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词元”（token）成为热门词汇，许多企业开始把词元作为人工智能（AI）的核心成本指标。来自政府的“算力券”，也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企业所熟知。

近期，全国多地纷纷出台支持政策，发放“算力券”，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作为国内最早推出“算力券”的省份，贵州今年将安排1.4亿元资金，按“据实结算、序时兑现”原则面向全国发放贵州“算力券”，切实降低企业用算成本和门槛；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完善“算力券”制度，降低AI相关中小企业的算力使用成本；上海也建立国内最大算力调度平台，每年拿出10亿元“算力券”，通过先用后付、免申即享模式，帮助企业快速、低成本接入全市算力资源。

如果说AI是车，算力就是油；如果说AI是工厂，算力就是电。算力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在全球AI产业竞速中，算力缺口持续扩大，算力租金水涨船高，而中小企业受限于资金成本与技术门槛，往往难以承担高额用算成本。为了打破这种僵局，“算力券”作为一种定向配置资源的政策工具应运而生。它不仅是一张补贴凭证，更是在不确定的技术变迁中，由政府喂给市场的一颗“定心丸”，有助于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促进各类经营主体创新机会的均等。

“算力券”的核心逻辑

过去十年，中国数字产业的财政投入大多聚焦供给端，通过直接补贴、土地优惠等政策推动数据中心、超算中心的规模扩张。这种“先建后求”的重资产模式让中国算力总量迅速跃居全球第二，但也带来资源闲置与供需错配的尴尬。而“算力券”是一种典型的需求端激励，核心在于将政策红利直接注入最具创新活力的经营主体，实现从“补砖头”向“补人头、补算法”的转变。

在贵州、山东等地的实践中，这种逻辑的转变成效已显现。作为“东数西算”的国家级枢纽，贵州推行的“算力券”并非简单的行政摊派，而是建立在一种“先用后补”的抵扣机制之上。它通过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撬动省内外企业向西部调取算力，从而化解“东部买不到、西部用不上”的结构性矛盾。而在工业大省山东，“算力券”则更多地扮演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器”角色，引导其在“上云用数”中切实体会算力的价值，推动算力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动力。

“算力券”能精准破解中小企业“算力贵”的痛点，关键在于其解决了资金的时间与空间错配问题。

首先，“算力券”通过灵活的额度拆分，实现了对创新主体的“精准滴灌”，降低中小企业创新的试错成本。其次，“算力券”具备校准价格、稳定市场的功能。在高端芯片供应紧张、算力租金波动剧烈的市场环境下，政府通过“算力券”建立分担财务风险的“避风港”，避免那些富有潜力的创新项目被提前淘汰。

同时，“算力券”政策体现了对“算力服务化”的强势引导，倒逼企业接触云化服务，加速从“自建自持”向“按需采购”转变。这种转变对产业生态的意义在于其构建了一个基于服务的市场契约，要求算力供应商通过提升服务质量来吸引“持券人”，从而隐形地完成了对落后产能的优胜劣汰，确保财政资金流向最具效率的应用末端。

如今，算力已超越单纯的技术参数，演变为一种类似水、电的新型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算力券”的深层使命，在于通过这种普惠化手段，弥补技术代差带来的“数字鸿沟”。如果不加干预，算法和算力的过度集中极易导致创新的高度垄断，而“算力券”就像是数字时代的二次分配工具，能够让算力红利从互联网巨头流向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平等的创新入场券。

关键要构建“算力生态”

尽管算力券在现阶段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算力券只是一种阶段性的行政激励手段，绝非万能灵药。

“算力券”政策要及时升级为构建“算力生态”，否则或沦为一种新的寻租工具或财政负担。构建健康、可持续的“算力生态”，需要让市场实现充分的自由竞争，而不是让企业对政府补贴形成长期依赖。

目前，各地“算力券”政策面临两大挑战：一是行业标准不统一。缺乏统一计费衡准，不同服务商提供的算力含金量各异，导致“算力券”在不同平台间难以流通——各服务商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个个封闭的“算力孤岛”；二是政策缺乏明确的“阶段性”预期。“算力券”的价值在于“送一程”，而非“养一生”。如果企业始终无法在离开补贴后实现商业闭环，那么这种创新就是伪创新。

因此，未来“算力券”政策的重心，应当从降低用算成本转向构建成熟的算力要素市场。一方面，政府需要制定标准与规则，以“算力券”为牵引推动行业建立统一的算力计费、服务标准，建立开放、透明、统一的算力调度体系，让算力能够像大宗商品一样自由流转。另一方面，要明确“算力券”政策的阶段性定位，引导企业真正形成市场化的盈利能力，营造具备自生长能力的健康的算力生态。

未来的政策导向，也不应仅仅锁定在“买算力”环节，而应鼓励一种“集成创新券”，支持企业在一站式采购算力的同时，获取高质量的行业数据集和预训练大模型能力。

成熟的生态，应当是由需求驱动供给，由算法的优劣决定算力的去向，而非由补贴的额度决定企业的生死。当市场竞争足够充分、交易足够透明，算力的成本自然会因规模效应和技术溢出而下降，届时补贴的使命将自然完成。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应当是“园丁”而非“保姆”，其职责是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建立数据流通规则，为市场提供充足的养分。

当算力真正像水电一样拧开即用、按量计费，且这种支付是基于企业自身的盈利能力而非外部供血时，今天为“算力生态”打下的地基，才能真正支撑起新质生产力的摩天大楼。从这个角度来说，“算力券”的终点，正是建成一个不再需要“算力券”的、充满创新活力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作者系《法律与人工智能》专家委员、深水研究创始人陈白）

编审：邢砚薷 高霈宁 张艳玲

一朝成名天下知。

从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到突然成为全网炙手可热、媒体争相采访的新闻人物，张雪只用了一场比赛。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张雪带着他的张雪机车以领先近4秒的绝对优势连夺两回合冠军，终结了欧美日品牌长达数十年的垄断。

小众玩物破圈成了大众话题，张雪豪言：在未来五年之内，我们将会吃掉国际大牌50%以上份额。

张雪迅速成了一个神话，被各类媒体争相阐释，上升到各种价值层面——他是底层少年逆袭的典范，是把一手烂牌打成王炸的强者，是抓住渺茫的希望拼尽所有力气逆天改命的草根，是初中辍学却靠自己的热爱走上世界之巅的王者，是用一个人的名字终结欧美垄断的国民骄傲。

20年前，张雪为进车队“求关注”

张雪的成功让人欣慰，尤其看到20年前的那段“求关注”往事，更有“终成正果”的快慰感。

20年前湖南卫视“晚间新闻”的那段记录，留下一个小人物在最艰难时候的倔强影像：2006年，一个19岁的摩托车修理工，想通过电视新闻报道自己，获得被车队关注的机会。

短信轰炸、电话骚扰下好不容易得到一次试拍机会，却被大雨捉弄！于是，张雪冒雨骑摩托尾随节目组车队，在山路追了100多公里。

张雪冒雨骑摩托尾随节目组车队，追了100多公里

最后节目组被他的坚持打动，进行了补拍，让他获得了“被关注”的机会。这条珍贵的视频，对当年那个小人物的温柔关注，对底层少年的用心托举，让媒体和公众在今天面对登顶的张雪时，不至于有太多的愧疚。

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中，最有资格给张雪开香槟的，就是20年前报道张雪的媒体。

流量的逻辑很功利也很残酷：当你最需要流量眷顾时，却因缺乏“新闻价值”而无人问津；当你自带流量光环而想躲避流量时，又因浑身都是流量价值而被争相围堵。这时，那种超越流量价值而去关怀小人物、关心人、关注公共价值的新闻媒体，就更让人肃然起敬。

世界从来不缺得意时的赞赏和失意时的打击，最缺的是得意时让你冷静的凉水和失意时给你自信的鼓励。胜利者永远不会缺少鲜花和掌声，但并不是每一个失意者都能获得一个拥抱、一个亲吻、一声鼓励。

媒体应作为社会的“温柔托举者”，扮演“解困者”和“推动者”的积极角色。新闻媒体是社会治理的组成部分，报道应着眼于解决问题、赋能个体、关注个体的命运、情感与尊严。

日常多关心像“年轻时的张雪”一样的普通人，就像湖南卫视当年在“晚间新闻”中对小人物的关注一样， 给“年轻时的张雪”更多”关注”，比给登顶后的张雪 “上价值”更有价值。

20年前的落魄，20年后的成功，如果没有对张雪中间这20年辛酸、泪水、连滚带爬经历的深描，没有潜入时间深处的深描细描，没有对失意、失落、无力时的细致打捞，单纯消费成功光环的“上价值”是浅薄的。（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曹林）

编审：蒋新宇 高霈宁 张艳玲

2025年4月起，由各主流外卖平台主导的补贴大战的奇景在全国多地上演。商家爆单，“一天销售半年库存”；消费者免费吃喝，“实实在在地尝到甜头”；骑手月入过万，“惨烈之下皆生计”。热闹是真实的，但在这之下，另一组同步增长的数据也值得警惕。

有研究机构调研指出，随着补贴持续，近八成商户利润下滑，65%的堂食营业额萎缩，39%的商户开始更换更廉价的食材供应商。平台补贴越卷越盛，行业生态却越来越弱。

这份“福利”不是来自行业效率的提升，也不是来自真实价值的创造，那么它必然来自某种存量利益的“福利腾挪”——用户吃到嘴里的甜头，原本是另一群人的盼头，而整个系统在这场腾挪中，正默默付出代价。

补贴，听着像是一方向另一方自愿让利，实现经济活动共赢的好事。但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补贴也可能只是一方的收益被迫转移到另一方的过程，本质是一场“福利腾挪”。这种腾挪并非市场渴望的、能够推动产业升级的“破坏性创新”，而是一场典型的、平台依仗自身强势地位进行的存量利益掠夺。

在外卖大战中，这种“福利腾挪”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

一是时间的腾挪。任何熟悉互联网历史的人都知道，补贴无法持久，当下的补贴必然会是未来的成本出现在消费活动中。多年以前，互联网还处在高速发展的红利期，补贴常常是一种平台培养用户消费习惯的手段，核心是以短期让利换取未来更大的用户规模与市场增量。

如今，互联网平台经济已进入存量竞争阶段，国内外卖行业已高度成熟，补贴已无法催生更大的市场增量。在此背景下，声势浩大的补贴所带来的成本只会“腾挪”给未来的消费者或商家等相关群体共同承担。

二是空间的腾挪。在补贴大战中，平台利用资本和技术优势，强行将原本属于线下的、由商家自主掌控的堂食份额转化为线上的平台交易额。补贴大战中的“到店点外卖”现象就是这一腾挪的生动写照。正如调研显示，65%的商户堂食营业额下降。

商家为维持订单量被迫参与补贴，压缩的是自身的固定成本和利润空间。这意味着，消费者在线上领到的红包，本质上是把商家自身可控的房租、人工和原先可能产生的利润，通过平台算法“腾挪”给了用户。

三是产业链的腾挪。毋庸置疑，产业链中不同主体的市场地位并不相同，平台几乎可以单方面决定补贴的分成形式。在补贴大战前期，一些平台宣称由平台全额补贴，但是很快就演变为平台商家共同承担。对于重压下的商家来说，只好向上游的供应链寻求降价以解决成本问题，或者增加低成本菜品占比。

平台给终端消费者的补贴，来自商家的利润、上游供应链的利润以及菜品的质量，这些隐秘的产业链内部“腾挪”，均被5元或10元的红包所掩盖。而在此过程中，平台的补贴行为并没有创造出新的价值，反而造成了零和博弈下的系统损耗。

平台作为数字时代的社会基础设施，其合法性应当来自“福利创造”的能力，而不是“福利腾挪”的能力；其社会价值应当来自通过技术与机制创新做大行业蛋糕，而不是通过转移存量利益启动零和博弈。当大量中小商户在补贴大战中被挤压利润，甚至倒闭离场，这个行业就会失去多元经营主体与长远创新的物质基础。

平台的竞争力不应体现在谁的跨界资本更厚，谁的补贴力度更强，而应体现在谁能通过技术手段建立数字化标准、谁能重塑更高效的供应链、谁能为骑手提供更具韧性的保障、谁能让消费者认可平台的长期价值。

“福利腾挪”带来的不利影响已引起监管部门的注意，并采取相关举措。2026年以来，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办公室对外卖行业启动调查评估；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约谈各大平台，规范促销推广行为。最近，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北京市商务局、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约谈十二家平台企业，集中通报第一批“内卷式”竞争问题。这是积极的信号。

蛋糕的“腾挪”没有意义，做好蛋糕、做大蛋糕才是平台的真正意义。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场侵蚀行业活力的存量厮杀，而是一场走向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升级。（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数字智能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樹沁）

编审：蒋新宇 邢砚薷 张艳玲

近日，两封往来的书信，让深圳宝安中学意外成为舆论焦点，也引发了一场求解“教育本质”的舆论思辨。事件起因是深圳宝安中学一名高三学生因备考受校园鸟鸣干扰，写信请求学校拆除鸟巢；校长了解学生诉求后，回信拒绝了拆鸟巢请求。

校长的回信（节选）

校长在回信中表示，“教育的终极目标，不是让世界适应我们，而是让我们学会与世界相处。”在高考被社会普遍奉为圭臬的今天，这份不迎合焦虑、不急于事功的教育坚守，显得尤为珍贵。

当窗外的鸟鸣冲击学生的思路，当备考的焦虑遭遇自然的规则，究竟该为孩子打造一个“无菌”温室，还是教会他们在真实的世界里与万物共处？校长选择了后者。这一选择拒绝了短期功利，守住了育人的长远初心。

教育家陶行知主张“生活即教育”，认为“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才算毕业”。人终其一生都在与世界相处，教育对个人而言是“与生俱来，与生同去”，校长在回信中告诫学生要“学会与世界相处”道出了教育的本质。

回信本身也彰显了校长作为教育者的耐心与智慧，他没有选择“一拆了之”的简单路径，也没有忽略学生的诉求，而是以平等对话的姿态，将矛盾转化为教育契机。

更值得称道的是，校长的行动并未停留在“讲道理”的层面。他为学生送去耳塞，在远离教学区设置人工鸟巢。这种“讲道理”与“办实事”并重的处理方式，既坚守了教育初心，又体现了人文关怀，既不回避矛盾，也不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二选一，而是在矛盾中寻找共生的可能。

学生致信校方请求拆除鸟巢

诚然，在高考冲刺的关键时刻，嘈杂又有穿透力的鸟鸣确实难免打乱解题思路，学生对安静学习环境的渴望无可厚非。但可贵的是，学生在表达诉求时并未陷入“非此即彼”的偏执，而是以“让这些自由的生灵飞向青山绿水”的表述，传递了理性与善意。这种在压力之下仍能情绪稳定地表达诉求，也是教育润物无声的成果。不再以自我为中心的少年，学着在矛盾中寻得平衡，学着与世界相处、与万物共生。

作为标准化的选拔机制，高考的确提升了筛选效率，也保证了基本的公平底线，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输送着各类人才。然而，也正由于高考所对应的学历，在个人发展的起跑线上深度介入社会资源的分配，这场考试才被推向了神坛，致使高考在功利主义的裹挟下，偏离了教育的本真。

高考之外，教育何为？当教育不再将高考视为唯一的终点，而是将其还原为生命成长的一个节点时，那些看似“刺耳”的鸟鸣，也能转化为滋养心灵的乐章。愿每一位学子在奔赴高考的途中，都能在心中修篱种菊，既读得进书本的教诲，也听得到自然的呼吸。（作者系中国网评论员蒋新宇）

编审：邢砚薷 高霈宁 张艳玲

据路透社3月26日报道，由于伊朗战事导致美军关键弹药供应紧张，美国国防部正考虑将原本计划援助乌克兰的武器调往中东，这些武器包括防空拦截导弹。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却高调宣称，美军已打击伊朗境内逾万个军事目标，试图塑造军事胜利的表象。这一强烈反差表明：美国全球战略已陷入“拆东墙补西墙”的尴尬境地。

中东战事正在拖垮美军供给

美国援乌弹药转调中东，绝非普通的军事资源调度，而是集中暴露了美国深陷中东战事、军备供给捉襟见肘的现实。

美国计划转调的这批军备，源自北约2025年为乌克兰战场启动的联合采购计划，是乌克兰抵御空中打击的核心装备，代表着欧洲盟友对援乌行动的共同投入。然而，在美国对伊军事行动升级后，防空拦截弹等关键装备消耗速度远超预期，其本土军工产能与全球军事库存已无法跟上中东战场的节奏。

自2月28日美以联合发动对伊军事打击以来，美军持续出动轰炸机、战舰实施全方位打击，然而巨额的军备投入并未实现“快速制胜”的目标。伊朗不仅未屈服，反而陆续发动86轮代号为“真实承诺4”的反击行动（截至当地时间3月29日），对以色列本土、以色列储油设施、中东美军基地等实施重点打击。为维持战场优势，美国只能不断透支其全球军事储备，最终不得不挪用援乌军备。

美国中东政策濒临破产

援乌弹药转调中东的背后，是美国中东政策的失败。其经营数十年的中东安全架构与霸权逻辑，在这场军事冒险中濒临崩溃。

美国“斩首行动”“极限施压”政策路径的失效。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始终奉行制裁加军事威胁的对伊政策，试图以高压手段迫使伊朗屈服。从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到2020年暗杀苏莱曼尼、2026年暗杀哈梅内伊及大量高官，从2025年6月突袭伊朗核设施到2026年2月底发动对伊战争，美国的极限施压不断升级。但事实证明，“斩首行动”“极限施压”只会激发伊朗更坚决的反抗。此次美军声称打击万余目标，看似重创伊朗军事能力，却未能摧毁伊朗的战争意志与反击能力，反而让伊朗放下了谈判幻想，地区冲突持续外溢。军事手段无法解决地缘政治分歧，美国“武力至上”的中东政策终将陷入自我消耗的泥潭。

美国主导的中东安全架构的撕裂。美国长期以中东地区“安全保护伞”自居，拉拢海湾阿拉伯国家组建反伊阵营，试图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地区安全秩序。但此次冲突中，美国为了以色列和自身利益而亲自下场挑起战火，将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民生安全置于险境。伊朗的反击直接覆盖沙特、阿联酋等国境内的美军基地，让地区国家看清美国安全承诺的虚伪性与功利性。虽然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坚称美国将“确保美军及盟友、伙伴拥有投入作战并取胜所需的一切装备”，但援乌弹药转调的事实，证明了美国难以支撑中东战局的消耗、更无力守护其盟友的安全，这或促使中东国家加速转向战略自主。

美国能源与地缘战略目标的双双落空。控制波斯湾能源、维护石油美元霸权，是美国中东政策长期以来的核心。但此次冲突导致国际油价大幅波动，全球能源市场陷入动荡，石油美元的信用基础持续松动。美国试图通过打击伊朗削弱其地区影响力，却让反美情绪在中东各国蔓延，地区武装力量纷纷响应伊朗，以色列已经陷入安全孤立，美军在中东的存在愈发不得人心。美国原想通过战争掌控石油资源、巩固美元地位，如今却面临失去对中东局势掌控的危机，其在全球的经济与金融霸权均受到根本性动摇。

美国全球战略已然失衡

美国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军事调度，不仅标志着其中东政策的破产，更折射出美国全球军事霸权正走向衰落，战略上顾此失彼、严重失衡。

本轮中东危机使美国在国际社会陷入空前孤立。与2003年伊拉克战争拼凑的“志愿者联盟”不同，美以此次对伊朗军事行动，未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遭到多国反对，就连部分欧洲盟友也呼吁停火，拒绝提供军事支持。美国一意孤行，其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行径失去国际社会的支持，其主导的全球同盟体系正在加速瓦解。而美国此次的军备挪用，更是直接伤害了欧洲盟友利益，已经引发欧洲国家强烈不满，使北约内部出现严重裂痕。

美国全球布局被打乱，双线作战的军力建设目标破灭。近年来，美国在亚太试图以“印太战略”为支点遏制和围堵中国；在欧洲则依托北约援乌，持续牵制俄罗斯。但中东战事爆发后，美国被迫不断向海湾转调资源，从驻韩美军的“爱国者”“萨德”反导系统，到原驻扎在冲绳的海军陆战队，再到如今的援乌关键弹药，美国的全球军事部署已被动牵制，陷入“拆东墙补西墙”的战略窘境。美国试图同时掌控欧洲、中东、亚太三大战略方向，最终却顾此失彼。即使美国在短期增强了对伊朗的打击与防御能力，其在欧洲、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已经大为削弱。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指出，目前，美军力量极有可能无法在应对一场旷日持久的重大区域冲突的同时，兼顾其他各种军事存在和参与活动。“同时应对两场重大区域冲突”这一美国长期的军力建设战略目标已沦为空谈。这暴露了中东战事已然触及美国全球霸权能力与资源的边界。

美国国内政治与财政的双重压力，使其霸权战略正在失去内部支撑。对伊战争的巨额消耗，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国内分裂。3月28日，反战游行在纽约、华盛顿等多地爆发。超七成民众反对发动对伊战争，给特朗普政府带来巨大政治压力。与此同时，民主党借机抨击特朗普的军事冒险行为。国会两党在战争授权、军费拨款等问题上陷入僵局。当霸权主义的对外扩张，连国内的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共识都无法凝聚，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根基已然动摇。

中东的前途命运，从来不该由外部强权决定，只有通过中东国家自主协商，才能实现地区持久和平；全球秩序的构建，从来不该由单一国家主导，只有坚持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主权，才能推动世界共同发展。这场由美以挑起的中东战火，以及随之而来的军备严重短缺，再次印证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单边主义没有未来，霸权主义不得人心，更是阻挡不了当今世界多极化的基本现实和时代潮流。（作者系中国网评论员星榕）

编审：高霈宁 张艳玲 蔡晓娟

2026年1月，巴拿马最高法院裁定中国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长和集团）对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已长达三十年的运营权“违宪”。2月23日，巴拿马政府强行接管两大港口，试图引入西方航运巨头“接盘”。巴拿马政府单方面撕毁合约的举动严重违背国际契约精神，损害自身国际信誉。为了维护合法权益，长和集团启动国际仲裁，向巴拿马政府索赔经济损失。

毁约事件引发部分中国企业暂停在巴拿马的航运和基建业务等一系列连锁反应，让该国陷于被动境地。

巴拿马为何强行接管两大港口？

此次巴拿马港口风波的背后，有美国对巴拿马运河长期的执念与施压，也有大国博弈背景下巴拿马政府的权衡与妥协。

作为全球贸易枢纽，巴拿马运河是巴拿马的经济命脉，其与配套港口地理位置特殊，承载着全球5%以上的海运贸易，连通170个国家和地区。本次风波所聚焦的太平洋一侧的巴尔博亚港与大西洋一侧的克里斯托瓦尔港，正是巴拿马运河两端最关键的两个港口，是运河航运体系正常运转的关键支撑。

对美国而言，这条运河同样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承载着美巴之间复杂的历史渊源。美国在运河开凿之初便隐藏着战略图谋。1903年，美国为修建运河策动巴拿马从哥伦比亚独立，并与其签订了不平等的《巴拿马运河条约》，取得开凿运河和“永久使用、占领及控制”运河及运河区的权力。此后近百年间，美国始终牢牢掌控着巴拿马运河，不仅利用运河创造利润，还在运河区设立辐射拉美的南方司令部，将运河区打造为兼具经济收益与战略意义的据点。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收回运河区主权，巴拿马人民进行长期的顽强斗争，最终于1999年12月全部收回运河的管理权和防务权，驻扎在运河区的美军全部撤出。

然而，美国国内长期存在质疑运河区主权移交的声音。尤其是随着时代发展，运河对于美国的重要性超出经济和军事两大传统领域，延伸至大国竞争下对资源运输航道的控制及更多范畴的战略考量。特朗普政府曾公开批评美国归还运河的决定“愚蠢”，试图干预运河事务，并向巴拿马政府施压。2024年12月，特朗普曾指责巴拿马运河对过航美国船只收取过高费用，妄称巴拿马运河“是美国重要国家资产”，无法接受“中国控制运河”，并威胁“收回”巴拿马运河控制权。此番言论曾引起巴拿马政府强烈反对。2025年4月，特朗普要求美国舰队和商船应被允许免费通过巴拿马运河，并指示国务卿卢比奥处理此事。同期，美国国防部受命制定军事方案以确保通行权，增加美国在巴拿马的军事存在，以实现“收回”巴拿马运河的目标。

在美国政府“收回运河”的执念和施压下，巴拿马政府最终作出让步，上演了以“违宪”为由强行裁定中国企业对巴拿马港口的特许经营权违宪的闹剧。中国香港长和集团旗下子公司于1997年便与巴拿马政府签署25年的特许经营权，2010年到期后，按合同自动续期25年。然而2026年1月，巴拿马最高法院以所谓“违宪”为由，单方面判定这份长期履行的合约无效；2月23日，巴拿马政府强行接管两大港口，并试图引入丹麦的马士基集团（A.P.Moller-Maersk）和瑞士的地中海航运（MSC）等西方航运巨头“接盘”，作为对美国施压的妥协。

毁约行为带来何种严重后果？

面对巴拿马政府一意孤行撕毁合约行为，中国企业采取系列精准维权和风险规避措施，中国官方表示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利益。短短一个月，港口风波引发的危机从经济支柱产业航运业蔓延到了巴拿马的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巴拿马政府不得不公开请求中国企业恢复相关业务。事件的发酵让巴拿马政府深刻认识到，其低估了强行接管港口的难度和中国作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方的决断力，高估了倒向美国能换来的实质性支持。

目前，巴拿马面临巨额国际仲裁赔偿风险，其影响已从航运波及基建领域。长和集团为了表示抗议，向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提交了仲裁申请，向巴拿马政府索赔直接经济损失、预期收益折损等赔偿逾20亿美元——这笔赔款对于经济体量不大的巴拿马来说，相当于全年财政收入的八分之一。巴拿马若败诉，将面临沉重的经济负担和潜在资产冻结风险。此外，巴拿马政府的毁约行为引发国际投资者的信任危机，中远海运、招商游轮、中国港湾工程、中铁隧道局等企业纷纷收缩在巴拿马的业务。3月12日，中国航运巨头中远海运停止了在巴尔博亚港的航线，并调离所有空集装箱。空集装箱在航运体系中如同血液，一旦调离，港口货船卸货后将无箱可装，物流循环难以为继，其他航运公司不敢轻易靠港。短短几天，巴尔博亚港繁荣不再。3月13日，巴拿马政府表示希望中远海运重新考虑这一决定，恢复在港口的运营。中国企业巨头的退出引发连锁反应，造成基建领域投资同步降温，巴拿马运河第四桥项目、阿马多尔邮轮码头、部分地铁线路等项目被叫停，原本的投资计划纷纷搁置。港口风波爆发后，巴拿马主权信用评级遭遇多家国际权威机构下调，标普将其降至BB+,穆迪将其降至Baa3并维持负面展望。巴拿马金融界集体指责政府的短视决策，眼睁睁地看着国家从“国际金融中心”变成了“投资禁地”。此外，主权信用的降级将直接提高巴拿马未来的融资成本，未来的外来投资项目也将随之减少。

其次，巴拿马船籍信誉受损，大量商船滞留港口。近日，大量巴拿马籍商船未通过中国海事部门履职检查被滞留。从3月上旬开始，中国海事部门依法对入港外籍船进行全面检查，大量巴拿马籍商船因消防、环保、救生设备不达标违反国际海事公约，需要整改才能放行。商船的滞留为船东们带来每天几十万的亏损，船东们纷纷向巴拿马政府施压，甚至紧急申请变更船舶国籍。船舶注册是巴拿马仅次于运河通行费的重要收入来源，每年能带来数亿美元收入。船籍信誉的受损，使巴拿马船舶新增注册量暴跌近半，两百余艘船舶提交转籍申请。即便巴拿马推出降低注册费、简化转籍流程等措施仍无济于事。

港口风波的警示

此次巴拿马港口风波导致的严重后果，不仅印证了中资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更折射出大国博弈下拉美地缘格局的微妙变化，凸显了契约精神在国际合作中的重要价值。

过去数十年，全球化深入发展，新兴国家快速崛起，全球价值链深度融合。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三分之一，是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来看，中国目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即便个别西方国家以所谓“国家安全”为借口搞“脱钩”“断链”，各国对中国仍然有很高的经贸依存度。巴拿马作为高度依赖对外贸易的经济体，因屈从美国压力而破坏既有合作，最终无可避免地付出了重大代价。

港口风波事件更折射出大国博弈下拉美地缘格局的微妙变化。美国对巴拿马施压、试图重塑拉美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但其在地区的影响力今非昔比。2025年2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访问了包括巴拿马在内的拉美五国，就中拉合作、巴拿马运河、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多项议题发表强硬言论，企图干扰中拉正常交流合作，其言论充斥着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拉美国家经济发展日益多元化，美国早已不是拉美国家唯一的贸易伙伴，拉美各国也深知依赖单一国家不符合长远发展利益。虽然巴拿马在压力之下“投美所好”，作出损害中国企业利益的决定，但其后续夹缝求生，不愿意轻易由美方“收回港口”，而是寻找第三方公司接管，这种试图修复合作的平衡战略，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小国家在大国博弈中寻求战略自主的现实考量，这不仅体现美国在拉美地区影响力的下降，更反映出各国对世界多极化发展的认知。

众所周知，“契约精神”是各国共建稳定、可信的国际投资环境的基石，为了短期的利益而牺牲长远的发展，无异于饮鸩止渴。巴拿马运河是全球贸易的动脉，各国政府和企业不惜重金开展投资建设，其对美国具有战略意义，也是其他国家贸易运输的关键通道。然而，巴拿马的单方面毁约，不仅破坏了自身的国际信誉，更损害其经贸伙伴的合法权益。这势必导致中国企业重新评估在巴拿马乃至拉美的投资安全和投资策略，进一步扩展在其他地区替代性的贸易通道和经贸投资对象。中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世界各国共谋发展，美国却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而奉行“美国优先”。而此次风波中，巴拿马以“美国优先”指引本国的“发展”，盲目追随单边主义、破坏国际合作，最终只能使自己陷于被动境地。（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慧）

编审：邢砚薷 高霈宁 张艳玲

3月下旬，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在遭受多轮精确打击后，伊朗抛出罕见的强硬警告：一旦本国发电站遭袭，将定点摧毁中东地区所有美资企业。这不再是外交层面的常规表态，而是一份指向明确的反制警告。

这反映出，能源基础设施正加速脱离传统战争法中“民用目标”的保护范畴，转而演变为现代冲突中被优先锁定、反复争夺的“高价值靶标”，揭示了战争逻辑的深层变迁，敲响全球能源安全警钟。

能源设施为何成高效打击目标？

理解这一现象，得先算一笔军事经济账。现代战争的一条普遍规律是：攻击方始终寻求以最低成本换取最大战略收益。在此框架下，能源基础设施展现出了惊人的作战“效费比”。以此次冲突为例，伊朗使用的沙希德系列无人机，单枚成本不过数万美元，却能瞄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炼油装置或电力枢纽。更致命的是，修复周期往往长达数月甚至数年。这种极不对称的代价结构，赋予了进攻方“四两拨千斤”的杠杆能力。

更重要的是，能源设施存在三个难以克服的“硬伤”：固定、暴露、集中。炼油厂、变电站、天然气处理中心无法像装甲部队那样机动转移，也难以隐藏，短期内更无法复建。打击一支装甲旅，对方可以撤退重组，但炸毁一座核心变电站，则会引发整个电网的瘫痪，且其影响无法通过战术机动来弥补。

同时，技术扩散进一步降低了精确打击的门槛。商用无人机改装、低成本巡航导弹、网络攻击手段的普及，让中等国家甚至非国家行为体也具备了深入敌方腹地、精确打击能源节点的能力。传统军事强国的战略优势，正在被这种“廉价而致命”的打击手段悄然侵蚀。

打击能源设施会触发何种连锁反应？

能源设施的战略价值，在于它同时承载着经济命脉、民生根基与军事保障三重功能，对其实施打击触发的连锁反应远超军事范畴。

从经济维度看，对于伊朗这类依赖能源出口的国家，油气设施是战争机器的“输血通道”。美以轰炸伊朗哈尔克岛石油出口终端及阿瓦士油气设施，战略目标不仅是物理破坏，更是要切断伊朗的战时财源。石油收入一旦锐减，伊朗向代理武装输送资金、维持战时动员的能力将受到根本性制约。这种打击，比金融制裁更直接、见效更快。

从民生维度看，现代城市对能源的依赖已到了“离不开”的地步。核心电力设施一旦瘫痪，连锁反应会在数小时内显现：医院生命维持系统停摆、自来水泵站停工、通讯基站断电、交通信号熄灭。这不仅是生活不便，更是城市治理体系的系统性崩溃。政府此时面临的将不再是单纯的军事压力，而是国内的政治危机与社会失序。伊朗将发电站列为“不可触碰的红线”，不仅是出于人道考量，更是对维护自身政治稳定性的清醒评估。

从军事维度看，现代作战体系本质上是一个高度能源密集的生态系统。战机起飞依赖航油，舰艇出港依赖重油，指挥中心运转依赖稳定电力，精确制导武器的维护依赖国防工业的持续生产——而国防工业的运转，又建立在民用能源网络之上。打击能源设施，实质上是对军事后勤体系的“预先摧毁”，即通过抽空对手持续作战的物质基础来影响战场态势。

这三重功能的叠加，使能源打击产生了远超单纯军事行动的全局效应。这也解释了为何各方在冲突中对能源目标趋之若鹜，同时又不得不将本国能源设施的安全置于最高优先级。

全球能源安全的新挑战

能源设施遭袭的后果，从来不会局限于冲突当事国。在全球能源市场高度联动的当下，任何针对关键节点的打击，都会通过市场传导机制引发全球震荡。

霍尔木兹海峡是理解这一逻辑的典型案例。这条最窄处仅39公里的水道，承载着全球约20%的石油贸易量和30%的液化天然气贸易量。一旦伊朗将关闭海峡的威胁付诸实施，或对沿岸装卸终端实施打击，冲击波将即刻传导至东亚、欧洲乃至全球大宗商品市场。2026年3月冲突升级以来，国际原油市场的剧烈波动已清晰展示：“风险预期”本身就足以撼动市场——即便实质性供应中断尚未发生，恐慌性买入与投机性囤积已足以推高能源价格。这种模式对国际秩序构成了多重挑战：

首先是国际法约束力的弱化。根据《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攻击民用目标须通过“军事必要性”的严格检验。然而，现代能源设施普遍具有“军民两用”属性：伊朗的炼油厂既为民用供暖提供燃油，也为军车提供动力；乌克兰的电网既维持城市供电，也保障军队通讯。攻击方援引“双重用途”为军事打击提供法律依据，已成为国际法在能源领域的结构性漏洞。

其次是威慑逻辑的失控风险。当能源设施成为常规打击目标，相关方为维持有效威慑，可能将威胁范围扩展到核电站、大型水坝、跨境天然气管道等更具灾难性的目标。一旦这条边界被跨越，冲突升级的速度与不可控性将呈指数级增加。伊朗警告“将摧毁中东所有美国持股企业”，正是这种威慑升级逻辑的体现。

最后是全球能源秩序的碎片化。为应对能源设施被武器化的风险，各国将更倾向于推动能源安全的“国家化”与“集团化”，尝试加速本土能源自给、强化战略储备、推动“友岸供应链”建设。这一趋势将加剧全球能源市场的割裂，削弱多边合作机制的有效性，使能源从贸易商品加速转变为地缘政治博弈的核心筹码。

国际社会的应对路径

面对能源设施战略化这一趋势，国际社会的应对须从国家与国际两个层面同步展开。

在国家层面，核心逻辑是从“集中脆弱”走向“分布韧性”。传统能源基础设施遵循集中化、规模化建设逻辑，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优先；但在战略安全视角下，这一逻辑已成为致命弱点。各国须推动电力系统从“树状集中”向“网状分布”转型，大力发展微电网、分布式光伏、储能系统等弹性供能体系，降低单点失效导致系统崩溃的概率。与此同时，关键能源节点的物理防护亟待强化，包括部署主动防御系统、建设地下设施或加固设施、建立充足的战略储备与应急调配预案。

技术层面的网络安全防护同样不可忽视。现代能源基础设施高度依赖工业控制系统，而工控系统恰恰是网络攻击的高价值目标。物理打击与网络渗透的协同攻击，已成为新型能源安全威胁的标准模式，因此数字防线与物理防护必须同步建设。

在国际层面，当务之急是推动国际法的明晰化。联合国相关机构、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与主要能源生产国应联合推动形成具体的操作性规范，明确“军民两用”能源设施在武装冲突中的合法打击门槛、比例原则的适用标准及攻击后的人道救援义务。法律的模糊地带历来是暴力的温床；能源打击的法律灰色地带，亟须通过多边谈判加以填补。

与此同时，可借鉴“安全医院”等国际人道法概念，探索将关键跨境能源基础设施纳入特殊保护机制，建立主要能源消费国与生产国之间的危机预警与快速沟通渠道。大国之间针对能源设施的“战略克制共识”，未必需要通过正式条约加以固化，但可以通过持续的外交互动与危机管控机制逐步积累为事实性规范。

能源设施成为现代战争的战略打击目标，是技术扩散、战争形态演变与地缘政治博弈共同作用的结果，绝非源于冲突各方的一时冲动。它标志着一个新的战争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打垮一个国家无需在战场上消灭其军队，只需系统性地摧毁维系其国家运转的能源命脉。这既是所有国家的警示，也是对全球秩序的考验。能源战争的“潘多拉魔盒”已然打开，国际社会既无法假装它不存在，也难以靠单边防御将其关闭。在大国竞争加剧、地区冲突频发的当下，如何在能源安全领域构建新的战略平衡与规范框架，将是考验各方政治智慧与多边合作意愿的重要议题。（作者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智库中东研究所朱兆一）

编审：邢砚薷 高霈宁 张艳玲

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会议指出，要持续提升雄安新区综合承载能力，必须系统谋划，一体抓好高质量建设和高效能治理。目前，雄安新区正从大规模建设转向建设与治理并重的新阶段。深刻理解“雄安质量”的核心要义与实现路径，对于建设我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样板和新时代创新高地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研判雄安新区发展的新阶段

自雄安新区设立以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展开，重点建设项目成效显著。随着中国华能集团等首批央企总部搬迁入驻、北京四中雄安校区等公共服务资源建成投用，新区已具备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基础条件。

当前，雄安新区的发展已进入从大规模建设向建设与治理并重、从“建城”向“治城”跨越的关键期。高质量建设是城市发展的物质基础，而高效能治理是确保城市运行效率的保障。基础设施的完备并不等同于城市运转的高效能与治理的现代化。如果没有匹配的城市治理体系，基础设施难以转化为长期的发展动能。创造“雄安质量”，要求在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的同时，将工作重心向治理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是城市治理手段的升级，也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范式变革，即通过现代化治理实现城市从空间建设向功能优化的跃升。

深刻理解“雄安质量”的核心要义

“雄安质量”的核心要义，不仅体现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战略使命上，更在于其代表了中国式现代化在城市建设与治理领域的标杆性高度。

首先，“雄安质量”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体现。雄安新区作为高质量发展样板，其质量水平直接关系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落实。在这一语境下，质量已超越单纯的工程建设标准，演变为涵盖规划设计、产业准入、生态治理等领域的全方位体系。坚持高标准的“雄安质量”，有利于在全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治理模式。

其次，“雄安质量”是承接疏解的功能保障。实现首都疏解项目的有序落地，前提是新区必须具备高水平的城市运行效能。这种质量不仅体现在建筑的物理品质，更集中反映在制度环境的优化、生态指标的严控以及社会治理的精细化。高质量的公共配套与高效的行政服务，是吸引更多央企总部、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入驻的基础，也是提升新区综合承载能力的必然要求。

第三，“雄安质量”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集成。在建设与治理并重的阶段，质量的内涵延伸至城市运行的韧性与安全。通过建立全周期的质量监管机制，将安全生产、生态保护与社会稳定深度嵌入治理流程，在确保城市高速发展的同时，使其具备抵御风险与自我修复的能力。

以党建引领锚定“雄安质量”的治理方向

在雄安新区的治理实践中，必须将党建引领贯穿于城市运行与社会治理的全过程，确保重大战略任务的落实。

首先，党建引领是确保治理方向的前提。通过强化党建引领，能够确保新区在处理复杂利益关系与多目标决策时，始终服务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一战略目标。只有坚持党建引领，才能在制度设计层面实现跨部门、跨区域的行政协同，确保各项建设发展任务符合国家战略意图。

其次，基层组织是转化治理效能的载体。通过基层党组织，能够将组织优势转化为协调疏解项目、服务搬迁人员、优化营商环境的行政动能。在承接疏解任务的过程中，基层党组织通过对接企业需求、协调配套政策，能够有效提升新区对各类高端要素的综合吸纳能力。

第三，党建引领是优化政务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基础。在治理过程中，通过完善干部的考核与激励约束机制，能够推动政务服务效能的持续优化。坚持以党建带动治理创新，有利于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与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从而为创造“雄安质量”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

以公共服务夯实“雄安质量”的民生基础

城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在从“建城”向“治城”跨越的关键期，要通过构建高标准的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城市治理与居民需求的深度适配，从而为创造“雄安质量”提供支撑。

首先，建立与疏解任务相适配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强化对疏解人员的政策保障，是确保疏解项目“留得住、发展好”的核心。通过解决疏解人员在子女教育、医疗保障、住房租赁等方面的实际需求，增强新区的综合承接能力，降低人才迁移成本，以公共服务供给提升治理水平。

其次，健全以群众获得感为导向的社会服务保障体系。治理效能不仅体现在物理硬件的建设，更体现在公共服务的质量提升。例如，在安置房管理中推动重心从“工程交付”向“综合服务”转型，通过高标准打造“15分钟公共服务圈”，确保基本公共服务在空间布局上的均衡性与可及性。

第三，推动公共服务体系与社会治理路径的融合。在高效能治理的框架下，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是社会保障的升级。通过提升公共服务的普惠化水平，保障居民安居乐业，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从而为创造“雄安质量”夯实社会治理基础。

以科技赋能激活“雄安质量”的发展动能

雄安新区的治理离不开现代科技的支撑，通过构建数字化、智能化的治理体系，能够显著提升城市运行效能。

首先，依托数字孪生底座实现城市运行的智能协同。雄安新区正通过智慧化管理手段，实现虚拟城市与物理城市的同生共长。这种治理模式不仅提升了行政效能，更通过智能协同实现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标志着城市治理从经验判断向数据驱动转变，为创造“雄安质量”提供了现代化技术底座。

其次，以智慧治理驱动新质生产力的场景集成。雄安的智慧治理不仅限于城市运行管理，更是为新质生产力创造了应用空间。智慧治理通过为自动驾驶、智能能源、数字化资产管理等新技术提供试验场，实现了治理创新与产业升级的深度融合。

第三，利用科技支撑提升治理韧性。在高效能治理的框架下，科技赋能不仅是工具的更新，更是治理逻辑的重塑。通过建立全周期的数字化监管机制，将安全生产、生态保护与应急响应嵌入治理流程，确保城市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具备抵御风险与自我修复的治理能力，从而为“雄安质量”的持续性提供技术保障。

创造“雄安质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在高质量建设与高效能治理的辩证统一中寻求突破，确保新区在从“大规模建设”向“建设与治理并重”跨越的关键期实现稳健转型。在治理实践中，要系统协同党建、民生、科技三大核心路径：以党建引领强化治理的方向，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夯实治理的民生基础，以科技赋能提升治理手段的现代化水平。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一体抓好高质量建设和高效能治理，既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雄安质量”的必由之路。通过持续的治理创新，必将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城市范式，将雄安新区建设成为引领时代的未来之城。（本文作者系浙江大学城市发展与低碳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邹永华）

编审：邢砚薷 高霈宁 张艳玲

当地时间3月24日，日本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尉村田晃大携带刀具翻墙闯入位于东京都港区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馆区，并试图威胁中方使馆人员。事发当日，中方对此事件深感震惊，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并表示强烈抗议。据日本共同社报道，26日，日本东京警视厅将嫌犯村田晃大送交检方，送检罪名为非法侵入建筑物。尽管该事件未造成中国驻日使馆人员伤亡，但已严重违反使馆不可侵犯的基本准则，更暴露出日本当局长期以来对右翼反华势力的姑息纵容以及对中国驻日使领馆的保护不力等问题。

“闯馆”事件严重违反国际公约

“闯馆”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公约》明确规定，使馆馆舍不得侵犯，未经派遣国使馆馆长的同意，接受国的任何人不得进入。虽然日方初步认定村田属于个人作案，但日方作为《公约》缔约国仍不能免除相关的国家责任。《公约》明确规定，接受国负有“特殊责任”，应当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保护使馆馆舍免受侵入或损害，并防止一切扰乱使馆安宁或有损其尊严的行为。这一条约义务不仅限于应对侵闯等突发事件，实际上还包含合理预防与风险控制。

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中日关系持续紧张，中国驻日使领馆长期面临一定安全风险。日本右翼分子能够闯入馆区，反映出日方对中国驻日使馆的安保不力。在国际法实践中，即便非法侵闯使馆馆舍的行为由私人实施，只要接受国未尽到保护使馆的“特殊责任”，仍会因“不作为”或“未有效作为”而承担相应的国家责任。因此，中方在事件发生后要求日方彻查事件、严惩责任人、切实加强安全保障，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具有明确的国际法依据。

驻外使领馆安全风险上升

此次侵闯使馆馆舍事件并非孤立个案，而是在当前国际环境下驻外外交机构安全风险上升的一个具体体现。外交使馆作为国家主权与尊严的象征，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极易成为各类极端社会情绪的宣泄对象。

近年来，由于双边关系恶化引发的针对外交机构的冲击、攻击事件时有发生，甚至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常态化趋势。在地缘政治矛盾与相关国家民族情绪的交织作用下，使馆馆舍的安全风险日益上升。

日本右翼势力针对中国驻日使领馆的滋扰、侵犯行为从未停止，且呈蔓延态势。在2023年中日就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发生争议期间，中国驻日使领馆周边频繁出现日本右翼反华势力的滋扰活动，其中一些行为已对使馆安宁与尊严构成实质影响。本次闯馆当事人的现役陆上自卫队人员身份，进一步凸显日本右翼反华势力的猖獗。

日方亟需反思对华政策

针对本次事件，日方警视厅声称将采取包括增派警力在内的应对措施。中方应“听其言、观其行”，敦促日方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日本当局有责任依其国内法追究行为人村田的刑事责任，并就使馆安全保障问题向中方作出负责任的说明，同时采取切实措施弥补安保漏洞。这是日方履行包括《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在内的国际条约义务的基本要求。从国际法关于国家责任的角度看，接受国不仅负有事后追责义务，还应通过制度建设、执法实践及风险预判等方式，从源头上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这不仅包括完善国内法中针对他国外交机构的安全保障机制，也包括对可能诱发极端行为的社会环境进行必要的思想引导与约束。

近年来，日本国内右翼思潮持续活跃，在涉华问题上不断释放对抗性信号。这一定程度上助长和推动了日本社会反华情绪的蔓延。在此背景下，个别极端个体将政治立场转化为激进行为的风险明显上升。因此，除了彻查此次事件，日方还应当在对华政策上反思纠错，从根本上杜绝此类事件重演。国际社会也应高度警惕日本国内加速右倾和自卫队扩军失控的危险动向。（作者系华阳海洋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包毅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曹群）

编审：高霈宁 邢砚薷 张艳玲

欧盟峰会于3月19日至20日在布鲁塞尔举行。这场原定以提升欧洲经济竞争力为核心议程的峰会，在美以伊战争不断升级、乌克兰危机延宕的背景下，不得不转向聚焦伊朗与中东安全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能源安全问题。但是，峰会除了就地区冲突发表原则性立场外，并未拿出任何影响冲突进程的行动方案。欧盟在援乌这一考验内部团结的议题上，也因为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反对，未能通过此前的900亿欧元贷款计划。即使在欧盟长期推行的碳交易机制问题上，欧盟成员国也因利益分化分歧不断，最终在峰会决议中语焉不详。在危机裹挟下，欧盟未能展现出团结和行动力，反而暴露出深层的脆弱性和无力感。欧盟领导人疲于应对地区冲突、加深的大西洋裂痕以及成员国之间日益扩大的分歧，未能制定出如何振兴欧洲经济的方案。

美以伊战争凸显的欧美分歧，加剧欧洲在地缘政治上的无力感。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欧美关系经历重大转折，双方在乌克兰危机、关税、数字规则等领域摩擦不断。欧盟试图通过妥协争取特朗普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支持，但换来的却是“背叛”。美国既未在安全保障问题上对欧洲托底，还祭出格陵兰问题，让跨大西洋关系中的裂痕日益难以弥合，欧美关系赖以维系的经济、安全和价值观三支柱日益松动。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战争，欧洲作为美国关键盟友和利益攸关方，不仅被完全排除在外，还被要求履行责任并承担后果。伊朗问题虽主导峰会，但经过12小时磋商后，欧洲的“觉醒”时刻亦是其脆弱时刻。欧洲既缺乏缓和冲突的手段，也无行动的共识。峰会决议中的一系列维护原则和利益的纸上声明，恰好坐实了其看客角色。即使在维护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问题上，欧盟也不敢直接点名批评美国和以色列，暴露其因对美国安全单边依赖所产生的忌惮。欧洲国际身份越发尴尬，无法在维护利益和践行价值之间实现平衡，甚至还面临着特朗普“懦夫”的指责与“非常严重后果”的威胁。中东冲突凸显的欧美分歧，本质是双方利益的分化。在“美国优先”的霸权战略下，欧洲日益沦为美国的霸权工具。

如果说欧美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强化欧洲的团结意识，但欧盟的联合行动之路却愈加艰难，受到成员国观念和利益日益分化的掣肘。在多重危机叠加、民粹力量抬头的背景下，成员国政府更倾向“本国优先”政策，从产业政策到共同防务，从移民政策到气候能源转型，分歧持续扩大。此次峰会，匈牙利、斯洛伐克与其他成员国就900亿欧元援乌贷款的对峙，凸显两国在安全认知和利益诉求上的不同立场。欧盟主要成员国认为俄罗斯对欧洲构成安全威胁，主张强化对俄制裁、援助乌克兰并切断与俄罗斯的能源联系；匈牙利则不认为俄罗斯构成安全威胁，反对过度援助乌克兰，更不愿放弃俄罗斯的能源供应。

因此，峰会上，匈牙利坚决将解冻贷款与恢复经乌克兰的“友谊”输油管道挂钩。其他各方则认为匈牙利将国内利益置于欧盟共同利益之上，违反欧盟条约的“真诚合作”原则。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也批评相关行为“不可接受”，违反了支撑欧盟的合作条款，表示从未有领导人逾越“这条红线”。这场峰会上的对峙，反映出欧盟一体化的共识正被不断削弱。

当然，峰会并没有放弃竞争力的议题，还设定了几乎难以完成的目标。峰会决议表示在当前的全球背景下，需要提升欧盟的竞争力、增强韧性、强化战略自主与经济安全，从而维系欧洲的繁荣及其社会模式，并确定了深化单一市场、降低行政成本、应对能源转型、促进产业复兴和创新、降低依赖以及促进投资等举措。这些恰是欧盟当前面临的紧迫议题。可见，欧盟已深刻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但尚未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2024年发布的德拉吉的报告《欧盟竞争力的未来》曾针对欧洲竞争力危机发出警告，直言欧洲若不作出改变就将慢性死亡，但报告的实施进度并不顺利。报告显示，在383条建议中，只有11.2%已完成，如果包括部分完成的也仅有31.4%，多数举措停滞不前。欧盟之所以出现如此严重的行动力短板，根源仍是成员国之间深刻的利益和观念分歧。即使是法德之间都难以就核心议题达成共识，更遑论27国间统一立场了。

2026年欧盟第一次峰会，深刻暴露出其内忧外患的窘境。面对周边冲突，欧盟无法置身事外却无能为力；面对竞争力危机，欧盟在改革和保守之间踟蹰。欧盟虽认为已开启“战略觉醒时代”，但似乎仍深陷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中，既难以跳出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又不愿构建一个更包容的安全框架。由此，欧盟日益陷入对美依赖、被美胁迫、向美妥协的循环中，并在追求所谓的“地缘政治转型”中陷入被边缘化的处境。欧盟亟需重新思考欧洲包容性安全框架的未来。在美国针对欧洲安全保障不断抬高要价的背景下，欧洲很难一方面坚持对俄罗斯的遏制，另一方面实现对美防务独立的目标。经济上，欧盟同样面临维护自由主义和地缘经济秩序的两难选择：一方面强调维护国际规则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无力维护规则，甚至自身也日益走向保护主义。当前，欧盟的经济安全战略事实上仍充满意识形态色彩，尤其是夸大了与中国合作的所谓“风险”，将中欧经贸合作政治化、泛安全化，既无法提升竞争力，也妨碍其绿色和数字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更不要论实现所谓的安全和韧性目标了。（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金玲）

编审：邢砚薷 高霈宁 张艳玲

3月20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结束首次访美行程。此行因一份“投资大礼”引发广泛关注。日方在会谈期间宣布了总额达730亿美元的新一批对美投资项目清单，涵盖新一代核反应堆、天然气发电设施等关键领域。这是去年美日贸易协议中日本承诺的5500亿美元对美投资框架下的第二批项目。

在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政策被判违宪之后，国际社会对美国的经贸策略普遍持观望态度。在此背景下，日本这一高调举动显得格外突兀。高市此行主动献上的“投资大礼”主要有三方面特征：

首先是日美在能源领域的深度绑定。日本政府明确表示将配合美国推进阿拉斯加原油增产，并有意采购该地产出的原油。对日本而言，阿拉斯加原油运往日本所需时间比中东短约10天，且无需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高风险航道。在伊朗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这一推动能源进口多元化的努力确有现实考量，但其战略意图同样清晰：日本正试图通过能源合作进一步嵌入美国的供应链体系。

其次是巨额投资项目。三个核心项目的投资总额预计最高可达730亿美元：通用电气与日立的合资企业GE Vernova日立将在田纳西州和亚拉巴马州建设新一代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在宾夕法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则分别规划建设天然气发电设施。白宫发布的声明称，这些项目“将为持续发展的美日同盟开辟通往新的黄金时代之路”。

第三是重要矿物供应链的合作。针对中国在重要矿物领域的出口管制，美日共同发布行动计划，提出引入“最低价格制度”以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并公布了包括北卡罗来纳州锂矿在内的13个具体项目。

日本经济层面的慷慨“献礼”，意在以经济让利换取美国的安全保障，折射出其在安全领域的深层焦虑。而安全领域，恰恰是高市此访中最能反映美日关系实质的维度。面对特朗普提出的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舰船的要求，高市并未正面拒绝，而是以“根据日本法律，存在可行与不可行之事”进行模糊回应。外相茂木敏充事后补充称高市已向特朗普说明“存在宪法第九条的制约”。这种模糊表态的背后，是日本既想向美方展现配合姿态、又难以轻易突破宪法框架的两难处境。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高市在会谈中刻意向特朗普示好，称“能为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的只有唐纳德”，试图以此拉近与美方的关系。然而，特朗普的回应却让这种刻意营造的友好显得一厢情愿。当被日本记者追问为何不将对伊朗的袭击事先告知盟友时，他反问道：“当年偷袭珍珠港为何没有通知我们？”此话虽以戏谑口吻说出，却揭示了一个现实：美国的行动始终以本国利益为优先，盟友的知情权和协商空间从未被纳入必然考量。

总体上看，高市此次访美目的明确：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带来的能源安全风险、通过主动对美投资规避关税压力，以及在地区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巩固美国的安全承诺。为实现这些目标，其行动逻辑正如《朝日新闻》所指出的，是“以攻为守”——与其被动等待特朗普提出难以满足的要求，不如主动献上“投资大礼”，试图用经济让利换取安全议题上的回旋空间。这反映出日本在美日关系中的窘境：只能靠持续的经济投入，维系与美国政治上不对等的同盟关系。

但是，日本的“付出”并未换来对等回报。美方对高市献出“大礼”的回馈仅限于：特朗普口头称赞其“在选举中取得了最大的成功”、美方对日本采购阿拉斯加原油表示欢迎，以及特朗普在记者会上的若干礼节性表态。在日本高度关注的经贸政策、安全承诺、对华协调等三大核心议题上，美方均未作出实质性让步：能源安全问题上，美国只表示期待日本采取更多行动；经贸问题上，巨额对美投资并未换来美国贸易政策的松动；对华问题上，日本更是两手空空。日本的付出是具体的、可量化的，但美国的回馈则停留在象征与姿态层面。

可见，美日同盟本质上是一种不对称的相互依赖：日本的安全命脉被掐在美国手中，而美国看重的只是日本的战略位置和经济资源。在特朗普任内，这种不对称性正以更直白的方式呈现：日本投入的真金白银越多，美国的安全承诺越空洞。如何避免沦为美国的“付费盟友”、如何在对美依附的同时守住自身利益，将是日本外交长期面临的困局。而这种一方持续让利、一方坐享其成的同盟模式，能否推动美日同盟走向所谓“新黄金时代”，答案早已不言自明。（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姜水谣）

编审：高霈宁 邢砚薷 张艳玲

近日，比利时首相德韦弗声称中国“正在摧毁我们的经济”，并呼吁欧盟“对华采取更强硬反制措施”。这类声音在西方舆论场并不鲜见。从布鲁塞尔到华盛顿，一种以“中国经济威胁”为核心的叙事正在被反复炒作。与二十年前聚焦廉价劳动力出口的论调不同，当前版本将中国在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发展，描绘成对西方工业体系的“系统性侵占”。然而，这种叙事套用二十年前的分析框架，试图解读一个已经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全球经济现实，其结论自然难以成立。

误区一：将“可及性革命”误解为“市场抢占”

部分西方观察者看到中国正在从传统制造迈向高技术领域，便称这是对既有产业版图的“抢占”。但这个判断隐含了一个错误的前提——全球市场是静态的、有限的。

现实恰恰相反。在能源转型与数字经济的驱动下，全球市场正在快速扩容。真正的变化不是“谁替代谁”，而是谁能够把原来高成本的技术，转化为大规模可负担的基础设施。

以新能源为例，光伏组件价格在过去十余年间下降超过90%，储能成本同步下降，使清洁能源从“高端选择”变为“普遍可行方案”。国际能源署测算，到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需求量将达4500万辆，光伏新增装机需求将达820吉瓦，分别是2022年的4.5倍和4倍。在全球超过130个国家和地区提出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绿色产能的需求远大于既有产出。所谓“产能过剩”的片面指责，在真实的市场需求面前难以成立。

这种“降本普及”产生了两个直接效果：它让欧洲的能源转型有了可负担的技术支撑，也让广大发展中国家得以跨越“高成本清洁技术”的门槛。

如果说新能源领域的“中国故事”容易被地缘政治叙事遮蔽，那么人工智能领域的Token（词元）出海，则提供了一个更具说服力的案例。据全球最大AI模型API聚合平台OpenRouter的数据，2026年2月，中国大模型的Token周调用量达到4.12万亿，首次全面超越美国；在全球调用量排名前五的模型中，中国独占四席。

Token是AI世界的基本计量单位，堪称“数字石油”。运行大模型、调用Token的核心成本是电力和算力。得益于“东数西算”等国家级布局，中国西部数据中心的绿电成本仅为欧美同期工业电价的1/3至1/5。于是我们看到：MiniMax M2.5百万Token输入价仅0.3美元，是海外同级别模型的5%；DeepSeek的百万Token价格只有海外竞品的约1%。

高质价比的Token接住了原本被算力成本挡在门外的市场参与者，使得拉美、东南亚等新兴市场的中小企业，能够用极低成本雇佣自己的“数字员工”。这本质上是一场惠及全球的“技术可及性革命”：它改变的不仅是价格，更是技术扩散的方式——从“少数拥有”走向“广泛使用”。这不是抢占市场，而是扩大市场、重构市场、激活市场。

误区二：将“资本输出”误解为“产业掠夺”

如果说贸易层面的竞争容易被渲染，那么中国企业在欧美的直接投资所创造的本地就业，则是实实在在的“机遇证据”。

美国彭博社近期刊登的一篇对比报道，提供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视角。文章以福特汽车和宁德时代在德国的工厂为切入点，展现了中国资本对德国经济的贡献。早在1931年就扎根德国科隆的福特汽车公司，去年裁员1000人（占员工总数四分之一），生产线已改为单班制。而在四小时车程外的阿恩施塔特市，宁德时代耗资20亿美元建造的工厂，目前雇用近2000名德国员工。彭博社由此得出结论：“在美国不断试图吸引投资与制造业回流本土之际，中国企业正在对外输出资本与制成品，同时也在海外播撒下未来就业、生产力与创新发展的种子。”

这不是孤例。在匈牙利，宁德时代、比亚迪、亿纬锂能等企业的集聚，正在为这个面临人口外流压力的中东欧国家创造数以千计的新增岗位。在西班牙，宁德时代与斯泰兰蒂斯集团合资建设的电池工厂，将培训约3000名当地员工。在德国图林根州，中国电池工厂让宝马、大众这些本土车企的电动化转型有了“家门口的电池心脏”。

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捕捉到了这一结构性变化：2025年上半年，中国对全球其他地区的投资规模首次超过美国，占全球对外投资总额的10%。当美国吸走了全球五分之一的外来投资时，欧盟吸引的外来投资额却较此前六个月下降了45%。在此背景下，来自中国的投资更显难能可贵。德国货运巨头敦豪航空货运公司已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中文服务人员，以抢抓中国投资潮带来的商业机遇。

更重要的是，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正在实现从“产品输出”向“技术转移”的跃迁。在德国、匈牙利、西班牙的电池工厂里，中国技术专家正手把手培训当地工人，传授行业最前沿的制造工艺。知识不会因为分享而减少，只会因为扩散而增值。当这些掌握核心技术的欧洲工人成长为本国新能源产业的中坚力量时，谁还能说这是“产业掠夺”？

误区三：将“内部结构问题”误解为“外部竞争冲击”

西方一些声音将本国在前沿技术领域的竞争压力，归结为中国的“不公平竞争”或“产业掠夺”。这种论调不过是片面迎合了所谓对华“去风险”论调，却严重偏离了经济现实。

美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感受到的竞争压力，主要源于中国吗？不。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其自身：过去二十年，美国基础科研投入占GDP的比例持续下降，两党恶斗让《芯片法案》随时可能被下一届政府推翻，企业无法制定长期规划；美国长达三十年的“去工业化”，更是流失了整整一代掌握精密制造技术的产业工人。

将这些“内伤”归咎于“中国冲击”，是一种经济分析上的偷懒，更是典型的逃避责任、转移矛盾。中国在研发投入上已位居世界第二，且每年保持近两位数增长。我们正在做的，不是“抢占”谁的地盘，而是补齐基础科学的短板，是用亿万人的勤劳和智慧攀登全人类共同的知识高峰。

更何况，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本身就是对世界的贡献。“十四五”时期，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2025年货物进口额达18.5万亿元，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从欧洲精密机床到美国农产品，从日本化妆品到韩国芯片材料，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正在源源不断地为全球创造需求。

所谓“中国经济威胁论”，本质上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贡献的误读与偏见。对于西方而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是一场促进其自身改革的压力测试。只要西方保持开放心态，中国就能帮助西方重新激发制造业活力，并为增加就业、缓解通胀、复苏经济增添助力，共同推动全球经济走向更加均衡、包容、可持续的未来。（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鲁东红）

编审：高霈宁 邢砚薷 张艳玲

在中东战火未熄之际，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宣称将“以某种形式接管古巴”。此番言论引发国际社会对古巴是否会成为美国霸权下一个受害者的担忧。

特朗普的上述言论虽然出人意料，但结合他对古巴的一贯立场来看却也有迹可循。特朗普不仅在第一任期内屡屡与古巴产生摩擦，而且在2025年重返白宫后，立刻推翻拜登政府将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的决定。特朗普对古巴的强硬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美国对拉美以“门罗主义”为核心的霸权外交传统。同时，古巴当前所面临的经济困境也助长了美国的霸权主义野心。

控制古巴是美国“门罗主义”政策的长期战略目标。1823年，美国前总统门罗发表《门罗宣言》后，排除域外大国影响、控制拉美各国成为美国区域霸权政策的主线。古巴因紧邻美国而首当其冲地成为“门罗主义”的目标。1898年，美国为了争夺包括古巴在内的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不惜发动美西战争。在美国获胜后，古巴虽然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但实际上长期在政治、经济上依附于美国。

1959年，随着古巴革命的胜利，古巴开始探索独立自主的道路，并先后与前苏联等域外大国建立合作关系。其中，古巴与前苏联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尤其令美国如芒刺在背。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爆发，令美国与古巴之间的矛盾达到顶点。古巴政府的选择让“门罗主义”遭遇冲击，也激发了美国长期的敌意。数十年来，历届美国政府先后对古巴采取军事入侵、外交孤立、经济封锁、煽动“颜色革命”等软硬不同手段，但均未达到目的。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敌意与美国的霸权外交传统一脉相承。

鉴于当前美军在与伊朗的冲突中未能取得期待的“速胜”，如果美国能在古巴问题上取得某种突破，或能给特朗普政府挽回一些“颜面”。

另外不容忽视的是，古巴当前面临的经济困境更刺激了特朗普政府的野心。由于美国制裁、疫情、人口减少等原因，近年来,古巴的经济发展严重受挫。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19—2024年间，古巴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约11%；古巴经济研究中心（CEEC）报告认为，2025年古巴国内生产总值收缩约5%。2026年1月，美国军事打击委内瑞拉导致古巴的石油进口几乎断绝。目前，古巴居民的经济生产、水电供应、医疗、交通都已难以正常运转，经济危机正在进一步加剧。

特朗普政府是否会利用古巴的当前困局“落井下石”，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的霸权主义野心正在加剧古巴的民生困境，令国际秩序再次面临严峻挑战。【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助理研究员思特格奇；浙江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孙玲】

编审：高霈宁 邢砚薷 张艳玲

近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在以色列空袭中遇难。同期，以色列还刺杀了伊朗情报部长哈提卜，打击了伊朗布什尔省的多处石油化工设施，以及规模全球居首的南帕尔斯—北方天然气田。伊朗誓言要为拉里贾尼遇难实施报复行动，不仅对以色列境内目标实施反击、打击美军在中东的多处军事基地，还明确公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三国的石油设施已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

拉里贾尼不仅是伊朗政坛的重量级人物，更是伊朗国内强硬保守派与温和改革派之间、伊朗政府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沟通桥梁”。危机时刻，失去这样一位兼具国内黏合力和国际沟通力的核心人物，伊朗能否快速重建平衡，已成为决定冲突走向的核心变量。

“桥梁”崩塌：派系协同与外交通道双双受阻

拉里贾尼的“桥梁”作用，源于其覆盖伊朗宗教、军方、政府、外交多领域的无可替代的资历与权威。拉里贾尼出身伊朗显赫的宗教政治世家，其父亲是大阿亚图拉，岳父是伊朗革命理论家。拉里贾尼于1982年加入伊斯兰革命卫队担任指挥官，1992年开始长期在伊朗的文化领域担任要职。2005年，年仅48岁的拉里贾尼首次出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兼伊朗首席核谈判代表。2008年至2020年，拉里贾尼连续三届担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对2015年伊核协议的达成发挥了关键作用。去年的“12日战争”之后，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再度任命拉里贾尼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并赋予其制定军事方案与协调各政府机构的权力。

这种多维度的资历积累，使拉里贾尼成为伊朗国内少数真正能在宗教界、军方和文官系统之间穿针引线的人物。在本次美以伊冲突爆发前，时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曾指定拉里贾尼作为其身故后伊朗最高权力的临时执掌者，而拉里贾尼也的确在目前的冲突中“领导了伊朗针对以色列和地区各国的作战行动”。正因如此，以色列军方称拉里贾尼是伊朗“事实上的领导人”，并长期将其列为重点刺杀目标。

长期以来，拉里贾尼都是体制内少数获得最高层高度信任、与革命卫队关系较好，并同时能与强硬保守派和务实外交派对话的人物。拉里贾尼对内能黏合各派力量，防止内耗失序；对外则是国际社会接触伊朗的核心节点，其个人权威与承诺往往能暂时缓和因互信缺失而导致的紧张局势。当前伊朗局势危殆，失去这样一位兼具国内根基与外部渠道的人物之后，伊朗内部协同与外部斡旋的双轨通道都将面临实质性影响。

事实上，拉里贾尼这样一位“务实强硬派”本可以让伊朗在目前权力交接的敏感时期维持平衡，避免极端强硬派独大或温和务实派失势。但如今这一“桥梁”断裂，体制内原本可控的分歧或将迅速外溢，以革命卫队为代表的强硬派力量将迅速占据主导地位。即使拉里贾尼的职位会由后备人选迅速接任，但伊朗决策的连贯性、资源的调配效率，以及国内政治力量的平衡，都将面临更严峻考验。

循环报复：战局升级风险飙升

作为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对伊朗军事指挥系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军事系统不同于行政管理，领导者长期的个人权威是不可忽视的。拉里贾尼的遇难可能导致军事安全最高决策层权力震荡，指挥链条或出现短暂混乱。当前战局危殆，双方对抗仍在快速升级。若此时伊朗的决策连贯性和武装力量协同能力被削弱，在短期内其军事反击、防御调整乃至外部沟通都可能出现明显迟滞，为美以军队提供难得的“战术窗口期”。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悼念拉里贾尼并誓言清算血债。伊朗极可能转向升级对抗路径，短期内发动更猛烈、更广泛的军事报复，包括加大弹道导弹与无人机对以色列本土及美军基地的袭击频次，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并激活地区代理人网络。

在社会情感上，拉里贾尼之死以“殉难”的悲情色彩强化了伊朗社会的“抵抗精神”。在权力结构上，强硬保守势力的抬头将导致伊朗外交安全事务更趋刚性，谈判与妥协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在各方本就缺乏互信、对抗已高度升级的背景下，目前，外交突破的门槛再度升高。拉里贾尼的骤然去世，或加速伊朗体制军事化，务实空间收窄，地区整体战局从“可谈”转向“必战”。

恐惧失效：政权更迭成战略幻影

以色列持续针对伊朗高层实施定点清除行动，内塔尼亚胡宣称此举旨在创造“政权更迭机会”，试图通过“斩首”制造伊朗领导层真空，最终迫使伊朗体制内部分裂甚至崩溃。但目前看来，这一策略的实际成效远低于其宣称的战略目标。

伊朗作为近9000万人口的地区大国，仅依靠空袭很难实现政权更迭。经过数十年制裁与危机考验，伊朗早已建立起完善的多层替代机制——关键职位预设3至7名继任者，体制韧性相当强大。“斩首”行动只能制造暂时混乱，却无法撼动伊朗根植于宗教、军事与社会机构的深层权力结构；相反，还可能刺激强硬派上位，进一步强化内部凝聚力。

国际战略界普遍认为，以色列的“领导层定点斩首”战术可能促使伊朗加速军事化与代理人网络扩张，最终让“政权更迭”的战略目标沦为幻影。伊朗并非“一人在位”的脆弱体系，其体制与继任机制足以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持续的“斩首”行动只能加剧对抗，却难以促成伊朗的政权更迭。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明确表态，单一人物存亡不影响伊朗国家体系的稳定。

拉里贾尼的遇难虽给伊朗带来短期阵痛，却也再次印证了伊朗的体制韧性。中东局势已进入高风险窗口期，任何一方的误判，都可能将地区冲突推向更深泥潭。理性克制与政治谈判，才是化解当前危机、避免冲突升级的根本途径。（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科研处副处长李子昕）

编审：高霈宁 邢砚薷 张艳玲

3月12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中国、欧盟、印度、墨西哥和加拿大等60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就在此前一天，美国还以“产能过剩”为名对中国等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此次堪称是美国历史上覆盖范围最广的301调查行动，极具单边性、武断性和歧视性。虽然其打着“强迫劳动”“产能过剩”的幌子，但真正目的在于构建贸易壁垒。

典型的保护主义行径

美国此次再度发起301调查，直接诱因是其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加征关税的政策被最高法院裁决违宪。此后，特朗普政府虽已通过122条款加征临时关税，但考虑到该条款有150天的时间限制，其仍需通过其他更加符合国内法要求的手段恢复原有关税壁垒。此外，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已下令退还基于IEEPA征收的关税，特朗普政府也需寻求新的关税收入填补相关亏空。美国财长贝森特公然表示，结合301条款关税、122条款关税以及232条款关税，关税收入可在今年8月左右恢复到IEEPA被判违宪前的历史最高水平。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列举药品、数字服务税、海洋污染、海鲜和大米等“关注领域”，表明针对更多领域、更多国家的调查将陆续展开。

事实上，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对华发动301调查并掀起贸易战后，中国就已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世界贸易组织专家组于2020年9月发布裁决报告，全面支持中国主张，明确指出美国的相关关税措施违反了WTO的核心规则。当年的裁决显示，美国仅针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而未对来自其他WTO成员方的同类产品征收，这种做法构成了基于国别的歧视，违反了关贸总协定关于最惠国待遇的义务；美国加征的关税税率超出了其在WTO作出的关税减让承诺表所允许的上限，违反了关贸总协定关于关税约束的义务；美国援引所谓“公共道德”作为加征关税的理由，但未能证明其关税措施与保护公共道德之间存在真实且必要关系。

世界贸易组织专家组明确要求美国更正相关行为、履行WTO框架下的各项义务。但在美国刻意阻挠上诉机构法官任命的背景下，上诉机构自2019年起陷入停摆状态，上述裁决始终未能有效落实。以上种种行为彰显了美国301关税措施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本质，也暴露了美国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对国际规则“合则用，不合则弃”的霸权逻辑。

借“强迫劳动”发难是无理取闹

强迫劳动在国际法上有明确定义。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强迫劳动的核心标准包括：《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1957年废除强迫劳动公约》以及《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的2014年议定书》。中国作为国际劳工组织创始成员国，共批准了28项国际劳工公约，包括7项核心公约。而美国只批准了14个国际劳工公约，是批准公约数量最少的成员国之一。且美国已批准公约主要集中在海事、劳工统计等特定技术领域。在更具基础效力的10个核心公约中，美国仅批准了2个，迄今尚未批准《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

表面上看，美国迟迟不批准核心劳工公约，是受国内立法程序掣肘的结果——美国缔结国际条约需要国会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同意，而在政治极化背景下两党极难就此达成共识。同时，劳工监管、刑罚执行等权力被大量下放至州政府，联邦政府与各地方政府之间也难以就条约执行达成一致意见。

历史上看，强迫劳动是在美国历史中从未根除的痼疾。奴隶制在美国从建国至今的三分之一时间内都是“合法”的。1850年美国80%的出口产品都是由奴隶生产；1865年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废除奴隶制，却依然为强迫劳动保留“例外条款”；19世纪60年代末，数十万华工赴美修筑铁路所遭受的非人待遇甚至不及奴隶。可以说，美国的原始资本积累在相当程度上建立于强迫劳动的罪恶之上。

现实上看，美国至今仍然存在系统性强迫劳动，因此，才不敢接受国际监督的结果。美国智库报告显示，美国是全世界监禁率最高和被监禁人数最多的国家。政府部门不堪重负，大量引入私营企业管理监狱系统，在高昂利润驱动下，美国监狱已成为现代版“奴隶工厂”。特朗普加速驱逐“非法移民”后，这一现象愈演愈烈，移民拘留中心的收入和拘押规模同步上升，已有多起涉及私营监狱公司的强迫劳动诉讼案件处于审理中。监狱系统之外，美国在农业、家政服务等领域的强迫劳动问题同样触目惊心：临时劳工签证制度将外籍劳工与雇主捆绑，使之不敢检举强迫劳动；强迫劳动的高额收益甚至引发美国跨国人口贩运、侵犯他国人权等问题。美国学者认为，美国至少有50万人生活在现代奴隶制下。

发起301调查背后的政治算计

特朗普政府发起301调查的时机同样微妙，暴露了其政治野心与治理能力之间的明显差距，因而不得不寻求极端手段。

第一，这是为中期选举造势的投机行为。对当代美国政府而言，在选举年打“中国牌”几乎已成为“固定”动作。特朗普目前国内支持率持续走低。其在中美巴黎经贸磋商之际发起调查，既有敲诈勒索图谋，更有政治作秀意图，有助其迎合国内部分选民情绪、强化对外“强硬”形象。

第二，这是对美国国内经济困局无能为力的甩锅之举。美国劳工部3月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月，非农就业岗位减少9.2万个，降幅远超市场预期。2025年12月，非农就业也从增加4.8万个修订为减少1.7万个，预示美国经济增长即将进一步放缓。叠加能源价格上涨引发的通胀抬头，高盛等机构已经预测美国面临滞胀风险。美国政府急需为经济困局寻找“替罪羊”，因此将“强迫劳动”大棒挥向中国及其他经济体，试图以外部威胁掩盖内部治理失效。

第三，这是在两场冲突难以妥善收尾背景下，强行转移各国关注焦点的掩饰手段。特朗普政府开年以来接连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看似声势浩大，实则所获无几。推动伊朗政权更迭的图谋至今未能实现、国内MAGA阵营几近分裂、全球能源市场动荡加剧、中东地区军事基地受到猛烈打击、国内武器生产能力短板彻底暴露、战争结束前景不明……在国际事务陷入困境之际，美国试图通过大规模调查制造新热点，转移国际社会注意力，掩饰其决策混乱、进退失据的窘态。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面对美国以“强迫劳动”为名开展的301调查，国际舆论的关注点普遍集中在经贸博弈上。特朗普政府为加征关税而精心准备的“人道主义”外衣遭到彻底冷落。由此看，反复以“强迫劳动”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只会让美国本已透支的公信力荡然无存。（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汪子洋）

编审：高霈宁 邢砚薷 张艳玲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以来，海湾地区冲突持续升级。伊朗曾多次声称“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对商船发动袭击或威胁袭击。据不完全统计，截至3月16日，21艘不同国籍油轮遭到攻击。全球五分之一的石油运输经由这一“咽喉要道”，但出于安全考虑，当前海峡油轮通行量骤降，全球油价随之迅速上涨。虽然美方高调呼吁欧洲、亚洲和海湾国家共同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但相关国家或明确拒绝或仍在研议，迄今尚无一国公开承诺加入“护航联盟”。美国设想的“护航联盟”之所以难产，因其涉及国际政治和地区安全治理的复杂因素，也反映出当前域外各国对美以军事行动和中东局势演变的复杂态度。

联合护航行动实践有先例

从历史经验看，军舰为商船护航并非新鲜事。当今，在个别区域海上安全受到威胁时，多国海军联合护航已成为保障航运安全的重要手段。

两伊战争时期（1980—1988年）曾出现过“油轮战争”。当时伊朗和伊拉克在波斯湾互相攻击对方及相关国家的油轮和商船，导致海湾航运安全恶化。为保证石油运输安全，科威特于1986年底提请联合国安理会“护航”。美国在1987年决定为部分科威特油轮提供护航，并允许这些油轮改挂美国国旗，以便接受美国海军保护。与此同时，苏联、英国、法国等也派遣海军力量进入海湾地区，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海上运输秩序。

不过，即便在这一时期，护航行动也并非毫无风险。1987年5月，美国海军“斯塔克”号导弹护卫舰（USS Stark）在沙特附近海域因被伊拉克空军错误识别为伊朗油轮而遭到袭击，造成37名舰上官兵死亡。同年7月，得到美国海军护航的美国“布里奇顿”号油轮（SS Bridgeton，原为科威特籍油轮）就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受损——这暴露出海上护航在面对水雷和非对称攻击时的脆弱性。历史经验表明，护航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航运风险，但并不能完全消除冲突带来的安全威胁。

2008年以来，国际社会在亚丁湾开展的反海盗护航行动就较为成功。当时，索马里附近海域海盗活动猖獗，严重威胁国际航运安全。为应对这一问题，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多项决议，授权各国海军在相关海域开展反海盗行动，并建立国际合作机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框架下，美国、欧盟、北约以及中国、印度、日本等多个国家派出海军力量参与护航行动。其中，由多国组成的第151联合特遣队（CTF-151）成为国际反海盗合作的重要平台。中国海军也从2008年底开始派遣舰艇编队赴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截至2025年底，已累计派出48批护航编队。

亚丁湾护航行动之所以取得较好的效果，核心原因在于其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具有明确的国际法基础，同时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合作支持。多国海军通过信息共享、协同巡航和联合护航，大幅降低了海盗袭击的成功率，使亚丁湾航运环境逐渐恢复稳定。

对比上述护航案例可以发现，多国联合护航行动若要取得成功，往往需要三个重要条件：明确的国际法授权，广泛的国际合作，相对明确和可控的安全环境。而这些条件，在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中难以兼备。

绕开联合国“单干”难获国际支持

从表面上看，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直接影响全球能源供应，许多国家都有恢复航运的现实需求。但在美国发出建立“护航联盟”呼吁后，包括其传统盟友在内的各方却普遍持谨慎甚至回避态度，其背后有多重原因：

首先，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威胁远高于一般海上安全事件。虽然伊朗海军大型舰只早在此次军事冲突爆发之初就遭到针对性打击，但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仍拥有较为成熟的非对称海上作战能力，可利用水雷、陆基反舰导弹、攻击无人机以及小型高速快艇等多种手段攻击海上目标。如果这些威胁同时存在，构成海空立体式打击系统，护航行动将面临极高风险。在这种环境下，即便是装备先进的海军舰艇，也难以完全保证油轮甚至护航舰船自身的安全。

其次，护航行动本身是一项极其复杂和高成本的军事任务。如果要恢复和平时期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量，“护航联盟”每天可能需要为上百艘油轮提供护航。如此繁重的任务不仅需要配备大量舰艇和航空力量，还需要具备持续的扫雷、情报和防空能力。即使对美国海军来说，这也是一项成本极高、耗时漫长的行动，更不用说其他国家。不少国家更担心参与护航可能被视为美以盟友而直接卷入地区战争，成为伊朗打击报复的目标。

最后，政治和法律层面的顾虑同样不可忽视。与亚丁湾反海盗行动不同，美国提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并没有明确的联合国授权。尽管联合国安理会在3月11日通过了第2817号决议，谴责伊朗试图关闭或阻碍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的行动或威胁，但该决议仅为谴责性表述而非对军事行动的授权，国际社会在如何处理当前冲突问题上仍存在明显分歧（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和俄罗斯对该决议投弃权票）。对于域外多数国家而言，现阶段保持相对中立、推动局势缓和显然更加符合道义与合法性。因此，从安全风险、军事成本到政治考量，多种因素叠加，使美国呼吁的“护航联盟”短时间内难以获得各方积极响应。

“解铃还须系铃人”

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根源并不在于航运本身，而在于当前不断升级的军事冲突。美国和以色列悍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直接导致地区局势的急剧恶化，也使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重要的能源通道陷入动荡。从现实情况看，油价飙升、航运受阻以及市场动荡，都对世界经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军事护航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历史经验一再证明，绕开联合国的单边行动在国际社会面前往往是“失道寡助”。包括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对参与护航行动表现出明显谨慎甚至回避态度。这说明，即使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对于当前军事行动的正当性和后果也存在明显的疑虑。

“解铃还须系铃人”。从长远来看，冲突相关国家只有回归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持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分歧，才能真正缓解海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对于全球能源市场和世界经济而言，稳定远比对抗重要。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局势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冲突各方是否愿意重回谈判对话轨道。（作者系华阳海洋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包毅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曹群）

编审：高霈宁 邢砚薷 张艳玲

近年来，参保群体以农民和非工薪劳动者为主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完善，为数以亿计的老年居民提升收入水平、织密养老保障网作出重要贡献。但从总体来看，城乡居民养老金水平总体仍然偏低，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群众期待仍存在一定差距。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要“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在此背景下，适度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水平，既是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选项。而其关键在于把握好提高的“度”，探索可持续发展的“路”。

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具有多重现实意义

提升城乡居民养老金水平目标对象明确、实施操作相对简便。在各类居民增收政策中，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是一项推行阻力较小、实施路径清晰、社会共识基础较好的政策举措。

首先，这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政策工具。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参保群体以整体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民和非工薪劳动者为主。适度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可以直接改善低收入老年人的收入状况，更好发挥社会保险收入再分配作用，有助于缩小制度间保障差距，使发展成果更加公平地惠及广大群众。

其次，这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支撑。当前我国正处于推动消费升级和扩大内需的重要阶段。收入增加更容易转化为现实消费。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水平，有助于增强农村老年群体及其家庭的购买力，带动与老年生活相关的各类消费增长，从而激发农村市场活力，推动银发经济发展。

最后，这是让广大农民更好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必然要求。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广大农民为保障粮食安全、推进乡村建设和城镇发展付出长期劳动，作出历史性重要贡献。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时间相对较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总体仍然偏低。适度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水平，有利于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城乡社会保障更加均衡普惠，切实让广大农民更充分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把握好养老金提升的“度”

近年来，国家持续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2024—2026年已连续三年每年提高20元，全国最低基础养老金已达到163元/月。这一举措释放了积极信号，但与现实生活成本相比，当前保障水平仍然不高，制度托底能力仍有提升空间。

综合考虑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承受能力以及制度可持续性，未来一个时期，可以在现有基础上适度加大养老金水平提升幅度。一个相对稳妥的目标是，到“十五五”末，在2025年全国城乡居民最低基础养老金水平（143元/月）基础上，再提高至原来的2.5—3倍。在这一目标设定下，未来最低基础养老金每年需要提升50—65元/月。各地再根据当地生活成本、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相关保障制度情况，适当提高地方补助标准。同时，对个人账户积累较少的高龄农民群体给予更多倾斜，使其在晚年能够获得更加稳定的基本收入保障。

这一目标既体现了持续改善民生、增强老年群体获得感的政策导向，也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保持基本匹配，有利于在“保基本”的制度定位下进一步强化制度托底功能。设定阶段性发展目标、逐年稳步提高标准，有助于不断提升制度保障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探索养老金提升的可持续之“路”

提高养老金水平离不开稳定的资金来源。从现实情况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仍以财政补助为主要资金来源。随着养老金水平提升，相关财政支出也会相应增加。因此，需要通过多种渠道统筹安排资金，形成更加稳固的筹资基础。

一是适度加大财政投入力度。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制度托底功能需要进一步强化。未来，可以探索建立基础养老金与财政收入增长、居民收入增长相衔接的动态调整机制，使养老金水平能够持续稳步提高。

二是在养老保险体系内部适度优化资源配置。近年来，职工养老保险待遇持续提高，财政对职工养老保险的补助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未来可在保持职工养老金合理增长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不同养老保障制度之间的公共财政投入结构，为城乡居民养老金提升腾出必要空间。

三是发挥战略储备资金和国有资本收益的作用。可启动相关研究，探索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支持城乡居民养老金提升。同时，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收益划转社保基金机制，使全民所有的国有资本更多转化为普惠性的民生保障资源。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基本养老保险体系仍存在制度分割问题。未来可逐步推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推动规则趋同、机制统一，逐步形成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体系。（作者系浙江大学老龄和健康研究中心副主任杨一心）

编审：蒋新宇 高霈宁 张艳玲

自2月28日美以联合空袭伊朗以来，战场上的节奏悄然发生了变化。伊朗降低了向外发射弹道导弹频次，转而以零星的导弹与无人机骚扰为主——这种打法不追求一次性的战略震撼，而是让美国及其中东盟友持续付出防御成本，在消耗战逻辑下神经始终处于紧绷状态。

与此同时，另一个更出人意料的变化是，3月14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公开发声，呼吁伊朗停止攻击海湾阿拉伯国家。在此之前的3月7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也曾就伊朗军队的袭击行为向邻国正式道歉，措辞中承认“军队内部存在沟通不畅”。

哈马斯是伊朗长期扶持的“抵抗轴心”核心成员，在加沙地带冲突中曾直面以色列军事压力，生存资源高度依赖德黑兰。这样一个组织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公开劝阻，说明哈马斯认为伊朗攻击海湾阿拉伯国家已超出可接受范围。而伊朗总统道歉，更打破了伊朗政权长期以来的一种叙事惯例——对外永远强硬、自信，主动承认军事行动存在沟通失误，既是外交层面的补救动作，也在无意间向外界透露出一个信号：伊朗政府并没有完全掌控军事行动的实际边界。

伊朗打击邻国的深层原因

理解伊朗打击邻国的动机，最直接的就是伊朗总统的解释——军队内部沟通不畅。如果这是真实情况，那么某些针对邻国的袭击，可能在具体执行中目标发生了偏差。伊朗当前同时支持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等多条战线，指挥链条高度分散。这种复杂性本身就埋下了军事行动失控的隐患。但仅用“失误”解释，又太过表浅，因为跨境打击本身也是伊朗长期战略工具箱里的标准动作。

更深层的动因，则是伊朗国内的政治压力。持续的经济制裁已将伊朗通货膨胀推至社会承受的临界边缘。近年来，多轮大规模抗议不断冲击伊朗的社会稳定。在此背景下，强硬派有充分的动机摆出对外强硬姿态，通过满足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以缓解治理压力。

但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伊朗政治体制内生的双重权力结构：首先是以总统和外交部为代表的政府系统，处理外交事务、国际谈判与日常管理；其次是伊斯兰革命卫队，拥有独立的情报、军事与境外行动能力，不需要经过政府授权。

这意味着，在伊朗，“谁决定打”与“打完之后谁来收拾”，有时运行在两套完全分离的轨道上。总统的道歉，很可能是政府系统在事后的外交善后工作。表面上的偶然沟通失误，实则是这套体制结构长期运作的内在产物。伊朗政府的战略意图很可能是维持一种“可控的紧张”——持续施压而不全面开战，但当这种模糊指令下沉到革命卫队的具体行动层面，“可控”的边界就会在战场现实中被悄然突破，等到总统不得不出面道歉，“失控”已经成为既定事实。

哈马斯喊停释放的信号

哈马斯作为“抵抗之弧”核心成员却公开劝阻伊朗停止攻击海湾邻国，这一反常举动是这场危机中值得玩味。

伊朗攻击海湾邻国，已经直接威胁到哈马斯自身的战略利益，且严重程度超过了盟友之间私下沟通可以解决的范围。哈马斯的核心战略目标集中于巴勒斯坦问题和加沙地带的生存空间。它需要一个愿意持续提供资源支持、并能得到广泛的阿拉伯世界政治同情的伊朗，而不是一个正在把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逼入公开对立立场的伊朗。一旦伊朗与海湾国家的关系全面破裂，“抵抗轴心”的政治空间将大幅收窄，哈马斯在阿拉伯世界内部的运作环境也会随之恶化。近年来艰难重建的伊朗—沙特关系，也可能在伊朗跨境袭击下遭到破坏——这并不符合哈马斯的利益。

理解哈马斯这次发声，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背景，即哈马斯与伊朗的关系从来不是单一的垂直依附。在某种程度上，卡塔尔对哈马斯的实际重要性甚至超过伊朗——多哈不仅长期为哈马斯提供资金支持，甚至为其政治局领导层提供最安全的实体庇护所。在这个意义上，当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持续骚扰海湾地区、卡塔尔的安全环境受到波及时，哈马斯不可能坐视不理。它的发声，既是对盟友的关切，也是在捍卫自身的生存条件。

伊朗总统的道歉和哈马斯的呼吁，可以理解成伊朗政府系统和盟友共同踩下的“刹车”。两者同时出现，说明地区内部已有力量感知到局势在向危险方向演变，并试图介入。

但“刹车”能不能真正起作用，取决于伊朗革命卫队是否愿意接受约束，而其行动逻辑并不由总统或盟友的意见所主导。伊朗当前的处境仍然非常危险。大敌当前，伊朗政府在外交上试图稳住邻国关系，军队却按自己的行动逻辑在战场上持续推进。两者之间的协调摩擦，正是这场危机中最不可预测的变量。任何一次超出预期的袭击、任何一次误伤引发的连锁反应，都可能在“失控”中把局势推到某个不可逆的临界点。连最铁杆的盟友都公开“喊停”，这个信号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伊朗的行动已触及多方利益，若无法协调内部权力、收敛军事动作，不仅容易孤立自身，更可能让中东地区陷入更大的动荡中。（作者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智库中东研究所朱兆一）

编审：邢砚薷 高霈宁 张艳玲

近日，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首次公开发表讲话，表示将继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抵御美以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并警告或将开辟新战线。这一表态不仅回应了当前战场的胶着态势，更为伊朗未来的应对策略定下强硬基调。与此同时，美国空袭伊朗石油运输枢纽哈尔克岛，刺激地区紧张局势快速升级。白宫多次表示，若伊朗继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将发起更致命的打击。美方此举明显是希望“以战逼降”。但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与革命卫队高级将领穆赫辛先后就结束冲突所需满足的条件作出强硬表态，实质上回绝了美国的“最后通牒”。目前来看，美以伊冲突短期内仍将维持高度紧张态势，而陷入持久战的风险已不容忽视。

穆杰塔巴定调强硬反击

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首份声明，明确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核心战略杠杆，同时呼吁中东邻国关闭美国军事基地，否则伊朗将对其实施军事打击；但伊朗明确划清界限，称打击范围仅限敌方军事设施，显示伊朗仍希望与周边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他誓言为每位遇难的伊朗人复仇、要求美以予以赔偿，否则伊朗将没收或摧毁敌方等值财产。穆杰塔巴在声明中也感谢伊朗的强力部门与地区盟友，并呼吁伊朗各界在国家危急时刻保持绝对团结。

穆杰塔巴这一表态，通过继承哈梅内伊遗志，以强硬姿态确立了新领袖权威，对外展示伊朗领导层的连续性和体制的韧性，以凝聚国内士气，维系地区盟友网络，并直接回应美以军事打击，维持伊朗对敌方的军事威慑。这份表态既是穆杰塔巴就任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的政治宣言，也是“以战促谈”的战略指导，传递出伊朗绝不会对美以轻易妥协的信号。

伊朗在展示强硬姿态的同时，也通过公布“停火条件”来抢夺道义高点并展开对美舆论战。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此前于3月11日提出了三大停战条件，包括要求承认伊朗的合法权利（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美以支付战争赔偿、国际社会提供防止未来美以再度侵略伊朗的坚实保障。而在最高领袖发表声明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资深将领穆赫辛•雷扎伊进一步将伊朗的“停战条件”聚焦于两方面：一是美国全额赔偿所有损失，二是美国从波斯湾完全撤军，以保障伊朗的长期安全。从伊朗的角度来看，这些停火要求是最高领袖表态的具体细化，也与伊朗长期诉求和被国际法赋予的权利相契合。

然而，在当前的地缘环境下，伊朗提出的这些要求显得几乎无法被美以接受。赔偿损失涉及对美以军事行动的定性与对战争损失的评估，而美以绝对不会承认自身发动的“先发制人自卫行动”是违反国际法的“侵略行为”，自然更不会接受战争赔偿的要求。而撤军更是触及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地缘利益：美国在巴林拥有第五舰队司令部，在卡塔尔拥有本地区规模最大的乌代德空军基地。美国绝无可能将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通道的控制权拱手让给伊朗。因此，伊朗所提“停火条件”并非实际的议和方案，而是美以咄咄逼人的政治施压下的强硬回击，同时也为远期潜在的政治谈判设置一个“高起点”，对缓和当下的地缘政治危机并无太大意义。

短期内美以攻势难见缓和

当地时间3月13日，美国对伊朗石油枢纽哈尔克岛实施精准打击。此举在某种程度上已突破红线，将局势推向失控边缘。据媒体报道，美军使用轰炸机“彻底摧毁”了岛上所有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军基地和导弹设施，但刻意避开石油基础设施。哈尔克岛承担伊朗约90%原油出口，并且是伊朗重要的深水港所在地。特朗普强调此举为“体面”考量，避免触发伊朗的更大规模报复，给美国的地区盟友带来严重安全威胁并引发全面能源危机。美国此举旨在彻底摧毁哈尔克岛的防务能力，但保留“石油牌”作为未来升级军事打击的选项。

这一行动标志着冲突已转向实质削弱伊朗的经济命脉与反击潜力。伊朗方面已威胁称，若自身石油设施遭袭，将报复美方关联能源目标，这表明局势存在着升级失控的风险。与此同时，美以也均有在短期内强化军事打击的主观动因。美国希望借此获得可供对外宣传的“标志性胜利”，以便特朗普能从当前的战争中“体面抽身”。美方宣称伊朗“已被彻底击败”，但承认短期内无法实现推动伊朗“政权更迭”的目标，故需加大空袭力度以彻底瓦解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能力并施加极限经济压力。以色列则意在通过持续的军事行动巩固战果。据以色列军方声明，行动将“再持续几周”，旨在最大限度削弱伊朗国防工业与政权韧性，彻底消除伊朗对以色列的“生存威胁”。

美方预告“猛烈空袭”安抚国内，以方设定时间框架展示决心，伊朗则以数十轮反击凝聚国内士气。目前，美以增兵与不断升级的打击行动，显示冲突已进入胶着状态。

持久战风险不容忽视

事实上，当前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战略目标层面已出现明显的收缩迹象。最初，美以雄心勃勃地制定系统摧毁伊朗导弹与无人机生产能力、彻底消除地区威胁、推动政权更迭等目标，但十余天的军事行动已证明，上述目标难以完全实现，至少难以仅靠空袭来实现伊朗政权更迭。

因此，如何避免陷入消耗巨大的持久战，已成为美以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美军弹药消耗巨大、战争成本超预期，国内通胀因油价飙升加剧；以色列也面临长期行动压力，双方最初的“速胜”幻想已破灭。

然而，美以推动伊朗政权更迭的长远目标并未改变。即使战争暂停，美方大概率还是会强化对伊朗的全面制裁与封锁，配合极限军事威慑，试图令伊朗陷入经济危机，进而从内部动摇政权稳定性——这也将耗费各方大量资源。在所有军事红线已被突破的当下，不能排除未来美以伊之间频繁爆发小范围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伊朗最高领袖的强硬定调与美以短期攻势相互叠加，令当前冲突持续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伊朗未来或将坚持“以战止战”姿态，而美以在无法速胜的情况下或转向长期威慑与制裁。持久战的可能性显著上升。这不仅将考验各方的资源与意志，更可能进一步搅动全球能源市场与地缘政治格局。（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科研处副处长李子昕）

编审：高霈宁 邢砚薷 张艳玲

2月28日，在美以空袭伊朗的爆炸声中，时任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身亡；3月8日，伊朗专家会议宣布哈梅内伊次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选新的最高领袖。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等均对其表示祝贺和效忠。穆杰塔巴的顺利接任与其长期权力布局及美以对伊朗军事冲突的特殊背景高度相关。但是，面对战事的不断升级和各种内忧外患，穆杰塔巴要把领袖位子坐得稳、坐得久，甚至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都将面临严峻考验。

幕后“参与机要”已久

虽然穆杰塔巴长期不担任公职，很少出席公开活动，但他一直在伊朗教士、军方、政坛等几大关键权力集团中布局深耕，为担任最高领袖做准备。

穆杰塔巴自幼浸润革命氛围，于1969年生于伊朗东部重镇马什哈德。这座城市既是什叶派第八代伊玛目阿里•礼萨的圣陵所在地，更是其父亲哈梅内伊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童年时期，穆杰塔巴经历父亲被捕入狱等事件，这给他种下了反巴列维王朝、反美的革命种子。

两伊战争中后期，穆杰塔巴像当时很多年轻人一样服役参军，进行历练。穆杰塔巴加入的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第27师的“哈比卜营”。由于两伊战争已近尾声，穆杰塔巴可能并未参与一线战斗。但这段军旅经历，让穆杰塔巴结识了一批革命卫队骨干要员，其中就包括后来担任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负责人的侯赛因•塔伊布等人。这为他日后与伊朗武装力量与强力部门构建关系网络奠定重要基础。

两伊战争后，哈梅内伊出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逐步转型，通过修习宗教获得教士资格。1999年，穆杰塔巴进入库姆神学院学习什叶派伊斯兰教的教法教义，其导师是激进的什叶派教士穆罕默德•塔基•梅斯巴亚兹迪。此时穆杰塔巴已是而立之年，但他甘于在神学院当“超龄学生”，有其清晰的规划。穆杰塔巴虽未获得阿亚图拉等高级教士头衔，但已取得了教士资格，因而在理论上具备了成为最高领袖的资质。

穆杰塔巴结束宗教修习后，进入哈梅内伊办公室深度参政。最高领袖办公室是伊朗的权力中枢，涉及军、政、教等多方面重大决策。穆杰塔巴在领袖办公室没有公开职务，但深度参与重要决策。20多年领袖办公室的经历，使得穆杰塔巴与伊朗军事、政治乃至商业精英结成了紧密的关系网络，获得伊朗高层广泛支持。

通过梳理穆杰塔巴的成长轨迹可见，他至少在两个方面获得了出任最高领袖的先机和基础。其一，穆杰塔巴长期在最高领袖办公室辅佐，是最高领袖办公室的核心人物。其二，穆杰塔巴得到伊朗革命卫队的强力支持。革命卫队掌握伊朗核心的导弹与核能力，同时跨域扩张势力，在国防、安全及经济领域均具备重要影响力。在后哈梅内伊时期，谁拥有革命卫队支持，谁就更有希望成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成长过程中与革命卫队关系密切，因此其接任有着“枪杆子”的支撑。

克服“反世袭”障碍平稳接任

尽管铺垫已久，穆杰塔巴当选最高领袖仍需要克服“反世袭”的障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过推翻世袭制的巴列维王朝而建立，且常以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形象示人。如果伊朗最高领袖“父死子继”，则与巴列维王朝的世袭制类似，这在和平时期易引起争议。哈梅内伊在生前虽大力培养穆杰塔巴，却始终没有将其指定为接班人。但在战时的特殊背景下，政权稳定优先于程序争议，加之什叶派中传统政治哲学的支撑与竞争者淡出，穆杰塔巴最终顺利当选。

首先，伊朗高层在最高领袖人选问题上追求的是稳定和延续。根据伊朗宪法，最高领袖是由88名高级教士组成的专家会议选出来的。一般而言，伊朗高层决策的特点是多个权力分支协商一致。因此，穆杰塔巴当选是伊朗教、军、政各大条线负责人协商的结果。伊朗高层显然认为，在国家危难尤其是战时状态下，延续旧制、维持稳定更符合政权需要；而在紧要关头选新人、搞新政，则有引起社会动荡的风险。因此，穆杰塔巴继任最高领袖不仅代表了血缘的延续性，更体现了战时政策和体制上的稳定性。而且，穆杰塔巴接任本身就是对美以企图更迭伊朗政权的强硬回击。

其次，什叶派伊玛目选任传统给予“父死子继”一定的宗教合法性，并不认为“父死子继”是落后的政治制度。多数伊朗人信奉的十二伊玛目什叶派，尊奉先知女婿阿里为第一代伊玛目（什叶派的宗教领袖），阿里殉难后其子哈桑、侯赛因成为第二代、第三代伊玛目；侯赛因殉难后，其子嗣相继担任伊玛目，直至第十二代伊玛目隐遁。至少对于虔诚信教且忠于伊斯兰革命的伊朗人来说，穆杰塔巴继承父位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反而具有内在的逻辑自洽性。甚至，哈梅内伊在美以空袭中遇难的背景，还给穆杰塔巴接任带来了某种悲情主义的合法性与社会认同。

最后，其他热门领袖继承人选的淡出也为穆杰塔巴的崛起创造了条件。比较突出的有伊朗前总统莱希。他与哈梅内伊有同乡之谊、师生之情，先后担任过伊玛目礼萨圣陵基金会负责人、司法总监、总统，拥有高级教士头衔，甚至被认为是哈梅内伊钦点的接班人。然而，2024年5月，莱希不幸遭遇空难离世。而改革派前总统鲁哈尼也曾被传为最高领袖热门人选。他是教士出身，很早就跟着霍梅尼从事革命工作，长期担任最高国安会秘书，2013年出任总统后曾达成过伊核全面协议，声望日隆。但随着2018年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美伊关系恶化，他的政治声望受到严重削弱，出任最高领袖几无可能。在主要竞争者或已逝去或被边缘化的情况下，穆杰塔巴接任未遭遇重大挑战。

御敌治国前路艰险

穆杰塔巴在继任最高领袖后大概率将延续其父亲的大政方针，将反美作为伊朗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的主基调延续下去。这也意味着，只要美国以色列不收手，伊朗就倾向于不会停战。哈梅内伊身亡后，特朗普曾多次要求伊朗选定一个对美以友好的最高领袖，甚至直接反对穆杰塔巴继位。以此推测，穆杰塔巴的接任也可能导致美以延长对伊朗的攻势。

无论战局如何演进，穆杰塔巴都将面临严峻的内外挑战，其中最紧迫的是人身安全问题。以色列国防部长早就威胁，以色列将继续追杀伊朗最高领袖的继任者。穆杰塔巴已经成为以色列定点清除名单上的优先目标。3月11日，伊朗驻塞浦路斯大使向媒体证实，穆杰塔巴在开战第一天的美以空袭中受伤。如果穆杰塔巴再遭不测，无疑会给美伊战局、伊朗政局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目前的伊朗受到美国经济制裁和军事打击双重压力，面临维护国家安全与政权安全的重任。今年初，恶性通货膨胀已在伊朗国内引发大规模民众抗议，并造成3000余人死亡 。在外部威胁、经济重建和社会维稳等多重压力之下，穆杰塔巴能否稳定战局、走出治理困局、凝聚共识，将直接决定伊朗未来走向。（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助理研究员姜李萌）

编审：高霈宁 邢砚薷 张艳玲

正值冬春季，“一老一小”作为呼吸道疾病的高风险人群，其健康防护始终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一老一小”是呼吸道疾病的核心易感群体。儿童尤其是婴幼儿免疫系统尚未成熟，呼吸道感染发生率高于普通人群；老年人免疫功能下降，合并基础疾病多，感染后易发展为重症甚至引起并发症。接种流感、肺炎链球菌等呼吸道疾病疫苗，是国际公认的预防相关疾病、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最经济和最有效的手段，更是守护重点人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在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加快“一老一小”呼吸道疾病疫苗的接种普及，提高“一老一小”健康水平，尤其具有现实紧迫性。然而，由于价格因素、接种便利性不足以及对疫苗价值认知有限，我国相关疫苗接种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全人群流感疫苗接种率常年仅约3%，我国儿童肺炎链球菌疫苗3剂次接种率仅7.3%，远低于全球（47.9%）平均水平。

与此同时，“一老一小”呼吸道疾病疫苗接种不足，使本可以避免的疾病转化为高频医疗资源的消耗。每年冬春季都是我国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季节，老年人和婴幼儿感染尤为集中，住院率高，导致医疗机构承压问题反复出现，医保基金支出与家庭医疗负担同步上升。

当前，我国缺乏明确的“一老一小”疫苗纳入标准、实施路径和动态调整机制，使地方政府难以系统推进重点疫苗接种工作，政策落实存在不确定性。特别是在西部及低资源地区，儿童呼吸道疾病负担尤为沉重，但疫苗接种率明显偏低，形成了“高疾病风险—低预防覆盖”的结构性矛盾，疫苗接种的区域不平衡问题突出。

守护“一老一小”的健康，就是守护千家万户的幸福，更是守护国家公共健康的根基。在此背景下，应加强“一老一小”呼吸道疾病相关疫苗普及。

首先，要建立“一老一小”呼吸道疾病相关疫苗推荐机制。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应每年建立并动态更新“一老一小”呼吸道疾病疫苗推荐接种清单，为科学接种提供清晰指引；加强医防融合，由儿科和老年医学科医生等相关科室医生在临床主动推荐，结合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社区卫生宣传，提高公众对相关疫苗的认知度。

其次，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先行先试，将群众急难愁盼的呼吸道疾病疫苗纳入地方惠民工程，探索开展肺炎链球菌、流感等呼吸道疫苗免费接种试点，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最后，强化顶层政策与资金支持。建议国家通过中央财政专项支持等方式，在西部及低资源地区开展“一老一小”重点呼吸道疾病疫苗免费接种专项工作，提高西部及低资源地区“一老一小”的健康水平，加快补齐地区公共卫生短板，惠及更多重点人群。（作者系全国人大代表、柳州工学院语言文化与国际教育学院院长董月琳）

编审：张晓雯 邢砚薷 张艳玲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一个“紧”字，传递出中国经济转型的现实紧迫性。从表面看，这是推动产业升级的政策部署；但从更深层看，这其实是一场关乎代际公平的时间争夺战。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并不仅仅是增长速度问题，还有逐渐收窄的新旧动能转换的时间窗口。传统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持续下降，而新兴产业尚未形成足够规模的就业空间。这种“青黄不接”，对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构成一种隐性的代际压力。

从就业结构看，这一矛盾尤为突出。近年来，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改造持续推进。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安排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但在技术进步不断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一部分传统岗位也在加速减少，造成就业结构的加速调整。

应当看到，集成电路、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虽然发展势头强劲，但对知识结构和技能水平的要求较高，与当前劳动力市场供给之间仍存在一定落差。例如，一个长期从事传统制造岗位的中年工人，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向人工智能或高端研发岗位的职业转型。

这种岗位需求与职业技能之间结构性错配，形成了一种典型的“双向压力”：一方面，一些传统岗位劳动者面临转型困难、就业不稳的处境；另一方面，新兴产业企业却普遍反映高技能人才不足的问题。这种错配若不能尽快得到缓解，将拉长“转型阵痛期”、增加社会成本——而承担这一成本的，往往是年龄偏大、技能水平偏低的劳动者群体。

“加紧”二字，正是对这种代际公平的深切关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强调普惠性的“上云用数赋智”服务，加大对中小企业数智化转型的支持。这些表述背后，是对转型节奏的精准把控：既要快，抢抓技术革命的历史机遇；又要稳，防止转型速度超出社会就业体系的承受能力。

培育壮大经济新动能的更深层紧迫性，还来自全球产业格局的快速重塑。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等未来产业”，本质上是在抢占下一轮全球产业发展的关键制高点。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谁能率先形成成熟的产业生态、主导技术标准，谁就更可能在未来全球产业分工中赢得优势、占据主动。

从这个意义上看，培育壮大经济新动能不仅关乎经济增长的质量，更关乎未来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格局。如果中国能在未来五到八年内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兴产业，当下的青年劳动者就有机会在职业发展的黄金期进入这些新行业，实现长远发展。反之，如果产业转型节奏过慢，许多人可能会在中年阶段面临被迫职业转型与再就业的压力。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政府投资基金要带头做耐心资本”，这一提法颇具深意。新产业的成长离不开长期投入，但战略上的耐心并不意味着节奏放缓，而是在保持持续投入的同时，加快关键技术和产业化突破。

因此，“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的意义，远不止于推动产业升级，更在于力争在这一代完成经济转型的关键跨越。只有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体系，才能让转型成本在当代消化，从而让下一代能够在更成熟、更具竞争力的新产业生态中成长与发展。

从这个角度看，新动能的培育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项关乎长远发展、惠及子孙后代的时代责任。（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鲁东红）

编审：高霈宁 邢砚薷 张艳玲

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分别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两高”工作报告重点突出，亮点纷呈，用翔实的数据和丰富的典型案例，全面展示过去一年我国法治建设的显著成就。总体来看，其中体现的以下几方面趋势尤其引人瞩目。

暴力犯罪数量降至历史低点

“两高”工作报告显示，社会治安形势整体持续向好。其中一个重要指标是，暴力犯罪起诉和审结数量近年来持续降低。对比今年和去年“两高”工作报告可以发现，检察机关2024年起诉故意杀人、抢劫、绑架等暴力犯罪6.03万人，而2025年降至5.4万人——这是本世纪以来起诉暴力犯罪数量的最低点。与此同时，法院审结故意杀人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也持续下降。法院系统2024年审结故意杀人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4.9万件5.8万人，较10年前下降28.7%；2025年则降至4.6万件5.3万人，同比下降7.3%。

与此同时，其他刑事犯罪如危险驾驶罪、盗窃罪、诈骗罪等的起诉人数在2025年也有不同程度下降。案件数量居首的危险驾驶犯罪，近两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人数和起诉人数均连续下降，而且全国涉酒驾醉驾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也在下降。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网络空间的虚拟性易催生网络空间不受法律约束、可以恣意妄为的错误认知。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网络敲诈、“网络水军”等现象日益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问题。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一系列典型案例，划定了网络空间行为的界限，明晰了法律责任，维护了网络空间的清朗生态。

最高人民法院区分了网上差评与商业抹黑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并明确规定只有构成商业抹黑的，才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商业抹黑属于编造虚假信息，对企业、企业家名誉进行贬损，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具有明显恶意的行为。网络测评人发布虚假测评信息侵犯企业名誉权的，也要承担侵权责任。

同时，“两高”工作报告彰显出对严厉打击网络暴力等犯罪的严肃态度。2025年检察系统依法惩治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网络敲诈、“网络水军”等违法犯罪，起诉利用网络实施的犯罪18.2万人。对于构成刑事犯罪的，法院则依法认定有罪并判处刑罚。

平衡科技创新和权利保障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既带来了社会便利，也给传统法律治理提出了新挑战。“两高”工作报告显示出，司法在为科技创新提供法治保障的同时，也在努力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当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提供服务中出现差错时，若研发者已善尽注意义务，且未实际损害原告权益，不构成侵权。这就明确了人工智能模型不属于我国法律规定的民事主体，无法承担民事责任，能否认定侵权责任的关键要看人工智能模型的运营商是否有“过错”。当然，利用人工智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足以显示出行为人的过错，应受到依法规制。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也明晰了辅助驾驶下的责任认定问题：驾驶人醉酒后启用辅助驾驶功能的，仍应承担刑事责任。这就为公众提供了明确的行为指引，也为相关案件解决划定了清晰的司法标准。

健全未成年人权益综合维护体系

未成年人作为特殊群体，其权益维护以及罪错行为矫治问题长期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持续发力，多维度加强未成年人权益维护工作，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一是通过刑事手段依法惩治侵犯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7.3万人，法院审结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4万件4.4万人。“两高”工作报告显示，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和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出现了近五年的首次“双下降”，这表明针对未成年人的刑事犯罪治理取得明显成效。

二是通过民事手段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全国法院依法撤销997名不适格父母监护人资格，对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父母依法发出人格权侵害禁令435份，通过民事手段有效维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三是严格落实强制报告制度。强制报告制度要求学校、医院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侵害或者疑似遭受侵害的要立即报告。该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2025年检察机关起诉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线索来源于强制报告的有3852件。

四是宽严相济依法惩治未成年人犯罪。一方面，对未成年人实施严重暴力犯罪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02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核准追诉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昭示低龄不是“护身符”，恶性犯罪必须惩治。另一方面，对涉罪未成年人坚持惩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对犯罪情节轻微、积极认罪悔罪的，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同时，推进建立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干预矫治体系，促进涉罪未成年人复归社会。

营造法治营商环境

近年来，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对营商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日益显著。对此，“两高”工作报告显示，法院、检察院已经形成了共识，并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具体而言，检察系统开展了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活动，依法办理案件1.99万件，监督侦查机关撤案2471件，决定不起诉3539人，监督解除、返还违法查封、扣押、冻结财物26.3亿元。

法院系统则持续加强对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的司法监督，纠正涉企过罚失当等问题367个。坚决防止和纠正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认定69件已诉案件不应作为犯罪处理；再审改判6家企业、12名企业经营者无罪。

深化人权刑事司法保障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宪法的明确要求，加强刑事领域的人权保障一直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重要课题。“两高”工作报告显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加强刑事司法领域人权保障方面取得新进展。2025年，法院系统依法宣告294人无罪，准许检察机关撤回起诉1235人。检察系统2025年通过依法不批捕、不起诉、对侦查活动违法情形提出纠正意见、清理刑事“挂案”、审判监督等方式推动人权保障。其中，检察院监督法院有罪改判无罪79人，无罪改判有罪51人，清理刑事“挂案”27.8万件。

加强涉外法治建设

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是党中央作出的重要部署，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的重心。“两高”工作报告对涉外法治工作都有专门论述，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用专门一节对涉外法治工作进行阐述。

“两高”工作报告显示出涉外法治工作的几个侧重点：一是强调中国企业和公民合法权益的海外维护。针对侵犯我国企业和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通过加强反制裁、反干预、反“长臂管辖”斗争、提起公诉等方式，切实维护好中国企业和公民的合法权益。二是强调对外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通过平等保护境外债权人利益、外方权利人知识产权等方式，塑造公平、透明、非歧视、可预期营商环境。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中，北京法院、上海法院在“法院的公正性”和“对法院的认可度”这两项指标上处于全球最优水平。三是强化涉外纠纷解决能力，打造涉外纠纷解决优选地。

加强民生司法保障

民生工作是司法工作的重心。“两高”工作报告显示出法院、检察院系统司法更加接地气、更加有温度，切实解决好群众身边的小事、急事。

高额彩礼，冒牌低价旅游、违法促销保健品等坑老诈骗犯罪，“卷款跑路”“霸王条款”问题，欠薪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医保诈骗问题，都是群众身边的热点问题，关乎群众的切身利益。针对这些民生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各种形式明确了裁判规则，划定了行为界限，厘清了法律责任，营造了良好的婚育环境、养老环境、消费环境、医疗环境等。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明确了拉架一般过失致人受伤不担责等保护善举的司法规则，营造了良好的社会风气。

持续高压反腐态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两高”工作报告显示出在反腐方面毫不松懈的态势。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法院系统2025年审结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3.6万件4万人，同比增长22.4%，依法惩处了57名原中管干部。此外，法院系统也加强了对预期收益、约定代持、政商“旋转门”等新型、隐性腐败犯罪的惩治力度。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显示，检察系统2025年受理各级监委移送职务犯罪3.05万人，起诉2.9万人，同比分别上升10.8%和20.5%，并加强了对重点领域、群众身边腐败的治理力度。（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研究员杜磊）

编审：高霈宁 邢砚薷 张艳玲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将“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列为重要任务，明确提出“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开放试点，有序扩大数字领域开放，压减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这一部署并非简单地调整开放重点领域，而是我国开放型经济进入新阶段后的主动选择，体现了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纵深推进的鲜明取向。为什么服务业成为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点？从根本上看，这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推动制度型开放突破、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的必然选择。

当前，我国经济结构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服务业已成为稳增长、扩就业、促消费的重要支撑。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已达57.7%，增加值同比增长5.4%。截至2024年末，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已经超过3.58亿人，占全国就业人员总数的48.8%，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开放的重点要顺应产业结构演进而调整。把服务业作为开放重点，正是顺应我国经济结构深刻变化的主动布局，也是推动经济由大向强迈进的务实之举。

从另一方面来看，经过多年持续推进，我国制造业开放已取得明显进展，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客观上须向服务业拓展空间、在制度层面深挖潜力。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开放涉及面更广，既关系市场准入，也关系行业监管、资质互认、数据流动和标准规则衔接，而这些领域恰恰是制度型开放的核心内容。可以说，服务业开放不是简单增加几个开放领域、放宽几项准入限制，而是更高层次、更深程度的制度型开放。抓好服务业开放这个关键点，就找准了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重要突破口。

服务业之所以成为开放重点，还在于其直接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服务业开放既是发展命题，也是民生命题。随着居民消费升级，服务消费在整个消费结构中的占比持续上升。2025年，全国服务零售额比上年增长5.5%，快于商品零售额；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46.1%，医疗、教育、养老、文化、旅游等高品质服务需求正在加快释放。扩大服务业开放，有利于引入更多优质资源和先进管理经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品质化需求。

同时，服务业开放更关系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服务业并不只是生活性服务业，还包括研发设计、软件信息、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而这些领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环节。2025年，我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1%，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80823.1亿元，同比增长7.4%，其中侧重生产性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保持增长，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增长10.4%。以服务业开放带动生产性服务业提质升级，能够更好促进技术、数据、人才、资本等要素高效流动，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强支撑，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展更大空间。

服务业成为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点，顺应了经济结构转型的客观趋势，契合了消费升级和民生改善的现实需要，也回应了制度型开放和国际竞争的时代要求。把服务业开放这篇文章做好，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将打开更大空间、形成更强动能，也将为世界各国共享中国机遇、实现合作共赢提供更加广阔的平台。（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韩文龙；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梅澜川）

编审：高霈宁 邢砚薷 张艳玲

3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规划法（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理解国家发展规划法，亟需厘清：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为何要制定一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名的专门性、基础性法律？

可从四个方面解读立法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是结合“中国之治”与“中国之制”，把长期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予以制度化。“中国之治”的宝贵经验或可归纳为“规划治国”，即在先进的执政理念的指引下，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编制并有效实施一套系统完备、科学规范、高效运作的规划方案。正是由于“规划治国”的成功实施，中国才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制定国家发展规划法就是把“规划治国”的成功经验和成熟做法坚持好、运用好，使之上升为制度规范、固化为法律成果，为国家发展规划工作提供基本法制遵循。

二是畅通“权责分工”和“统一衔接”，推动各层级和各部门发展规划的体系化，使之上下贯通、横向协同。中国已形成以国家发展规划为统领，以空间规划为基础，以专项规划、区域规划为支撑，由国家、省、市县各级规划共同组成的国家规划体系。这意味着在国家发展规划之下存在大量不同层级、不同部门的发展规划，这些规划既是国家发展规划的细化、补充和落实，也可能存在与国家发展规划相冲突、不适应、有抵触等潜在问题。由此，制定国家发展规划法，就是在横向上把国家级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有效统合起来，在纵向上把各级地方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有效协同起来，形成上下畅通、运转高效的总体规划格局。

三是联动“定标领航”和“精准施策”，把发展规划编制执行全流程予以规范化，提升其科学性。国家发展规划具有总体性、阶段性、战略性等宏观特征，同时也应具备科学性、精准性、有效性等细节特征。这要求国家发展规划的编制和实施过程应严格遵循程序，采用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发现并自觉运用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规划编制阶段，应深入调查研究，科学作出预判，加强政策论证；在规划审查和批准阶段，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关部门多轮审议，以期实质性提升其民主性和科学性；在规划实施阶段，要求将国家发展规划细化为年度计划和指标体系，统领各类各级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匹配相应的资源和政策，实现“全国一盘棋”和“一张蓝图绘到底”；在规划监督阶段，要落实规划的制度刚性和增强规划的制度韧性。由此，制定国家发展规划法，就是把上述事先、事中和事后的程序明确下来，形成一套职责明确、流程清晰、规范有序的路线图。

四是融贯“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把规划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予以固定化。国家发展规划的编制和执行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2025年5月20日至6月20日，“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开展网络征求意见活动，累计收到网络征求意见超过311万条，凝聚了亿万人民的智慧。国家发展规划的根本目的就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对于幸福的定义权在人民自身。问计于民和惠及人民是一体两面的，汇民智、聚民心的发展规划才能真正落地见效，而有效实施的发展规划才能增进人民福祉。

制定国家发展规划法，就是把吸纳民意、汇集民智、惠及民生的工作机制予以固定下来，丰富拓展公众参与、民意表达的渠道，真正实现人民有所呼、规划有所应，从而彰显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人民立场。【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当代法治研究院）教授王理万】

编审：邢砚薷 高霈宁 张艳玲

2026年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草案）》（以下简称“法典草案”）提请本次会议审议，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同志对草案情况进行说明。法典草案一旦通过，将成为我国第二部以“法典”为名的法律。

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早在2021年4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即在当年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中提出“研究启动环境法典……等条件成熟的行政立法领域的法典编纂工作。”经过多年研究准备，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编纂生态环境法典”后，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工作以厚积薄发之势快速推进：在2025年4月30日全国人大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草案）》（一审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后，法典草案于同年9月至10月通过二审分拆审议，并于同年12月通过三审，后经进一步修改最终形成提请本次会议审议的法典草案文本。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我国30余部现行生态环境立法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对生态环境法律制度规范进行编订纂修。法典草案采取“总-分-总（责任）”的基本结构，包括“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附则”5编，共计1242条，实现了对现行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集成升华，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中国智慧。从总体上看，法典草案具有下述亮点。

通过适度法典化确立新时代法典编纂思路

法典草案采用适度法典化的编纂思路。生态环境法是强调问题导向的领域法，其边界因与“相邻”规范领域相交融而难以清楚界分，又因自身的前沿性、政策性特点，而存在尚待发展完善的制度或规范。为将发展阶段不同、立法目的各异、建构技术有别的相关立法加以梳理整合，需要保留法典的适度开放性。

为此，立法机关将编纂对象分为三类：其一是发展较为成熟的规范部类，如综合环保制度规范、污染防治规范等，全部被纳入法典并替代相应单行法；其二是发展相对成熟但与其他规范领域“邻接”或交叉的规范部类，如针对现行的有关生态要素、生态系统方面和循环经济、节约能源等规范，择取其中强调保护的规范体现在法典中，并继续保留相应单行法；其三是有待进一步发展完善的规范部类，如关于气候变化应对、绿色低碳发展等规范，在法典中作原则性、引领性规定，为日后相关单行法或法律规则的制定指明方向。

由此，法典草案相较于《菲律宾环境保护法典》《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生态法典》《爱沙尼亚环境法典（总则）》等法典而言在内容上更为全面系统，相较于《瑞典环境法典》《德国环境法典（草案）》而言更具开放性和前瞻性。生态环境法典不是古典时期封闭、静态的规范集合，而是保留适当开放性及相应生命力的规范系统，体现了立法者的编纂智慧。

通过一般性规定进行规则集成实现体系效应

法典草案设置“总则”“法律责任与附则”两编，对价值性、一般性、共同性规范进行规定。一方面，在总则编“基本规定”章中确立法典的基本原则及适用范围，为分编奠定价值导向；另一方面，通过从各分编关于行为模式和法律责任的具体规范中抽象出共同规则纳入总则编和法律责任编，形成一般规定统领分则、分则细化一般规定的结构逻辑。

由此法典可在四方面发挥体系效应：其一是通过抽象一般性规定所奠定的价值、原则，在法律续造和解释过程中发挥引导性、补充性功能，保障法典的适应性和发展性；其二是协调不同分编、不同领域间具体规范的关系，指示规范关联、消除规范冲突；其三是将一些通过实践检验的具体性规则上升到一般领域，扩展有效制度的适用领域，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质效提升；其四是提高法典表达效率，通过对不同领域共性条款的整合，删除不同分编普遍存在的重复条款，实现法典文本资源的高效利用。

污染防治编保障旧法新法顺畅过渡

污染防治编包括9个分编，条文共计525条，在体量上占法典草案近半篇幅，构成法典主体内容。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已有长足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但在环保为民理念指导下，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保障群众健康仍是十五五时期我国生态环境法治的重要任务。因此法典高度重视污染防治规范的编纂，除了将现行相关污染防治单行法全面纳入法典，还在结构设计上沿用单行法体系兼顾环境要素污染防治和致害因子污染防治的组织思路，在内容上结合新时代污染防治理念和治理需求进一步完善污染防治法律制度，构建覆盖传统污染类型与新型环境污染问题的制度体系。该方案既保障污染防治监管秩序的总体稳定，避免可能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的不利影响，又通过对风险预防原则和科学治污精准治污的强调实现制度优化升级，兼顾污染防治制度体系的发展完善。

生态保护编妥善处理“生态-资源”关系

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生态保护立法尚未构成独立的子系统，相关立法分属行政法部门和经济法部门，有着不同价值追求。实现此类法律规范的法典化是法典编纂面临的一大难点。为了更好满足“统筹考虑生态文明建设相关法律、兼顾现行法律秩序格局”的立法需求，法典草案对此类规范采取了系统化法典与独立单行法“双法源”并存编纂模式。

首先，转变传统以单一生态要素为保护对象的立法思路，从“生态系统保护”“物种保护”“重要地理单元保护”角度建构强调生态关联和整体性系统性的制度体系，并从关注生态退化的预防和治理，有针对性地应对和化解生态问题。

其次，确认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在生态问题“源头控制”上的重要意义，将统筹自然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的制度、规范纳入法典草案，体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辩证统一，同时保留自然资源权属、开发利用类规范的相对独立地位，确保法典在价值上的统一融贯。生态保护编秉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理念，构成法典草案一大亮点。

绿色低碳发展编内蕴治本之策

绿色低碳发展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路径。为构建“双碳”与绿色转型政策目标的转化通道，推动相关国家承诺转化为长期、稳定、可预期的法律制度，为“源头减碳、绿色发展”的战略转型提供法治保障，法典草案规定了关于绿色低碳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碳达峰碳中和的条款，并独立成编。这是中国生态环境法治系统化、现代化的重要创新，为丰富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

同时，考虑到“绿色低碳发展”的内涵广泛，涉及国民经济空间格局、产业结构、能源体系、消费模式等根本性、长期性的转型，法典草案更适合通过明确战略目标、确立基本原则等方式搭建核心制度框架，为政府部门根据具体形势出台具体、有针对性的政策或措施预留空间，兼顾绿色低碳发展法治的稳定性和适应性。因此，绿色低碳发展编中的相关规范以原则性、授权性规范为主，宣示政策目标、引导各方行为。这些规范虽未直接设定具体的行为要求及法律责任，但可以为国家或有关部门后续运用具体财税、市场、金融、福利等政策工具提供上位法依据，并为公众监督政府、市场主体行为提供评价标准。

综观整部法典草案，其以适度法典化理念为引领，通过“总-分-总”的科学结构，实现了对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领域法律规范的系统性整合，既保留了法律体系的开放性与发展性，又通过一般性规定强化了制度协同效应，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全面的法治保障。这部法典的编纂与审议，不仅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治理迈入系统化、法治化新阶段，更以中国特色的立法实践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了智慧方案，为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林潇潇）

编审：高霈宁 邢砚薷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报告还强调，要“坚持内需主导，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抉择，也是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其核心是扩大内需，主要举措包括提振消费和促进投资： 

提振消费方面，要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把增加居民收入、稳定就业作为消费扩容的前提。居民收入是消费的基础,要促进城乡居民增收，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增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完善薪酬和社保制度。就业是居民收入的基础，要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加大各类政策对就业的支持力度。促进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2500亿元、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扩大消费信贷，支持扩大内需。打造消费新场景，加快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活跃线下消费，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释放文旅、赛事、康养等领域消费潜力。完善休假制度、促进入境消费，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推动消费者持续增长。

促进投资方面，要充分挖掘释放有效投资潜力，优化投资结构、提升投资效益，为内需增长提供长期支撑。聚焦新质生产力、新型城镇化、人的全面发展等重点领域，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用于对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的“两重”建设。单列并提高用于项目建设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发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引导民间投资向高技术、现代服务业等新赛道拓展。加强项目资金监管，坚决防止低效无效投资。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上述提振消费和促进投资的核心举措外，还需不断优化市场环境，以改革破除制约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并强化供给保障。要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与要素市场化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同时，还要加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建设，保障重点产业稳定发展，为国内市场提供坚实的供给支撑。通过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推动国内市场不断壮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袁正；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唐梓欣）

编审：高霈宁 邢砚薷 张艳玲

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完成“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环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的矛盾。江苏等经济大省处在改革开放前沿，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从2022年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经济大省要勇挑大梁”，到今年进一步提出“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这一重要部署持续深化，凸显出经济大省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关键战略地位。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结构性矛盾交织叠加，中国经济要保持回升向好，离不开“主力军”的支撑。在此背景下，经济大省作为国民经济的“压舱石”和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挑大梁”不仅是责任所在，更是发展所需。

体量大底盘稳，经济大省托起全国经济基本盘

经济大省挑大梁，首先体现在经济体量“大”。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川、河南、湖北、福建、上海、湖南等十个经济大省GDP总量超过85.5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六成以上，对全国经济增长贡献率长期保持在60%以上。其中，广东以14.58万亿元连续37年位居全国第一；江苏GDP首次突破14万亿元；山东跨越10万亿元门槛，成为北方首个经济总量超10万亿元的省份。三省合计经济规模接近39万亿元，占全国总量的三成以上。

经济体量的“大”，对应着发展责任的“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大省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能力强，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经济大省产业体系完备、实体经济基础扎实，既拥有庞大的市场规模，也具备完善的配套产业和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在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扩大就业、稳定预期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屏障作用。十个经济大省中，七个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河南以5.6%的增速位居前列。

实践充分证明，经济大省稳则全国稳，经济大省进则全局进。唯有经济大省持续保持稳健增长，才能为全国实现年度增长目标提供坚实支撑。

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成为经济大省挑大梁的“新引擎”

经济大省挑大梁，不仅体现在经济体量“大”，更体现在发展质量“优”。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力争在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科技制高点上实现新突破，在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上探索新途径，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上开创新局面。

经济大省科教资源富集、创新要素集聚，成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战场。江苏加快建设创新联合体，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一批关键技术实现突破；粤港澳大湾区“深圳—香港—广州”科技创新集群位居全球创新指数前列；浙江持续壮大数字经济和先进制造业。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较上年增长9.4%，多地保持较快增长，浙江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4%，湖北增长15.5%，福建增长14.6%。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增长22.9%，新产业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实践充分证明，随着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成长，新质生产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接近50%，为经济大省持续挑大梁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当前，经济大省正加速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在托稳全国经济底盘的基础上释放向优向新的动能，创新发展能力越强，经济大省挑大梁的底气就越足。

改革开放持续深化，为经济大省挑大梁注入持久动力

经济大省挑大梁，规模体量越“大”，发展质量越“优”，对改革开放的要求也就越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练好内功、做强自身，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广泛开拓全球市场，更好联通国际循环。

经济大省一直是制度创新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试验场。浙江全国首个“撤镇设市”顺利运行六年多，首条民营控股高铁运营满四周年，首个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揭牌成立；江苏打造“监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的民营经济发展生态，同时搭建“苏链检”检企供需对接平台，为产业发展提供坚实质量技术支撑；广东以企业核心需求为导向，冲刺全国审批备案“最少最快最好”，并以“数字政府3.0”建设为牵引，推动“人工智能+政务服务”深度融合，持续擦亮“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名片。

经济大省也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主力军”。2025年，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五省市进出口合计占全国比重近七成，出口结构持续向新向绿，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其中，湖北进出口增长18.2%，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25.9%；安徽外贸总额首破1万亿元大关，“新三样”出口增长1.1倍；河南出口增长18%，“新三样”出口增长1.8倍。同时，经济大省正在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上海自贸区77条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试点措施向全国复制推广，涵盖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七大领域，为全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实践充分证明，经济大省以改革破解发展难题、以开放拓展发展空间，既为自身发展释放了制度红利，也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累了实践经验。经济发展的规模越大、层级越高，越需要在改革开放中走在前列、作出示范。

区域协同和民生改善同步推进，经济大省发展成果更具“温度”

经济大省不仅是增长引擎，也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支点，发展必须放在全国“一盘棋”中谋划。江苏要在长三角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中主动作为；广东要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发挥优势；山东要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列。2025年，长三角区域经济总量达34.66万亿元，占全国近四分之一；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连续17年全球第一，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硬核”力量。经济大省不仅要自己发展好，更要带动周边省份共同发展，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中发挥“辐射带动”作用，通过产业转移、技术输出和市场协作，助力缩小区域发展差距，避免“虹吸效应”加剧区域失衡。

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经济发展的成果，最终要落到民生改善、民生福祉提升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工作新特点，积极主动解答如何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如何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如何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等课题，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目前，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破7万元，城乡收入倍差持续缩小，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山东医养结合养老机构数量全国最多；福建实现县办公立中医医院全覆盖。

实践充分证明，经济大省挑大梁，最终要体现在发展成果持续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上。经济体量越大、发展基础越扎实，越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走在前列，让经济发展既有“速度”，更有“温度”。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经济大省挑大梁的战略意义更加凸显。从“勇挑大梁”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经济大省不仅要当好稳住全国经济基本盘的“压舱石”，更要做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探路者”。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大背景下，经济大省勇挑重担、各地区协同发力、全国上下形成合力，中国经济航船就一定能够乘风破浪、行稳致远，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不断书写新的辉煌篇章，为顺利实现“十五五”规划目标、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有力的支撑。（作者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星辰）

编审：邢砚薷 高霈宁 张晓雯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将民生保障与共同富裕放在突出位置，强调“更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一系列部署，旨在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的发展理念，也彰显了“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治理逻辑。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部署。而共同富裕不仅包括物质富裕，还包括精神富裕，核心内涵是全体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根本出发点，保障和改善民生、全方位增进人民福祉，是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保障和改善民生主要包括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等，这些改善民生的措施本质是“投资于人”，能够提升国民的人力资本水平。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个人的教育水平、健康状况等因素都是个体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人力资本在微观上可以提升个人收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在宏观上有利于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人才支撑。因此，不能将民生事业简单理解为财政支出项目或社会福利政策，而要从“投资于人”的视角，深刻认识保障和改善民生对于拉动内需、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意义。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激活内需、拓展发展空间的重要抓手。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将“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作为年度首要任务，其中关键举措包括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增加劳动者休闲时间等。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是保障劳动者休息休假合法权益的重要民生举措，也是“投资于人”的具体实践，可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提升劳动者身心健康与生活品质。切实保障劳动者休息权、增加劳动者休闲时间，既能有效释放劳动者在文旅、餐饮等多领域的消费潜力，提振消费，又能通过改善劳动者健康状况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为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注入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不仅会促进“蛋糕”做大，也会推动更加公平地分配“蛋糕”，是兼顾效率与公平、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

共同富裕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始终是以人民为中心，既通过“投资于人”激活发展动能，也通过普惠民生守住公平底线。这样才能让全体人民在高质量发展中稳步迈向共同富裕，让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每个人。（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宋扬）

编审：张晓雯 邢砚薷 张艳玲

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代号“史诗狂怒”的大规模空袭，中东局势迅速升级。此次行动不仅冲击伊朗最高权力结构，也在波斯湾地区引发连锁反应。面对突发局势，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从最初的震惊观望、强调中立，逐步转向外交妥协与有限介入。这一态势变化，既折射出欧洲在美国强势施压与中东能源危机背景下进退两难的外交困境，也暴露出其战略自主能力方面的核心短板。

空袭初期：谨慎与观望背后的原则与困境

空袭发生后，欧洲主要国家普遍摆出谨慎观望态度。英、法、德三国发声，强调事前不知情、未参与行动，意在避免卷入冲突，同时维持欧洲作为中东事务“外交调解者”形象。对欧盟而言，美以单方面对伊朗动武不仅冲击国际规则，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欧洲多年来推动外交解决伊核问题的努力。

与此同时，欧洲内部对美以军事行动合法性的讨论迅速升温。西班牙、挪威等国从国际法视角出发，公开质疑美以在未获联合国安理会批准情况下实施空袭的合法性，认为其严重违背国际准则，并试图通过国际舆论施压，约束美以双方的相关行动。然而，在特朗普政府“非友即敌”的强硬逻辑面前，这一以规范为主导的谨慎立场显得软弱无力。随着冲突的迅速升级，欧洲原本试图坚守的谨慎中立态度，逐渐在现实压力下难以为继。

三重压力，倒逼欧洲立场转变

在伊朗开始反击并波及海合会国家之后，欧洲立场开始明显倾向于“有限介入”。

这种转变的首要原因，源于跨大西洋同盟关系的压力。美国对伊朗的突袭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动，这让早已在格陵兰相关外交风波和北约军费争议中疲于应对的欧洲意识到，公开唱反调可能导致跨大西洋关系出现难以弥补的裂痕。在被问到为何不反对美国打击伊朗时，德国总理默茨“现在不是对盟友说教的时候”的辩解，精准地勾勒出欧洲部分国家的现实主义转向：与其坚守原则，不如通过与美国步调一致来进行一场政治投机，以避免联盟裂痕扩大。

另外，伊朗局势直接冲击着欧洲能源与经济安全。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骤然升温，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动荡。对高度依赖中东能源和海上贸易的欧洲而言，这直接冲击其经济稳定性。当伊朗的反击目标扩大到港口和能源设施时，欧洲部分国家的外交辞令也逐渐从最初的“呼吁各方克制”转向对“伊朗鲁莽行为”的严厉谴责。这种话语权的转换，实质上是为欧洲随后部署防御性军事力量、深度介入地区安全事务进行舆论铺垫。

还有，欧洲对潜在的大规模难民潮风险的担忧，推动其主动介入局势管控，避免危机外溢。欧盟庇护署方面警告，伊朗局势难以预测，有可能出现“规模空前”的难民潮，对欧洲的边境管控造成巨大压力。这使欧洲意识到，唯有积极介入局势并试图在伊朗推动某种形式的“过渡秩序”，才能从源头上减轻难民危机对欧洲本土安全与稳定的冲击。

防御性介入：折中背后的战略迷失

总体来看，欧洲国家对美以行动的支持呈现“外围防御与外交协同”的折中策略，而非直接参与进攻性打击。以英、法、德三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在军事行动上保持克制，拒绝直接加入联合空袭，但在防御性任务中对美以提供实质性支持。英国于当地时间3月1日已允许美国使用其在塞浦路斯的军事基地对伊朗导弹发射设施进行所谓“防御性”打击；欧盟此前已宣布延长“阿斯皮德斯”（ASPIDES）红海护航行动的期限，法国更是于3月3日宣布“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将紧急调往地中海东部，实质上强化了红海和地中海海军部署，以防御性护航为名提升了地区军事存在。这一系列举措表明，欧洲虽未直接参与战争，但已在外交与安全战略上与美以行动深度捆绑，偏离了曾经中立观望的立场。

在“防御型参与”中东局势的同时，欧洲在中东的战略逻辑也正发生重要转变：欧洲与海湾国家的安全合作从“贸易优先”转向“防务捆绑”。通过构建“地区防御联盟”，欧洲试图在美以主导的军事框架边缘，利用自身在防卫技术和海上安全方面的存量资源，换取在中东新秩序中的一席之地。欧盟“外长”卡拉斯对海合会国家的密集访问，不仅带去了关于反导情报共享与海上基础设施保护的承诺，更通过“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的对接，实质性地为沙特、阿联酋等国提供多元化安全选项。这种转变不仅是为了对冲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带来的能源供应中断风险，更标志着欧洲长期以来的“外交调解者”身份发生根本性转变，转而以“防御性参与者”的姿态，将其地缘政治影响力深度嵌入波斯湾的安全架构之中。

另外，在伊朗国内局势问题上，欧洲的表态也出现微妙变化。在美以发动突袭前，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公开表示“事态令人担忧”，并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但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害后，以冯德莱恩为代表的欧盟领导层又迅速调整话语体系，表示“坚决支持”伊朗人民决定自身未来的权利。这种外交辞令的转换，不仅成功将原本带有单边主义色彩的军事打击美化重塑为一种关于“人民自决权”的叙事，更为欧洲在未来地区秩序重建中预留了政治空间。通过这种“防务介入”与“道义重构”的双重路径，欧洲在短短数日内完成了从“局外人”到利益相关方的转变。

综上所述，部分欧洲国家在此次危机中的立场转变，是其在外交生存空间被大幅压缩后的现实选择。在美以联军对伊朗大规模军事打击面前，欧洲赫然发现自己已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既无力阻止战争的爆发，也难以完全置身事外。这种典型的“被动式介入”，不仅未能提升欧洲对美国单边行动的制衡能力，反而让欧洲在安全事务上更加依赖由美国主导的安全框架——当地区安全与能源利益受到冲击时，欧洲第一时间想到的，依然是通过妥协维系跨大西洋联盟，而非通过外交捍卫自身的原则与利益。由此可见，欧洲的“战略自主”之路仍道阻且长。（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班牙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朗加泽仁）

编审：高霈宁 邢砚薷 张艳玲

“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对经济大省提出殷切期望。

经济大省，块头大、底盘实，是全国发展大局的“压舱石”。江苏作为东部沿海经济大省，经济体量大、开放程度高、产业基础好，长期以来在全国经济版图中的分量举足轻重。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面对更加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江苏如何进一步挑起大梁？这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命题，也是一个必须答好的政治考题。

挑大梁，首要在“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是经济大省的新考卷。对于江苏而言，挑大梁绝不是简单追求经济指标增长，而是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上走在前列。

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提出“四个新”的要求。江苏拥有丰富的科教资源和雄厚的产业基础，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富矿”。把“新”的文章做足，关键在于打通从科技强到企业强、产业强、经济强的通道。挑大梁，意味着不能满足于“跟跑式”创新，而要敢于“领跑”。要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上抢先布局，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软件等“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集中攻关，让创新这个“关键变量”成为江苏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挑大梁，承重在“韧”。大梁之所以能支撑起整个建筑，靠的是其强大的韧性。经济大省“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能力强”，面对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内部困难挑战增多的局面，有能力在风浪中稳住阵脚，成为全国经济当之无愧的“压舱石”。

当前，全球经济形势波谲云诡，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加速重构。江苏作为开放型经济大省，外向度高，面临的外部风险挑战也更为直接，因此，增强经济韧性至关重要。经济韧性从何而来？就江苏而言，既源于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完整产业体系带来的稳定供应链，也离不开创新驱动的核心引擎，更有赖于内外需市场协同发力的广阔空间，这些优势是江苏长期发展积累的核心竞争力。用好用足这些独特优势，进一步增强经济韧性，才能在风高浪急中稳住阵脚，以一域之“韧”护全局之“稳”。

挑大梁，破局在“进”。经济大省一方面是“压舱石”，一方面是“发动机”。这决定了经济大省不但要以“稳”托底，还要以“进”破局，要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上走在前列，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改革开放走到今天，易突破、见效快的改革举措已基本落地，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攻坚的难度与复杂性显著提升。从“杀出一条血路”到“闯出一条新路”，新时代改革开放的课题在转变。经济大省处在改革开放前沿，更应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大胆干、勇敢闯。

改革是发展的根本动力。江苏要继续当好改革“探路者”，在要素市场化配置、营商环境优化、国资国企改革等重点领域取得新突破。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开放是江苏鲜明的发展底色，要在更高起点上推进对外开放，高质量建设自贸试验区，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先行先试，打造开放新高地。以“一马当先”带动“万马奔腾”，让改革开放的“关键一招”成为江苏挑大梁的“制胜一招”。

挑大梁，归根在“实”。挑大梁不是一句口号，要落在实实在在的行动中。挑大梁，需要一支作风过硬、本领高强的干部队伍，需要一种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社会氛围。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无论是推动科技创新，还是深化改革开放，都必须从实际出发，不搞花架子，不搞形式主义，一锤接着一锤敲，一步一个脚印向前推进，确保各项工作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经济大省如脊如梁，大要有大的担当、大的作为。挑大梁，意味着在风高浪急时岿然不动，在爬坡过坎处奋勇争先；意味着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接最烫手的山芋，解最棘手的难题。以“新”领跑、以“韧”维稳、以“进”探路、以“实”笃行——这就是“大省何以挑大梁”的根本答案。（中国网特约评论员 陈立民）

编审：张晓雯 邢砚薷 张艳玲

根据3月5日财政部在全国两会上提请审议的2026年财政预算草案，2026年中国国防支出预算规模达19095.61亿元，同比增长7%，较上年7.2%的增幅小幅下调。这一微调并非单纯财政数字变化，放在更长时间维度审视，传递出清晰而坚定的信号：中国国防建设服从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立足现实安全需求，走“适度投入、理性推进、总体克制”的建设之路。自2016年起，中国国防支出连续多年保持个位数增长，近六年更是稳定在7%左右，无大幅度波动，更未出现外界臆想的“突进式扩张”。这份稳定性是中国防御性国防政策最直观的实践表现。

审视国防预算，离不开当下的国际安全现实。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地缘战略竞争升温，局部冲突延宕，阵营对抗回潮，全球安全、治理、信任三大赤字凸显。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公布的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军费达2.71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4%，实现连续第十年增长，全球军费占GDP比重升至2.5%。SIPRI指出，这一增幅是冷战结束以来最显著的年度增幅之一。2024年，全球有超100个国家上调军费开支，欧洲、中东、亚太等多个地区的军费均出现明显上升态势，“安全焦虑推高军费”已蔓延全球。在此背景下，中国国防预算未随波逐流，搞“军费猛增”，而是保持温和、可预期增长。这充分说明，中国从未将国防建设作为地缘政治博弈工具，而是将其作为维护主权安全、保障和平发展、稳定国际战略预期的必要支撑，以理性克制为动荡的国际格局注入稳定性。

中国国防预算的“适度而克制”，根源于中国独特的国家安全理念与坚定的战略选择。中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兼顾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既坚决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也推动共同安全，筑牢国家安全屏障、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不同于部分国家将安全视为“零和博弈”、将国防作为谋霸手段，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致力于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不靠武力扩张谋霸权，更不将自身安全建立在别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这种统筹两个大局、兼顾自身与共同安全的理念，决定了中国国防投入始终与安全需求相适应、与和平发展相契合。

坚持和平发展，绝不意味着放弃安全底线。中国地缘政治环境复杂，方向多元、矛盾交织、热点集中，多种安全挑战叠加。当前，中国既面临霸权主义外部挤压——个别国家在亚太强化军事同盟、制造地区紧张，也面临台海等方面的风险上升。同时，新兴领域安全博弈前移，网络、太空等领域风险增加，海外利益保护需求迫切。面对复杂形势，中国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绝非对外输出力量、争夺势力范围，而是为了塑造安全态势、遏制管控危机，确保民族复兴进程不被迟滞打断。国防建设的核心目标是守和平之基、固发展之本、强止战之力，以实力求和平、以能力保发展，投入以“够用”为原则、以“防御”为核心，实现底线思维与战略定力的统一。

这份防御性政策，在军费使用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国防费用由人员生活费、训练维持费、装备费构成，比例协调、指向明确，始终围绕提升防御、实战和综合保障能力展开。人员生活费保障官兵待遇，夯实战斗力根基；训练维持费投向实战化训练、日常战备，提升部队作战能力；装备费用于武器研发、采购、更新，补齐新域新质作战力量短板。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承前启后、接续发力的关键节点。中国正以抓好军队建设规划编制为抓手，推进各项国防发展重大工程落地，扎实开展实战化练兵备战，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持续提升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一言以蔽之，中国国防预算的投向目标十分明确：一切围绕增强国防防御能力、实战备战能力、综合保障能力展开，绝非为了构建全球远征军事网络，更不会为对外干预和扩张提供任何财政支撑。

从历史与现实看，中国国防政策的防御性、和平性有着清晰印证。中华民族素有“和为贵”的和平基因，无对外扩张谋霸的记录；近代饱受战乱侵略，更知和平珍贵、“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历次军事行动均为正当自卫之举，从未主动挑起冲突、侵占别国土地，建设强大国防是为避免历史悲剧重演，而非走“国强必霸”老路。同时，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作为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出兵国，中国共计派出近5万人次维和人员参与25项维和行动，圆满完成1600多批7200余艘中外船舶护航任务，还积极参与人道主义救援，以实际行动为世界和平提供公共安全产品。

全球视野下，中国国防预算的“适度克制”特征更为突出。中国军费占GDP比重多年维持在1.5%以内，显著低于世界2.5%的平均水平。反观美国，2024年军费开支达9970亿美元，占全球37%，是中国的3.2倍；2026财年预算更是将国防支出提至1.01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还推动盟友加码军费。2025年6月海牙峰会后，北约明确2035年前将成员国国防开支提至GDP的5%。美国坐拥全球最庞大军费规模、最密集海外军事基地、最强投送能力，却持续扩军备战，军费的外向型、干预型特征显著；而中国长期低军费支出，且始终聚焦本土防御，却常遭西方舆论无端炒作，这种双重标准的逻辑，本质上是对国际社会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诉求的漠视，更是对当下动荡格局中各国亟需守护和平底线的现实置若罔闻。

中美军费差异的实质，是两种战略定位与安全理念的根本分野。中国坚持防御性国防政策，军费投入始终围绕国家主权安全展开，以守土、止战、维稳、威慑为核心，追求保障国家发展的“足够安全”；美国奉行全球干预战略，军费多用于海外驻军、维持绝对军事优势，谋求独霸全球的“绝对主导”，成为全球安全动荡的重要诱因。中国国防预算的微增长与适度克制，更是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内在要求，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霸权与零和博弈，走出一条与和平发展、综合实力、国际责任相匹配的国防建设道路。

读懂此次国防预算增幅的微调，关键在于把握中国的战略逻辑。面对复杂的国际安全环境，中国始终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既保持底线思维、稳步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补齐安全能力短板；也坚定战略定力、坚决反对军备竞赛，始终将国防投入控制在合理适度范围。这份“适度而克制”，从来不是软弱退让，而是基于国家发展大局的主动塑造，是立足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清醒。

国际社会应树立客观认知：真正值得警惕的，从来不是中国合理正当、公开透明的国防投入，而是部分国家持续推高全球军费、制造阵营对抗，却对他国正常国防建设说三道四的霸权逻辑。中国的国防建设，始终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未来也将继续坚持适度、克制、透明的投入原则，筑牢自身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保驾护航，同时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以实际行动彰显大国担当，向世界证明，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始终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积极因素与坚定力量。（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谢卉）

编审：邢砚薷 高霈宁 张艳玲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列为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的核心任务，并提出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完善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法规政策。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一部署有何深意？

2025年，中国GDP增长5%，总量达140.19万亿元，展现了较强的经济发展韧性。但同时也要认识到，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着结构性矛盾，消费、投资动力有待增强，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在这种情况下，充分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成为破解发展困境、稳定增长预期的关键突破口。

激发经营主体活力，要稳定和发展民营经济。民营经济贡献了全国50%以上税收、60%以上GDP、70%以上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城镇就业，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就业的主渠道、创新的生力军。这些数据表明，民营经济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报告强调，要从法律和制度层面保障民营经济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保护合法权益。这一部署标志着民营经济发展保障从政策支持到法治保障的转变与深化，以制度化安排稳定民营经济长期发展的预期。这对民营企业家来说，是重要的“定心丸”，有望从根本上提振发展信心。

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是激发经营主体活力的根本保障。一方面要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账款拖欠会直接影响企业现金流与生产经营，对中小微企业的冲击尤为明显，必须下大力气清欠治乱、建立长效机制，畅通资金循环、优化信用环境。另一方面，要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保护企业合法权益，推动政府职能从管理型向服务型、引导型、监管型转变，让企业安心经营、专心创新、放心发展。

归根到底，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政府不越位、不缺位，把该放的权放到位、该管的事管到位、该提供的服务供给到位，才能最大限度释放经营主体的内在潜能。随着民营经济法治保障的不断完善、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各类经营主体必将释放出更大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作者系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

编审：高霈宁 邢砚薷 张艳玲

3月2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Rafael Mariano Grossi）发表一份声明，再次确认该机构的核查“没有发现伊朗存在系统性的核武器制造计划”。仅仅两天前，美国与以色列刚刚发动了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打击，其主要借口是消除所谓迫在眉睫的“核威胁”。

当国际机构的核查结果与美以在伊核问题上的战争借口形成鲜明对比，无疑表明伊朗核危机早已超越单纯的技术与防扩散议题，演变为“事实”与“政治叙事”的角力场。当一方的行为反复被权威国际核查证伪，而另一方仍能据此发动战争时，我们必须反思：当前面对的究竟是“核问题”，还是一个被美以精心包装的地缘政治工具？

伊朗核活动的被“武器化”

伊朗的核计划自始至终被国际社会置于放大镜下审视。伊朗在提出核计划的早期阶段，的确曾因“目标冒进、过程不明”为外界诟病。然而，若剥离预设的敌意，自2015年伊朗与伊核问题有关六方达成《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即“伊核协议”）时起，伊朗核活动就已经被置于严密的核查与国际监管之下，且已被国际原子能机构认定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规范要求。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伊朗享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这既是伊朗实施核计划的法理基础，也是其长期宣称的政策原则。更关键的是，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发布的反对核武器的“法特瓦”（宗教裁决），在该国国内政治与宗教语境下，构成了远比外部条约更稳固的实质性约束与反核武承诺。

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曾短暂地将这套“权利—约束”体系制度化。在协议得到履行的数年里，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核设施与核活动进行了国际关系史上最严苛的核查，并连续12次确认伊朗遵守了承诺。这一事实证明：在有效的国际监督与互利安排下，伊朗的核计划完全可控，所谓“不可阻挡的核武冲刺”并非注定。

然而，转折点来自2018年美国单方面毁约。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单方面宣布美国退出伊核协议，重启并加码对伊朗的“极限施压”制裁。这一决定彻底摧毁了伊核协议赖以生存的“对等妥协”基础，也破坏了协议框架下权利与义务对等的绑定关系。随后，伊朗采取了“可逆的”反制手段，分阶段逐步提高浓缩铀丰度与库存，伊核问题由此再次陷入胶着对抗的恶性循环。

“迫在眉睫的威胁”？

2025年，美以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打击，其合法性就建立在所谓“迫在眉睫的威胁”这一叙事之上。但此叙事从诞生之初就漏洞百出。

首先，“能力”不等于“意图”，这是防扩散领域的基本常识。尽管伊朗在反制美国毁约过程中积累了相当数量的丰度为60%的高浓铀，理论上缩短了“突破”至武器级材料所需的时间，但这与拥有一套可部署的核武器系统相距甚远。从核材料到核武器，需要攻克包括起爆装置、武器化设计、载具适配等一系列极端复杂的工程挑战——这个过程所需时间通常需要以“年”计。美以情报界内部其实心知肚明，多次评估认为伊朗“尚未作出发展核武器的决定”。然而，政治高层却选择性地利用“能力”信息，渲染“意图”恐慌，企图制造发动战争所需的舆论气氛。

其次，国际核查的结论与美以的战争借口直接冲突。在2025年攻击前夕，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虽然对伊朗是否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与伊核协议所列义务提出质疑，但并未证实伊朗重启了系统性的核武器计划。根据国际法，一国进行“自卫”的前提是存在“迫在眉睫的、压倒性的”威胁。面对一个仍在接受核查、仍对谈判持开放态度、“武器化突破”仍需较长时间的伊朗，美以所谓的“迫在眉睫的威胁”根本不成立。这更像是一场早有预谋的行动，而非应对一个真实的、突如其来的危机。

行动优先级暴露真实意图

如果说2025年的攻击，美以还勉强能以“防扩散”的旗号作掩饰，那么当前正在进行的这场美以对伊朗的攻击则彻底撕下了伪装。此次行动的细节，尤其是打击目标的优先级，暴露了美以的核心目的。

在2025年的袭击中，美国出动B-2轰炸机，以GBU-57巨型钻地弹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毁灭性轰炸，伊朗绝大部分核设施，特别是用于铀浓缩的离心机设施严重受损，其核能力遭到毁灭性打击。

但在2026年的空袭中，虽然美以表面上仍然称是为了“应对核威胁”，但其首轮打击的焦点并非纳坦兹或福尔多等伊朗的核设施，而是对伊朗国家高层进行“斩首行动”，打击目标包括革命卫队指挥部、防空系统和国防工业目标。直到行动的第三天，核设施才被纳入美以的打击范围。

这种目标排序本身就极具说服力：如果战争的首要目标是“消除核威胁”，那么摧毁已知的铀浓缩设施应位于最高优先级。然而，美以实际的行动逻辑显然是“打击伊朗政权核心”和“瘫痪军事防御体系”——这是典型的地缘政治霸权战争模式，而非所谓的“防核扩散”任务。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战争爆发后两天，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的权威声明，如同一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战争策划者的脸上：声明明确指出未发现伊朗系统性武器化计划。这等于直接推翻了美以开战的借口。然而，此时炸弹已经落下，外交努力被付之一炬，格罗西的声明也在国际舆论场中几乎被战争的轰鸣所淹没。

被摧毁的不只是离心机

这场以“防核扩散”为名发动的战争，最终带来的，却是全球核不扩散机制的全面倒退与地区安全的灾难。被破坏的不只是离心机，更是全球核不扩散体系，这一后果与美以所宣称的目标背道而驰。

首先，这是对核不扩散体系的致命打击。战争摧毁了国际原子能机构与伊朗之间脆弱但尚存的核查合作。监督的中断意味着国际社会对伊朗核活动的了解归于“黑暗”，而信息的缺口将留下更大的不确定性和猜疑空间。更危险的是，它向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遵守规则、接受严格核查的国家，最终仍可能因未被证实的指控而遭受攻击。这极大地削弱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权威性，可能刺激一些国家“拥核自保”，从而加剧核扩散风险。

其次，伊核问题的外交解决之路被进一步封堵。近年来，两轮美伊之间的直接或间接谈判，都在初步接触后，因美方提出伊朗无法接受的苛刻条件而破裂。而且每一次谈判破裂都伴随着军事对抗的升级或直接打击。这形成了一种“谈不成就打”的恶性循环。外交沦为掩护战争的烟幕，信任基础荡然无存。

再者，中东地区的安全格局动荡加剧。战争将伊朗进一步推向“堡垒心态”，倒逼其加速发展非对称威慑能力，以确保主权安全与政权生存。同时，它引爆了地区新一轮的对抗升级循环，使任何形式的对话与合作都变得异常艰难。战争制造的仇恨与动荡，需要几代人来消化，而“核威胁”的幽灵反而会因为战争而变得更加清晰顽固。

制裁、谈判、协议、毁约、升级、战争，过去二十年的循环已经证明，基于虚假叙事和军事霸权的路径，是一条通向共同毁灭的死胡同。解决当前危机的唯一出路，是让事实而非恐惧主导决策，是对国际法以及联合国机构的权威给予应有的尊重，是冲突各方以相向而行的态度重启外交谈判，重建最基本的互信。（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科研处副主任李子昕）

编审：高霈宁 邢砚薷 张艳玲

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强初婚初育家庭住房保障，支持多子女家庭改善性住房需求，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和生育休假制度。

这一重要论述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中关于“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高度契合，标志着党和国家已将房地产市场调控、住房保障体系建设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置于国家宏观治理系统工程中统筹谋划。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深刻转型的新阶段，面对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与人口自然增长率阶段性波动的双重挑战，如何找准政策的发力点，有效打破制约青年家庭“安居”与“乐育”的结构性枷锁，是一项亟待破解的重大时代课题。

在此背景下，落实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支持初婚初育家庭住房保障、多子女家庭改善性住房需求的精神，立足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与地方财政承受能力，或可探索以“育房成长券”为政策主抓手的新型制度，构筑一套兼顾短期纾困、中期改善与长期预期引导的联动政策闭环，将抽象的生育鼓励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购房减负举措，切实增强群众的政策获得感。

“育房成长券”应当定位为面向全国范围内符合条件的生育家庭，在购买新建商品住房或合规二手住房时予以定向支持的政策凭证。在发放原则上，可考虑遵循按孩次发放、单户设定合理累计上限的基本逻辑，兼顾政策的普惠性与公平性。在机制上，“育房成长券” 可用于直接抵扣购房首付款或按揭贷款。针对初婚初育家庭、多子女无房家庭按照各地情况直接减轻部分首付，助力解决其首套房购置“从无到有”的刚需；针对近期已购房的新生儿家庭，通过补贴或冲减贷款来降低长期月供负担，支持实现“从小到大”的改善性需求。通过这种差异化的精准支持，最大程度上平抑不同生命周期家庭的财务波动，进而有效提高青年群体置业决策与生育决策的内在一致性。

此外，各地或可结合实际新增出生人口、房地产去库存需求与一般公共预算状况，制定符合当地情况的情景化方案，测算不同预期模型下财政支出能力，在可持续框架内以可控的补贴撬动合理住房消费。

此外，应当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相关探索不宜急于求成。建议选取部分人口流入量大、财力相对稳健且房地产问题相对突出的城市先行试点，重点观察对住房成交量转化、首付还贷压力缓解及对生育意愿的初步边际影响。依托数字政务体系打通多部门数据壁垒，做到便捷申领、精准发放与严格监管的全链条闭环。待试点经验成熟、防风险机制健全后，再逐步向其他具备条件的地区有序推广，力求在稳定增长、激励生育、扩大消费三大维度上形成更为强大的宏观政策合力，推动房地产与人口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城市更新研究中心副主任肖超伟）

编审：邢砚薷 高霈宁 蒋新宇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这不仅是年度政策的宣示，更是中国在面对百年变局与科技博弈深水区时给出的战略应答。

在外部技术围堵日趋严密、内部产业升级迫在眉睫的双重挑战下，新型举国体制绝非旧有模式的简单回归，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国家创新体系的系统性重构与时代升级。它之所以成为中国突破“卡脖子”困局、攀登科技制高点的独特优势，根源在于其是融贯历史智慧、契合时代需求、面向未来竞争的复合型制度优势。

新型举国体制“新”在哪里？

新型举国体制的基因，深植于新中国“两弹一星”、载人航天等彪炳史册的伟业之中。彼时，在极度薄弱的基础上，依靠党的坚强领导和全国资源的战略统筹，中国科技实现了从无到有的惊世跨越。新型举国体制之“新”，恰恰在于它完成了历史基因的创造性转化：既继承了“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又立足于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强调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的双轮驱动，构建“政府主导战略方向、市场配置创新资源、多元主体协同攻关”的生态系统。

无论是调动中央企业、国有企业承担国家重大专项的使命担当，还是鼓励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主导开源生态，抑或是通过“揭榜挂帅”“赛马制”激发全社会创新潜能，都体现了这种新型协同机制的威力。这种融合，既能实现超越单一企业的资源动员能力，又能保持贴近市场需求、鼓励试错迭代的微观效率。

新型举国体制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科技自主创新非一日之功，尤其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往往投入巨大、周期漫长、风险极高，单个经营主体常望而却步。新型举国体制的核心优势在于其强大的体系化攻坚与全链条布局能力，是实验室里基础研究的“静水深流”，是工程领域中技术集成的“中流击楫”，是市场应用中产业孵化的“千帆竞发”。它能够瞄准国家战略急需，跨越从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中试验证到产业应用的鸿沟，通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立柱架梁”，为全社会创新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公共平台与攻坚利器，避免了创新要素的碎片化与短期化。

以“北斗”导航系统为例，经过全国400余家单位、30余万科技人员的协同攻关，核心器部件最终实现100%国产化；“人造太阳”EAST装置依托跨学科、跨机构的长期稳定投入与协同，实现上亿摄氏度千秒级运行的世界纪录；C919大飞机的研制，更是带动了上千家配套企业技术升级，形成了“母鸡下蛋”式的产业辐射效应。

这些成功的实践充分证明，新型举国体制能够进行“有组织科研”，实施“全链条布局”，有效避免了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两张皮”，防止科技成果滞留在论文专利阶段。国家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战略科技力量，在此体制下成为汇聚人才、攻克前沿的“国之重器”，为整个创新体系提供坚实的公共平台与关键支撑。

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是一项系统工程，绝非一蹴而就。它需要持续的制度创新：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战略领域“有所为”，在竞争性领域“更好发挥市场作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通过税收、采购等政策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尤其是基础研究投入；构建更加顺畅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成果转化机制；营造崇尚科学、宽容失败的创新氛围。唯有如此，新型举国体制才能从一种强大的资源组织工具，升华为持续孕育原始创新、引领技术范式的创新生态系统，为中国从科技自立走向科技自强、在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中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作者系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刘平平）

编审：高霈宁 邢砚薷 张艳玲

3月4日，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发表讲话，阐明西班牙政府在伊朗局势上的官方立场。开场白一句“不要战争（No a la guerra）”形同宣言，迅速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当前中东地区冲突外溢风险持续升级，严重威胁全球和平与发展。在此危急关头，桑切斯明确反对美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军事行动，直言此类行为是“以非法回应非法”，呼吁冲突各方立即停火止战，重回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的和平轨道。他还强调，西班牙不会“因惧怕报复，就参与危害世界、违背自身价值观和利益的行径”。西班牙国防大臣罗夫莱斯也强调，西班牙虽与美国签署相关防务合作条约，但不会把本国基地用于条约框架之外的行动，而目前美国对伊朗的单边军事行动并不在适用范围之内。

前车之鉴：2003年伊拉克战争反噬教训深刻

西班牙的坚定反战立场，根植于本国惨痛的历史教训。2003年，彼时的西班牙政府宣布支持并参与美国及盟友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此举在西班牙国内引发强烈争议。究其原因，不仅在于该行动绕开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缺乏国际法理依据，更在于该决定明显违背了西班牙主流民意——高达80%至90%的该国民众反对本国参与针对伊拉克的联合军事行动，数百万民众随即走上街头，接连掀起大规模反战和平抗议活动。

这场绕开联合国安理会、毫无国际法理依据的军事行动，最终给西班牙带来了灾难性的反噬。2004年3月11日，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极端组织为报复西班牙政府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同时制造10起针对平民的通勤列车爆炸案，共造成193人遇难、逾2000人受伤。这也是西班牙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此次惨案直接导致西班牙政府更迭，新政府于当年5月宣布从伊拉克全面撤回本国军队。而当年传遍西班牙全境的“不要战争”的抗议口号，也成为该国刻入集体记忆的历史警示。

时至今日，多数西班牙民众对这一惨痛历史教训仍记忆犹新。伊拉克战争引发的恐怖主义危机、难民潮，仍让西班牙乃至整个欧洲深受其害。这也成为西班牙后续多届政府在抨击单边军事干涉时，始终秉持“国际法优先”原则、坚守“避免卷入违背民意的战争”立场的深层次历史缘由。桑切斯在就中东局势表态时，亦多次援引这段对西班牙而言意义特殊的历史参照，并强调人民“不愿看到更多战争和充满不确定性的明天”，明确表示西班牙不会重蹈覆辙，不再为不计后果的单边主义军事冒险行为“埋单”。

民意共识：坚定拥护和平、鲜明反对战争

在当今欧洲政治格局中，桑切斯政府坚持进步主义与和平主义外交路线，使其成为欧洲左翼中的先锋，而且近年来这一角色愈发鲜明。桑切斯政府此次鲜明的反战立场既契合西班牙民众热爱和平、追求进步的主流民意导向，也与欧美跨大西洋关系格局调整背景下的认知演变密切相关。欧洲民意调查机构Polling Europe今年2月发布的民调数据显示，受到美国国内政治变局及其对外单边主义行动的负面影响，2026年欧洲民众中认为美国对欧盟友好的比例遭遇滑铁卢式下滑，从61%骤跌至25%。近半数欧洲人将欧美关系紧张归因于特朗普总统的个人因素，而非结构性矛盾。从国别来看，西班牙民众对特朗普的打分低于欧盟平均水平，其中认为欧盟当前对美为“对抗性姿态”的比例（17%）超过了“纵容性姿态”的比例（15%）。这一民意趋势，为西班牙政府推行不盲从的“道义外交”政策奠定了坚实的民意根基。

长期以来，美国在西班牙南部的罗塔（Rota）海军基地与莫龙（Morón）空军基地保持着常态化军事存在。这两大基地亦是北约防务体系在欧洲南翼的重要支点。此次西班牙在本土军事基地使用问题上坚守原则，呼吁“立即停火、恢复对话”。这并非孤立的外交表态，而是欧洲战略自主意识觉醒的又一重要信号，更是欧洲国家捍卫国际法和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和平稳定的共同诉求。

战略自主：欧洲捍卫和平的共同选择

值得关注的是，西班牙的选择，正在欧洲范围内引发广泛的回应与共鸣。桑切斯表态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法国总统马克龙等欧盟机构及成员国领导人相继致电，对西班牙发出的正义呼声表达了政治支持。国际舆论迅速将桑切斯与2003年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法国总统希拉克相提并论，视其为欧洲践行多边主义的典范。

与此同时，本土军事基地能否被用于对伊朗单边行动的问题同样在欧洲多国引发激烈的社会争议。罗马尼亚媒体指出，美方未经协商便使用该国军事基地，可能使罗马尼亚间接卷入地区军事冲突。葡萄牙面临同样局面，许多民众反对本国军事基地为单边军事干涉行动提供后勤保障。葡萄牙社会舆论普遍担忧，若政府将盟友关系而非独立外交置于优先位置，本国主权将陷入“空心化”陷阱。该国还有多家媒体提出警告，葡萄牙有被动成为侵犯国际法行为支持方的风险，这有违国家宪法中的“不卷入侵略战争”的和平原则。

针对特朗普发出的切断美西贸易往来的威胁言论，西班牙政府表示有能力应对，并寄希望于欧盟层面的沟通协调与一致行动。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月4日所指出的，贸易不应该被工具化、武器化，西班牙媒体对此给予积极报道，指出这是中方对西班牙的有力声援。桑切斯与冯德莱恩、马克龙等欧盟及其成员国领导人的通话，凸显欧洲发出统一对外声音的迫切性，这对稳定地区局势、维护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在战火蔓延、强权主义抬头的今天，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理性与克制的声音。桑切斯直言，“认为盲目、奴性跟风就是领导力，是天真的表现”。可以说，欧洲面临的外部环境愈严峻，西班牙独立自主开展外交行动的现实意义就愈益得到彰显。欧洲一体化数十年的经验一再证明，唯有坚持内部团结，欧洲才能更有底气和能力坚守自身的价值观、捍卫国际法准则，自主决定在重大国际冲突中的立场，作出有益于全人类和平与发展愿景的选择。国际社会期待欧盟及更多欧洲国家摒弃盲从，彰显战略自主意愿，发挥对外影响力与行动力，并如桑切斯所言，“站在国际法一边，站在欧盟创始原则一边，站在联合国宪章一边”，推动中东局势降温降级，为动荡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班牙研究中心秘书长朱锐）

编审：高霈宁 邢砚薷 张艳玲

近日，美国与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突袭，刺杀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持续搅动中东局势，引发全球高度关注。这场军事行动不仅毫无国际法与国内法层面的依据，更难以实现美以的既定战略目标。其对地区和平与全球国际秩序造成的冲击，将在未来持续显现。

美以“自卫”“遏制伊朗核研发”等借口存在明显漏洞

美以对伊朗的联合军事打击行动显然缺少法理依据。从国际法上看，美国和以色列宣称，本次对伊朗的袭击是基于《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自卫权”。然而，《联合国宪章》第51条明确规定，行使自卫权的前提必须是事实上“自身已受到武装攻击”。事实上，直到战争爆发前两天，即2月26日，美伊还在第三方阿曼的主持下在日内瓦进行第三轮谈判。但是美国于谈判期间就在印度洋、地中海和以色列本土排兵布阵，形成立体包围态势。28日上午，美以联合出动战机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空袭之后，伊朗才发射导弹予以反击。美国和以色列所谓的“自卫”，本质上是基于伊朗“迫在眉睫的攻击”单方面认知而主动发起的“先发制人”的军事冒险，严重违背《联合国宪章》原则。

美以本次军事打击的另一个理由是“伊朗秘密研发核武器”。伊朗“核问题”争端浮出水面已经20多年，伊朗认为和平利用核能是国际法赋予的基本权利，从最高领袖到新闻发言人，没有任何人说过自己国家要发展核武器。但美国不相信，以色列更不相信，一直怀疑伊朗在“秘密发展核武器”或“接近核武器化边缘”。伊朗到底有没有秘密发展核武器姑且不论，就算有动机也没有事实。3月2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冲突爆发后明确表示，并未发现伊朗计划制造核武器的迹象。事实上，就在袭击发生前两天，伊朗还在与美方关于核问题的谈判中，表达了将部分高浓缩铀转交国际监管的妥协意愿，阿曼外长作为美伊谈判中间人还持乐观态度。综合现有情报，伊朗现政府发展核事业的动机和能力相对有限，其高浓缩铀活动更多被当作与美西方讨价还价的筹码，而非实质性核武计划。

从美国的国内法方面看，美国宪法规定，只有国会才有宣战权。然而，特朗普政府在未经国会授权、未向国会完整通报军事部署的情况下与以色列联合实施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实质上架空了国会的宣战权。此举在美国国内引发巨大争议，被批评为“特朗普的战争”而非“美国的战争”。

此次美以伊冲突值得警惕的是，美国以和平谈判作为“烟幕弹”，把和平外交渠道当成掩护军事行动的行为。这种以和平姿态迷惑谈判对手的行为，对美国来说显然有损大国风范，不仅使未来任何国家都不敢再轻易相信美国的外交承诺，也是对未来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有效性的重大损害。

美以发起军事打击的战略目标能否达成？

美以联军发动的这次规模罕见的对伊军事行动，其背后有三重战略目标：

第一，摧毁伊朗的抵抗能力，改变伊朗政权性质。美国的首要目标是消灭伊朗海军、导弹工业以及核工业能力，建立服从美国意志的新政权；第二，控制能源与地缘，美国试图控制伊朗这一能源大国，以进一步巩固石油美元体系，并将中东完全置于以美国为核心、以色列为地区代理人的美国主导的中东安全框架之下；第三，配合以色列的地区安全诉求与战略扩张计划。

在美以“特殊关系”相互支持下，以色列也有自己的国家诉求：一是绝对安全，二是拓展生存空间。以色列必须充分抓住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这一“机会窗口”，借助美国军事力量彻底消除来自伊朗的地区安全“威胁”，为下一步实现其地区战略目标扫清障碍。

但美以对伊朗的这些战略目标客观上难以实现，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伊朗不同于中东其他国家。伊朗国土面积有164万平方公里，人口有9300多万，体量大，且国内多山，地形极其复杂，单纯空袭很难有效摧毁伊朗的国防体系。即便美以派出地面部队，伊朗广袤的空间纵深与复杂的地形条件，也足以让其陷入长期的消耗战，难以达成作战目标。

第二，美以伊冲突在军事装备和能力上显然属于“不对称战争”，但伊朗也有自己的优势。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生产呈现高度分散、库存充足、深埋地下等特点。即使其中几个遭到打击，剩余的生产与发射基地仍具备反击能力。当地时间3月5日，伊朗“真实承诺4”反击计划已经到了第20轮，反击烈度还没有减退迹象。

美以军事打击，真能导致伊朗政权更迭吗？

针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斩首”行动，是美以在本次战争中最疯狂的计划，也可能是其最严重的战略误判。美以预想的剧本是：领袖身亡导致群龙无首，随之政权崩溃，国内大规模动乱接踵而至，进而亲美势力“接管”政权。现在看来，美以严重低估了伊朗的反击决心和能力。

第一，国土体量、国防体系和政权架构是伊朗在本次危机中维持政权稳定的制度保障。伊朗的政权并非建立在某个单一领袖的个人威望之上，而是政府、教士集团、伊斯兰革命卫队高度结合的产物。哈梅内伊遇难后，革命卫队已经填补权力真空，成为事实上的政权捍卫者。革命卫队不仅是一支军队，更是一个掌控国家经济命脉、拥有深厚基层动员能力的庞大利益集团。在外部面临生存威胁时，该集团内部的精英更倾向于加强团结以保住既得利益，而非分崩离析。

第二，全国秩序的基本稳定是伊朗得以有力反击美以的根本保证。目前，在受到最严重打击的德黑兰，基本的生活用品可以稳定供应。在伊斯法罕等首都之外的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超市可以正常开门营业，基本生产生活秩序未受影响。全国交通在警察和巴斯基民兵等机构的严格检查下有序运作。

诚然，因经济受制裁、通货膨胀严重、生活压力大等问题，伊朗国内一直存在着反政府情绪。但是，美以的狂轰滥炸已经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这种近在眼前的惨剧，更容易激起伊朗民众同仇敌忾的民族主义情绪。从伊朗国内目前大体稳定的社会秩序来看，美以企图颠覆伊朗政权，搅乱伊朗局势的叫嚣，反而给了抵抗派整合民意、一致对外的条件和环境。

美以军事行动对中东乃至世界将造成何种影响？

美以对伊朗的突袭，不仅是针对伊朗和中东，更是对全球秩序的一次挑战。

首先，本次冲突导致了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的封锁，全球约五分之一的海运原油贸易受阻。石油价格的飙升已成为全球经济最大的不确定因素。高度依赖海湾能源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印度，已经开始面临剧增的工业成本压力。而作为能源出口国和石油美元的掌控者，美国则可以通过战争红利谋取巨大的利益和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影响力。这种损人利己的金融战与资源战手段，将严重破坏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

其次，伊朗在反击中将目标对准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中东国家的美军基地，而且高档酒店、钻井平台等民用设施也遭到打击。这使本已向好的地区局势走向恶化，也让美国一贯宣扬的“中东武力保护伞”信誉扫地。美国在事实上正逐渐失去对中东秩序的掌控力。

最后，美以自作主张对主权国家发动全方位战争，是对二战后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体系的严重破坏。如果任由军事强国单方面定义“安全威胁”并对其他主权国家使用武力，国际社会将面临滑向“强权即真理”的丛林法则的巨大风险。（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教授、伊朗研究中心主任王泽壮）

编审：邢砚薷 高霈宁 张艳玲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4.5%—5%。从过去多年单一具体数值目标的表述到今年目标区间的设定，这一转变既守住了稳增长的底线，又为宏观政策调控留出弹性空间，体现了对“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社会发展节奏与质量的把控，进一步凸显了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经济发展战略。

对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区间的设定，充分考虑了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发展韧性足、潜力大、空间广的基本特征依然稳固，但也面临一些老问题、新挑战，结构转型升级与新动能发展壮大尚需时日。同时，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显著增多，要求宏观政策留足弹性空间。因此，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需要把握好节奏与速度，坚持积极务实的目标导向，着力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以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在质的有效提升上取得更大突破，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对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区间的设定，为更好赢得发展优势创造了条件。2025年，中国经济体量已突破14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在此基础上要推动更大发展，取得更高质量发展成果，不仅取决于总量扩张，更取决于发展“含金量”和发展后劲。经济增长目标区间的设定，并非对增长潜力的低估，亦非对发展责任的放松，而是综合考量发展质量、发展韧性与发展可持续性后主动作出的科学务实的选择，在守住增长底线与预留政策调整空间之间取得平衡，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从速度优势转向质量优势，以向新向优的新质生产力构筑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坚实根基。

对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区间的设定，是站在“十五五”起点上作出的前瞻性安排，具有承前启后的战略意义。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增长目标区间的设定，既承续“十四五”圆满收官取得的成就，又锚定“十五五”高质量发展主轴。该目标区间作为支点，有助于撬动发展动能的系统性变革，不断增强中国经济发展韧性和活力，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对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区间的设定，是努力争取更好结果的指向性目标。该目标区间的设定既体现了刚性任务，也体现了柔性要求。为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要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强化改革举措与宏观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凝聚社会共识与群策群力，力争在此基础上实现更高的目标，从而有力推动经济运行和市场预期持续向好，为“十五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德勇）

编审：高霈宁 邢砚薷 张艳玲

美以突袭伊朗引发的地缘冲突正在持续升级。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反制措施，直接击中了日本经济的“命脉”。日本政府曾将该海峡遭布雷封锁，称为足以动用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足见其对日本的冲击之大，但日本若借此动用集体自卫权仍将面临诸多制约。

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对日本的冲击

日本是极度缺乏本土能源储备的岛国。其超过90%的原油进口和约10%的液化天然气（Liquefied Natural Gas，简称LNG）进口依赖中东地区，而这些能源绝大多数途经霍尔木兹海峡。一旦该海峡被长期封锁，日本能源供应的核心通道将面临中断的风险，这将对日本经济造成多重打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能源供应长期短缺或将导致产业停摆与民生动荡。日本的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电力行业均高度依赖石油与LNG供应。短期内，日本或可动用战略能源储备进行“缓冲”，但若海峡长期被封锁，日本将面临原油与LNG的双重供应短缺。福岛核事故后，日本对火力发电尤其是LNG和石油的依赖加深。如果LNG供应链中断，日本可能不得不在夏季或冬季用电高峰期实施计划停电，这将对工业生产和国民生活造成重创。同时，国际油价必然因封锁而飙升至历史高位。对于长期受困于日元贬值的日本而言，日元持续疲软叠加能源价格飙升，将导致国内物价全面提高，给国民正常生活带来沉重打击。

其次，长期封锁将重创日本的出口竞争力与经济复苏根基。日本的汽车、电子等核心出口产业高度依赖稳定的能源供应与较低的生产成本。能源短缺与成本飙升将导致企业生产效率下降、产品价格上涨，进而丧失国际竞争力。同时，能源危机将影响日本国内消费信心，居民消费意愿下降，内需萎缩，而出口与内需的双重疲软，将严重打乱日本本就缓慢的经济复苏节奏，甚至可能使其再次陷入经济衰退。

第三，若能源危机长期持续，还将引发日本社会与政治层面的连锁风险。物价飙升将加剧居民生活压力，产业停摆将导致失业率上升，进一步引发民众不满、冲击社会稳定。对于日本政府而言，若无法有效应对能源危机，其执政支持率将大幅下滑，甚至引发政治动荡。这也使得日本政府在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时，面临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压力。

日本动用集体自卫权面临多重阻力

正是基于这些后果的考量，日本政府曾将霍尔木兹海峡遭布雷封锁，列入足以动用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的假定场景，但若日本真正动用集体自卫权则将面临三重阻力：

从法律层面来看，集体自卫权的行使存在着严格约束。2014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解禁集体自卫权，修订更新了“武力行使三条件”：一是日本或与其关系密切国家遭到武力攻击，威胁到日本的存亡，从根本上损害国民权利；二是没有其他适当手段排除攻击；三是武力行使限于必要最小限度。而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是伊朗对美以军事行动的反制措施，并非直接对日本或其盟国的“武力攻击”，仅属于能源供应受阻，不符合行使集体自卫权所需满足的“遭到武力攻击”这一核心前提。

从国内民意与政治环境层面来看，动用集体自卫权缺乏民意基础。日本战后长期坚持“专守防卫”原则，其当年解禁集体自卫权时，日本各地就曾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对破坏和平宪法，各界纷纷批评此举背离立宪主义。当前，日本民众更关注国内经济复苏、物价稳定等民生问题，对于卷入中东冲突、动用军事力量护航海峡，普遍持反对态度。若日本政府强行动用集体自卫权，将面临巨大的国内舆论压力，甚至动摇其执政根基。

从外交与战略层面来看，日本更倾向于外交斡旋与被动应对，而非军事介入。在中东问题上，日本历届政府一直努力在美伊之间走钢丝，试图维持与伊朗的平衡关系。若日本动用集体自卫权介入冲突，日伊关系将严重破裂，日本将失去在中东斡旋的空间，甚至可能招致非对称报复，得不偿失。日本的核心目标是缓解能源危机，而非卷入军事冲突。（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颜泽洋）

编审：高霈宁 邢砚薷 张艳玲

近期闭幕的地方两会集中释放年度经济发展信号。31个省份2026年加权平均经济增长目标约5.0%，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目标加权平均为2.7%，整体呈现“目标中枢下移、发展务实进取”的鲜明特征。

24个省份增长目标集中在4.5%—5.5%区间，呈现三大结构性特征：一是西部省份依托能源与共建“一带一路”优势继续领跑；二是化债压力较大地区目标相对审慎；三是经济大省目标稳定在5%左右，发挥稳增长压舱石作用，这也与中央“坚持内需主导”的部署高度一致。

当前，地方发展逻辑已从速度竞争转向质量优先，经济增速目标、工业、消费、投资等传统总量指标明显下调，研发投入、绿色减碳等指标权重显著提升，更贴合人口结构转变与外部不确定性上升的现实。各地通胀目标稳定在2%左右，部分省市就业目标小幅上调，体现稳增长与惠民生统筹兼顾。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增长呈现“双支撑、一压力”格局：出口凭借市场多元化与结构升级持续具备韧性，对东盟、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及中间品、资本品占比提升；基建投资在中央预算内投资加码与重大项目集中落地支撑下托底效应明显，有望实现一季度“开门红”。

从政策基调来看，2026年经济工作将延续积极财政与适度宽松货币组合。积极财政可以从“力度有保障、结构要优化、困难需解决”三个维度来理解。财政政策的重点在五方面：一是保证支出强度，对冲土地出让收入下滑、化债与城投债收缩带来的缺口；二是优化支出结构，从重投资转向“投资和消费”并重，重供给转向“供给和需求”并重，重企业转向“企业和家庭”并重的格局；三是“两新”“两重”要进一步优化；四是注重解决地方财政困难和化解地方债务；五是财力下移，通过加大转移支付、优化债务限额，缓解地方财政困境，保障基层支出效能。货币政策以结构性工具为主，配合降准降息空间，强化对消费、科技、民生等领域定向支持，推动财政和金融的协同。

2026年经济工作将聚焦三大任务：

其一，破解需求不足与物价低迷。当前，全球经济发展呈现低就业稳增长的趋势。对于中国而言，提振消费尤其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就特别重要。以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为抓手，推动改革，为城乡居民增收，通过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提升上市公司分红比例、探索设立居民增收引导基金等方式，多渠道提高居民收入与消费能力。

其二，进行供给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这也是2026年经济工作的核心任务，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协同，加大财政科技投入，理顺中央与地方科创分工，依托资本市场支持新产业新业态，保障产业链安全。

其三，稳妥化解房地产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增加地方转移支付，增加地方政府举债限额，让地方政府真正地轻装上阵，让地方政府成为真正有活力有积极性的主体；改善企业营商环境，提高居民公共服务水平和能力，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为牵引，激发企业创新和居民消费的活力。

总体来看，地方两会明确了“目标中枢下移、发展务实进取”的路径。2026年，中国经济仍处于新旧动能转换关键阶段，预期经济增长目标能够实现。此外，2026年更要以扩内需、强创新、防风险为突破，用系统性改革破解结构性矛盾，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作者系粤开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

编审：张晓雯 高霈宁 张艳玲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全国31个省份的政府工作报告表明，各地实事求是确立增长目标、聚焦提质增效，注重挖掘内需潜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改革开放激发活力。结合地方两会的部署，可以从四大维度理解2026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脉络。

一是，稳中求进，务实制定增长目标。过去，各地在制定五年规划时常常在增长速度上层层加码，但今年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观。31个省份加权平均增长目标是5%，比去年下降0.3个百分点。相当一部分省份强调在实际工作中力争更好的结果，预防经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各省份增长目标的设定更加务实理性，兼顾了发展需要与现实可能性，在推动量的合理增长的同时，关注重心转向了质的有效提升；地方确定的增长目标，对今年中国经济大局的稳定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各地更加重视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多地明确了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设定了研发投入强度、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等增长目标，增强了对发展质量和效益的约束和考核能力；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在持续优化，中部省份的经济有望加快发展，东部省份在全国发展格局中稳定发挥战略支撑作用，西部和东北地区则保持追赶态势。

二是，内需主导，着力激活内需引擎。过去，地方的经济工作普遍重在供给侧、生产端发力，加剧了供强需弱的情况；今年，多数省份以激活内需引擎为首要任务，要求建设强大内需市场，在提振消费和扩大投资上强调双轮驱动，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供需再平衡。在消费端，各地积极响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居民消费潜力上出台多项政策举措。尤为关键的是，多地强调释放服务消费的潜力，这顺应了当前中国消费重心由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领域转移的趋势，以优质多元的服务供给满足中国居民的差异化消费需求。

三是，创新驱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当前，各地普遍扎堆布局人工智能、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与量子科技、生物制药、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对人力资本、科研设施等要求较高，在空间上应该具有更高的集中度，否则容易造成资源错配和重复建设，带来严重的资源浪费。地方政府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时，要明确如何更好地“有为”，要聚焦优化创新生态，加强研发环节的政策支持、放宽新产业的市场准入、强化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

四是，坚持改革开放，增强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不仅要政策发力，还需要改革加力，通过改革增强内生动力。当前，地方改革的重点集中在三个方向：一是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促进形成良好的市场秩序，同时建立过剩落后产能的有效退出机制，破解经营主体“进易退难”的困境，促进实现供需平衡；二是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数据技术等要素的高效流动和优化配置；三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动资源要素向高效益、高质量的领域流动，继续完善建设更具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

地方两会的目标设定与工作部署，既立足当下稳定经济大盘，也着眼长远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稳中求进、内需主导、创新驱动、改革开放，将成为今年及“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鲜明主线。（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

编审：邢砚薷 高霈宁 张艳玲

近期，美国在核问题上对华集中发难。美国副国务卿托马斯・迪南诺（Thomas DiNanno）、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耶奥（Christopher Yeaw）无中生有，指控中国进行“秘密核试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公开施压，要求中国加入中美俄三边核军控谈判。《纽约时报》借卫星图片炒作“中国正在加速扩充核力量”。美国为何选择在这个时间点集中炒作所谓中国“秘密核试验”？

美国向中国发难背后的三重算计

首先，美国要寻找替罪羊，转嫁听任《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期失效的国际责任。该条约是美俄核裁军的最后一根支柱。去年9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提议条约到期后，美俄两国再将遵守条约的时限延期一年。但特朗普政府态度反复，一会儿说“这是个好主意”，一会儿说“条约失效就失效……我们会达成一份更优协议”。直到2月5日条约失效当日，还有传言说美俄双方可能就继续遵守条约达成协议，但最终证明只是子虚乌有。

该条约失效标志着延续半个世纪的美苏/俄双边核裁军进程的终结，意味着遏制军备竞赛的又一道闸门被打开。面对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美国急于为自己辩解，一方面说该条约未能对俄罗斯的战术核武器以及新型战略运载工具施加限制，另一方面则甩锅中国，称中国核力量发展使美国将要面临“两个势均力敌的核对手”，该条约已不合时宜。

美国负责军控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托马斯•迪南诺（Thomas DiNanno）则抛出了所谓“中国秘密核试验”的爆炸性消息。美国国务院每年都会发布《军控、防扩散与裁军遵约报告》，美国国防部每年都会发布《中国军力报告》，对中国的军控履约情况鸡蛋里挑骨头，说三道四。按照常理，如果美国有确凿证据证实中国在2020年进行了所谓“秘密核试验”，当年早就在上述两份报告中大肆宣扬了。如今却偏偏选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刚刚过期，《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即将召开的当口“爆料”，其操弄舆论，转移视线的意图昭然若揭。

其次，美国想浑水摸鱼，为恢复核试验铺路。特朗普团队早就有心恢复核试验。2024年6月，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C.O'Brien）就在《外交》杂志撰文，质疑计算机模拟核试验的有效性，主张通过核试验验证新型核武器性能，以保障美国核武库的可靠性与安全性。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在为特朗普第二任期量身打造的《2025计划》中，明确将恢复核试验作为展示美国强硬威慑姿态的核心举措。去年10月以来，特朗普一再提及，“鉴于其他国家的核试验计划，美国也要恢复核试验。”特朗普政府在第一任期曾把指责的矛头主要对准俄罗斯，但这一次则向中国身上泼脏水，试图为自己恢复核试验制造借口。

第三，美国想借机施压，给中国核力量现代化设限。特朗普政府在第一任期就想法设法企图把中国拖进三边核军控谈判。2020年，美国还搞出一出闹剧，与俄罗斯进行军控对话之前，在谈判桌上擅自摆上中国的国旗。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又多次提出后续军控协议必须纳入中国。在具体形式上，美国提出与中俄的谈判可以平行进行，也可以在五核国框架内进行，搞所谓“现代化、多边的战略稳定与军控对话”。炒作中国核力量发展、恢复核试验都是美国的施压手段。

美国的如意算盘注定落空

美国这些伎俩能不能奏效呢？显然不能。

首先，美国是国际核秩序乱源已成国际共识。美国接连退出《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听任《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失效，在2025年至2034年期间要花费9460亿美元维持和升级其核力量体系，并大力发展“金穹”反导系统，借口核潜艇合作大搞“友好核扩散”，严重冲击全球战略稳定。《2026年慕尼黑安全报告》明确指出，美国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最引人注目的破坏者”。中国国防部、外交部多次明确指出，美国拥有庞大的核武库，奉行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是国际核秩序和全球战略稳定的最大乱源。公道自在人心，无论美国如何巧舌如簧构陷他国，都无法改变国际社会对其肆意妄为，破坏国际核秩序的负面认知。

第二，美国捕风捉影的指控难以赢得国际信任。美国指控中国进行“秘密核试验”，唯一的证据就是2020年远在罗布泊数百公里之外测得的2.75级的微弱地震。而负责全球核试验监测的权威机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已明确表态：其全球监测网络未发现任何与核爆炸相符的信号。在历史上，美国曾释放类似错误信息误导国际社会。例如，1997年8月，美国曾指控俄罗斯在新地岛进行核试验，但最后证明那只是一场自然地震。加之特朗普政府在内外事务中谎话连篇，真正严肃的军控专家根本不相信其口中的所谓“秘密核爆炸”消息。美国资深军控专家弗兰克•冯•希佩尔撰文指出，“特朗普政府提供的核爆炸证据过于简略，不足以令人信服”。

第三，要求中国加入三边核军控谈判不公平、不合理、不可行。美俄拥有全球近90%的核武器，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是它们对核裁军负有特殊、优先责任。这一原则在历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成果文件及联合国相关决议中得到反复确认。现阶段，中国的核力量同美俄完全不在一个量级，要求中国参加所谓三边核裁军谈判根本不现实。

美国如果真心关心核军控，应该停止对中国的造谣抹黑，先履行自身特殊、优先责任，与俄罗斯重启可核查的核裁军进程，进一步深度削减其核武器数量，为未来启动多边核裁军进程创造条件。（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

编审：高霈宁 蒋新宇 张艳玲

当地时间2月27日，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宣布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以下简称“阿塔”）发起“公开战争”。几小时前，阿塔刚刚对巴基斯坦边境哨所发起“大规模报复行动”；几小时后，巴基斯坦空军的炸弹已落在喀布尔与坎大哈的土地上。

从边境摩擦到首都空袭，巴基斯坦和阿塔这对曾经的战略同盟终于走向“兵戎相见”。这场冲突绝非单次恐袭引发的偶然对抗，而是多年积怨的集中爆发。

冲突演进：从零星交火到首都空袭

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冲突由来已久。从2023年的边境摩擦，到2025年10月巴基斯坦空军首次空袭喀布尔，冲突不断突破边境线，烈度也逐级攀升。

进入2026年，局势再度恶化。2月6日，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一座什叶派清真寺遭遇自杀式爆炸，造成36人死亡，这是近年来巴基斯坦首都遭受的最严重恐袭事件。此后半月，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巴焦尔、本努地区接连发生袭击事件。巴基斯坦当局认定，这些袭击由盘踞在阿富汗境内的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塔利班”（TTP）策划实施。

21日夜间，巴基斯坦率先出手，空袭阿富汗境内7处其认定的恐怖分子营地。巴方称炸死80余名恐怖分子，阿塔则表示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18人死亡，并谴责此举侵犯主权。这场跨境空袭也为后续的报复行动埋下伏笔。

26日夜间，阿富汗国防部宣布对巴基斯坦边境哨所展开“大规模报复行动”，声称击毙55名巴基斯坦士兵，攻占2个军事基地和19处哨所。

巴基斯坦迅速反应。27日凌晨，巴基斯坦出动空军，打击范围延伸至阿富汗纵深，喀布尔、坎大哈、帕克蒂亚三省的重要军事设施遭精确打击。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空袭摧毁阿方多处指挥所、弹药库及后勤基地；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称，阿方一度请求停火，但巴方决定“继续空袭直至完全达成目标”。截至28日上午，巴基斯坦新闻部长通报已造成331名阿富汗武装人员死亡、超500人受伤，摧毁104个阿方哨所、163辆坦克及装甲车辆。

回顾本轮冲突轨迹，2月21日巴基斯坦率先发起跨境定点空袭，26日阿塔在边境展开地面反击并宣称其为“大规模报复行动”，27日巴基斯坦将空袭范围扩大至阿富汗多个主要城市。短短一周内，双方边境摩擦正式升级为高烈度军事对抗。

旧伤新恨：为何走到这一步？

表面上看，这场冲突的导火索是TTP（巴基斯坦塔利班）带来的恐怖主义蔓延，但其本质是多重矛盾叠加的集中爆发。

巴、阿两国最直接的矛盾是安全困境。近年来，巴基斯坦境内恐怖袭击急剧增多，联合国安理会监测报告多次证实TTP在阿富汗境内活动频繁。巴基斯坦指责阿塔不仅未履行反恐承诺，反而长期包庇恐怖分子，纵容其从阿富汗境内越境发动袭击。阿塔则坚决否认，坚称阿富汗境内已不存在任何恐怖组织，并将巴方的跨境打击视为对其主权的侵犯。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安全合作的基础早已荡然无存。

更深层的症结埋在一个多世纪前。杜兰线——这条1893年英国殖民者划定的边界线，全长2000多公里，将普什图族聚居区一分为二，成为今天的阿巴边界。巴基斯坦视其为法定国界，但历届阿富汗政府均未正式承认。对阿塔部分领导人而言，杜兰线沿线争议区域本就应属阿富汗。边界争议始终是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任何边境摩擦都容易被赋予民族主义的象征意义，冲突因此具有长期性和反复性。

地缘博弈为冲突加了一把火。去年10月，阿塔外交部长穆塔基访问新德里，印阿逐步恢复外交关系，印度重启对阿基础设施援助。巴防长阿西夫直言“塔利班把阿富汗变成了印度的殖民地”，此为巴方对印阿关系恢复的极端表态。对巴基斯坦而言，这不仅意味着其长期追求的“西部战略纵深”正在瓦解，而且面临被印度“东西两线夹击”的战略焦虑。

国内政治压力也不容忽视。近年来，巴基斯坦军警在反恐行动中伤亡频发，国内“强硬反恐”的呼声日益高涨。而阿塔执政以来一直致力于构建“负责任的主权国家”形象。面对巴方越境打击，阿塔若有丝毫妥协，便会面临国内民意的质疑。这使得双方外交周旋空间被大幅压缩，最终不约而同选择了“硬碰硬”。

局势走向：有限战争还是无限循环？

巴基斯坦宣战之后，局势将走向何方？

从军事层面看，双方实力极不对称。巴基斯坦拥有现代化正规军与空中打击能力，整体实力占优；阿塔虽缺乏现代化空军，却具备丰富的游击作战经验和拥有复杂山地依托。这意味着，巴基斯坦有能力对阿富汗境内目标实施定点空袭，但难以彻底根除TTP。一旦巴基斯坦地面部队深入阿富汗，可能重演当年美军在阿富汗陷入的泥潭。

从政治层面看，双方都难以承受长期高强度战争。巴基斯坦面临着财政压力，阿塔则国际承认度有限、国内经济基础薄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呼吁双方立即停火，通过外交途径化解分歧。中国、伊朗、卡塔尔、沙特等多方亦在积极斡旋。综合来看，双方中期内大概率有望达成脆弱停火，但停火只能降级紧张态势，无法解决根源问题。

从长期趋势看，结构性僵持可能成为常态。两国矛盾由来已久，任何一方都不会轻易妥协。未来两国可能陷入打打停停的恶性循环。即便达成停火协议，大概率也会重蹈此前多次停火即撕毁的覆辙。

最危险的信号在于：巴基斯坦已将打击目标从“恐怖分子藏身处”扩大到“阿塔军事设施”，阿塔则将反击从“边境摩擦”升级为“大规模突袭”。双方都突破了此前的“潜规则”，冲突的性质已经发生改变，后续摩擦带来的后果也将更难以控制。

从边境摩擦到首都遇袭，从有限报复到“公开战争”，巴阿两国正滑向一场谁都无法真正取胜的消耗战。军事手段或许能带来短暂的战术胜利，但实现和平则需要正视问题的根源。否则，南亚次大陆的硝烟，还将一次次升起。（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研究实习员祝玥瑶）

编审：高霈宁 邢砚薷 张艳玲

当地时间2月28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联合空袭中遇害。同时死亡的还有哈梅内伊的安全事务助理沙姆哈尼、革命卫队司令帕克普尔、伊朗国防部长纳西尔扎德、情报主管阿萨迪、伊朗军情局长希拉齐等伊朗高级军事领导人。哈梅内伊的身亡，将给伊朗局势带来什么影响？

哈梅内伊生前构建了四层继任体系。第一层是作为“战时首席协调官”的拉里贾尼。今年1月，哈梅内伊任命前革命卫队指挥官拉里贾尼担任中央执政职务，表示“完全相信”拉里贾尼能够处理危机，并在自己遭遇不测后领导国家。在接受哈梅内伊任命后，拉里贾尼领导了一系列核心执政事务，包括应对国内的抗议活动，与美国的谈判。另外，拉里贾尼还负责主导制定战时计划。第二层是由拉里贾尼、革命卫队总司令侯赛因•萨拉米、司法总监艾哈迈迪组成的“三驾马车”核心小组。第三层是每一位高级军政要员都必须备案最多四名副手。第四层则是在宗教圣城库姆设立一个由三名大阿亚图拉组成的“影子教法委员会”。

按照哈梅内伊的构想，在紧急状态结束后，由88人组成的专家会议，按宪法程序启动最高领袖遴选，恢复正常政教合一体制。短期内拉里贾尼将主导进程，优先确保强硬派掌权，压制温和派与亲美势力。不过，局势发展并未按照哈梅内伊的构想进行。3月1日，暂行最高领袖职责的伊朗临时领导委员会，由总统佩泽希齐扬、司法总监古拉姆侯赛因及宪法监护委员会选出的法学家阿里礼萨三人组成。

伊朗局势的中长期演化，取决于两条主线的博弈：

一是，革命卫队与教士集团之间的博弈。革命卫队作为伊朗最核心的武装力量，深度介入权力交接，掌控了军事、经济、情报等重要部门。虽然教士集团影响力下降，但仍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哈梅内伊生前对军事体系作出一项化整为零的安排，即当总部与地方军区联络中断时，地方军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进行军事打击，避免军事指挥系统瘫痪。这增强了军事体系的韧性，同时也增加了地方军区的自主性。某种程度上，哈梅内伊身亡给了革命卫队更大的问鼎权力的空间。也因此，革命卫队与教士集团之间的博弈存在高度不确定性。

二是，伊朗保守派与温和派之间的博弈。具体负责经济、民生事务的伊朗行政体系，比负责神权和军队的保守派更加温和。伊朗现任总统佩泽希齐扬对民间抗议及拥核的立场都更温和。但无论如何，接任者的精力都将放在稳局势、稳民心、稳权力上。

哈梅内伊死后，美国、以色列会将此视为战略窗口，推动伊朗内部变革。特朗普表示其心中已有可执掌伊朗政权的“合适人选”。美国影响伊朗国内博弈的方法包括持续军事打击、制裁、舆论战，特别是“斩首”行动。美国中期选举在即，特朗普需要一场“胜利”，也需要进一步压低油价，以对冲国内物价上升。但受国内政治、舆论、战争成本的约束，特朗普承受不起美国士兵的重大伤亡。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会更倾向选择“斩首”战术。而这一战术，无疑将继续增加伊朗局势的不确定性。（作者系中国网特约评论员刘远举）

编审：蒋新宇 高霈宁 张艳玲

2月28日，以色列与美国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蓄势已久的第二次美以—伊朗战争由此爆发。与2025年的“12日战争”不同，这一轮军事冲突不再由以色列单独主导，而是演变为美以协同作战。这意味着美国已从幕后支援转为“亲自下场”，使双方力量对比呈现显著不对称，外界普遍担忧伊朗的结局。

推翻伊朗政权是美以最终目标

从战略目标来看，此次战争与“12日战争”有本质区别。上次行动主要聚焦于摧毁伊朗核设施、遏制其核能力发展，而此次美以将推翻伊朗政权作为最终目标。这一战略升级直接决定了打击目标与作战方式的根本转变。空袭重点不再是核设施，而是“斩首行动”——针对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伊斯兰革命卫队高层指挥官、总统及其他核心政治人物实施定点清除。与此同时，美以对伊朗全境关键目标展开大规模轰炸，意图制造社会恐慌，瓦解政权与民众的抵抗意志。

在打击方式上，空袭仍是主要手段。除针对军政要员的住所与军事设施外，部分民用设施——包括小学、体育场馆等公共场所——也遭到轰炸。由于这些场所白天正常运转，人员未能及时疏散，空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与此同时，认知战也被提升至战略层面。美以充分利用全球主流媒体，在第一时间密集报道革命卫队高官及政要“被击毙”的消息，制造强烈信息冲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8日晚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哈梅内伊已死亡，进一步放大舆论效应。此外，美以还积极动员伊朗国内反政府力量，例如巴列维之子通过视频呼吁民众再次走上街头，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则直接向伊朗人民喊话，号召推翻现政权，迈向“美好未来”。

综合来看，美以正以斩首打击、重点空袭、认知操控与煽动内乱相结合的方式，对伊朗政权实施全方位颠覆。伊朗如何回应，将成为决定战局走向的关键。开战首日，伊朗方面展现出强硬姿态，向以色列本土及美国在中东多个军事基地发射导弹。包括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军事设施乃至标志性建筑如迪拜帆船酒店，均遭遇导弹袭击。对内，伊朗当局试图稳定民心，告诫民众注意安全，承诺维持基本食品、医疗与银行服务，呼吁团结对外。然而，自2月28日晚间起，关于哈梅内伊身亡的消息不断发酵，最终于3月1日上午得到伊朗官方媒体证实。最高领袖在如此短时间内身亡，再次凸显美以在情报领域的压倒性优势。

未来战局演进的三种路径

在最高领袖罹难、行政体系陷入混乱的背景下，未来伊朗的反击行动很可能由伊斯兰革命卫队直接指挥。换言之，革命卫队已成为事实上的政权捍卫者，其作战能力将直接决定战争的进程与结局。未来战局可能呈现以下几种演进路径：

第一，美以持续开展高强度空袭，重点摧毁伊朗的导弹基地与雷达系统，同时继续对革命卫队高层实施定点清除，力求在短期内彻底瓦解伊朗的反击能力。

第二，美以加大宣传攻势，鼓动伊朗民众走上街头抗议，试图从内部削弱政权合法性。目前，伊朗社会对哈梅内伊之死的反应呈现两极分化特点：有人誓言抗争到底，有人欢呼领袖身亡、期盼政权更迭与新生活。然而，随着战事持续，民众更可能优先考虑自身安全，大规模街头抗议未必能迅速形成。

第三，美国已开始提前布局代理人问题。特朗普公开表示已有“合适人选”接管伊朗政权，意图通过扶持亲美力量实现对伊朗政权更迭的间接控制。

中东将往何处去？

在美以联合打击之下，伊朗政权的存续面临空前压力，政权更迭的风险正在加速上升。战局的未来走向不仅关乎伊朗一国命运，也将深刻重塑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作为地区重要强国，伊朗的“坍塌”将推动地缘权力中心进一步向海湾阿拉伯国家倾斜。以色列可能会继续实施其“大以色列”计划，从而加剧与阿拉伯国家的紧张关系。中东可能会分裂为“动荡地带”与“发展板块”并存的二元格局。

战争往往开场易、收场难。美以当前势如破竹的军事进展，并不等同于后续对伊朗的有效控制——这一点已被历史反复验证。美国在阿富汗与伊拉克战后重建中的困局仍历历在目，如今或将再度陷入对伊朗的深度介入。然而，与阿富汗、伊拉克不同，伊朗拥有悠久的文明传统与鲜明的大国认同，其自古以来形成的独立意识与反对外来控制的民族精神，构成了其深厚的抵抗土壤。伊朗也继承了什叶派信仰中“殉道”传统，这令他们在面对外敌时往往表现出不妥协、不畏死的抗争牺牲意志。过去四十余年间，尽管民众对伊朗政权治理模式、意识形态的僵化及民生困境怀有诸多不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愿意重新接受美国的政治控制。

特朗普政府再度选择以武力干预伊朗，恰恰暴露了其本人与美国决策层对伊朗历史传统、政治文化与民族心理缺乏深入的了解。试图在政权更迭后通过扶持代理人控制一个拥有强烈自主意识的中东大国，注定是难以实现的战略幻想。（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韩建伟）

编审：高霈宁 蒋新宇 张艳玲

2月25日，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通过了旨在扩大防卫装备品出口范围的建议草案。该草案原则上允许出口战斗机、护卫舰等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鉴于自民党在大选后占据众议院的绝对多数，其建议草案极易转化为日本政府政策。

日本之所以在放宽武器装备出口问题上如此积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考量：

一是，蚕食和平宪法与“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为摆脱战后体制束缚铺路。自民党始终将和平宪法视为通往“能战国家”的重要障碍，多次将修宪写入竞选纲领。日本和平宪法要求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但高市早苗当选自民党总裁并组阁后，不仅大幅增加防卫预算、提升自身安保能力、加强西南地区军事部署，更是与美、英、意等国合作开发先进的杀伤性武器。如今，日本更进一步，欲向相关国家出口杀伤性武器，其目的是蚕食和平宪法精神，在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问题上造成既定事实，为进一步破坏和平宪法作准备。

二是为加强安保合作，降低对美国的非对称性安全依赖。受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与对日加征关税等因素影响，日本对美国安全保障承诺的信任感不断降低。因此，日本积极与美国以外的国家加强安保合作，如与法国、印尼等十余个国家签订《防卫装备技术转移协定》，还与英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签订《互惠准入协定》，建立了准联盟合作关系。但受“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限制，日本武器装备出口被限定在救援等范围内。因此，日本意欲通过放宽武器装备出口，提升与相关国家安保合作层级，以此弱化自身对美国安全保障的非对称性依赖，增加日本对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

三是增强相关国家安保能力，提高制衡中国维权行动的力度，降低日本应对中国维权行动的压力。随着中日地区结构性矛盾的日益尖锐，与中国存在领土领海争端的国家或积极介入中国周边事务的国家将成为日本武器装备出口的对象。日本企图以此提升相关国家牵制中国的能力与意愿，进而降低日本在东海地区应对中国维权行动的压力。

此外，虽然日本经济增长势头缓慢，但高市政府却提前将防卫预算提升至GDP的2%，这必将增加日本的财政负担。尤其是自民党承诺将食品消费税降为零，使日本财政预算更加捉襟见肘。如今，日本通过向相关国家出口武器装备，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日本财政压力，为持续提高防卫预算增加一份保障。

日本放宽武器装备出口是日本安保政策转型的重要内容，标志着日本在蚕食和平宪法、突破“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道路上越发激进，距离和平国家也越来越远。日本在历史上曾饱受军国主义之苦，并给广大亚太国家人民带来沉重灾难，因此本应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如今，日本却公然背离和平宪法精神，放宽武器装备出口范围，增加了地区安全风险，对二战后国际秩序构成严重挑战。【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于海龙】

编审：高霈宁 蒋新宇 张艳玲

当地时间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比3投票结果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裁决公布后，特朗普大发雷霆，立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征收税率10%的“全球进口关税”，次日又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文：将10%关税“立即生效”上调至法律上限的15%，并抨击最高法院多数派大法官“不爱国，不忠于我们的宪法”。这一系列动向表明，特朗普政府与最高法院的斗争将日趋激烈。

裁决宣告IEEPA关税终结

最高法院本次裁决的结果与去年11月庭审后透露的信息实际上并无差异，其核心是重申宪法将征收“税、关税、进口税与国内消费税”的权力明确赋予国会，同时明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文本中的“监管（regulate）”一词没有授予关税权。也就是说，特朗普援引该法对加拿大、墨西哥多数进口加征25%，对中国多数进口加征10%的“芬太尼关税”以及对所有贸易伙伴普遍征收至少10%关税，对数十国适用更高税率“对等关税”均系违法。

基于美国司法程序，最高法院裁决在该案中具有最终法律效力，行政部门几乎没有拒绝执行的空间。

从历史上看，最高法院的裁决受到历任总统尊重。1954年，最高法院宣布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制度违宪，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尽管对该判决持保留意见，但依然派遣101空降师护送阿肯色州小石城的9名黑人学生入学。1974年前总统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以行政特权为由拒绝配合调查，经最高法院裁决后只能交出涉案录音随后黯然辞职。2023年，前总统拜登曾颁发行政令要求豁免4300亿美元学生贷款，但最高法院的裁决迫使其放弃计划。特朗普本人在第一任期时曾主张现任总统享有广泛刑事调查豁免，拒绝提供税务数据。最高法院裁决纽约州检察官可调取其税务记录后，特朗普也不得不对此表示认可。

而且，特朗普也不具备公然违抗最高法院裁决的民意基础。当前，特朗普国内支持率已经回落至40%左右的低点，共和党在众议院只占据218席勉强维持优势。在中期选举压力下，特朗普处理国内事务时本就不敢随心所欲，如果此时公然蔑视法律、违抗最高法院裁决则更容易授人以柄。

从特朗普的反应看，裁决结果公布后，虽然其本人表达强烈不满，副总统万斯甚至公开指责最高法院“不懂法律”，但白宫第一时间作出回应，结束了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关税的行政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也确认相关关税于2月24日0时停止征收。这种“心口不一”恰恰证明了特朗普政府相关关税政策违法无可争议。

特朗普仍可变相“架空”裁决

最高法院此次裁决虽有终局性效力，但其作用范围只限于“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关税”行为，既不会影响其他现行关税，也不会影响正在进行的关税调查，更不对未来法院如何裁决其他贸易法规提供参考。这种克制性为特朗普留出了应对空间，使其能够在不公然违抗裁决的条件下，用其他手段“架空”裁决效果。

一是拖延。特朗普本次引用122条款征收关税明显有备而来：裁决当日白宫就发布相关行政令，甚至列出长达76页的例外情况。然而新关税同样缺乏法律依据，其所谓的“大规模贸易逆差”与122条款所要求的“美国出现大规模且严重的国际收支赤字”之间存在本质区别，动用此条款更易引发诉讼。但考虑到该条款有效期仅有150天，不足以完成司法诉讼流程，特朗普引用该条款只是为后续动用其他条款争取时间。此外，本次裁决未直接讨论退还已征收税款问题，且将退税程序交由下级法院决定。据统计，基于IEEPA征收的关税已超1750亿美元，哪些企业能够得到退税，如何退税等问题均不得而知。特朗普更是表示退税事务“很可能要打五年以上的官司”，暗示政府并无立即开始大规模退税的计划，显然也有拖延之意。

二是变通。早在去年11月庭审前，特朗普团队就已经做好了应对败诉的准备。据统计，为补齐IEEPA被判违法后留下的“关税真空”，特朗普团队的可用工具还包括应对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对特定产品加征关税的301条款、对所谓“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进口商品所在行业加征无上限关税的232条款、对向美国征收所谓“不合理歧视关税”国家进口商品加征最高50%关税的338条款。美国学者分析认为，这些贸易政策工具虽各有限制，但若组合使用能够基本取代IEEPA效果，美国现行关税税率不会明显下降。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新一轮301调查将覆盖多数主要贸易伙伴”，并指出“实施关税的法律工具可能会变，但政策没有变”。

三是威吓。加征关税只是手段，特朗普的真实用意始终是以关税为筹码凭空造牌，胁迫各国在与美国的经贸谈判中作出更大让步。特朗普新增122关税后，各国的基础关税面临明显变数，而此前的让步已变成单方面的“不平等条约”。欧盟因此表示将暂停批准此前达成的经贸协议，印度也将推迟举行贸易协定有关谈判。特朗普对此类行为极为不满，警告要对“借用裁决玩弄手段”的国家施以更大惩罚，要求各国按照此前敲定的贸易协议履行承诺。

特朗普与最高法院之间的博弈仍将持续

这次的关税裁决可能预示着特朗普与最高法院之间的博弈将进一步公开化。

有分析认为，本次裁决结果的公布时间耐人寻味。在外界盛传特朗普将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背景下，最高法院公布对总统不利裁决本身就是一种宣示，意在提醒特朗普其权力存在“边界”。特朗普本人也感受到了压力，承认即将于2026年4月1日在最高法院举行口头辩论的出生公民权案很可能再度受挫。去年12月，最高法院还曾阻止特朗普政府在芝加哥部署伊利诺伊州国民警卫队。一系列动作显示，最高法院对特朗普政府“胡作非为”的容忍度或已接近极限，未来或将作出更多对其不利的裁决。

但特朗普也不会就此作罢，即便关税行政令受到最高法院阻挠，其也可迅速通过其他行政命令、紧急状态授权等采取行动，而司法系统则必须经过起诉、上诉、巡回法院裁决乃至最高法院受理的完整程序才能对政府形成约束。行政系统扩张权力的速度远快于司法系统通过裁决进行纠正的速度，这种现实给特朗普未来反复试探权力边界，不断挑战“三权分立”创造条件。

可以预见的是，特朗普与最高法院的博弈将愈演愈烈，行政权将在一次次“边缘试探”中失去信用，而司法权则在一次次被动应战中卷入政治旋涡。博弈的结果很难判断，但博弈代价却可能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公信力在持续拉锯中不断流失。（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汪子洋）

编审：高霈宁 蒋新宇 张艳玲

马年春节是“十五五”开局的第一个春节，也是为期9天的“史上最长春节黄金假期”。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交织，各式各样的庆新春活动应接不暇。购置年货，与家人团聚，旅游式过年，沉浸式年味儿文化体验，让这个春节过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春节作为全年消费旺季之一，既展现了强劲的内需潜力，在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之际，也让消费市场“热浪滚滚”，既激活了消费市场，也映衬了中国经济的“马”力十足与澎湃活力。

消费旺，年味儿更浓。为了给春节消费市场预热加热，让浓浓的年味儿沁入千家万户，在春节假期前夕，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了《2026“乐购新春”春节特别活动方案》，聚焦首发经济、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入境消费等领域，围绕“好吃、好住、好行、好游、好购、好玩”六大维度发力，坚持“政策+活动”双轮驱动，以真金白银促消费、以多元场景聚人气、以优质供给提品质，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潜力。

消费市场整体呈现扩张态势。在政策的有力支撑下，“乐购新春”活动如火如荼展开，商家卯足了劲儿，使出浑身解数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和品质化的多层次消费需求。消费市场热潮涌动，亮点纷呈。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假期，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较2025年假期增长5.7%，增速较去年春节假期加快1.6个百分点。此外，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这个春节假期，全国消费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与上年春节假期相比增长13.7%。市面“火”了，年味儿更浓了。

以旧换新政策红利加速转化为市场热力。政策精准滴灌，市场活力迸发。各地也因地制宜推出“新春换新券”“绿色家电补贴”“智能家装满减”等组合拳，覆盖汽车、家电、家居、数码等全品类商品，形成“政策引导—企业让利—百姓得惠—市场升温”的良性循环。截至2月23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3112.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2070.3亿元。今年春节假期，重点平台智能眼镜、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较去年春节假期分别增长47.3%和32.7%，节水卫浴器具、有机食品分别增长23.2%和26.5%。政策撬动效应显著，推动消费结构持续向绿色、智能优化升级，为春节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能。

服务消费跨界联动、活力旺。“乐购新春”释放政策红利，各地纷纷推出应季应景特色活动。庙会、灯会、非遗展演、文博展览、冰雪嘉年华，以及“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赏非遗”等，既有传统消费形式的延续和深度挖掘，更有新场景、新服务、新科技的嵌入和引领，将实物消费与精神消费相互融合，拉动春节消费链条不断延伸，加速将消费潜力变现为现实购买力。今年春节假期前八天，各地城市公园纷纷举办文创市集、非遗展演、灯会等特色活动，共接待游客量超2.7亿人次，带动消费近70亿元。北上冰雪游，南下避寒游，大范围的跨区域流动成为今年春节人员出行的一大亮点，分别较去年春节假期增长12.1%和29.8%。可见，服务消费已成为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增量，更让春节消费热气腾腾，推动消费向享受优质生活升级。

入境游过春节成为新风尚，春节消费“国际范儿”十足。免签政策便利叠加春节魅力，吸引了多国游客来华沉浸式体验传统与现代交融的东方年味儿，让外国人赴华过春节成为“新年俗”，让“中国年”成为世界共享的文化盛宴。春节假期，中国吸引了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入境游产品订单量较去年春节假期增长18.4%，境外游客足迹覆盖国内300多个城市。到中国过年，不仅能在浓浓年味儿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更能体验现代中国的发展活力，见证中国消费市场的超大体量与蓬勃生机。

“乐购新春”促消费，点燃了春节消费市场，让马年春节热气腾腾、人气旺旺，节日氛围感拉满。今年春节消费迎来“开门红”，再次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韧性与活力，展现了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鲜明底色。（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德勇）

编审：高霈宁 申罡 张艳玲

2月13日至15日，第6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以下简称“慕安会”）在德国举行。作为全球地缘政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本届慕安会不仅未能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更多确定性，反而更加清晰地呈现出跨大西洋关系由“裂痕”走向“结构性断裂”的趋势。

会议开幕前夕，慕安会组委会发布年度安全报告《正遭摧毁》（Under Destruction）。报告指出，当前国际秩序正遭遇冷战结束以来最为严峻的冲击，而这一冲击在相当程度上来自曾经的秩序塑造者——美国。

报告指出，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正在发生转变：从规则捍卫者逐渐转向以自身利益为中心的单边行动者。报告以“破坏球”（Wrecking ball）为意象，批评华盛顿对多边机制的消解、对关税与产业政策工具的频繁使用，以及将盟友安全议题纳入国内政治博弈的做法，正在削弱战后国际治理体系的制度基础。报告认为，这种政策取向不仅冲击全球贸易与气候治理，也加剧了欧洲的安全焦虑，使跨大西洋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

“鲁比奥主义”：文明叙事高于制度框架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慕安会上的讲话，被外界视为新一轮美国对欧政策的集中表达。其论述呈现出三个鲜明特征：

其一，以“共同文明”取代“规则秩序”作为西方纽带。鲁比奥在演讲中淡化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强调，转而诉诸西方文明、基督教传统与共同历史遗产，批评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在维护国际法方面成效有限。他强调，美国并非寻求分裂，而是要“振兴西方文明”。

其二，将“主权”塑造为新的道义坐标。他把“美国优先”重新阐释为一种主权回归的范式，并鼓励欧洲国家效仿，在移民、气候政策等议题上强化国家自主权。他将所谓“气候极端主义”和“失控移民”描述为削弱西方活力的因素。

其三，宣告“温和管家时代”终结。鲁比奥明确表示，美国不再充当西方“有序衰落”的“管家”，而是寻求以重新工业化、强化军力和强调现实主义“硬实力”为核心的新型伙伴关系。尽管其语气较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去年慕安会上的言辞更为克制，但其核心逻辑并未改变：传统意义上的跨大西洋共识已难以为继。

欧洲的回应：从被动适应到“战略自觉”

面对美国政策取向的转变，欧洲国家在本届慕安会上展现出更加明确的战略思考。德国总理默茨指出，欧洲不应被卷入美国的国内“文化战争”，更不能在跨大西洋关系中失去自主判断。这反映出德国政策界对盲目追随华盛顿的风险已有更清醒认知。

法国总统马克龙再次强调“战略自主”的紧迫性，并提出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关系实施“去风险化”。这一表态表明，欧洲对美国可能在关键时刻“弃欧”或“以欧为筹码”的担忧正在加深。特别是在美俄可能进行私下磋商的背景下，欧洲对自身安全被边缘化的忧虑加剧。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在会上表达了对美方立场的不满，批评美国频繁要求乌方作出让步，将一场涉及主权与国际法原则的战争简化为大国之间的交易。他提出在2027年前完成加入欧盟的技术性准备工作，凸显乌克兰将长期安全寄托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战略选择。

“西方分化”的前景

总体来看，本届慕安会更像是一场“西方分化”的预演。当美国以交易逻辑重塑同盟关系、强调文明认同而弱化制度约束时，美欧之间的矛盾已从具体政策摩擦上升为理念与路径的分歧。尽管鲁比奥的演讲因其强烈的价值叙事赢得部分掌声，但在弥合实际利益与安全分歧方面效果有限。

面对裂痕不断加深的跨大西洋关系，欧洲正在不确定性中加速思考自身定位，试图构建兼顾对外竞争与内部整合的新型安全框架。在跨大西洋关系渐行渐远的背景下，未来欧美更应思考如何在一个碎片化的西方内部管理分歧、防止摩擦失控。（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与欧洲文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郎加泽仁）

编审：高霈宁 蒋新宇 张艳玲

中国网4月5日讯 据公安部微信公众号5日消息，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自4月15日起，启用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同时停止签发纸质证件，已经签发的纸质证件在有效期内可以继续使用。

关于启用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的公告

2026年第2号

依照《国务院关于在线政务服务的若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管理办法》，为了进一步便利人员申办边境管理区通行证，国家移民管理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决定启用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现公告如下：

一、自2026年4月15日起，启用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同时停止签发纸质证件，已经签发的纸质证件在有效期内可以继续使用。

二、年满16周岁以上中国内地居民可以通过国家移民管理局政务服务平台（“移民局12367”APP和微信、支付宝小程序）申请有效期三个月以内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网上申请有困难的中国内地居民可以前往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或者指定的派出所现场申请。

三、港澳台居民、华侨、外国人，偕行不满16周岁子女或者申请有效期一年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的中国内地居民，须前往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或者指定的派出所现场申请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

四、申请人可以指定电子邮箱接收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或者由签发机关协助下载打印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

五、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应当与持证人居民身份证等有效身份证件同时使用。持证人在接受查验时，可以使用手机等移动通信终端出示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也可以出示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打印件。

如需进一步了解政策详情，请咨询12367服务平台。

中国网4月5日讯 据民政部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天（5日）是清明节假期第二天，也是清明节当天，全国祭扫人数较昨日明显上升。

据统计，4月5日全国有6.62万家殡葬服务机构提供现场祭扫服务，44.60万名工作人员参与服务保障工作。全天共接待现场祭扫群众3073.40万人次，较昨日增加59.33%；疏导车辆685.65万台次，较昨日增加49.96%。其中，选择鲜花祭扫等绿色低碳祭扫方式的群众1957.86万人次，占现场祭扫总人数的63.70%；859个网络祭扫平台服务祭扫群众35.38万人次。全天各殡葬服务机构共安葬骨灰19258份，其中采取海葬、树葬等生态安葬方式的有1281份，占当日安葬总数的6.65%。

各地民政部门和殡葬服务机构严格落实各项服务保障措施，积极开展便民利民服务，引导群众选择文明绿色低碳祭扫方式。截至目前，全国殡葬服务机构未发生突发安全事件，群众祭扫活动安全平稳有序。

明天是清明节假期最后一天，预计各地仍有不少群众出行祭扫。民政部将持续关注各地祭扫活动情况，督促指导各地民政部门和殡葬服务机构进一步强化安全管理和服务保障，切实满足广大群众祭扫服务需求。同时，提醒广大群众，及时关注当地天气变化和交通路况信息，自觉遵守当地祭扫要求，文明绿色低碳祭扫，共同过一个平安祥和的清明节。

中国网4月5日讯 据交通运输部微信公众号消息，2026年4月4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028.5万人次，环比增长44.2%，同比增长4.5%。其中：

铁路客运量2212.3万人次，环比增长21.2%，同比增长10.1%。

公路人员流动量（包括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公路营业性客运量）27502万人次，环比增长47.1%，同比增长3.9%。其中，公路营业性客运量3784万人次，环比增长12.3%，同比增长3.7%；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23718万人次，环比增长54.7%，同比增长3.9%。

水路客运量122.5万人次，环比增长52.9%，同比增长39.2%。

民航客运量191.7万人次，环比下降13.5%，同比增长6.5%。

中国网4月4日讯 （记者 唐佳蕾）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4月3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825.2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4月4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9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173列。

截至4月4日8时，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清明假期车票6125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看，今日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杭州、武汉、南京、郑州、西安；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成都、广州、杭州、南京、上海、武汉、郑州、苏州、西安；广州至南宁、西安至成都、长沙至武汉、北京至南京、武汉至长沙、北京至沈阳、北京至郑州、北京至济南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

从余票情况看，4月3日至7日北京往返上海，广州往返南宁，上海至温州，西安至成都等区间余票充足；西安、南京、包头至北京，温州至南京，黄山、南京至上海，上海至安庆，杭州至合肥，昆明至成都，广州至衡阳等区间尚有余票，有需要的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客户端查询购票。

铁路部门提示，假日期间，部分车站高峰时段客流较大，请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情况和出行服务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严格按规定携带随身物品，按照票面发到站有序乘车，共同维护良好出行环境。

审核：刘洪庆

中国网4月3日讯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3日通报，苏海明、张斌、周鹏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温小林、明道贵、益西达瓦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华中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周鹏程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华中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周鹏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教育部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湖北省监委监察调查。

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苏海明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苏海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甘肃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哈尔滨医科大学原党委书记张斌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哈尔滨医科大学原党委书记张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黑龙江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广东省惠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温小林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经中共广东省委批准，广东省纪委监委对广东省惠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温小林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温小林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礼品，违规接受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背组织原则，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利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违规从事营利活动；违规干预插手市场经济活动、执法活动；公器私用，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工程款支付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温小林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工作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广东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广东省委批准，决定给予温小林开除党籍处分；由广东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惠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重庆市合川区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明道贵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经重庆市委批准，重庆市纪委监委对合川区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明道贵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明道贵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并收受礼品、礼金；无视组织原则，在干部选拔任用、岗位调整工作中为他人谋利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违规从事营利活动；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执法活动；以权谋私，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巨额公共财物；贪婪腐化，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资金拨付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明道贵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贪污、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重庆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重庆市委批准，决定给予明道贵开除党籍处分；由重庆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四川省民政厅原党组书记、厅长，省慈善联合总会原会长益西达瓦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日前，经四川省委批准，四川省纪委监委对中共四川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民政厅原党组书记、厅长，省慈善联合总会原会长益西达瓦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益西达瓦理想信念丧失，纪法意识淡薄，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反组织原则，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在干部工作调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为官不廉，违规由他人支付应由本人支付的费用；私德不修；贪欲膨胀、目无法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项目承揽、资金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

益西达瓦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四川省委常委会会议讨论并报中央纪委审核、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益西达瓦开除党籍处分；由四川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四川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益西达瓦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四川省委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中国网4月3日讯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3日通报，江西省抚州市政协原一级巡视员柏林、中银保险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周功华被开除党籍。

江西省抚州市政协原一级巡视员柏林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经中共江西省委批准，江西省纪委监委对抚州市政协原一级巡视员柏林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柏林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反组织原则，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在干部选拔任用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购物卡；违规干预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利用职权为他人在用地审批、工程承揽、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柏林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相关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江西省委批准，决定给予柏林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中银保险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功华被开除党籍

日前，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行纪检监察组、河北省邯郸市监委对中银保险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功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周功华身为中管金融企业党员领导干部，丧失党性原则，背弃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查，参与封建迷信活动；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旅游等活动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员工招录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将应本人支付费用交由他人支付，违规占用周转住房，利用职务影响为亲属承揽工程项目并获取大额利益；漠视群众权益，侵占基层员工利益；擅权妄为，违规插手干预授信审批事项，给国有资产造成重大损失；贪欲膨胀，靠贷吃贷，利用职务便利以及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授信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周功华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属于风腐一体、靠金融吃金融的典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国银行党委研究，决定给予周功华开除党籍处分；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行纪检监察组研究，决定按规定取消其退休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经河北省邯郸市监委研究，决定将周功华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中国网4月3日讯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站消息，4月2日，市场监管总局在北京召开外卖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指导美团、淘宝闪购、京东3家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即将实施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强化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障消费者饮食安全。

会议指出，网络餐饮服务蓬勃发展，极大便利了群众生活，但随之而来的食品安全风险也不容忽视。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工作。市场监管总局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出台《规定》，明确外卖平台企业务必将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摆在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位置，切实将食品安全责任嵌入日常运营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处流程、每一次决策中去，保证餐饮食品安全，让消费者放心消费、安全饮食。

会议要求，外卖平台企业必须严格执行法律法规要求，逐条对标对表《规定》，从落实资质审查责任、落实管理保障责任、落实社会公开责任、落实应急管理责任、落实协同监管责任等5个方面，全面落实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会议强调，外卖平台企业要以《规定》正式实施的6月1日为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对照《规定》各项要求，全面梳理现有制度、流程、人员配备、技术保障等环节，尽快开展自查整改；严把审查关、管理关、配送关，强化技术赋能管理，主动融入政府监管体系，变“被动应付”为“主动对接”，通过推动“互联网+明厨亮灶”、鼓励外卖骑手参与食品安全监督等方式，共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新格局。

中国网4月3日讯  据“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消息，为促进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健康发展和规范应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起草了《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反馈意见：

1.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shuziren@cac.gov.cn。

2.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11号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管理技术局，邮编100044，并在信封上注明“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5月6日。

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健康发展和规范应用，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通过数字虚拟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众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以下简称数字虚拟人服务），适用本办法。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三条 国家网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全国数字虚拟人服务的治理和相关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电信、公安、文化和旅游、卫生健康、市场监管、金融监管、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电影、版权等有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负责数字虚拟人服务的监督管理工作。

地方网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数字虚拟人服务的治理和相关监督管理工作。地方电信、公安、文化和旅游、卫生健康、市场监管、金融监管、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电影、版权等有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数字虚拟人服务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提供和使用数字虚拟人服务应当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尊重社会公德和伦理道德，营造良好网络生态环境。

第五条 鼓励数字虚拟人服务在各领域的应用落地，在保证智能向善和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推动示范应用，完善数字虚拟人服务生态体系。支持数字虚拟人技术的研发创新和产学研协同，建立健全数字虚拟人技术标准体系，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交流合作。

第六条 鼓励相关行业组织加强行业自律，建立健全团体标准、行业准则和自律管理制度，督促指导相关主体制定完善服务规范、强化主体责任并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章 权益保护

第七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使用自然人敏感个人信息用于建模、形象生成、场景构建等活动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符合以下要求：

（一）取得自然人的单独同意，并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地告知处理目的、必要性、对个人权益的影响，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使用未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应当取得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单独同意。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在自然人撤回同意后，采取删除相关个人信息等方式消除影响，不得以任何形式留存个人信息或者用于其他用途，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还应当注销数字虚拟人。

（三）尊重他人合法权益，不得侵害他人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使用死者的个人信息开展相关活动的，死者近亲属为了自身的合法、正当利益，可以对死者的相关个人信息依法行使相应权利；死者生前另有安排的除外。

第八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提供、使用数字虚拟人服务，不得以丑化、污损等形式侵害他人人格权，未经特定自然人同意，不得提供足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的数字虚拟人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一）使用他人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的笔名、艺名、网名、译名、字号、姓名或者名称的简称等；

（二）使用与特定自然人高度相似的肖像或者声音等。

第九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提供、使用数字虚拟人服务应当尊重知识产权和商业道德。使用他人文字、美术、摄影、音乐、视听等作品或者制品制作数字虚拟人，以及各类主体在使用数字虚拟人过程中，不得侵害他人依法享有的知识产权。

第十条 禁止诱导未成年人沉迷数字虚拟人服务。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诱导过度消费、诱导信教等的数字虚拟人服务，以及含有可能引发或者诱导未成年人模仿不安全行为、实施违反社会公德行为、产生极端情绪、养成不良嗜好等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信息的数字虚拟人服务。

第三章 服务规范

第十一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提供、使用数字虚拟人服务，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和伦理道德，不得从事以下活动：

（一）生成、传播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序良俗，开展非法宗教活动，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挑动群体对立，传播淫秽、色情、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散布谣言，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等的内容；

（二）在数字虚拟人形象设计、服饰标识、活动场景、性格偏好等中，含有损害国家形象的内容；

（三）歪曲、丑化英雄烈士等人物形象，捏造或者篡改英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将英雄烈士等人物形象用于商业用途；

（四）从事商品或者服务虚假宣传、恶意诱导消费、电信诈骗等违法活动；

（五）按法律、行政法规要求提供真实身份信息时，利用数字虚拟人绕过人脸识别、语音识别等身份认证机制；

（六）侵害真人驱动数字虚拟人的真人驱动方个人信息、自主择业等合法权益；

（七）违规注册、交易互联网账号；

（八）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行为。

第十二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提供、使用数字虚拟人服务的，应当采取措施，自觉防范和抵制生成、传播存在性暗示、性挑逗，展现血腥、惊悚、残忍，煽动人群歧视、地域歧视等对网络生态造成不良影响的内容的活动。

第十三条 自数字虚拟人服务开始，数字虚拟人服务提供者、服务使用者及提供网络信息内容传播服务的服务提供者应当在数字虚拟人展示区域全程持续显示含有“数字人”字样的显著提示标识，并符合国家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有关规定。

第十四条 数字虚拟人服务提供者和服务使用者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在特定目的和范围内开展数据处理活动，使用具有合法来源的数据并落实数据安全保护责任，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数据存储、传输安全，防止数据泄露或者不当使用。

第十五条 数字虚拟人服务提供者和服务使用者应当建立数字虚拟人服务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防沉迷提示等机制，建立完善内容导向管理制度；配备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技术能力和人员力量，采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和人工审核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对数字虚拟人服务风险的识别、监测和预警，记录并留存日志信息。

发现使用数字虚拟人服务从事违法活动的，应当及时采取身份动态核验、警示、限制功能、终止服务等措施；发现存在重大风险的，应当立即暂停或者终止数字虚拟人服务，注销数字虚拟人并消除影响。

第十六条 数字虚拟人服务提供者应当与技术支持者、服务使用者签订服务协议，明确保障内容安全，以及数据收集、使用、存储规范等权利义务内容。

第十七条 提供网络信息内容传播服务的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完善内容导向管理制度，配备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技术能力和人员力量；履行内容安全管理责任，优化内容审核和账号管理机制，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及时处置违法和不良信息，并留存日志信息。

第十八条 使用数字虚拟人服务提供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的，用户选择取消服务特定功能或者退出服务的，不得诱骗或者过度诱导用户继续使用。

鼓励采取必要措施，对用户自杀、自残等威胁生命健康的倾向进行积极干预和专业救助。

第十九条 在政务服务、公共管理、司法活动等领域使用数字虚拟人服务时，应当遵守合法、合理、正当、必要原则，设置人工监督与审核机制，用户有权选择接受或者拒绝数字虚拟人服务。

第四章 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

第二十条 数字虚拟人服务提供者和提供网络信息内容传播服务的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数字虚拟人用户申诉和公众投诉、举报机制，设置便捷的申诉和投诉、举报入口，及时处理并反馈结果。

第二十一条 具有舆论属性或者社会动员能力的数字虚拟人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履行算法备案和变更、注销备案手续。

数字虚拟人技术支持者参照前款规定履行备案和变更、注销备案手续。

第二十二条 数字虚拟人服务提供者提供具有舆论属性或者社会动员能力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展安全评估。

第二十三条 网信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依据职责对数字虚拟人服务开展监督检查。数字虚拟人服务提供者、技术支持者、服务使用者、提供网络信息内容传播服务的服务提供者应当依法予以配合，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法律、行政法规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予以处罚，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的，由有关部门依据职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提供相关服务，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涉及危害公民生命健康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五 条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数字虚拟人，是指存在于非物理世界，利用图形学、数字图像处理或者人工智能等技术，借助真人驱动或者计算驱动，模拟人类外貌，具备声音、行为、交互能力或者性格等特征的虚拟数字形象。

真人驱动数字虚拟人，是指通过动作捕捉技术实时映射真人表情、动作和语音的虚拟数字形象。

数字虚拟人服务提供者，是指提供数字虚拟人服务的组织、个人。

数字虚拟人技术支持者，是指为数字虚拟人服务提供技术支持的组织、个人。

数字虚拟人服务使用者，是指使用数字虚拟人制作、复制、发布信息的组织、个人。

第二十六条 国家对数字虚拟人服务从事医疗、金融、新闻出版、电影等领域活动另有规定的，应当同时符合其规定。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2026年 月 日起施行。

中国网4月3日讯 据商务部网站消息，近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2026年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

《工作方案》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既聚焦服务消费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又围绕“一老一小”等民生关切，针对性支持家政、养老、托育等民生领域发展，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

《工作方案》从完善政策支持、创新消费场景、搭建平台载体、扩大对外开放、强化标准引领、优化消费环境等6个方面，提出64条具体任务举措，围绕餐饮住宿、养老托育、文娱旅游、体育健康等传统服务消费领域，和家政服务、网络视听、入境消费、演出服务等新增长点领域，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协同发力，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扎实推进各项任务举措落地见效，推动扩大服务消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大力提振消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网4月3日讯 据外交部网站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3日宣布：应中国政府邀请，泰王国玛哈扎克里·诗琳通公主殿下将于4月4日至11日访问中国。

中国网4月3日讯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站3日消息，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35批次样品，检出44批次样品不合格。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已组织开展核查处置。

现将监督抽检不合格食品具体情况通报如下：

（一）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玥玥调料店销售的、标称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南垣红薯基地有限公司生产的红薯粉条，其中亮蓝检验值、日落黄检验值、苋菜红检验值、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l计）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二）大脚师傅旗舰店（经营者为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麦宝佳商贸有限公司）在天猫（手机APP）销售的、标称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麦宝佳商贸有限公司委托江苏省盐城市东台市昌通蔬菜脱水厂生产的黄瓜片，其中亮蓝检验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江苏省盐城市东台市昌通蔬菜脱水厂对产品真实性提出异议。经江苏省市场监管局核实，认可其提出的异议。该批次黄瓜片是被抽样单位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麦宝佳商贸有限公司从其他供货商处购进的，并非江苏省盐城市东台市昌通蔬菜脱水厂生产的。

（三）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汪氏甘栗文化东街店销售的、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望远镇锦旺食品经销部的五香西瓜子，其中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过氧化值（以脂肪计）检验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四）名安代购（经营者为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来之味食品商行）在拼多多（手机APP）销售的、标称安徽盖康源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白蛋白肽脑肽多肽饮品，其中胭脂红、日落黄检验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五）同安进口食品店（经营者为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金刚镇向鑫商店）在淘宝（手机APP）销售的、标称德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原产地：中国台湾）生产的五香豆干（纯素），其中日落黄、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检验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六）喵小婵食品旗舰店〔经营者为通力宜选（陕西）科技有限公司〕在天猫（手机APP）销售的、标称通力宜选（陕西）科技有限公司委托新疆沙漠枣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一颗西梅，其中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检验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七）来泰坐坐Thai like tea（泰式奶茶·明发店）（经营者为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傅志良饮品店）在美团（手机APP）销售的传统泰式奶茶，其中日落黄检验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八）吉林省吉林市蛟河市兴驿南食品超市销售的、标称吉林省长春市宝日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日本豆（其他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其中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检验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九）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杜凯零食店销售的、标称山西省寿阳县金禾食品有限公司营销的、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豆福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寿阳香干（豆制品），其中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检验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十）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元元干调批发部销售的山奈，其中二氧化硫残留量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十一）爸爸亲卤烤薰凉菜（经营者为河南省郑州郑东新区爸爸亲卤烤熏熟食店）在饿了么（手机APP）销售的水煮花生（带壳），其中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检验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十二）市菜益汤（东门市场店）（经营者为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汉升冰鲜鱼档）在饿了么（手机APP）销售的白芷，其中二氧化硫残留量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十三）安心菜场（景田综合市场店）（经营者为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彭小同商店）在饿了么（手机APP）销售的白芷片，其中二氧化硫残留量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十四）明霞小炉子原味烧烤（经营者为吉林省长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姜明霞小炉子原味烧烤店）在美团（手机APP）销售的水煮花生（自制），其中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检验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十五）酥姿大疆蜜语专卖店（经营者为陕西大疆蜜语商贸有限公司）在快手（手机APP）销售的、标称河北海英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竹盐枇杷干，其中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检验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河北海英食品有限公司对产品真实性提出异议。经河北省市场监管局核实，认可其提出的异议。该批次竹盐枇杷干是有人冒充河北海英食品有限公司的业务员，与被抽样单位陕西大疆蜜语商贸有限公司建立业务合作，代销冒用厂名厂址的产品。

（十六）菜老包（上川农贸批发市场店）（经营者为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绿农蔬蔬菜档）在美团（手机APP）销售的（精选）白芷，其中二氧化硫残留量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十七）君辉胡辣汤（锦艺城店）（经营者为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君辉餐饮服务店）在饿了么（手机APP）销售的油馍头，其中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l计）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十八）乐尔乐生鲜批发超市（国金中心店）（经营者为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定王台街道早贵便利店）在美团（手机APP）销售的散装精品铁棍山药片去皮手工淮山药片干货，其中二氧化硫残留量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十九）快乐熙熙美食城（经营者为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田氏镇华士百邻便利店）在拼多多（手机APP）销售的、标称广东省深圳市欧美汇贸易有限公司进口的巴戈斯根汁汽水（可乐型碳酸饮料）（原产国：美国），其中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检验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二十）欧伊俪官方旗舰店（经营者为广东省深圳市欧伊俪化妆品有限公司）在快手（手机APP）销售的、标称安徽省亳州市强身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益生元西梅纤维果饮，其中安赛蜜检验值、菌落总数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二十一）徐三姐食品专营店（经营者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市徐三姐商贸有限公司）在快手（手机APP）销售的、标称黑龙江省哈尔滨坤鸣蔬菜加工有限公司生产的东北酸菜（腌渍菜），其中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检验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二十二）睡觉这件事吧（经营者为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淮川牧关商贸行）在微信（手机APP）销售的、标称河北省承德华朗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竹盐枇杷干，其中二氧化硫残留量、甜蜜素（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检验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河北省承德华朗食品有限公司对产品真实性提出异议。经河北省市场监管局核实，认可其提出的异议。经现场检查，企业未生产过竹盐枇杷干，该批次不合格产品包装与企业现有产品不一致。

（二十三）恒永零食专营店（经营者为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绥芬河恒永贸易有限公司）在快手（手机APP）销售的、标称黑龙江省莫斯森林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生产的俄罗斯风味白列巴面包，其中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检验值、防腐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二十四）北京龙运泰和商贸有限公司销售的、标称广东省深圳德升贸易有限公司进口的、DO FREEZE L.L.C.（原产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生产的德菲滋布朗尼巧克力味蛋糕（糕点），其中丙二醇检验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二十五）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区同辉食品经营部销售的、标称四川省成都杰麦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老面包，其中防腐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二十六）三鹅食品（经营者为山东省德州市庆云县三鹅食品营销店）在百度（手机APP）销售的、标称山东省德州市乐陵市酱心酱菜厂生产的芥菜丝（酱腌菜），其中防腐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二十七）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这有山悦荟快餐店自行消毒的餐盘，其中大肠菌群数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二十八）衡水市桃城区百媚护肤彩妆店（经营者为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百媚护肤彩妆店）在百度（手机APP）销售的、标称山东美洋洋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燕窝杏仁七白饮（方便食品），其中大肠菌群数不符合相关产品执行标准要求。

（二十九）新耀食品店（经营者为河南省商丘市睢县旻燊商贸有限公司）在微信（手机APP）销售的、标称山东省枣庄滋优客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山东禧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元气四宝豆浆粉，其中大肠菌群数不符合相关产品执行标准要求。

（三十）欣星的小店（经营者为山东省枣庄薛城区欣辰电子商务店）在拼多多（手机APP）销售的、标称山东鑫南极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山楂汁果汁饮料，其中菌落总数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三十一）小燕美食特产（经营者为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大洋小燕食品经营部）在抖音（手机APP）销售的、标称福建省福州美欣源食品有限公司（分装）生产的嘉应子，其中菌落总数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三十二）豆油大王农产品（经营者为四川省内江市隆昌木也酒馆）在淘宝（手机APP）销售的、标称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鲜和调味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手工晒酱油（酿造酱油），其中菌落总数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三十三）农聚坊宁波食品店（经营者为浙江省宁波农聚坊科技有限公司）在微信（手机APP）销售的、标称浙江省宁波农聚坊科技有限公司委托浙江备得福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梅干菜，其中铅（以Pb计）检验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三十四）木珠记二店（经营者为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澜邦百货商行）在拼多多（手机APP）销售的、标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景邦红陈皮茶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陈皮代用茶，其中毒死蜱残留量不符合相关产品执行标准要求。

（三十五）湘香成茶油（经营者为湖南省湘香特产有限公司）在淘宝网（网店）销售的、标称湖南省衡阳市常宁市湘香成榨油坊生产的湘香成茶油，其中苯并[a]芘检验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三十六）云旗养生阁（经营者为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甜莲春百货经营部）在淘宝（手机APP）销售的、标称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众康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复合消化酶冲剂（固体饮料），其中乳酸菌数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三十七）猫姐食记母婴旗舰店（经营者为宁夏十谷子食品商贸有限公司）在抖音（手机APP）销售的、标称宁夏十谷子食品商贸有限公司委托宁夏鼎鼎慕粮油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山核桃油，其中酸价（KOH）检验值不符合相关产品执行标准要求。

（三十八）广西旅岛高速公路服务区经营有限公司伶俐服务区上线便利店销售的、标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康博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桂林米饼（黑芝麻），其中过氧化值（以脂肪计）检验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三十九）海外进口零食馆（经营者为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研生百货店）在淘宝（手机APP）销售的、标称上海进洋贸易有限公司代理的培珀莉蜂蜜芥末洋葱味脆饼干（原产国：美国），其中过氧化值（以脂肪计）检验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四十）浙江省杭州萧山金手指婴幼儿用品店销售的、标称浙江省杭州月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山东康美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复合小分子肽饮，其中硒含量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四十一）澳洲蓝胖子贸易商（经营者为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县瑜迪百货商行）在抖音（手机APP）销售的、标称澳大利亚澳佩初有限责任公司委托山东沃尔轩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脱脂高钙牛乳营养粉，其中维生素C、钙含量既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也不符合产品标签标示要求；钠含量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但不符合产品标签标示要求。山东沃尔轩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对产品真实性提出异议。经山东省市场监管局核实，认可其提出的异议。经现场检查，企业未生产过脱脂高钙牛乳营养粉，该批次不合格产品包装与企业现有产品不一致。

（四十二）大璞食品保健专营店（经营者为浙江省杭州大璞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在拼多多（手机APP）销售的、标称安徽数字星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孕妇乳母益生菌，其中维生素A、叶酸、维生素B₁₂含量既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也不符合产品标签标示要求。

（四十三）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爱之宝母婴生活馆销售的、标称广东省奥拉国际贸易（广州）有限公司委托河南健贝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维生素D₃钙特殊膳食营养液，其中维生素D含量既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也不符合产品标签标示要求。

（四十四）元气码头营养膳食旗舰店（经营者为河南省乳牛贝斯乳业有限公司）在抖音（手机APP）销售的、标称河南省乳牛贝斯乳业有限公司委托安徽领克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锌镁肌酸粉，其中钠、锌含量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但不符合产品标签标示要求。

中国网4月3日讯 国家药监局3日发布公告，暂停进口、销售和使用Cadila Pharmaceuticals Limited苯磺酸氨氯地平原料药。

公告称，近期，国家药监局组织对Cadila Pharmaceuticals Limited苯磺酸氨氯地平原料药（登记号：Y20190009999；生产地址：294，GIDC ESTATE, ANKLESHWAR, GUJARAT STATE, INDIA）开展现场检查。

经查，上述产品部分工序实际生产地址与注册信息不一致，生产过程中还存在多项变更未按要求及时申报、实际生产工艺与批准工艺不一致等情况，不符合我国《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年修订）》及附录有关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九十九条、《药品医疗器械境外检查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等有关规定，国家药监局决定，自即日起：

一、暂停进口上述原料药，各口岸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暂停发放该原料药产品的进口通关单。

二、上述原料药在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原辅包登记信息”中“与制剂共同审评审批结果”调整为“I”（即未通过与制剂共同审评审批）。

三、上述原料药不得在境内销售、不得用于药品制剂生产，对已使用上述原料药生产的制剂不得放行；已上市放行的制剂，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立即开展调查与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采取必要的风险控制措施。

图源：国家药监局网站

中国网4月3日讯 据“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消息，为支持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简化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履行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法规义务的措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起草了《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简化措施规定（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反馈意见：

1.登录中国网信网（www.cac.gov.cn），进入首页“网信要闻”查看文稿。

2.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shujuju@cac.gov.cn。

3.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15号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数据管理局，邮编100048，并在信封上注明“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简化措施规定征求意见”。

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5月3日。

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简化措施规定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支持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简化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履行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法规义务的措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实施个人信息保护，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是指处理不满10万人个人信息的个人信息处理者。

第三条 支持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在遵守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基础上，依据本规定采取与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规模、能力等相当的简化措施保障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个人信息权益。

第四条 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规则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一）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名称或者姓名；

（二）个人行使权利的受理人员及其联系方式；

（三）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处理的个人信息种类、保存期限等。

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线下收集个人信息的，可以通过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张贴公告等简便方式公开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线上收集个人信息的，可以通过服务协议等方式公开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第五条 支持园区、产业基地、商业物业等服务管理单位，为其服务管理范围内开展相同线下业务的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统一制定并公开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同意遵守统一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且在该规则中被列明的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可以不再制定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第六条 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仅通过公开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向个人履行告知义务，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应当便于查阅和保存：

（一）处理个人信息（不含敏感个人信息）为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需；

（二）不向其他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且不对外公开个人信息，并在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中明示。

第七条 个人因获取产品或者服务需要，主动向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获取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需的个人信息，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已公开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并履行告知义务的，即可按照公开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处理其个人信息。

第八条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可以不再制定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履行告知义务：

（一）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仅通过网络平台处理个人信息，且不向网络平台外的其他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

（二）网络平台已制定发布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并履行了告知义务；

（三）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声明遵守网络平台制定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且处理个人信息为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需。

符合前款条件的，网络平台已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的，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可以不再重复开展。

第九条 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因合并、分立、解散、被宣告破产等原因需要转移个人信息的，可以通过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张贴公告等简便方式告知接收方的名称或者姓名以及联系方式；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线上产品服务的，还应当通过产品服务客户端弹窗公告等方式，告知接收方的名称或者姓名以及联系方式。

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至少提前30个工作日公开发布前款规定的告知事项，时长不少于30个工作日。

第十条 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为特定目的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应当在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中告知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必要性以及对个人权益的影响。

个人在知情情况下主动配合提供人脸信息、生物样本等敏感个人信息的，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即可按照已告知的个人信息处理目的、方式、种类等处理其敏感个人信息。

第十一条 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免予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订立个人信息标准合同、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

（一）为订立、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如跨境购物、跨境寄递、跨境汇款、跨境支付、跨境开户、机票酒店预订、签证办理、考试服务等，确需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的；

（二）按照依法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和依法签订的集体合同实施跨境人力资源管理，确需向境外提供员工个人信息的；

（三）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确需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的；

（四）为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法定义务，确需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

（五）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以外的个人信息处理者自当年1月1日起累计向境外提供不满10万人个人信息（不含敏感个人信息）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网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前款所称向境外提供的个人信息，不包括重要数据。

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确需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提供个人信息，依法依规向网信部门申请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可以由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评估形成评估结论建议报国家网信部门核准。

鼓励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为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出境提供咨询等服务。

第十二条 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可以通过公开个人行使权利的受理人员及其联系方式，建立个人行使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权利的申请受理和处置机制。

第十三条 停止产品或者服务的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确无能力删除个人信息的，可以向所在地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并请求提供帮助；主管部门不明确的，可以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网信部门报告。

第十四条 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可以按照本规定附件《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自查表》的简便方式，至少每五年开展一次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并保存合规审计自查表至少五年。

第十五条 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可以按照本规定附件《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表》的简便方式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并保存影响评估表至少三年。

第十六条 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可以通过在组织管理文件中明确个人信息保护内部管理要求、个人信息安全事件应急处置要求等简便方式，建立个人信息保护管理制度、个人信息安全事件应急预案。

第十七条 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篡改、丢失的，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通知个人，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通知个人的，可以仅通过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张贴公告、在产品服务客户端中弹窗公告等简便方式通知个人，并按照规定通知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第十八条 支持个人信息保护认证机构针对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开展认证工作，提高服务质量。

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的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在认证有效期内可以免予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

第十九条 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开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处罚：

（一）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二）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三）其他依法不予处罚的情形。

不予处罚的，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应当视情采取约谈、发送提示函等行政监管措施。

第二十条 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开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主动供述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三）发生个人信息安全事件时，及时告知个人和采取补救措施，并主动向有关部门报告的；

（四）配合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形。

第二十一条 支持各地区、各部门通过组织培训、讲座、普法活动、咨询辅导等方式，帮助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提升个人信息保护能力水平。

鼓励各地区、各部门为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安全便捷个人信息处理的基础设施、技术工具、咨询服务等，降低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合规成本。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中国网4月3日讯 据公安部官微消息，4月2日，中泰越三国禁毒部门联合开展执法合作行动，在泰国、越南和中国打掉非法制造依托咪酯、依托咪酯前体巯基依托咪酯窝点3处，抓获嫌疑人41名、现场缴获依托咪酯固体6公斤、液体65升，卡痛叶15公斤，制毒原料5吨，制毒设备若干台。

捣毁制毒窝点

2024年5月，山东省禁毒部门工作中发现，多名制毒嫌疑人购买制毒原料并活跃于中国、泰国、越南等地，涉嫌非法制造依托咪酯。为严厉打击该跨国制毒团伙，公安部禁毒局指导山东省禁毒部门全力开展案件侦办工作，并与泰国、越南禁毒部门开展执法合作。根据中方提供的情报线索，泰国、越南两国禁毒部门迅速锁定嫌疑人行踪和制毒窝点后，公安部禁毒局即率中方专案组赴泰国开展工作。4月2日，三国执法人员经综合研判和协商，同步开展收网行动，山东、河南、湖南、广东、甘肃等省公安机关组织警力，协同作战，成功破获该案。

缴获依托咪酯

目前，该案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中国网4月3日讯（记者 张艳玲）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2026年清明假期（4月4日至6日），市民出行以祭扫、踏青等中短途出行为主。预计城际交通进出京日均达385.3万人次，同比上升7.8%；市内公共交通运行平稳，重点陵园、景区周边高峰时段车流集中。交通部门已建立“公共交通优先、路网协同联动”保障体系，确保市民便捷出行、安心祭扫。

今年清明城际出行热度攀升，客流高峰预计出现在4月6日，当日进出京人次将达410.9万。出行结构上，公路自驾仍是主力，日均227.5万人次，占城际出行总量近六成，同比上升7.7%；铁路、民航日均客运量分别为123.3万人次、33万人次，同比均有增长；省际客运日均1.5万人次，同比小幅下降6.5%。

市内交通方面，公共交通日均客运量预计1263.2万人次，与去年持平，其中轨道交通825万人次、地面公交438.2万人次。高速公路日均交通量预计275.1万辆次，车流高峰同样在4月6日，当日达278.8万辆次。

因祭扫与踏青需求叠加，重点区域交通压力突出。假期三天均为祭扫高峰，每日8时至11时，八宝山公墓、万安公墓等7处主要陵园周边易出现车流拥堵，相关区域将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颐和园等热门公园及重点商圈周边道路也将短时承压。

高速公路方面，出京高峰为4月4日7时至11时，G4501六环路、G6京藏高速等部分路段易拥堵；返程高峰为4月6日14时至18时，G4京港澳高速、G6京藏高速等路段拥堵风险高。交通部门将联合交管部门开展动态监测，视情启动分级响应，加强重点区域疏导。

为做好返程接续运输，交通部门联合相关单位，按“一站一策”调配运力。4月6日，3号线、4号线、7号线及大兴机场线四条地铁线路延时运营，保障夜间返程旅客出行。

地面公交将增加重点区域运力，对途经18个陵园的114条线路灵活调度，并开通10条祭扫专线；轨道交通重点线路将适时加开临时列车。因地铁1号线施工，八宝山站封站，4月4日至6日每日7时至13时，将开行两条扫墓接驳线，衔接地铁玉泉路站、杨庄站，大1路公交也将增加运力。

假期期间，市域内所有收费公路对7座以下（含7座）载客车辆免收通行费（4月4日0时至6日24时）。高速公路高峰时段车道全开，清障救援前置，重点易堵区域加强监测并及时发布路况。

交通部门提醒，市民出行请提前规划、错峰出行，前往枢纽、景点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陵园、景区周边驾车需安全礼让、有序通行。

编审：蔡晓娟

中国网4月3日讯 近日，根据《交通运输部安全生产警示约谈和挂牌督办办法》，交通运输部决定对重庆市万开达高速公路工程项目铁峰山隧道“3·30”瓦斯爆炸事故挂牌督办。挂牌督办期限初定为一年。

3月30日，重庆市万开达高速公路铁峰山隧道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已造成4人死亡，9人受伤。建设单位为重庆高速铁建万开达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设计单位为中铁长江交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为北京中通公路桥梁工程咨询发展有限公司。

督办要求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依职责尽快查清事故原因，查找涉事项目参建单位安全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时做好问题整改，依法依规对责任单位和人员进行严肃处理。强化工程安全监管力度，压实参建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加强现场施工安全管理，坚决防范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中国网4月3日讯  据“工信微报”公众号，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制定了强制性国家标准《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以下简称《技术规范》)，《技术规范》4月3日正式对外公布，将于2027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

其中，《技术规范》通过加严电池挤压试验、引入针刺试验、增加循环老化后析锂检测、严格管控原材料与生产过程中的杂质等方面，从设计、材料和生产等源头预防因内部短路引发的电池起火爆炸，大幅提升了移动电源的本质安全水平。

《技术规范》针对移动电源老化带来的风险，新增300次充放电循环后的析锂检测，并要求产品在使用一定时间或次数后能智能调节(降低)充电电压，主动提升移动电源安全水平。同时，《技术规范》要求产品标明“建议安全使用年限”，提醒消费者及时更换老旧产品，提升移动电源使用安全性。

《技术规范》通过提升电池过充试验电压、额外增加一层保护电路、加强端口误插保护、强化高温下隔膜性能与温度监控保护等要求，全面增强移动电源在面对过充、欠压、高温、端口误插等常见误用或滥用情况时的防护能力，提升产品在日常复杂使用场景中的可靠性，延长安全使用寿命。

《技术规范》要求移动电源具备对异常温度等关键信息的监测与存储功能，消费者可读取相关记录，提高使用安全透明度。同时要求移动电源具有包含电池生产厂家信息的“唯一性产品编码”，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追溯，便于质量监督和问题产品召回。

中国网4月3日讯  据中国驻刚果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微信公众号消息，4月2日，中国驻刚果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发布《刚果(金)安全形势通报》：

一、近期重要案件

(一)4月1日，M23武装分子同瓦扎伦多民兵在北基伍省马西西地区奥索巴尼永古区的Shoa镇爆发激烈战斗。

(二)3月31日，金沙萨恩加利马区Delvaux街区的一家商店遭到武装歹徒抢劫。8名武装人员骑摩托车蒙面实施了系列抢劫。

(三)3月30日，在北基伍省马西西地区的姆韦索卫生区，2名人道主义工作者遭到M23武装分子袭击。

(四)3月29日，北基伍省马西西地区Nyamaboko的Humura和Mukohwa村被M23武装分子攻占。

(五)3月27日，联合国人权事务副高级专员指出，2025年10月至2026年2月，刚果(金)东部战事已导致2,560起侵犯人权事件， 6,760名平民受害，局势仍持续恶化。

(六)3月23日，1辆公交车在北基伍省Rutshuru地区Kiwanja—戈马路段遭遇武装人员伏击。

二、重要提醒

当前，刚果(金)安全形势复杂严峻。刚东的北基伍省、南基伍省安全形势急剧恶化，刚军和M23持续激烈交火。伊图里省、上韦莱省等地安全形势不容乐观。M23、ADF、CODECO、马伊—马伊民兵、扎伊尔民兵等非法武装在北基伍、南基伍、伊图里、上韦莱等省份持续作乱。暴力冲突和武装抢劫、绑架等事件时有发生。在刚中国公民面临的安全风险依然较高。

中国驻刚果(金)使馆提醒全体在刚中国公民务必高度重视安全问题，中国公民不得前往伊图里、北基伍、南基伍、上韦莱省等安全极高风险地区，仍处当地的中国公民和企业请尽快撤离或转移至安全地区。非必要不前往卢阿拉巴、上加丹加、下韦莱、坦噶尼喀、马涅马、中开赛、桑库鲁、洛马米、上洛马米等9省。已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如尚未报备，请尽快向使馆进行个人信息报备。在刚从事采金活动的企业和个人请尽快向使馆进行报备。对拒不进行信息报备，坚持前往或停留上述地区的人员，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其个人负责。

请首都金沙萨地区开展业务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形势，加强安全防范，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外出时请提高警惕，同身边亲友、同事保持联系，发现风险事态要及时规避。地处安全形势明显恶化区域的中资机构，请切实采取措施，继续以最高标准加大安保投入，压减非必要人员，做好突发事态下调整生产经营和人员安排的应急预案。避免前往疫情暴发的地区，谨慎前往热带传染病高发地带，注意防范猴痘等热带传染病，养成良好个人卫生习惯，避免接触野生动物、减少去人群密集场所，必要时做好个人卫生防护。

请在刚中国公民务必警惕防范电信诈骗，接到陌生电话多留意，避免上当受骗。

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同使馆联系。

刚果(金)报警电话：+243-818906284、+243-816770006、+243-827205000

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24小时)：+86-10-12308或+86-10-65612308

驻刚果(金)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243-851474669

中国网4月3日讯 据公安部微信公众号消息，4月2日，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稽查局召开视频会议，联合部署开展新一轮金融领域“黑灰产”违法犯罪集群打击工作，进一步整治金融非法中介乱象，坚决维护金融管理秩序，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金融高质量发展。

会议指出，要以更高标准统筹抓好集群打击工作，既要通过强有力的刑事打击遏制犯罪高发势头，也要推动完善金融服务，最大限度消除金融“黑灰产”的滋生土壤。要在上一轮集群打击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专业+机制+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优势，推动工作提档升级。要强化实战导向、问题导向、基层导向、效果导向，坚持什么犯罪突出就打击什么犯罪，锚定金融黑灰产“重灾区”，全力“追源头、摧网络、破案件”。

会议强调，要提升打击质效，深挖犯罪链条和犯罪团伙，分类制定打击策略，延伸打击幕后实际操控黑手，确保集群打击取得新突破。要突出打击重点，聚焦非法存贷款中介、非法网贷平台和助贷机构、非法保险代理中介、信用卡不正当“反催收”中介等，探索创新打击治理新策略、新路径、新手段。要强化部门协作、警种协作和区域协作，进一步健全线索通报等长效机制，确保打深打透打全。要严格依法办案，坚持以打促治、以打促防，加大防范宣传力度，提高社会公众防范意识。

据了解，去年6月至11月，公安部会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首次部署开展了金融领域“黑灰产”违法犯罪集群打击。公安经侦部门共立案查处金融领域“黑灰产”犯罪案件1500余起，打掉职业化犯罪团伙200余个，涉案金额累计近300亿元。

中国网4月3日讯 据公安部微信公众号消息，日前，根据中国禁毒部门通报的线索，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将涉嫌走私贩卖毒品的在美中国籍犯罪嫌疑人韩某某通过移民执法合作渠道遣返移交中方。这是近年来美方向中方遣返移交的首名涉毒逃犯，标志着中美禁毒执法合作取得新成果。

中国网4月3日讯 据国家广电总局微信公众号“振兴国剧”消息，4月2日，电视剧司召开电视剧健康审美座谈会。爱奇艺、芒果TV、腾讯视频、优酷等重点网络视听平台，以及正午阳光、柠萌影视、华策影视、长信传媒等制作机构相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认为，电视剧作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态，在传递主流价值、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审美风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创作播出的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充分展现了电视剧行业的责任与担当。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行业内还存在片面追求“颜值至上”的不良创作倾向，有的剧集出现演员妆容过度，部分服装化妆道具与人物性格、故事场景脱节等问题。

会议指出，树立健康审美观念，是关乎文艺方向、关乎文化自信、关乎行业未来的重要命题。电视剧行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守正创新，坚持真善美的价值内核，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让电视剧作品真正体现质朴之美、自然之美、内涵之美。

一是深刻认识树立健康审美观念的重要意义。要把健康审美观念融入创作全过程，让电视剧作品成为彰显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生动载体。人民群众对电视剧的需求，从来不止于颜值“好看”，而在于故事“耐看”，在于作品的思想内涵、情感共鸣和文化滋养，实现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既“娱人”，更“育人”。

二是坚决摒弃畸形审美，坚守电视剧创作审美底线，坚定实现从“明星中心制”转向“剧本中心制”。要杜绝“颜值崇拜”，坚持“内容为王、人物为本”，让人物有血有肉、有温度、有灵魂，最基本的一点要求是“演什么要像什么”。要避免“颜值至上”和“流量依赖”，多关注演技和作品。要让服化道为人物塑造和故事表达服务，与人物形象相匹配，整体上呈现健康向上的精神特质，体现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增强文化自信。

三是压实主体责任，推动健康审美观念落地见效。要通过行政管理部门、行业协会、制作机构、播出平台的协同发力、密切配合，加强专业指导和学习培训，将健康审美观念贯穿电视剧创作生产、播出、管理的全过程。

会议强调，树立健康审美观念需要全行业凝心聚力、久久为功。要坚守健康审美底线，用心用情用功打造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民族的精品力作，为推动电视剧行业高质量发展、建设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微信公众号截图

中国网4月3日讯 （记者 韩雅洁）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通知，启动实施2026年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相较于前两年，本次专项行动覆盖范围首次扩大，由“义务教育”扩大到“普通高中”，贯通义务教育与高中阶段治理链条。就全面推进义务教育均衡编班提出明确要求，义务教育学校严禁设立或变相设立重点班、实验班、快慢班。推进师资均衡配置、学生随机分班，全面实施均衡编班。学校编班方案、过程及结果应向社会公开。编班结果一经公示确定，不得擅自变更。

在严禁各类违规招生方面，教育部要求中小学严禁违规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跨区域招生，严禁通过“意向登记”“预录取协议”“保底录取协议”“分班保证协议”等名义变相提前招生，严禁在招生环节收取所谓的“择校费”“意向金”，严禁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各类赞助挂钩。

在严格规范特定类型招生方面，教育部要求全面实行特定类型招生省级审核备案制度。严禁任何地方、任何学校未经省级批准，在义务教育阶段以创新人才早期培养项目名义开展特殊招生。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改革试点需严格控制在试点范围内开展。开展小语种特色培养项目的学校要合理确定招生范围和计划，在小升初过程中不得开展或变相开展文化科目测试。

为不断健全公平公开、规范透明、监管有力的长效机制，教育部要求，人口集中流入地区要持续加大公办学校学位供给和招生计划，不断提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例。因地制宜制定多孩子女义务教育“长幼随学”具体实施办法。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要明确划片范围、报名条件、招生计划、录取规则。加快推进户籍、房产、居住证、社保、学籍等入学相关信息的互通共享。制订“教育入学一件事”办事指引清单，线上业务办理实现报名、审核、录取等“一网通办”。线下业务办理简化表格填写和证明材料提交，实现“只进一门”。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利用数字化手段提供政策解答、报名指引等智能咨询服务。

编审：刘佳

中国网4月3日讯 （记者 唐佳蕾）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国铁集团”）获悉，为期5天的铁路清明假期运输今日启动，自4月3日至4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905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810万人次，4月4日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2120万人次。

据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绍，今年清明期间，旅客探亲、祭祖、踏青、旅游等出行需求旺盛，客流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杭州、武汉、南京、深圳、西安、郑州；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杭州、南京、深圳、武汉、郑州、西安；西安至成都、南宁往返广州、北京至南京、北京至上海、长沙往返武汉、北京至郑州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铁路部门精心组织清明假期运输，千方百计挖掘运输潜力，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为假日经济平稳运行提供运输支撑。

增加客运能力供给，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统筹利用4高铁和普速运力资源，全国铁路实行高峰线运行图，在京广、京沪、京哈等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以上。动态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密切跟踪假日客流运行情况，通过增开临时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及时增加热门方向和时段运力投放，主要客运大站延长运营时间，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开好公益性“慢火车”和“乡村振兴”列车，方便沿线群众假日出行。为应对突发客流，在主要铁路枢纽安排一定数量的热备动车组列车、普速旅客列车和乘务人员，随时准备上线运行。

大力开行旅游列车和主题列车，促进假日服务消费

适应旅客清明假期旅游、踏青、赏花、祭祖等需求，精心设计旅行线路，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和主题列车，与景区、酒店联动，提供定制化服务，打造消费新场景，催生旅游新体验，为假日旅游和银发经济注入新活力。

沈阳局集团公司在京哈、沈白高铁开行红色主题列车，方便旅客前往辽沈战役纪念馆、杨靖宇烈士陵园等地探访红色印记、缅怀革命先烈。

郑州局集团公司开行郑州东至洛阳龙门赏花列车，为旅客前往洛阳观赏牡丹提供便利。

武汉局集团公司开行汉口至麻城方向的踏青赏花专列，方便旅客前往大别山观赏杜鹃花。

西安局集团公司开行西安至丹凤赏花旅游列车，方便旅客前往秦岭踏青赏花。

南昌局集团公司开行赣闽地区前往新疆喀什的“寻梦丝路”康养旅游列车，让旅客畅享沿线春日丝路美景。

广州局集团公司开行深圳至赣州、贵阳的踏青赏花列车，助力旅客畅游婺源油菜花海与毕节百里杜鹃。

南宁局集团公司开行前往新疆方向旅游列车，让旅客一路饱览海上魔鬼城、赛里木湖、火焰山等大美风光。

成都局集团公司开行“熊猫专列·安逸号”和“锦绣山河·岷江号”旅游列车，串联九寨沟、峨眉山、乐山大佛、都江堰等著名景点，为旅客春游提供丰富选择。兰州局集团公司开行“陇南春韵”赏花旅游列车，方便游客前往九寨沟、天池等地踏青赏花。

落实便民利民举措，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在线选座（铺）等功能，持续提供老年电话订票服务，动态优化售票策略，兼顾中长途和短途旅客出行需求，及时向客流集中车站投放票额，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落实轻装行、高铁宠物托运等便民举措，加大信息服务力度，为旅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加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服务，提高预约和响应效率，开辟绿色爱心通道，做好全程引导服务。精心组织旅客乘降，动态增加安检、验证通道，协调地方市政交通部门加密公交、地铁运行车次，延长运营时间，打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优化站车餐饮服务，丰富供应品类，提升口感品质，努力为旅客提供“一碗好饭”。加强文明出行宣传引导，强化车站安检查危工作，配合铁路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努力营造平安有序温馨的旅行环境。

铁路部门提示，铁路12306（含网站、客户端等）是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火车票网络售票平台，致力于为广大旅客提供公平公正、安全便捷的购票出行服务，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请广大旅客朋友一定要通过铁路官方渠道购票。假日期间，部分车站高峰时段客流较大，请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情况和出行服务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严格按规定携带随身物品，按照票面发到站有序乘车，共同维护良好出行环境。

审核：刘洪庆

中国网4月2日讯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站消息，4月2日，国务院食安办、市场监管总局、海关总署对央广总台报道的跨境电商进口“优思益”保健品违规营销等问题涉及的抖音、淘天、小红书3家平台企业进行了约谈。

要求相关平台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平台内跨境电商企业审核把关，强化平台内在售商品管理，加大不良信息处理力度，畅通消费者咨询、投诉、举报渠道，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行业规范健康有序发展。

中国网4月2日讯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企业信用状况综合评价体系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指出，要建立企业信用状况综合评价体系制度框架，更好发挥公共信用评价结果在企业信用状况综合评价中的基础性作用，推动公共信用评价和市场化信用评价相互融合，逐步形成统一的企业信用状况综合评价体系。

《方案》要求，完善公共信用评价体系，统一公共信用评价规则、行业信用评价管理、公共信用评价结果公示渠道，健全行业信用评价协同机制，规范发展市场化信用评价，加快推进公共信用评价与市场化信用评价融合应用，更好发挥信用评价对中小微企业融资的支持作用，完善信用修复后的评价更新调整机制，畅通异议申诉处理渠道，落实信用评价管理职责。

《方案》强调，各地方各有关部门要抓好贯彻落实，强化数据共享支撑，优化信用评价流程，规范信用评价应用，推动建立健全企业信用评价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做好立改废释工作，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方案》全文如下：

关于建立企业信用状况综合评价体系的实施方案

信用是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为建立企业信用状况综合评价体系，提高评价水平，推动企业诚信守法经营，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建立企业信用状况综合评价体系制度框架。企业信用状况综合评价主要包括公共信用评价和市场化信用评价。公共信用评价由政府部门遵循公益性原则组织开展，反映企业遵守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情况，主要服务政府管理。市场化信用评价由征信机构、信用评级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第三方机构依法依规开展，反映企业参与市场活动的违约风险，主要服务融资授信、商业往来等市场活动。更好发挥公共信用评价结果在企业信用状况综合评价中的基础性作用，推动公共信用评价和市场化信用评价相互融合，逐步形成统一的企业信用状况综合评价体系。

二、完善公共信用评价体系。公共信用评价主要包括公共信用综合评价和行业信用评价。国家发展改革委建立健全公共信用综合评价制度，开展公共信用综合评价工作，反映企业公共信用总体状况。行业主管部门（含行业管理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下同）在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建立健全本领域的行业信用评价制度，反映企业在某一领域的公共信用状况。以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为基础，推动不同行业信用评价协同，构建评价规则统一、评价过程规范、评价结果互知、应用场景广泛的公共信用评价体系。

三、统一公共信用评价规则。公共信用评价指标数据原则上应当来源于公共信用信息，可以视情将有关部门在履职过程中产生或获取的其他能够反映企业信用状况的信息纳入指标数据范围。评价结果由高至低原则上划分为“A”、“B”、“C”、“D”四级；评价结果采取分数制的，应明确四级对应的分数段。针对同一主体的两次评价间隔最长不超过一年，有条件的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高评价频次。公共信用评价相关规则应当向社会公开。各地区各部门不得假借公共信用评价之名，违规设置准入门槛、实行地方保护或干涉经营主体自主交易，不得减损经营主体依法应获得的公共服务，不得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四、统一行业信用评价管理。开展行业信用评价的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制定本行业全国统一的评价规则，包括评价指标、评价方法、评价流程、等级分类、结果应用等。行业主管部门应当依据行业信用评价结果，对监管对象实施差异化监管，并在评先评优、提供绿色通道等惠企服务、给予财政资金奖补等工作中参考行业信用评价结果。行业主管部门如未制定统一的信用评价规则，各地方原则上不得自行开展行业信用评价，确需开展的，相关评价规则须报经行业主管部门同意。

五、统一公共信用评价结果公示渠道。有关部门可以主动向社会公开或依申请公开公共信用评价结果。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归集公共信用评价结果，经数据来源单位同意按需求向有关部门共享。公共信用评价结果通过“信用中国”网站和行业主管部门网站公示，企业可以查询自身评价结果，也可以授权其他主体查询。

六、健全行业信用评价协同机制。行业主管部门将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纳入行业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权重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为“D”级的，行业信用评价不得评为“A”级。相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对照公共信用综合评价数据目录，按照职责及时将相关数据以物理归集方式共享至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发展改革委及时将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推送至各地方各有关部门。

七、规范发展市场化信用评价。征信机构、信用评级机构依法采集企业的公共信用信息、金融信用信息、商业信用信息，对企业在市场活动中的信用状况作出评价，有偿提供给有合法需求的使用者，评价主要服务于融资等经济金融活动。征信机构可以采集政府公开信息、人民法院依法公布的判决裁定信息，也可以通过信息主体、企业交易对方、行业协会等依法依规采集企业信用信息。行业协会商会可以在行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对行业内企业开展信用评价，主要服务于行业自律管理，评价不以盈利为目的，不区别对待会员企业与非会员企业。支持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机构参与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提高数据加工能力。第三方机构应依法合规处理企业信用信息，采取有效措施提升信用评价透明度和准确性，持续提升市场化信用评价水平。

八、加快推进公共信用评价与市场化信用评价融合应用。经营主体按照自愿原则统筹使用各类信用评价结果，并对评价结果的应用负责。鼓励经营主体在招标投标、商业往来等市场活动中，为信用状况良好的企业提供优惠或便利措施。支持征信机构、信用评级机构将公共信用评价结果纳入市场化信用评价指标体系。鼓励有关部门对行业信用评级为“A”级的企业提供优惠或便利措施。鼓励行业协会商会结合公共信用评价结果，对会员企业开展自律性管理。鼓励平台企业参考公共信用评价结果完善信用管理制度，对守信企业予以流量支持，建立平台间失信联合约束制度，提升平台内企业信用水平。

九、更好发挥信用评价对中小微企业融资的支持作用。鼓励金融机构依托全国一体化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网络，合理使用公共信用评价结果，完善授信、风险评价和息费定价模型。鼓励对信用评价等级较高的企业降低抵质押担保要求，逐步扩大信用贷款覆盖面、提升信用贷款比重。支持符合条件的征信机构参与融资信用服务平台运营，客观、准确、全面反映中小微企业信用状况。充分发挥中国人民银行信贷市场服务平台作用，提升对中小微企业的信用评价水平。

十、完善信用修复后的评价更新调整机制。最短公示期满后，企业可以通过“信用中国”网站对包括行政处罚、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异常名录等在内的失信信息提出信用修复申请。“信用中国”网站收到信用修复申请后，按照“谁认定、谁修复”原则，及时推送给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办理。符合修复条件的，相关部门应当及时更新信息，并根据更新后的信息开展公共信用评价。“信用中国”网站与第三方机构建立信用修复结果共享机制，第三方机构应当同步更新企业信用信息，并依据更新后的信息对企业进行信用评价。具体修复工作依照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信用修复制度的实施方案》（国办发〔2025〕22号）等执行。

十一、畅通异议申诉处理渠道。企业对公共信用评价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评价的部门提出异议申诉。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处理异议申诉申请，经核实符合申诉条件的，及时更正有关内容。企业认为第三方机构采集信息存在错误、遗漏，或对评价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评价的机构提出异议或申请复评。第三方机构不得以更正或更新信息为由，向企业额外收取费用。

十二、落实信用评价管理职责。国家发展改革委加强统筹协调，牵头建立健全企业信用状况综合评价体系。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对各地方开展行业信用评价工作的指导与管理，对地方未按行业统一信用评价规则擅自开展企业信用评价情况进行全面排查清理，并于2026年底前完成清理工作。中国人民银行加强对征信机构、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督管理，行业主管部门强化对行业协会商会的指导，持续提升市场化信用评价的客观性、准确性。对不按标准和程序开展信用评价，非法泄露、窃取、出售、篡改企业信息，擅自篡改评价结果，违规收取费用等行为，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各地方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本方案的贯彻落实，强化数据共享支撑，优化信用评价流程，规范信用评价应用，提高信用评价的精准性和权威性。推动建立健全企业信用评价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做好立改废释工作。加强宣传解读，提高企业对信用评价的认知度和参与度，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中国网4月2日讯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广东省东莞市原一级巡视员蔡家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广东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中国网4月2日讯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日前，经中共天津市委批准，天津市纪委监委对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惠杰（正局级）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刘惠杰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查，个人搞迷信活动；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多次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赠送礼品；廉洁意识淡薄，多次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贪欲膨胀，利用职务便利以及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工程承揽、职工录用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刘惠杰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天津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天津市委批准，决定给予刘惠杰开除党籍处分；由天津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中国网4月2日讯 据市说新语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保健食品原料目录 番茄红素（征求意见稿）》，拟将番茄红素纳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并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番茄红素是类胡萝卜素之一，此次纳入原料目录的包括番茄红素（番茄提取物）、番茄红素（番茄红素油树脂）、番茄红素（番茄提取纯化物）以及番茄红素（合成），明确原料的用量、声称功能及技术要求。同时，对应增加“补充番茄红素”保健功能，提出“番茄红素是类胡萝卜素之一、有助于增强免疫力、有助于抗氧化”的功能释义。

为贯彻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制定的《关于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进一步促进消费的实施方案》有关要求，市场监管总局支持企业加强保健食品研发，以高质量备案促进产业优势资源转化，此次将番茄红素纳入保健食品备案原料目录，是推动营养健康资源向经济发展优势转化的重要举措。

自我国实施保健食品注册备案双轨制改革以来，以高质量注册推进高质量备案，以高质量备案提升高质量供给水平。目前已将85种维生素、矿物质化合物原料和辅酶Q10、破壁灵芝孢子粉、鱼油、螺旋藻、大豆分离蛋白等10种功能性原料纳入保健食品备案原料目录，有力推动保健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群众健康生活品质。

中国网4月2日讯 据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消息，《个人信息保护法》施行以来，中央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持续加大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力度，查处各类违法违规处理个人信息行为，督促指导个人信息处理者不断提升合规水平，取得了积极成效。2026年，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深入治理App、SDK等服务产品以及互联网广告、教育、交通、卫生健康、金融等重点领域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典型问题，着力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获得感。相关部门将围绕以下重点问题开展系列专项行动：

1.App、SDK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

治理对象：常见类型App以及嵌入的SDK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活动。

重点治理问题：一是未公开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未提供有效注销用户账号功能，未建立、公布个人信息安全投诉举报渠道等；二是未完整准确告知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或告知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目的、方式、范围与实际收集使用情况不一致；三是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强制用户同意收集非必要个人信息；四是超出必要范围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在无关场景收集位置、通讯录、短信等个人信息，超出最低必要频率调用个人信息权限。

2.互联网广告领域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

治理对象：互联网广告中介平台、媒体端等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活动。

重点治理问题：一是超出必要范围收集个人信息；二是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未在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中明确收集的个人信息用于广告、用户画像等功能，未列明向第三方提供个人信息的种类、目的、方式以及接收方的名称、联系方式等；三是未向用户提供行使更正、删除、拒绝处理个人信息等权利的便捷渠道，相关功能不完善不健全；四是利用自动化决策等方式推送广告，未设置易于理解、便于访问和操作的个性化推荐关闭选项，个人关闭个性化推荐后未停止收集个人信息，未提供删除用户个人特征标签等功能；五是个人信息内部安全管理、访问控制、对外提供等制度不健全，技术安全防范措施不到位等。

3.教育领域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

治理对象：学校（高等教育学校、高中阶段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幼儿园等），以及校外培训机构等教育机构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活动。

重点治理问题：一是教育机构处理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未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未取得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同意；二是教育机构运营的网站、App等过度收集位置、学校、学籍，家长身份证号、联系方式、职业等个人信息；三是校外培训机构向合作的第三方机构提供个人信息，但未向个人信息主体告知合作的第三方机构名称、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未取得个人信息主体同意；四是教育机构线下场所以及运营的网站、App等使用非人脸识别技术方式可以实现验证家长、学生身份，将人脸识别技术作为唯一验证方式，未落实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相关要求；五是教育机构未建立个人信息保护管理制度、未采取有效安全保护措施、存在个人信息泄露风险隐患等。

4.交通领域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

治理对象：公路、水路、铁路、民航运输经营者及相关票务代理，线上出行购票平台，邮政快递企业，以及公共停车管理平台等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活动。

重点治理问题：一是相关机构运营的网站、App在无关场景收集位置、通讯录等个人信息，调用麦克风、存储等个人信息权限；二是公共停车场扫码缴费等功能强制要求用户注册、登录，强制收集手机号等个人信息；三是线上出行购票平台向合作的票务代理等第三方机构提供个人信息，但未向个人信息主体告知合作的第三方机构名称、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未取得个人信息主体同意；四是邮政快递企业、线上出行购票平台等机构泄露用户联系方式、家庭地址、个人行程等个人信息；五是相关机构未建立个人信息保护管理制度、未采取有效安全保护措施，对个人信息权益造成危害。

5.卫生健康领域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

治理对象：医院、卫生服务中心、卫生所、诊所、疾控中心等医疗卫生机构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活动。

重点治理问题：一是医疗卫生机构运营的网站、App超范围收集位置等个人信息，未采取有效验证方式核验用户身份导致未经授权的无关人员可查询他人病历等；二是医疗卫生机构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包含患者个人信息的影像图片、文字描述等信息；三是医疗卫生机构运营的网站、App等使用非人脸识别技术方式可实现验证患者身份，将人脸识别技术作为唯一验证方式，未落实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相关要求；四是医疗卫生机构未建立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管理制度，未有效设置个人信息访问管理权限，未明确个人信息保护职责；五是医疗卫生机构内部信息管理系统未采取有效的技术防护手段，未对个人信息采取加密、去标识化等安全技术措施；六是医疗卫生机构对技术运维等第三方人员管理不到位，存在个人信息泄露风险隐患。

6.金融领域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

治理对象：银行、保险、证券、征信、支付等相关机构，以及互联网助贷平台等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活动。

重点治理问题：一是相关机构运营的网站、App等以安全风控、贷款服务等名义收集非必要的通讯录、短信、通话记录、位置、设备信息、应用列表等个人信息，调用麦克风、存储等个人信息权限；二是互联网助贷平台向合作的第三方机构提供个人信息，但未向个人信息主体告知合作的第三方机构名称、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等，未取得个人信息主体同意；三是相关机构线下业务审核和运营的网站、App等使用非人脸识别技术方式可实现验证用户身份，将人脸识别技术作为唯一验证方式，未落实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相关要求；四是相关机构未建立个人信息保护管理制度、未采取有效安全保护措施、存在个人信息泄露风险隐患等。

7.个人信息相关违法犯罪案件专项打击治理

治理对象：侵犯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

重点治理问题：聚焦公共服务、金融借贷、医疗教育、生活出行等重点方向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围绕信息泄露环节、信息倒卖环节、信息使用环节，严惩行业“内鬼”，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

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有序推进系列专项行动中的各项任务，集中整治各类典型违法违规问题，对情节严重、拒不整改的依法从严处理；同时，有关部门将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动态调整重点治理问题，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切实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中国网4月2日讯 据中国人民银行微信公众号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6年4月3日起陆续发行武夷山国家公园纪念币。武夷山国家公园纪念币共3枚，其中双色铜合金纪念币1枚,金质纪念币1枚，银质纪念币1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

一、双色铜合金纪念币

（一）纪念币图案。

1.正面图案。

武夷山国家公园双色铜合金纪念币正面图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并刊国名、年号。

2.背面图案。

背面主景图案为九曲溪、阔叶林、茶园等，辅以玉女峰、远山、金斑喙凤蝶、茶叶等，并刊“武夷山国家公园”字样及面额“10元”字样。

（二）纪念币面额、规格、材质和发行数量。

武夷山国家公园双色铜合金纪念币面额为10元，直径为27毫米，材质为双色铜合金，发行数量为5000万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配数量如下：

（三）发行方式。

武夷山国家公园双色铜合金纪念币采取预约兑换方式发行。具体工作安排如下：

1.承办预约兑换工作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各地区承担武夷山国家公园双色铜合金纪念币预约兑换工作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以下统称承办银行）如下：

2.各地预约分配数量公布。

2026年6月1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将向社会公告当地武夷山国家公园双色铜合金纪念币的分配数量等信息；承办银行将在其官方网站公布武夷山国家公园双色铜合金纪念币预约兑换网点和每个网点的可预约数量等信息。

3.预约安排。

承办银行于2026年6月2日至6月3日办理武夷山国家公园双色铜合金纪念币的预约业务。公众可通过承办银行官方网站等线上渠道或在营业时间内前往承办银行公布的预约兑换网点进行预约登记。

4.预约核实期安排。

2026年6月6日至6月8日为预约核实期。预约核实期内，未通过核查的公众可持预约登记使用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前往预约登记的承办银行网点办理撤销违约记录及保留兑换资格业务。具体办理流程见《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9〕第26号）。

5.兑换安排。

承办银行于2026年6月9日至6月15日办理武夷山国家公园双色铜合金纪念币预约兑换。公众可按照约定的时间，持在预约系统中登记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约定的承办银行网点办理预约兑换业务。若本次预约未兑换，相关信息将被记录，并影响下一次普通纪念币兑换，请预约成功的公众按时办理兑换。

中国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可根据实际情况延长武夷山国家公园双色铜合金纪念币兑换期。

6.预约兑换限额。

武夷山国家公园双色铜合金纪念币每人预约、兑换限额为20枚。

7.身份证件要求。

武夷山国家公园双色铜合金纪念币预约、兑换、核实的有效身份证件必须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代他人办理的，须提供代办人和被代办人的有效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且被代办人数不超过5人。由于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遗失、未成年人未办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等原因，无法出具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的，可以使用户口簿、临时居民身份证办理。

8.预约兑换信息公布。

中国人民银行、承办银行将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双色铜合金纪念币集中预约兑换期的每个工作日，在其官方网站公布全国各地区预约兑换进度。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深圳市分行将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双色铜合金纪念币预约兑换期的每个工作日，在其官方网站公布辖区各地预约兑换进度，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双色铜合金纪念币发行期间公布全国各省（区、市）监督举报电话。欢迎公众查询并监督。

（四）武夷山国家公园双色铜合金纪念币公众防伪特征。

武夷山国家公园双色铜合金纪念币公众防伪特征整体效果见下图。

武夷山国家公园双色铜合金纪念币防伪特征整体效果示意图

（五）武夷山国家公园双色铜合金纪念币与现行流通人民币职能相同，与同面额人民币等值流通。

二、金银纪念币

（一）金银纪念币图案。

1.正面图案。

该套金银纪念币正面图案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并刊国名、年号。

2.背面图案。

3克圆形金质纪念币背面图案为武夷山国家公园自然景观，并刊“武夷山国家公园”字样及面额。

30克圆形银质纪念币背面图案为黄腹角雉、金斑喙凤蝶、南方铁杉等元素装饰组合设计，衬以武夷山国家公园自然景观，并刊“武夷山国家公园”字样及面额。

（二）金银纪念币规格和发行量。

3克圆形金质纪念币为精制币，含纯金3克，直径18毫米，面额50元，成色99.9%，最大发行量10000枚。

30克圆形银质纪念币为精制币，含纯银30克，直径40毫米，面额10元，成色99.9%，最大发行量30000枚。

（三）铸造单位及销售渠道。

该套金银纪念币由深圳国宝造币有限公司铸造，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销。

销售渠道详见中国金币网（www.chngc.net/qd）或“中国金币”微信公众号（chinagoldcoin_cgci）。

中国人民银行

2026年3月28日

中国网4月2日讯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经贵州省委批准，贵州省纪委监委对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原一级巡视员郭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郭强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退休后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接受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罔顾组织原则，不如实报告个人事项，跑官要官，违规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将公权力当作攫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

郭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行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贵州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贵州省委批准，决定给予郭强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中国网4月2日讯 据人社部网站2日消息，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任命常军红（女）为财政部部长助理；任命雷小武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任命汪剑波为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任命姚来英为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

免去赵增连的海关总署副署长职务；免去姚来英的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职务；免去盛来运的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职务；免去张建民的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职务。

中国网4月2日讯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烟台市委常委、副市长包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东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中国网4月2日讯 据“中国水利”微信公众号消息，4月1日起，我国正式进入汛期，南方地区将迎来今年入汛以来首轮强降雨过程。

预计4月2日至4日，江南大部、华南东部北部、西南东部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其中湖南中部南部、江西中部、浙江西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中部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受其影响，湖南湘江及支流浏阳河，江西赣江、抚河、信江，浙江钱塘江上游，福建闽江上游及支流富屯溪、建溪，广东东江及支流新丰江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

水利部自4月1日起进入汛期工作状态，启动24小时防汛值班值守，滚动会商研判雨情水情汛情，及时督促提醒地方落实落细各项防御工作，紧盯中小河流洪水防范、山洪灾害防御和中小水库安全度汛等防汛薄弱环节。水利部长江、珠江水利委员会启动24小时值班值守，组织防汛会商，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及时发出工作提醒，督促地方严格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细化部署流域近期强降雨防范和迎汛备汛重点工作。

水利部将密切关注汛情发展态势，强化值班值守、预测预报、监测预警、水工程调度及安全度汛等措施，全力做好暴雨洪水防御各项工作。

中国网4月2日讯 据“乐平之窗”微信公众号消息，4月2日，江西乐平市“天湖医院”问题处置工作专班针对“医院解聘全体职工”发布情况通报。

2026年3月31日，乐平天湖医院发布解聘全体职工通告，引发网民关注。

该院创建于2015年，为二级甲等综合性民营医院，现有职工315人，自2025年3月开始业务量持续下降，陷入经营困难，出现拖欠职工工资现象，后又因涉嫌违反医保基金监管条例，相关人员接受调查。乐平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于2025年11月成立了由乐平市卫健委牵头，市人社局、市医保局联合组成的工作专班，协调解决职工工资、妥善安置存量病人等问题。目前，专班正依法依规开展相关工作，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

图源：“乐平之窗”微信公众号

中国网4月2日讯 4月2日，商务部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谈及中美经贸关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始终认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两国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广阔合作空间，稳定的双边经贸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战略引领下，中美经过六轮经贸磋商，在经贸领域达成一系列磋商成果，为双边经贸关系和世界经济注入了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何亚东指出，事实充分证明，坚持相互尊重、平等对话协商，是弥合分歧、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中美双方应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及前期经贸磋商成果，进一步发挥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促进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编辑：赵晓雯

编审：张艳玲 王月博

中国网4月2日讯 4月2日，商务部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近期，商务部组织开展第二批国家加工贸易产业园培育工作，确定了13家产业园，包括中部地区4家，西部地区7家，东北地区2家。

“这是持续引导加工贸易梯度转移，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商务部将指导地方结合实际，高质量培育加工贸易产业园等梯度转移承接载体，通过夯实产业基础、强化合作共建、完善公共服务，积极承接东部地区和境外产业转移，促进加工贸易持续健康发展。”何亚东说。

编辑：赵晓雯

编审：张艳玲 王月博

中国网4月2日讯 4月2日，商务部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于去年10月28日正式签署，首次将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产供链互联互通等新兴领域纳入框架。根据议定书，协定生效需中国和至少5个东盟成员国批准。“目前，我们正在与东盟各成员国同步加快推进议定书国内核准程序，争取议定书尽早生效实施。”

关于中国与东盟国家将如何深化产业链合作，何亚东表示，中国将充分释放议定书效能，支持中国数字和新能源企业深耕东盟市场，持续深化双方在云基础设施、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绿色设备、绿色电源等前沿领域的合作，推动产供链深度融合。

编辑：赵晓雯

编审：张艳玲 王月博

中国网4约日讯 据文化和旅游部官微消息，2026年清明节假期即将来临，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

一、做好行程规划。出游前，关注途经地、目的地天气信息，提前了解旅游景区假期开放情况和门票预约措施，预备必需物品和常用药品，选择合适出行方式，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不前往未开发、未开放和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密切关注出境游目的地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不前往高风险地区。

二、增强安全意识。自驾出游提前检查车况，开车遵守交通规则，不超员超载、酒后驾驶。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谨慎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确定参与的，提前了解潜在风险，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引，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

三、防范火灾风险。进入旅游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参观游览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时，主动了解消防疏散通道，不躺卧在沙发、床上吸烟，注意用电安全。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严格遵守森林防火各项规定，不在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

四、文明绿色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参观游览时，做到文明礼让、自觉排队、有序参观，不大声喧哗，不拥挤，不争抢。爱护公共环境和文物古迹，不乱丢垃圾，不在景区私刻乱画。文明用餐，拒绝浪费，践行“光盘行动”，倡导低碳节约、绿色出游。

中国网4月2日讯 据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消息，近日，驻新加坡大使馆发现有中介公司向中国公民推广所谓代办护照、旅行证服务，并收取高额服务费。驻新加坡大使馆提醒广大在新中国公民，使馆从未授权任何中介公司（含旅行社）或个人代办领事证件业务，任何中介所谓代用“中国领事”APP申办护照、旅行证并收取服务费的行为均属违规行为。

驻新加坡大使馆表示，请中国公民高度重视中介代办的风险隐患，谨防上当受骗。

如您在使用“中国领事”APP过程中遇到问题，可在办公时间拨打证件咨询电话+6564712117或通过邮箱singapore@csm.mfa.gov.cn进行咨询，使馆将及时提供指导。

如发现违规代办中介线索，欢迎通过邮箱singapore_hr@csm.mfa.gov.cn向我馆反映。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中国网4月2日讯 据商务部网站消息，为维护猪肉市场平稳运行，更好发挥中央储备调节作用，近期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正在开展中央储备冻猪肉收储工作。下一步，商务部将继续密切关注猪肉市场行情，加强趋势研判，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储备调控，保障市场平稳运行。

中国网4月2日讯 据外交部网站消息，4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应约同海湾合作委员会轮值主席、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通电话。

扎耶尼介绍了中东局势最新进展和巴方立场，表示当前海湾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受阻，巴方愿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发挥作用，解决海峡通航问题。巴方希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

王毅阐明了中方反对侵略、倡导和平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和巴基斯坦最近发表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五点倡议，其中就包含呼吁停止对平民和非军事目标攻击、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恢复正常通航等内容。停火止战是国际社会共同呼声。联合国安理会的行动应有助于缓和局势，止战复谈，而不能为非法战争行为背书，更不能火上浇油。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大国，愿同巴方一道推动平息战火、恢复和平，实现地区持久稳定，维护全球南方国家尤其是中小国家的正当权益。

中国网4月2日讯（记者 张艳玲）4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集中发布4件依法严惩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典型案例，聚焦当前拐卖犯罪新特点，突出依法从严惩处方针，通过以案释法强化警示教育、统一裁判尺度，充分彰显人民法院坚决打击拐卖犯罪、切实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坚定立场，助力筑牢全民反拐防线，守护家庭幸福与社会安宁。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直接摧毁家庭完整、危害社会稳定，历来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人民法院始终对此类犯罪保持高压严惩态势，坚持依法从严、重拳出击，不断提升审判质效，深度参与源头治理，以司法刚性守护妇女儿童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依法严惩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是人民法院的坚定立场和一贯做法。各级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对于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人贩子”，重拳出击，决不姑息。特别是对拐卖犯罪集团首要分子，以及具有强抢、偷盗儿童，拐卖多人，奸淫被拐卖的妇女或卖给他人迫使卖淫，造成被害人或其亲属伤亡、精神失常等严重情节的犯罪分子，坚决予以重判，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2021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裁判发生法律效力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以下简称“拐卖犯罪”）案件被告人中，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比率，高于同期全部刑事案件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比率10个百分点。

人民法院在依法严惩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同时，注重依法惩治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犯罪（以下简称“收买犯罪”），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着力遏制“买方市场”。对收买犯罪应判尽判，对收买并有强奸、故意伤害、非法拘禁、虐待等犯罪行为的，依法数罪并罚。对违法办理或者伪造出生医学证明、结婚证、户籍证明等材料，构成犯罪的，依法以拐卖、收买犯罪共犯或者以其他相关罪名定罪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注重加强对拐卖犯罪新态势和司法实践新问题的调查研究，通过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发布典型案例、用足用好人民法院案例库、“法答网”等方式，不断明确法律适用标准，统一司法裁判尺度。同时，地方法院通过召开专项审判工作会议、开展审判监督指导、组织业务培训等方式，着力提高审判业务水平，促进提升此类案件审判质效。

人民法院积极延伸审判职能，与有关部门加强协调配合，通过司法救助、心理辅导、安置帮扶等措施，加强对被解救妇女、儿童的救助保护。通过公开庭审、以案释法、送法进校园进社区等方式，大力开展法治宣传，努力营造全民“反拐”的社会氛围。同时，针对办案中发现的突出问题，通过制发司法建议等方式，推动完善社会治理，如黑龙江某地法院在审理一起拐卖儿童案件过程中，向案涉医院发出关于规范出生医学证明发放管理的司法建议，有效促进犯罪预防和源头治理。

随着对拐卖犯罪的持续严厉打击，以及综合治理措施的逐步落实，拐卖犯罪案件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2025年较2012年峰值下降77.95%，已得到有效遏制。同时也要看到，拐卖犯罪手段、方式亦呈现一些新特点：采用绑架、强抢、偷盗等手段拐卖的显著减少，采取欺骗等非暴力手段拐卖的增多；涉网拐卖案件增多，买卖双方、中介借助网络平台，通过暗语发布信息，线上联络交易，突破地域限制，隐蔽性强。

此次发布的案例，人民法院对流窜多地偷盗十余名幼儿的王某文，拐卖多名精神病患、智力障碍妇女并实施奸淫的邱某江，以及将生育作为牟利手段出卖多名亲生子女的李某会，均依法予以重判并科以财产刑，尤其是对王某文依法判处并执行死刑，彰显人民法院严惩拐卖犯罪分子、强化经济制裁力度的鲜明政策导向。

此次发布的案例，既有发生在十几年前的案件，也有近年新发案件；既有采取偷盗手段实施拐卖导致被害家庭长期骨肉分离的案件，也有“婚介”型、亲生亲卖等非暴力拐卖案件；既有线下收买、贩卖的传统拐卖案件，也有网上拐骗、线上交易的新型拐卖案件。案件类型较为多样，具有一定代表性。

此次发布的案例，具有较强的警示、教育意义。邱某江等拐卖妇女案和李某会等拐卖儿童案，对为牟取非法利益，出卖精神病患、智力障碍妇女的监护人和出卖亲生子女的父母，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利于促使相关主体依法履行监护、抚养职责，切实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陈某雅拐卖儿童案，揭露犯罪分子作案手段，有助于提高人民群众对涉网拐卖犯罪的识别防范能力。

下一步，人民法院将强化责任担当，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坚持依法严惩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进一步提高审判工作质量，强化司法保障，加强对被害人的救助保护，助力源头综合治理，努力实现“让每个妇女和儿童都沐浴在幸福安宁的阳光里”的目标。

附：依法严惩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典型案例

案例一

王某文等拐卖儿童案

——十余年间流窜多地偷盗十余名幼儿予以出卖，罪行极其严重

【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某文从2001年10月开始实施拐骗、拐卖儿童犯罪，2006年11月17日因拐骗1名儿童被以拐骗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08年7月19日刑满释放后，继续流窜多地实施拐卖儿童犯罪。2015年12月10日，王某文因拐卖3名儿童被以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附加刑略）。服刑期间，王某文因所实施的其他拐卖儿童犯罪被相继侦破，于2019年3月15日被从监狱解回受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王某文还有以下漏罪事实：

2001年10月至2010年5月，被告人王某文化名“王维”，单独或伙同王某琼、胡某雄（均系同案被告人，已判刑）等人以出卖为目的，在湖南省、湖北省、四川省等地偷盗未满六周岁的幼儿共计11人，贩卖至广东省。其中，王某文参与拐卖儿童11人，非法获利19.9万元；王某琼、胡某雄各参与拐卖儿童1人。

【裁判结果】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王某文以出卖为目的，偷盗、贩卖儿童，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罪。王某文偷盗幼儿11人予以出卖，致被害人亲属遭受巨大的精神打击且为寻亲蒙受巨额经济损失，部分被害人父母自杀未果、离婚，犯罪性质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系共同犯罪中地位和作用最为突出的主犯，罪行极其严重，且系累犯，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应依法从重处罚。王某文到案后对多数罪行拒不如实供述，不配合侦查机关查找被拐儿童，无悔罪表现。据此，对王某文以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与前罪判处的刑罚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王某文已被依法核准并执行死刑。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始终将具有拐卖多人、偷盗婴幼儿、长期从事拐卖犯罪以及主犯、累犯等从严处罚情节的犯罪分子作为打击重点，坚决予以严惩。本案中，被告人王某文十余年间流窜多地实施拐骗、拐卖儿童犯罪，其间曾因犯拐骗儿童罪被判刑，刑满释放后不思悔改，继续实施拐卖儿童犯罪，以偷盗手段拐卖儿童共计14人，致众多家庭骨肉分离、亲情断裂、家庭破碎，给失子家庭造成严重身心伤害和巨额财产损失，在多地造成社会恐慌，严重危害社会和谐安宁，罪行极其严重。对王某文依法判处并执行死刑，彰显了人民法院打击拐卖犯罪绝不手软的鲜明态度，有力震慑潜在犯罪分子。

案例二

邱某江等拐卖妇女案

——以介绍婚姻为名，拐卖多名精神病患、智力障碍妇女

【基本案情】

2018年至2021年3月，被告人邱某江为谋取非法利益，以介绍婚姻为名，通过他人介绍，从监护人处收买或骗得精神病患、智力障碍妇女，先带至住处控制，后高价卖予他人为妻。邱某江拐卖妇女6人，非法获利共计19万元，并奸淫其中2名妇女。涉案居间介绍者和出卖精神病患、智力障碍妇女者已判决或另案处理。

【裁判结果】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邱某江以出卖为目的，收买、贩卖妇女，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妇女罪。邱某江拐卖妇女6人，并奸淫其中2名被拐卖的妇女，依法应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邱某江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据此，对邱某江以拐卖妇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典型意义】

近年来，一些拐卖犯罪分子以介绍婚姻为名拐卖妇女，其中部分被害人系精神病患、智力障碍妇女。此类妇女通常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加之犯罪分子以介绍婚姻为幌子实施拐骗，犯罪相对易于得手。本案中，被告人邱某江以介绍婚姻为名拐卖多名精神病患、智力障碍妇女，还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犯罪情节恶劣。人民法院依法对其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充分发挥了刑罚的惩治、威慑作用。同时，此类案件也反映出对精神病患、智力障碍妇女保护不足、监护人履职缺位等问题，需进一步完善对精神病患、智力障碍妇女的监护、医疗、保护机制，从源头上预防相关犯罪。

案例三

李某会等拐卖儿童案

——将生育作为非法获利手段，出卖多名亲生子女

【基本案情】

2016年10月至2023年3月，被告人李某会与其妻被告人张某荣在已育有多名子女的情况下，将生育作为非法获利手段，根本不考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目的，生育后即将所生子女出卖给他人，先后出卖5名亲生子女，非法获利共计47万元。

【裁判结果】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李某会、张某荣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罪。李某会、张某荣拐卖多人，依法应从严惩处。在共同犯罪中，李某会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张某荣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对其减轻处罚。据此，对李某会以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对张某荣以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父母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的案件。法律绝不允许有任何目的、任何形式的人口买卖。子女虽然由父母生育，但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更不能被作为商品买卖。为非法获利卖儿卖女，严重侵犯子女的人身权利，为法所不容，人民法院对此类犯罪坚决依法予以惩处。实践中，出卖亲生子女的原因较为复杂，人民法院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严格区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融合国法天理人情，审慎准确适用刑罚。本案中，对地位作用相对较小的被告人张某荣，依法认定为从犯，予以减轻处罚，体现宽以济严的政策导向。同时，人民法院积极协调推动民政、学校等部门为二被告人的未成年子女确定临时监护、发放补助金及助学金，并会同当地志愿服务机构持续跟踪回访、探望，切实保障涉案未成年人权益，防止衍生新的社会问题，真正实现“三个效果”有机统一。

案例四

陈某雅拐卖儿童案

——通过网络获取送养子女信息，以收养为名骗取多名婴儿予以出卖

【基本案情】

2022年5月至2023年4月，被告人陈某雅通过网络获取他人送养子女信息，编造自己无生育能力、愿意收养等谎言，从送养人处先后骗取3名婴儿予以出卖，非法获利13万余元。案发后，陈某雅接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到案，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提供被拐婴儿下落，并协助公安机关抓捕其他同案犯。

【裁判结果】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陈某雅以出卖为目的，拐骗、贩卖儿童，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罪。陈某雅拐卖多人，同时具有自首、立功以及对解救被拐婴儿起到积极作用等情节，依法从宽处罚。据此，对陈某雅以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典型意义】

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社交软件的广泛应用，涉网拐卖案件有所增多。有的犯罪分子利用网络的匿名性和开放性，物色存在抚养困难的孕产妇，通过网络“送养”形成黑色拐卖产业链，犯罪较难被发现和侦破，危害性大。本案中，被告人陈某雅利用网络搜寻他人送养子女的信息，伪装身份、编造谎言，以收养之名骗取婴儿出卖牟利，具有较强的欺骗性。该案反映出网络信息监管存在薄弱环节，需进一步加强内容审核与监测，阻断线上犯罪信息流通，亦提示广大群众提高涉网拐卖犯罪防范意识。人民法院鉴于陈某雅有自首情节，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参与拐卖2名婴儿的同案犯，构成立功，并提供被拐婴儿下落，对侦破全案及解救被拐婴儿起到积极作用，依法对其从宽处罚，有利于分化瓦解犯罪。

编审：蔡晓娟

中国网4月2日讯 据最高检网站消息，十四届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原副主任杨小伟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杨小伟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湖北省襄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襄阳市人民检察院已向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杨小伟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杨小伟利用担任原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十四届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中国网特约评论员 张伟鹏

2025年4月，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成功召开。一年来，中国周边外交亮点纷呈、成果丰硕：推动周边地区双边关系提质升级，多边合作走深走实，发展与安全协同推进，为周边注入稳定之锚、发展之力，书写了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崭新篇章。

中国同周边国家合作提质升级

树立中国同东南亚国家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2025年4月，习近平主席应邀对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向更高质量、更深层次发展，加快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推动中马关系定位提升至新高度，构建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推动中柬两国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首次同东南亚国家将双边关系提升到全天候高度，也是在双边层面构建的首个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的东南亚之行以点带面，巩固同东盟国家睦邻友好，推进互利合作，迎接共同挑战。

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行稳致远。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成功实现互访，分别赴对方国家出席隆重的庆典活动。双方签署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推动两国关系迈出更为坚实的步伐。两国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内密切协作、相互支持，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俄智慧与力量。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2月，两国元首举行视频会晤，就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达成广泛共识。在两国元首的领航掌舵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必将迈向更高水平，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推动中韩关系健康稳定、积极向上发展。去年底今年初，习近平主席同韩国总统李在明在两个月内成功实现互访，这在中韩关系史上前所未有。两国元首在庆州和北京两次长时间深入沟通，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重申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定位，强调双方要聚焦共同利益，妥善管控分歧，不让分歧干扰双方合作。元首互访从战略层面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改善发展正轨，推动中韩各界交往合作的意愿明显提升。

过去一年，印度、朝鲜、蒙古、泰国等周边国家领导人纷纷来华：中印关系呈现向好发展势头；中朝传统友谊得到巩固弘扬；中蒙元首时隔两年再次会晤，为双边关系未来发展指明方向。泰国国王哇集拉隆功将中国作为其继位后首个进行国事访问的大国，且开辟了中泰建交以来泰国国王访华的先河，充分体现了其对中泰关系的高度重视和“中泰一家亲”的深厚情谊。我国同周边国家的交往正迈入加快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新时期。

推动区域合作迈向更高水平

中国—中亚机制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2025年6月，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哈萨克斯坦出席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提炼并阐释“中国—中亚精神”。六国元首共同签署《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共同签署《阿斯塔纳宣言》，共同宣布2025至2026年为“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年”，共同见证签署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行动计划。这是中国首次同周边单一区域内所有国家整体签订的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习近平主席的中亚之行，既引领了中国—中亚机制发展，又推动了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汇聚起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共识。

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主持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取得圆满成功，制定上合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落地4个地区安全中心，创设6个合作平台，签署数十份各领域合作文件，推动上合组织进入更加团结、更重协作、更富活力、更有作为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地区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坚定举起建设亚太共同体的旗帜。习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亚太地区携手共进、融通发展指明了路径，并宣布2026年在深圳举办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国将“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确定为办会主题，围绕“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与各经济体合力推进亚太共同体建设，激活并探索实现亚太自贸区的路径，推动亚太地区继续走在世界开放合作的前列。

维护周边安全和发展繁荣

倡导共同安全意识，妥善管控矛盾分歧。中国旗帜鲜明反对冷战思维，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始终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倡导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是维护周边和平稳定的关键因素。同时，中国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针对日本领导人公开挑战中国领土主权、歪曲二战历史结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妄言所谓“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中国敦促日本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提醒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沉渣泛起，坚决捍卫用鲜血换来的二战胜利成果。针对南海问题，中国同东盟国家在继续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基础上加快磋商，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构建和平、合作、友好的南海新叙事。

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深化周边发展融合格局。当前，亚洲地区保持总体稳定和快速发展，2025年对全球增长贡献率超过60%，成为举世公认的全球发展繁荣高地，但维护周边繁荣稳定需要付出不懈努力。中国致力于睦邻安邻富邻，同周边17国达成构建命运共同体共识，在中南半岛和中亚地区实现构建命运共同体全覆盖，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推动澜湄合作蓬勃发展。面对周边格局和世界变局深度联动的复杂态势，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发展繁荣的发动机、亚洲共同价值的践行者，努力同周边国家携手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的家园。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在这个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的时代，各国需要保持前所未有的团结与协作。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将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坚持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命运与共方针，同周边国家不断深化全方位合作，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作出更积极努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新的贡献。（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张伟鹏）

编审：高霈宁 邢砚薷 张艳玲

2026年实践案例及领先科技奖宣介会北京主会场。

中国网4月2日讯 3月31日，世界互联网大会举办2026年实践案例及领先科技奖宣介会。本次宣介会在北京设主会场，在上海、南京、无锡设分会场，同时开通线上参会，吸引了来自驻华使馆、国际组织、全球企业、政府部门、高校及智库等代表参会。

世界互联网大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期待通过全球征集和评选，集中发现一批具有标杆意义的实践案例和突破性的前沿科技成果；期待这些成果依托世界互联网大会平台，实现从理念到实践、从实验室到现实场景、从创新到产品的转化跃升；期待通过举办实践案例及领先科技奖活动，激发全球协同创新活力。

会上，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处介绍了2026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实践案例发布展示及世界互联网大会领先科技奖两项活动情况及安排，围绕申报条件、评审标准、申报方式等进行了重点讲解，并且介绍了入选案例及获奖项目可享有的丰富权益。

为帮助参会各方精准把握申报要求，汲取优秀项目的成功经验，实践案例宣介环节，来自思爱普（SAP）、清华大学网络科学与网络空间研究院、景德镇市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中心的往届精品案例代表通过“对谈”的方式，分享了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网上文化交流等重点领域的案例申报经验，从申报选题、材料准备、难点突破到入选收获，给企业、高校、政府部门等各类申报主体带来意见建议。同时，两位国际评审专家权威解读了评审标准及要点，为2026年申报筹备提供了有效指引。

实践案例对谈环节。

领先科技奖宣介环节，北京邮电大学长聘教授欧中洪主持了圆桌对话，来自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银河通用、超威半导体（AMD）的往届获奖项目代表分享了申报项目选题、材料打磨、合作方选择、资源整合等关键环节的宝贵心得，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作为“卓越组织”荣誉获得者代表，分享了动员企业、协助申报的经验做法，为2026年的科技成果申报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经验干货。

领先科技奖圆桌讨论环节。

此外，宣介会同步设置互动问答环节，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处针对线上线下嘉宾提出的申报问题，进行了逐一解答。

目前，2026年实践案例及领先科技奖全球征集已全面启动，征集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15日24时。

编辑：吴晨笛

编审：魏婧

中国网4月1日讯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甘肃省人大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苏跃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甘肃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中国网4月1日讯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重庆市政府原参事赵江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重庆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中国网4月1日讯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4月1日消息，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白立柱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中国网4月1日讯 据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4月1日上午，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召开清明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部署做好清明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灾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会议指出，清明假期将至，民俗祭祀、春耕用火增加，群众进山踏青、出行出游集中，商场超市、餐饮住宿、文体娱乐等场所客流激增，森林火灾、消防安全、交通旅游安全等风险高。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全力抓好各项安全责任措施落实。

会议强调，要深入分析研判本地区、本行业领域安全风险和短板不足，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防范应对，强化督促推动和监督检查，层层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要针对节日特点，落实落细公共安全领域管控措施。突出抓好高层建筑等消防安全，持续深化建筑保温材料专项整治，加强酒店民宿、餐饮娱乐、养老院医院、老旧小区、冷库等重点场所违规动火、电气超负荷使用等火灾隐患滚动排查，持续深化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治理，全面排查公共场所建筑安全，强化旅游、交通等安全管控。要准确研判风险，有针对性地抓好高危行业领域安全。深入排查本地区矿山、化工、油气开采、工贸等企业安全风险隐患，严厉查处超能力超强度生产、违规减少安全投入等违法行为，督促各类企业落实落细安全操作规程和管理措施，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同时，持续抓好渔业船舶、燃气、特种设备等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

会议要求，要确保森林防火措施得到落实，要管控好野外火源、鼓励引导群众文明祭扫，加强力量统筹，靠前驻防扑救队伍，安全高效处置森林草原火灾。要周密细致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当前南方地区已经入汛，要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扎实开展度汛隐患专项排查，抓好强对流天气防范，加密短临监测预警和风险提示，及时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坚持严实标准，切实提升隐患排查质效，查缺补漏完善并学好用好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强化责任倒查，切实把重大隐患消灭在成灾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