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琐事注定一生
我出生在清华大学校医院。 生我时，住在天津的爷爷奶奶来北京，下火车后从车站打了个电话问生了吗？是男孩女孩？听说是女孩，马上买了回天津的票。 小时候儿，我特别喜欢姥爷的书房，姥爷每天早起要“站桩”，往那儿一站，张着嘴，半天不动！这时孩子们一点声儿不许出。十一点半以后可以进他的书房看书，有中国的外国的，小孩儿的大人的书。他有几位美国的好朋友，常送他东西，也送他外国儿童图书，像《大象巴巴》、《安徒生童话》、《一千零一夜》，等等。 我看书，急着翻页，免不了撕书，听到撕书的声音，他坐的皮转椅“嗖”的一下子就转过来了，我就得过去自己说打几下儿。我小时候儿特笨，别人使眼色也没有用。我姐姐撕了书，总是说：“打两下儿吧！保证没有下次！”我总是说十下儿。我母亲说：“你下次别说十下儿就说三下儿。”可我还是老说十下儿，不知是吓糊涂了还是怎么回事儿。 我受惩罚还因为砸了盆子摔了碗，吃饭说话，吃饭吧唧嘴。小孩儿有小圆饭桌，年纪小的先动筷子要受惩罚，饭再好吃，一边儿罚站吧。吃完饭扫地，好多个孙子孙女儿，轮流扫地，扫不干净要受罚。 从父母和家人的只言片语里我了解了一点点他们的青年时代—母亲怀我的时候，仅二十几岁，是北大西语系的毕业生。父亲在清华时，因为成绩优秀被留校教书。划成右派后，因为他很能干，就以“劳改工人”身份被派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十大建筑”工地上去。实际上他是设计师，因为右派身份，而只享有劳工待遇。母亲便作为父亲的替罪羊，被下放到东北长春吉林画报社。 姥姥口中的故事是：“国内掀起了反右派运动，大家一再嘱咐你爸‘大鸣大放，百花齐放’也不要发表意见！你爸守口如瓶，最风火的时期躲过了，没被划成右派。运动结束时，上级嫌清华大学右派名额不够指标。瞧！就发了一次言也给打成‘后补右派’了，害得你妈被下放东北，北京正在大兴土木，需要他留在北京发挥才能。” 母亲说：“可你爸还真心为了祖国更好。” 母亲被下放，我三岁，去东北还太小，母亲就带上了五岁的姐姐。母亲本想把我托付给姥姥，但姥姥家已经有一个孙子，一家之主是姥爷，收养孙子比收养外孙女顺理成章，在姥爷眼里，小女儿的婚姻是不幸的，因而怨恨我父亲。父母就把我送进离姥姥家最近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托儿所全托，一家四口从此拆到东西南北。 那几年母亲是怎么过来的，她不大愿意回答我们的问题，“别老问我这些越说越难受的事儿，好不好！” 那时是饥荒的时候，她谈过一点点饥荒的事儿，“没有东西吃，大家都浮肿，全装病去医务室拿大药丸子充饥。那还是好日子呢！我下放孙老庄时……山坡上的树皮被吃光，冬天，因为所有的树都扒光了，树冻死了，来年连吃树叶的可能都没有了。” 我姐姐在吉林画报社幼儿园。夜里她把玻璃窗打破，穿着睡衣，沿着铁路走，冻得不成人样儿被大兵拾回来。她说梦见姥姥，想回姥姥家。与此同时，幼儿园还出了另一件事儿，一位阿姨惩罚一个北京下放右派家的小男孩儿，把他关到地下室里，后来给忘了。一周后孩子的父母来接，她才想起来，到幼儿园地下室一看，小男孩儿浑身是血，头撞破了，手也抓破了，死了。母亲吓得立刻把我姐姐送回北京我姥姥家。 因为我父亲是右派，幼儿园的阿姨对我特别不好。那年我三岁半，还不太会料理自己的起居。冬天阿姨惩罚我站在外面，“什么时候你学会自己穿鞋，什么时候我才让你进来！资产阶级也要自力更生，懂吗？”我母亲回到北京，看到我两只脚冻得肿大，穿不进棉鞋，手也红肿得像五根胡萝卜，烂了。 星期六没有晚饭，孩子们在走廊里，面对面坐在矮长凳儿上，等着家长来接。我眼巴巴地盼呀，盼着父亲早点来接我。父亲每天在工地劳动以后，还要去学校给学生上晚自习，所以他星期六来接我常常迟到。一般五六点钟的时候，孩子们都回家了。有一次都晚上十点了，我还坐在长凳儿上等他，我想去厕所。刚进厕所，就听到阿姨大喊：“李爽，你爸来了！”平时我很恨这个阿姨，她常常罚我的站，我只记得她姓雷。我连屁股也没擦，俩手提着裤子冲出厕所，走廊显得如此漫长，我拼命地跑跑跑……一下子扑到父亲怀里，使劲儿抱着父亲脖子不放，听着雷阿姨像往常一样数落爸爸来晚了。我多么希望爸爸能勇敢些，大骂她！可父亲从不回嘴，还笑着赔礼道歉。 我依然记得雷阿姨的样儿：中等个儿，不胖，短头发很黑很齐，大眼睛，面唇边一颗带毛的痣。她把我推到墙根儿，弯下腰脸离我很近，用指头一下又一下戳我的额头，说我，我学会了“听不见”，居然可以数出她的黑痣上有四根毛，一根长三根短。以后在街上甚至在生活中，遇到长得像雷阿姨的女人我都反感。 每当想起自己的童年，我就会不自觉地加倍宠爱我的孩子，仿佛把他们当作某种替身，看见他们丰衣足食，无忧无虑，我会想：“如果我当年能有这些爱该多好呀。”真的，我不希望任何人在童年时代受到任何心理上的伤虐。那种伤害会使一个孩子对人间是否有“爱”产生本质上的怀疑。幼年的心理阴影是拖累，使人混淆在心理时光中不能自信，童年的负面记忆是很难疗愈的，甚至可以污染所有未来的美好时光。 只要有时间父亲都会给我讲故事，听《卖火柴的小女孩》我伤心地为小女孩儿哭，听《皇帝的新衣》我笑破肚子，听《拇指姑娘》我浮想联翩，听《西游记》我到处练翻跟头，听《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吓得我往被垛子里钻，做了一夜的噩梦。 星期天父亲会偶尔带我到外面吃饭，这是幸福的时刻。 有一次我们俩吃完晚饭，顺着街往家走。父亲忽然说：“哎呀！我把书包忘餐厅了，你在这儿别动！等着，我跑回去拿。你和我一起跑太慢，书包会丢了。”他迈开大步往回跑。等他的时候儿我扬头看天，几个星星串在一起很像一把大勺子。父亲拿了书包回来，我问他，他就给我讲那是北斗七星，最亮的那颗是北极星。 我至今常常在夏夜看这个星座，每回都好像能听到他的声音。 有一次，星期天，父亲带我出去玩儿，晚上回来，正赶上姥爷姥姥要去看《白蛇传》。我父亲说孩子睡着了，老头儿就让他进了院儿，之后就走了，可实际上院儿里的门都锁着，进不了屋儿。当时已深秋，父亲说他等到很晚了，第二天还得去工地，孩子总冻着也不行，就从厨房往客厅送饭的窗口爬了进去。把我放在小床上，又钻出来在外面坐着等。 老头儿回来大怒，“我们是什么人家！还有会钻窗户的！” 我父亲虽然骨子里非常中国，却很喜欢西方古典音乐。他喜欢听唱片，老外的唱片他都有，还拉一手很好的手风琴，我们最大的享受是听他拉《蓝色多瑙河》。到现在每次我走过巴黎街头，一听到卖艺人拉手风琴，就想起父亲，心也马上即收又放，荡漾着无名的甜，但是那个甜中也有许多酸涩。 我父亲一九五九年带着右派的帽子调到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任教，母亲一九六一年从东北调回，也进了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教英文。一家人团聚了。 我母亲年轻时喜欢打扮，这时又从箱子里翻出来几件好衣服穿上。这是一段难忘的幸福日子—我们姐儿俩，快乐地一手拉着母亲一手拉着父亲，在颐和园度过了整整一个暑假。 书料 一起读书吧601期，今天观点君跟你分享来自李爽的《爽：七十年代私人札记》，本文由新星出版社授权发布。李爽的名字会让现今许多中国当代艺术界的人感到陌生，但李爽却和黄锐，王克平、马德升、北岛等一起，是70年代末风潮迭起的中国当代艺术的急先锋之一。 北岛说，这是一个成长的故事。从少女青春期迷惘的摸索，到加入破冰之旅的“星星画会”，并导致与法国外交官之恋的坎坷经历。李爽的自传《爽》，其名印证了她一生中的性格和命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