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向大家推荐的是《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本书作者思考的是大问题，是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可以说，这本书是与八千多万中共党员的对话，探讨如何将中国共产党重新打造成一个充满理想精神的先锋队；这本书是与几十万党政干部的对话，探讨如何重新激活中共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与凝聚力；这本书是与理论工作者的对话，探讨如何从人类文明史的视角理解中国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这本书是与西方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观察家的对话，奉劝他们抛弃那些分辨率极低的理论范式，学一点中国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 本文是《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一书的韩文版序言： 章永乐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儒家经典《礼记》中的这段文字，凝结着中韩两国读书人共同的历史记忆。我们相信，韩国读者读到我们合著的小书“大道之行”这一标题时，并不会感到陌生。 《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京沪五位青年学者鄢一龙、白钢、章永乐、欧树军、何建宇联袂创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的主题是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以此为主题的著作往往给人以枯燥古板的印象，难以吸引多少读者。《大道之行》仅仅是我们五位作者就这一主题所发表的一家之言，但中文版上市半年多以来，引起中国读者热烈反响，以至于加印10多次，发行10几万册，并一度在三大网店售空。作为进入学界为时不长的中青年学者，我们深知，仅凭我们有限的学术影响力，并不足以解释这本书的市场反响。在我们看来，这种热烈关注的根源在于，中国与世界的时势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头，将人们的目光引向对中国道路的探寻。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已经成长为（按汇率计算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参照国际扶贫标准，1978-2010年间，中国共减少了6.6亿贫困人口，全球贫困人口数量减少的成就93.3%来自中国。但另一方面，中国又产生了收入分化、官员腐败、环境污染等问题，社会阶层的分化更是带来思想观念的分歧，因此,中国知识界和舆论界对于“中国向何处去”的争论，极其丰富而激烈；国际上对中国的未来走向，也有许多不同的见解。一种常见的话语姿态是指责中国当下的发展道路违反欧美各国通行的“普世价值”。而对这种话语的常见辩驳，要么是强调中国的国情和传统决定中国必须走当下的道路，要么是认为中国当下的做法是最有效的权宜之计，但从长远来看，还是会以渐进的方式与欧美各国“接轨”。以上不同话语策略，都落入了将中国与“特殊性”相关联并与“普遍性”相对立的窠臼。 《大道之行》摈弃了“以特殊性对抗普遍性”的常见路径，主张“中国道路”不仅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且也要在一个更具普遍性的层面，为建设更美好的人类社会而探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20世纪的中国革命曾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引起回响。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自从70年代以来，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全球范围内都遭到了困难乃至失败，而这反过来又引发了以“自由放任”为精神内核的新自由主义的回潮。但新自由主义并未将大多数人带向其所承诺的和平、自由与繁荣，反而在全球范围内带来一系列结构性问题：资本力量日益增强，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人民内部的分化和冲突加剧，代表与人民之间的代表性纽带正在弱化，政治的自主性受到极大侵蚀…… 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或多或少地受着这些问题的困扰，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当代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以上这些问题。但相比而言，由于中国的国家相对于资本仍有非常高的自主性，由于中国共产党仍保留着很多中国革命的遗产，我们相信中国仍具有回应以上结构性难题的可能性，只是要将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并无别国现成的模板可循，而是需要经过自身艰苦的探索和努力。 本书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的现状和可能性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涉及文明形态、经济、政治、社会等方方面面。这一探讨是在诸多前辈和同仁努力的基础之上展开的，甚至可以说，本书在很大程度上进行的是一种综合和提炼的工作。在此，我们再次感谢为本书提供各种支持的各界人士。但本书的一切错漏之处，概由我们五位作者负责。 我们尤其感谢成均中国研究所出色、高效的翻译组织工作，没有他们的努力，本书不可能如此迅速地与韩国读者见面。希望这本小书能对韩国人民理解中国道路产生积极作用。我们也诚挚地期待韩国读者的批评指正和交流探讨。毕竟，我们思考的对象，既是中国，又不仅仅是中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