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美国《外交》杂志7/8月号发表了约瑟夫·奈的一篇题为《转型领导与美国大战略》（“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U.S.Grand Strategy”）的文章。奈对布什的对外政策提出了质疑：“布什喜欢夸耀自己不打‘小球’，是棒球比赛中的注重打近距离球，得小分的战术。《经济学家》杂志称其‘憧憬成为一个转折性总统，而不是向克林顿那样的维持现状的总统’，他能如愿以偿吗？”

布什的所谓转折性遗产（a legacy of transformation）是指“9·11”后改变美国大战略的三项措施：减少对传统盟国和国际组织的依赖、预防性战争信条（doctrine of preventive war）和强制性推进民主。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这三条时，被广泛认为是具有革命性的新战略。奈在文章中说，布什正在改变杜鲁门政府创立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秩序。

美国迄今未能在伊拉克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萨达姆与“9·11事件”的联系，使得布什战略转折的三个支柱中的两个发生了动摇。面对这种情况，布什政府重点强调其新战略中的民主改革部分。2006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突出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有意淡化预防性战争。报告超过200次提到民主和自由，是2002年相同文件的3倍多。

奈在上述文章中比较了美国历史上关键时期的历任总统，认为二战期间的罗斯福（包括杜鲁门）总统创造了历史，而上世纪初的威尔逊有机会但未能成为战略转折型总统。奈将布什与威尔逊的特质和能力做了比较，认为二人多数地方相似。奈的结论是历史上能引导美国大战略成功转型的总统很少，布什能否避免威尔逊的失败取决于对伊拉克的占领如何结束。总之，布什的时间和机会已经不多了。

对于美国在推进的民主化进程，一些文章也进行了反思。2006年美国《外交》3/4月号发表的托马斯·卡洛特的文章《反民主的回潮》（The Backlash Against Democracy Promotion）指出，2006年1月份，俄罗斯政府颁布法令，加强了对国内外非政府组织的控制。新法令要求所有在俄非政府组织须事先向政府报告计划中的所有项目。该法律的出台是一种全球现象的代表，即西方式民主制度在全球许多地区稳步前进二十年之后，越来越多的政府开始在国内实行截然不同的政策。全球许多政治强人，有些还是民选的，开始抵制西方的民主帮助。文章认为，“由于在东欧中亚的‘颜色革命’中一些美国社团，诸如国家民主研究所（NDI）、国际共和研究所(IRI)、自由房子（Freedom House）和开放社会研究所（Open Society Institute）,在幕后所起的作用广为人知，激发了这次回潮。一些独裁政府赢得了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人们认为，反对西方民主渗透并不是反对民主本身，而是反对美国的干涉主义。在这个历史关头，一些意在推动民主的组织应该反思他们的行动方式，认清形势的变化。布什政府也要面对这些不愉快的现实，认真营建人们对其民主努力的信任感。”

美国独立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朱莉亚·斯维格（Julia Sweig）说：“如果说20世纪是美国世纪的话，21世纪将是反美国世纪。”“在20世纪，美国获得了一笔非常重要的无形资产，即当世界各国对美国的意图存有疑问的时候，宁愿相信美国的善意，但现在美国正在失去这种信任。”斯维格在其新作《友方炮火－在反美世纪失旧交，结新仇》（Friendly Fire Losing Friends and Making Enemies in the Anti American Century）中，剖析了这种反美思潮的来龙去脉，并提出了一些补救措施。

2006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受访的14个国家中有10个国家对美国的好感度低于50%。不仅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是如此——印尼（30%）、土耳其（12%）、巴基斯坦（27%）、埃及（30%）和约旦（15%），就连美国传统的友邦好感度也很低——德国（37%）、法国（39%）和西班牙（23%）。2005年诺贝尔委员会将文学奖授予对美国和伊拉克战争持强烈反对态度的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将和平奖授给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和该组织总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都是对美国的无声抗议。

面对现实，美国政府已经感觉到了强行推广美国版民主所带来的敌意，并开始着手进行调整。2006年6月，赖斯在访问中东时，向埃及和沙特领导人表示，美国政府并不力求强加民主，两国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发展，希望中东国家能走上“一条渐进的改革之路”。这暗示美国将在输出民主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但是在具体行动中会不拘形式。

然而，不论美国政府如何调整其政策，“新布什主义”的逻辑本身决定了它不可能摆脱窘境。“布什主义”的基本理念是：独裁统治是产生恐怖主义的土壤，民主化成功之日，就是恐怖主义和反美主义灭亡之时。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在西方民主国家，照样活跃着恐怖主义组织，一些民主化程度高的伊斯兰国家，却可能是美国最强硬的对手。民主化与美国的安全和消除恐怖主义并没有必然联系。

面对国内外压力，美国政要在“9·11事件”五周年之际频频为布什的反恐策略和中东政策，乃至全球民主化战略进行辩护。美国国务卿赖斯在接受电台采访时表示：“有人认为，我们本可以避免这场战争，我们本可以在中东问题上置身事外……我们无法告诉这些悲观者他们的假设是否成立。我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如果美国人失去了信心，这才是最严重的问题。”为了证明自己政策的正确性，布什等人提出了全球恐怖主义的新定义——“新型法西斯主义”。这似乎成了他们挽回舆论倾向的一根救命稻草。拉姆斯菲尔德2006年8月29日的一次讲话被认为是对布什反恐新定义的“权威诠释”。他说，全世界面临着一种“新型法西斯主义”，并称对美国现行政策的批评是“在道德或理智上”对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存有“困惑”。美国的政要似乎很自信地认为，只要把恐怖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它对外采取任何反恐手段就都合理合法了。

总之，布什第二任期虽迫于形势，讲话语调和策略做法有所调整，但其既定全球战略和基本政策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布什2006年7月15日的讲话就表明了这一点：“建设一个自由、和平的世界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这项工作将继续下去。”这一态度预示着美国将继续把输出民主作为其对外战略的主要目标，更加旗帜鲜明地推广自己的民主制度。（王鸣鸣）

（本文版权归中国网独家所有，任何媒体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转载，否则将负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