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力度空前，让官员“不敢腐”的阶段性目标已经打到。“全面从严治党”的号角已经吹响。但是随之而来的也有声音反应，反腐的压力导致很多官员“为官不为”形成恐慌。反腐败高发的势头什么时候能够过去？是否会有一个带有标志性的现象出现？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在做客中国网两会特别节目——《中国正在说》时表示，评价反腐败的阶段很难说有一个标准，案发的数量减少并不代表转折点。现在虽然案发的数量下来了，但是案值却高了，因此不能简单以数字的多少来说明腐败情况。
他认为，从理论角度来讲，其实中国的反腐败运动是一项很大的实践，在人类历史上没有过。很多国家的这个阶段都是稀里糊涂的就过去了，但因为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理念，有一套社会制度、管理措施，所以中国的反腐败有一套理论上的成果，这套理论就就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通过从这个理论可以看出导致腐败或者说造成我国腐败高发的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叫动力，第二个叫条件，第三个叫成本。
第一是动力。为什么社会到了工业化阶段会造成腐败高发呢？这是因为工业化有四大特征，即社会大流动、身份大改变、财富大增加、关系大变化。整个社会发生结构性的变化，首先出现的是，中国有一句话叫“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先富起来的就是经济精英、科技精英、知识分子、企业家。我们国家的体制中，大学毕业最大的两个出路一个是到企业去，一个是到事业单位或者国家机关。从这两方面看，在国家机关特别是公务员的收入待遇比在企业工作的人的待遇差太多，这个是全世界的现象。但是权力和对社会的管理都掌握在被我们称作“政治精英”的人手里，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落差。真正管理这个社会的人并不是这个社会的受益者或者最大的受益者，他们比从事经济经营或生产的人的社会收益差太多，这就是导致腐败的一个最基本的动力，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证明这一点。
中国的公务员待遇太差了。从全世界作比较来说，现在我国公务员的收入，也就是所谓的阳光的工资很低。之所以现在腐败问题严重实际上就是因为灰色收入问题，而灰色收入确实和公务员待遇低是有一定关系的。我们国家公务员特别是基层公务员待遇是非常低的，比如说，安徽以西的地方在乡镇工作十年的公务员现在的合法收入工资是三千多，这对工作十年的公务员意味着根本不足以维护体面的生活。
公务员待遇的提高对反腐倡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比世界其他国家，清廉的国家都是公务员待遇好的国家，腐败的国家都是公务员待遇低的国家，从这种对比中就可以看出这种相关性。
公务员又叫人民的公仆，人民是主人，主人要善待仆人，仆人才会感恩，才会有责任感。如果公务员的待遇那么低，没有职业保障和自豪感，也就很难发挥思想、道德上的高尚。所以还要强调，虽然一方面我们要公务员知足常乐，甚至要安于清贫，要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信念来工作，就是待遇差也得好好干。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党和国家、人民也应该善待这些公务员，这样我们的干群关系就会比较融洽，反腐倡廉也会处在一种更好的形态上。
第二是机会。社会处在现在工业化大发展时期，财富积聚不断增加，同时各种法律法规管理都相对滞后，因为法律法规就像是密纳法的猫头鹰傍晚才起飞一样，一定是最后发展的，社会不可能先定法律和规矩，规矩和法律是在各种实践当中，在各种试错当中甚至在大量的案件当中逐渐的才形成的，所以这个阶段就会有很多的法律漏洞可以钻。没有一套制度来约束，所以腐败分子就没有约束住自己，造成一失足成千古恨。
第三是成本。就是加大打击力度，提高犯罪成本，现在叫“不敢腐”。十八大以来经过我国多年来的努力，到了今天对这种腐败势头的震慑力已经形成。但是反腐败既然成绩这么显著这么严肃的打击，而且不留情面，为什么腐败还有可能存在呢？这还有两个更大的因素存在：
我们国家现在的改革实际上是具有反腐倡廉的意义，特别是在“不能腐”这个问题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市场主体的发育和市场规则的进步，政府从过去管得多管得细管得私，到现在可以逐渐将更多的事务放给市场放给社会。这一点应该说这一届政府成绩斐然，前所未有，这个让我衷心的为之感到振奋，这也是符合规律的。
这样做还有一个更好的作用，就是对反腐败会起到一个制度支撑，简单的说就是政府管的少了，干预的少了，权力受到了更多限制以后，自然而然腐败的机会就少了。
因此，房宁建议，反腐倡廉要起到决定性的胜利必须三管齐下，一方面严厉打击；一方面要减少政府的干预，规范政府的行为，把权利装进制度笼子；第三方面就是提高公务员的待遇，给他们一个稳定的职业预期，给他们一个体面的生活。如果我们国家在这三个方面都能够取得一些进展，我们社会的形势会大大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