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各主要国家（集团）的后京都立场

在后京都谈判进程中，其驱动和约束因子主要涉及政治意愿、经济利益和科学认知，而三者又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政治意愿取决于对经济利益的判断，而经济利益又需要有坚实的科学基础。国际气候谈判之所以步履维艰，在于公约缔约方众多，众口难调，交易成本太高。在公约下的缔约方共有189个，附件一缔约方（包括欧盟）42个，显而易见，各缔约方存在较大的差异。

附件一国家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注：哈萨克斯坦作为前苏联的一个州和经济转型国家，它申请加入公约附件一国家是为了利用《京都议定书》下的排放贸易机制。由于这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承诺的先例，所以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经过几年的讨论，哈萨克斯坦最后被列为《京都议定书》附件一国家（不需要由所有国家做决议通过），不是公约附件一国家（需要所有国家达成共识通过一项决定）。

（1）欧盟。欧盟是全球气候变化行动的领导者和主要推动力量，是《京都议定书》模式的坚定支持者。欧盟强烈支持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率先采取气候变化行动，并明确表示不给发展中国家设定减排义务。欧盟认为实现公约稳定全球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的最终目标，是控制全球平均温度的增长不能超过工业化前水平2摄氏度，也就是要低于550ppmv的浓度水平。欧盟积极推进与发展中国家在低碳技术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2）美国。布什政府于2001年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并于2002年推出温室气体减排强度方案。2002年11月第八次公约缔约方会议（COP8）之后，美国虽不再要求发展中国家有意义地参与，但仍反对讨论有关减排的议题。美国坚决反对《京都议定书》模式，强调所有国家都需要通过经济发展来应对气候变化。美国的政策侧重在确保未来能源需求的条件下开发新的能源技术，而不是面向直接减排。美国在公约框架之外积极发起倡议，如《亚太地区清洁发展与气候新伙伴计划》等。

（3）日本。日本强烈支持《京都议定书》并承诺实现自己的目标。然而，日本主张除了定量的减排目标之外，还应该探索更有效、更有创造力的方法加强所有缔约方的减排能力，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日本是世界上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国家。日本认为最好的措施是采用部门途径，比如说设定具体的部门能源效率标准，这样就可以体现其产业部门的竞争优势。

（4）加拿大。加拿大为蒙特利尔会议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加拿大2003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水平增加了24%，实现《京都议定书》目标困难很大。加拿大环境部长罗娜·安布罗斯2006年4月25日曾表示，加拿大非常赞赏2006年1月启动的《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新伙伴计划》，并有意加入这一计划。

（5）俄罗斯。俄罗斯在《京都议定书》生效的关键时刻，把手中的权力运用到了极致，最大限度地维护了自身利益。俄罗斯强调只有对第一承诺期各国义务评审之后才能考虑新的承诺问题。俄罗斯呼吁制定一个允许非附件一国家采取自愿承诺的机制。

（6）77国集团加中国。这个集团是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代表者，但是，集团内部各国的立场仍有差异，其中，小岛国担心海平面的上升，石油生产国担心收入的损失。77国集团强烈反对接受进一步的承诺，强调至少发达国家应该展示它们应对气候变化的表率作用。

（7）小岛国联盟（AOSIS）。小岛国联盟作为77国集团的一员，为避免77国集团的分裂，出于政治原因一直与大集团保持一样的立场。实际上，小岛国支持发展中国家进一步采取承诺。

（8）热带雨林国家联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倡议下，包括玻利维亚、中非共和国、智利、刚果、哥斯达黎加、民主刚果、多米尼加、斐济、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加蓬在内的热带雨林国家联盟正式形成。这一联盟希望它们避免热带雨林被毁的努力得到认可。这一集团首先提出要区别对待发展中国家，倡导阶段性的应对方法。

（9）阿根廷。阿根廷在1998年做公约缔约方大会东道主之时，提出自愿承诺方案，目的是为了参与《京都议定书》下的国际排放贸易。阿根廷的自愿承诺目标不是绝对量，而是GDP的函数。由于减排预测方法不简单明了，因此受到很多质疑。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公约大会从来也没有讨论过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排放贸易的议题，阿根廷国内又爆发了经济危机，政府出现交替。阿根廷的自愿承诺方案最后不了了之。

（10）巴西。巴西要求附件一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制定更严格的目标，反对给发展中国家制定目标和义务。巴西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努力应该是自愿的，不应该与目标和时间表联系在一起。

（11）中国。尽管官方没有任何减排承诺，但在国内制定了积极的能源强度目标、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等，这表明中国愿意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如果能够得到发达国家的支持，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与成就也将更为突出。中国强调不应夸大市场机制在技术转让中的作用，坚决支持清洁发展机制（CDM）清洁发展机制（CDM）是《京都议定书》下的三个经济激励机制之一，目的是为了降低附件一缔约方的履约成本，同时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项目的实施。

（12）印度。印度强调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强调应该为发达国家制定较严格的目标。考虑到发展中国家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均排放水平，印度认为公平的形式就是均等的人均排放权，应该更多地利用CDM。（庄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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