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布什主义”的外交政策到2006年已经是第二个年头。盘点2006年的美国外交，可以看到，其重点仍然是在中东地区，中东是其具有全局意义的主战场。

在“9·11”以前的很长一个时期，西方社会有一种广为流行的看法：中东伊斯兰国家很难走上民主化道路，民主在中东地区是一个例外，即所谓“中东例外论”：伊斯兰教强调真主的主权而非世俗的主权，因而与民主之间是不相容的。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美国长期在中东扶植亲美政权。在“9·11”前，美国对中东国家民主改革的要求并不高，只要亲美，实行什么制度并不重要。像沙特、科威特这样不符合西方民主标准的国家，都是美国在中东的主要盟国。但“9·11事件”中，多数劫机犯来自沙特这种美国友好国家这一事实，让美国人感到震惊。在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看来，在中东的威权主义政治架构下，人民缺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和人身保障，这种集权政治和偏激的意识形态成了滋生极端主义的土壤，而极端主义的发展则导致了恐怖主义的泛滥。

布什认为，此前历届美国政府所奉行的中东政策存在的问题，就在于过于强调中东的稳定而忽视了地区民主改革。2005年6月20日，赖斯在开罗的美利坚大学发表的讲演中说，在过去的60年里，美国一直以民主为代价追求中东的稳定，结果是，中东既不民主也不稳定。

对布什政府来说，“9·11事件”的教训就是必须将促进民主作为美国中东政策的首要目标。布什一再强调，只有使阿拉伯社会成为民主社会，那里的人民“才不会宣誓效忠反叛者和谋杀者”，那里的政府“才不会去庇护恐怖分子营地或袭击和平的邻居”。只有在中东实行民主与改革，“才能从根源上铲除恐怖主义，使美国变得更安全”。

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布什指示国务院等有关部门制定中东民主改革的计划。此前，布什政府已开始着手实施“美国与中东自由贸易区计划”、“美国与中东伙伴关系计划”。推翻萨达姆也是民主改造中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推翻萨达姆，是希望在中东的心脏伊拉克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和平的国家，成为中东各国的民主“楷模”和促进大中东各国改革的“催化剂”。

在阿拉伯方面，约旦、土耳其、伊拉克、阿尔及利亚、也门和巴林的领导人参加了2005年八国峰会，传递出支持美国计划的声音。2004年，沙特王储阿卜杜拉提出阿拉伯改革计划。2005年3月，埃及亚历山大阿拉伯改革会议通过“亚历山大文件”。2005年5月，阿拉伯联盟突尼斯首脑会议通过有关阿拉伯改革的13点计划。这些都说明阿拉伯世界的其他一些国家也在酝酿着变革。

从这些阿拉伯官方的改革文件看，它们与布什的“大中东计划”并无多大的区别，都强调扩大政治参与和民主自由，赋予妇女权益，解决就业尤其是青年人就业问题，提高教育水平，进行文化改革等。应该说，这些都构成了布什推行大中东计划的基础。

2005～2006年，所谓“民主革命”的成效主要是集中在民主选举领域，但其结果却未必是美国所乐见的。不言自明的是，美国想要在中东推行的是一种跨宗教和民族的、弱化宗教势力影响的、消除极端宗教势力和极端政治势力的民主体系。然而，“播下的是龙种，长出来的却是跳蚤”。推行民主的实践表明，中东各国的选举使得伊斯兰主义成为政坛的重要力量。

在埃及，布什敦促穆巴拉克放松对政党的控制，结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穆斯林兄弟会是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组织和极端思想主张的鼻祖。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伊斯兰党等知名组织，均脱胎于兄弟会。在2006年的议会中的力量增长了近六倍。在伊朗，美国最不喜欢的强硬保守派代表内贾德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在伊拉克，大选后亲伊朗的什叶派穆斯林上台。更为轰动的是，在2006年1月的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的选举中，哈马斯赢得了巴勒斯坦新政府的组阁权。

在其他一些中东国家选举中，伊斯兰强硬势力也在民主的旗帜下发展壮大。在摩洛哥，成立不久的伊斯兰主义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了325个议席中的42席,位列第三。在巴林的议会选举中，伊斯兰主义的候选人占据了40个席位中的19个。在也门议会选举中，伊斯兰力量和部落势力的联盟——也门改革组织赢得了301个议席中的46席，现在成为政府反对派。科威特的伊斯兰力量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了50个席位中的17席，妇女候选人全部落选。在约旦的议会选举中，尽管为了照顾独立候选人而把选举延期了三次，还修改了选举法，但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政党还是赢得了110个席位中的17席，独立伊斯兰主义者获得3个席位，伊斯兰势力成为第一大反对派力量。

自伊拉克战争以来，反美已变成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主流表现。这种情况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出现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明显不同，当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主导思想是建立伊斯兰政权，而现在则形成了伊斯兰世界的激进势力与世俗力量联手对抗美国的局面。从“9·11事件”后伊斯兰世界出现的反美情绪看，反对美国中东政策的不仅包括伊斯兰激进分子，而且包括民族主义者、左派和世俗人士。一些西方的人士也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德国《青年世界报》载文指出，伊斯兰国家之间的矛盾也许很大，并且也会一再出现新的矛盾，但在伊斯兰国家中存在同命运的感觉。

在中东出现反美思潮，显然不符合美国利益，也不符合美国推行民主的初衷。面对这样的局面，美国显然需要处理自由民主价值与美国利益矛盾的问题。实际上，要真心在全球传播民主，美国就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即一些国家的民主改革可能会与美国的利益相违背。除了民主选举可能产生反美政权之外，在不反美的政权领导之下，能否消除极端势力也是有疑问的。美国靠武力在中东地区树立的民主典范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案例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美军和当地政府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安全感。“基地”组织不仅没有消亡，反而派生出更多的分支机构，散布于世界多个地方，并屡屡制造出险情和事端。有报道说，在“9·11事件”之前，美国分发给航空公司用于核查身份的恐怖分子黑名单只有16人，现在竟然达到8万人。美国舆论惊呼布什政府“越反越恐”！

“新布什主义”在中东出师不利是有其内在原因的。

首先，美国对以色列毫无保留的支持，使其丧失了中东国家和人民的信任。著名专栏作家诺瓦克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指出，“美国从未如此紧密地同以色列绑在了一起”，作为以色列一方的代言人，它将难以得到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世界的信赖。美国一方面指责叙利亚和伊朗为真主党提供武器，另一方面自己却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这无疑会助长阿拉伯和穆斯林民众的反美情绪。美国的中东政策实际上是在那里培养更多的原教旨主义者、极端分子和反美主义者。

美国放手让以色列玩火，造成了阿拉伯国家强烈的不满情绪。有关中东问题的国际会议原定2006年7月在开罗召开，最后只能移师罗马；赖斯原计划会后经停沙特、埃及或约旦这几个亲美的阿拉伯国家，但也不得不取消，并不再走访任何阿拉伯国家。原因只有一个，即在以色列对黎巴嫩大动干戈、而美国却对其纵容的情况下，任何明智的阿拉伯政府都不想在此时惹火上身，于是就只好对过去求之惟恐不至的赖斯加以婉拒了。

其次，中东的政治现实也表明，独裁、威权主义与恐怖主义并无必然联系，就像民主选举有时可能造成宗教极端主义蔓延一样。在中东实行民主，并不仅仅意味着举行选举，还意味着教育的普及、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少数人权利得到保护、遵守法律程序、尊重言论和宗教自由、保护私有财产等。总之，民主是一个过程，民主政治的建立是需要一定的社会和历史条件的。

美国在中东催生的“民主国家”，大都是不成熟的早产儿，需要美国源源不断地输送营养。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国已经投入了4000多亿美元和10多万的军队，但前景依然难以预料。同样，那些通过“颜色革命”上台的东欧、中亚政权，也需要从美国获得援助。进行大量援助就意味着美国的“民主”负担会逐渐加重，而一旦这种援助不能持续，民主也就岌岌可危了。（王鸣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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