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取得的进步，使它获得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尽管这一年印度国内国外仍有不少麻烦(不同种族宗教间的摩擦、与巴基斯坦的边界纠纷和克什米尔时常发生的冲突、与美国在核材料输入方面的分歧等)，这个南亚大国上升的势头是不容置疑的。普京驾驭的俄罗斯大船近几年一直顺风顺水，苏联解体后一度元气大伤的它恢复迅速。原因之一是这个能源产销大国喜遇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猛涨的时期，外汇收入连年大幅增加；另一个原因是普京通过强有力的手段惩治了叶利钦时代做大的经济和媒体寡头，在加强国内政治稳定方面奏效显著，保证了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和舆论环境。虽然今天的俄罗斯与当年威风八面的超级大国地位尚无法相提并论，但由谷底探身往上伸展的姿态显而易见。这也是2006年俄国人在加强航天事业和战略核打击力量上有不少动作、对美国和北约构成新威慑的实力基础。南美的巴西相对“金砖四国”的其他三国稍有逊色，可它以仅次于美国的美洲第一人口大国和资源大国的位置，以及近些年来不算太慢的增长势头，在美洲几十个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有如“鹤立鸡群”；2006年也是这个国家科技史上值得记载的年份：这个国家的科学家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建成浓缩铀提炼和加工中心，成为当今世界为数不多的拥有此类技术的国家之一，巴西七十多年来的核技术大国之梦变为现实。这也使得它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候选国的排名中拉开了与传统竞争者阿根廷的距离。如果加上中国在全球发展与和平事业中日益增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非西方、非欧美、非发达世界的“金砖四国”的稳步崛起，具有较强的冲击力。

中国经济保持了稳定中求增长的良好态势，其国际影响大幅增加。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幅度，可望达到上年度的10%左右；中国的出口总额在2006年超过美国，成为仅次于德国的第二大出口贸易国；中国的GDP总量按汇率计算已经进入世界前四行列，按购买力衡量更有可能进入“三甲”；继2005年底国家外汇储备超过8000亿美元大关之后，2006年9月达到9400亿美元，2006年底或2007年的某个时候可能突破万亿美元大关，成为超过日本的第一外汇储备大国。中国公民出国人数在2005年底达到3100万人，2006年可能创3500万～3800万人的新高；其中，不管是留学生、旅游者、商人、工程承包队伍或公干人员，都是全球相关领域人数最多或最多之一，属于增长幅度最快的群体。例如，中国留学生占据全球留学生总量的1/7，中国旅游者是东北亚、东南亚及中国港澳台地区人均单日消费金额最大的游客群体、中国石油公司被称为“满世界买油”的企业集群、中国的农业和建筑承包商差不多包下了俄远东地区全部蔬菜供应和多数民用建筑工程合同。然而，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的经济影响力迄今为止更多是以“量”而非“质”取胜，水准并不高：目前中国人均产值才1700多美元，全球排名相当靠后；中国大宗出口和占据世界大头的产品，多半处在全球产品结构链的中低端，科技含量有限、附加值不高，像低价位的玩具、鞋帽、家具、服装、汽车、电器、枪械、农产品和机电产品之类；尤其严重的是，中国大进大出的很多东西，属于发达国家逐渐淘汰的产品或行业，它们的特点是能耗大、污染重、产值低、劳动密集型。正因如此，中国既是世界经济发展增量部分最闪亮的拉动力量，也是带来周边国家和某些经济体新的抱怨、担心及指责的主要对象之一。继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军事威胁论”之后，最近一段时期又冒出了“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和“中国模式威胁论”关于中国模式威胁论，有不同的版本。实际上，它与国际学术界目前开始研讨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之间的差异问题有关。关于“北京共识”的讨论，可以参考黄平、崔之元主编的《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一书。在这样的形势下面，中国的外交和国际关系同时面临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联合国安理会请求中国向黎巴嫩等危机地点增派更多的维和军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高了中国的投票权权重，一些国际机构(如国际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呼吁中国从过去的受援国朝资助国的角色转换，中国的国际分量明显提高。中国与发展中世界的友谊与合作开辟新的篇章（如中非论坛的召开、中印关系的改善）。在新的形势下，中国也显示出负责任大国的更多兴趣和角色。中国不仅对自己的海外利益更加重视，例如分别发生在2006年4月底和5月底的所罗门撤侨事件和东帝汶撤侨事件，显示出新近建立的外交部应急机制(领事保护处)的高效和背后的大国综合实力；中国更加注重国际形象和软实力，例如国家政治领导人在各种场合不遗余力地倡导“和谐世界”理念，文化部门开始重视孔子思想的“出口”和争取国际上的话语权，旅游部门和新闻媒体对国人外出中的不良行为给予更多抨击，军事部门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组织了与俄罗斯和中亚一些国家的联合反恐演习，等等。中国大陆主管台湾事务的有关部门，按照中央关于“推动和平发展的两岸关系”和“想台湾人民之所想”的新精神，继2005年邀请国民党和亲民党领袖访问大陆之后，对台政策频频亮出新的安抚招数，使图谋分化大陆台湾关系的台独势力愈加孤立，使海峡两岸关系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良性演变，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国在亚太和周边事务上的正面形象。另一方面，必须看到，消除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绝非易事，中国目前在世界很多地方的形象看上去“可畏”而不“可亲”，中国的“软实力”也远没有得到如国人所期待的充分发挥，中国的外交和国际关系仍面临深刻的挑战，增信释疑任务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