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湄谈十年磨一剑之新作《天外》

我祖籍福建福清市，出生在丝绸之路的泉州，华侨世家，70年代移居香港，90年代移居欧洲，现在是荷兰籍，一生经历了社会主义、殖民地香港及资本主义社会，虽仕途坎坷，命运多舛，但植于我灵魂深处的根本东西还是中国文化。

我从小就喜欢文学，颇有文学天赋，但今天看来不算什么，主要还是靠勤奋和契而不舍的毅力。在香港中国新闻社工作的时候，除了工作外业余时间写散文、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题材大部分跟我个人的经历与周遭人的命运有关系。

我是到欧洲后才对“文学即人学”的感悟，确信了无论欧洲人还是东方人均离不开人的共性和个性，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欧洲深厚的人文主义思想以及21世纪信息科技的发展对人类的影响，促使我想起歌德1827年1月对爱克曼论及的“总体文学”，即对“世界文学”的再思。

“世界文学”不分民族、身份和国界，触及的题材也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即人的彷徨，迷茫，生存处境以及对财色生死问题的探索，居住地球村里的人，任何荣辱福祸均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何况还有诸多形而上的问题困扰着人类——人活在世上到底是为了什么？每天忙忙碌碌又为了什么，精神和物质、灵与体、有限与无限等等问题引发我思考的兴趣。

1995年6月，在荷兰召开了我个人的作品研讨会，有50多位学者专家参会，80多岁的《红楼梦》法语翻译家李治华说“林湄的小说题材多是关注社会的重要问题”，比利时汉学家魏查理院士表示“林湄的小说两种文化背景的人均能接受”，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现当代文学教授戴翊上交万多字评论“女性的命运与辉煌”，等等论文，以及会后有20多家的传媒报道，但我觉得文学艺术是无穷无尽的，与世界经典文学作品还差得远，决意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

此后，我拒绝一切诱惑，甘于清寂、淡泊名利，没有办法去改变社会现实，只好将思考融入我爱好的文学创作里，用十年时间完成50万字的长篇小说《天望》，男主角是有救赎思想的人，他以简单对付世界的复杂，世人觉得他傻，他却觉得世人傻，认为众人活得又累又愚昧，个个均在追求财色和物质东西-------

《天望》写完了，出版后获中外专家好评，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生活在继续，社会在改变，科技在发展，生命短暂，文学却没有完结------更重要的是，其间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也影响了海外华人。华人带着完美主义的理想，从东方到西方，不料西方渐渐没落，东方却在崛起，漂泊者自然对离散、移居、身份等词语有着更多的解读和理解，我不由想起《圣经》里的一句话意，一生劳苦愁烦却只得一口饭吃。

可见，现代高科技与经济发展并没有带给人类真正的快乐和幸福，相反，其带来的付作用却隐约地影响了人类的精神生活与灵魂力度，使其潜移默化的异化，或怪诞、或萎缩、或不知所措-----

藉着对社会人生的忧患和拥有的创作激情，我再次用十年时间完成了《天望》的姐妹篇《天外》。

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思想相当复杂，思考多于书写，每一章，每一个人物均寄托了对社会、人性、生存、高科技发展的沉思，于是，以第三空间的视角叙写众生相，集平凡人的生活、际遇和命运表达人生的劳苦与愁烦及无奈焦虑的存在。书里的人物均是现实生活中群体的代表，如一个欲望的结束就是世人另一欲望的开始，永远不会满足，中国人如是，西方人也是如是。

物欲的充塞，使人的灵魂都丢失了，作为作家就有了负担，只是无法改变现实，幸好依然热爱文学，加之在日常生活中为人处世天真无知，常常做蠢事，因而，写作是我承受命运的最佳状况，也是我祈祷似的生存方式。

有人说，你的小说不入流，难读，难懂，与中国传统小说艺术形式和表达方式有距离，给阅读和审美习惯带来难度与费解。确实，近20多年来，我的创作理念和艺术追求不尽与传统文学观不同，也与自己1995年之前的创作不一样了。这也没有什么奇怪，我离开祖国已41年，“根”既移植，吸收的养份就有所变化，结出的果子自然也会不同。为什么要一样呢？事实证明，即使在同一社会环境下成长、同校同系的毕业生，也会出现不同的求索精神与出路。何况，古今中外，没有一成不变的艺术观，也无永远绝对的“正确”，或出于我智、识的求索，或与我生存环境有关，或因我较具前缘性意识，所以，行走在文学艺术的求知路上，喜欢独立特行，希望在探索中创作独具一格的作品，将传统小说强调故事、 情节、重悬念、冲突、高潮等创作法与西方的慢节奏、细观察、重视人内在意识和心理变化的特征相融或掺合，在叙述命运和各人性格里反映社会人生，让艺术结构和形式更好地表达人类生命底本质，当然，更希望作品对读者有所思，有所启迪，不是看完就完事的感觉。

总之，我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从中享受快乐和满足，至于后果如何，那不是作家的事了。现在的年轻人比起我们时代同龄人聪明得多，要相信和尊重他们的才智和选择，因而，无论当下纯文学是如何地举步艰辛，我依然会痴痴地拥抱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