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低碳发展路径下的可能承诺

《京都议定书》生效对中国的长远经济发展意味深长。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的工业基地。而履行《京都议定书》的减排目标，则加速了发达国家的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向海外开拓市场的趋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虽然得到了我们急需的资金和技术，取得了经济增长，但代价也不可忽视。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经济的物理扩张，多数是对常规技术的简单复制，而且一经投入，便有一个投资回报期技术和资金的“锁定效应”（Locked in effect）。基础设施、机器设备、个人大宗耐用消费品一旦投入，其使用期限均在15年乃至50年以上。当未来中国需要承诺温室气体减排或限排义务时，却可能被这些投资“锁住”。如果把这些产业再转移出去，对就业、再就业和经济发展将有很大的冲击。因此，面对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诺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巨大压力，考虑到以重化工产业为主导的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源环境制约，中国破解能源、资源与环境约束的惟一出路就是寻求低碳发展道路。

中国作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还需要更大的排放空间。面对能源、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的严峻现实，中央在“十一五”（2006～2010）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要把单位GDP的能耗（能源强度）在五年内降低20%，同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温室气体减排，为中国建设节约型社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显而易见，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和应对气候变化。温室气体排放起因于发展，还是要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即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这是因为，国民经济运行，必须有能源保障，生活质量要求必须有能源消耗。中国不能以降低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且，提高能源效率，开发可再生能源，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所有这些只有通过低碳发展才可以实现。

《京都议定书》生效已经一年有余，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影响是积极的。在大众媒体的宣传下，公众的气候变化意识已经有很大提高；中国企业面对气候变化的商机热情高涨，正努力把CDM的理论潜力逐步变成现实。中国政府在节能和可再生能源领域采取了多项自愿行动。面对即将开始的后京都谈判及其挑战，中国应该把握好气候变化带来的机遇，把它作为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契机，通过走低碳发展道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

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在参与后京都国际气候谈判中可以做出三种类型的承诺，即自愿承诺、道义承诺和条件承诺。中国经济要实现低碳发展，仅仅做出自愿承诺和道义承诺是不够的，只有国际社会在资金和技术方面给予足够的支持，才能实现中国巨大的温室气体减排潜力。

（1）自愿承诺。“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中国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低碳发展的概念，但中国所采取的许多政策措施（如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节能和发展可再生能源等）完全符合低碳经济的内涵。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进步和能源效率的提高，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会不断下降。有许多非气候变化政策，其目标并不是气候变化，而是出于能源安全、环境保护和降低成本的考虑，但却有非常好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效果。如中国提出在“十一五”期间能源强度降低20%的目标，作为一种自愿承诺，展示了中国主动应对挑战的勇气。

（2）道义承诺。限制奢侈性、浪费性排放，保障基本生存排放。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禀赋相对不足。中国的资源禀赋不允许无节制的奢侈。中国正处在工业化进程之中，一方面需要较大的温室气体排放空间，另一方面奢侈性消费和浪费性消费也比较严重。中国号召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通过经济手段遏止奢侈浪费，也是对发展权的一种维护，是道义承诺的一种体现，是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对于许多发达国家存在的浪费性排放，也应该强制性地加以限制。

（3）条件承诺。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实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其关键是实现技术创新、转让、推广，开展灵活务实的国际合作。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具有较大的温室气体减排潜力。然而限于自身经济实力，技术水平相对落后，技术研发能力相对不足，因此，需要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然而，长期以来，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真正积极意义上的技术转让进展十分缓慢。仅仅依靠技术的自然扩散带来的溢出效益，或者商业性的技术贸易远远不能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因此，未来国际气候制度的发展，非常有必要寻求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转让方面取得突破。这是中国一贯的原则，欧美国家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中国应该充分利用公约内外的各种合作机遇，促进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庄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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