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忠：读林湄女士的《天外》是一个重活

《天外》阅读起来确实是一个重活，一个是篇幅，一个是内在的思路。篇幅是一个方面，60万字，现在大陆作家写这么长的小说不太多，因为他有各种考虑，而且用十年写这么一本书，大陆能写作的十年恐怕会写出五本书来。再一个是它的问题意识，关于人的存在的思考，看着从一个很小的切点进入，就从郝忻的人生的转折点开始。他的思想背景很开阔，从浮士德到红楼梦，从弗洛伊德到中国的孔子孟子老子，甚至还有很多关于自然科学方面最新的成果和问题。比如说我看到作品中某一个人为他自己辩论，世界上许多精英，包括拿坡仑，都是小矮个，这让也是小矮个的我很高兴，突然书中又看到一个最新统计，世界五百强领袖，他们身高平均身高都高于常人；我们再统计一下做人文研究或者文化创新的人是什么情况，我想我希望再有一个统计数据。这也是戏言了。这说明她材料的丰富，思想非常开阔。

我觉得《天外》这样的小说，一方面现在大陆作家很少写或者写不出，但它毕竟还是我们大陆文学的一种传承和继续，我觉得这样的小说大约就像我们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谓历史新时期伊始，一个时代的转折给大家带来很多希望也给大家带来很多思考，七八十年代之交，有一批在哲学的层面上，在思想的高度上思考的文学，那个年代比如说像《公开的情书》，《人啊！人》，我觉得《天外》这样的小说是有它内在的文脉勾连的。中国的作家在80年代充满了理想气息，所以能够写出《红高粱》；但是到今天，经历市场经济的时代，也经历了欲望膨胀，人欲横流，我们大陆作家不会写出《天外》这样纯粹的形而上的作品。《天外》写郝忻这样一个中年知识分子，中年的思想者，他的心灵和肉体，他经历的震撼性远远没有我们大陆同类作品有那么强烈的戏剧性，那么强烈的场面和欲望。我觉得这就是讲，可能海外的作家，尤其是大陆出去的海外作家，我觉得很多人是带着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新时期的文学精神，没有经历过90年代的动荡，不是社会动荡，而是心灵的动荡。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郝新这样的“文呆呆”和我自己也有点像，就是那种对现实和人际关系比较淡漠，沉浸于自己的内心世界的书呆子，但我自己受到的人生的困惑远远比郝新经历的要激烈得多，内心的冲突各方面都要强烈。相对来讲，在80年代离开大陆，或者像林湄这样的，我看她先是到香港，后来又到欧洲去，她离开大陆更早一点，从思想文脉上来讲是我们新时期文学初期那样一种探索精神的一种延续，而且到今天来看，他们没有经历过大陆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经济的大的转折，没有切身在这个场合里面，经受心灵的震撼，相对而言他们的思想状况或者人物命运的表现，确实还是说比较单纯，理想气息，比我们大陆作家要强烈。

还有中国作家写欧洲，这也是经过文化震惊之后的沉思。当年赵淑侠从台湾到欧洲去，移居之初有两种文化的磨合，两种文化的冲撞，两种文化差异带来的两种文化的震惊，赵淑侠对欧洲是没有什么好的评价的，我读过她一篇短篇小说，她到了欧洲，在德国，她也到了荷兰和周边欧洲各个国家去度假，她会带着很强的本土意识，对于欧洲的这种人际关系，她会有很多的不习惯，或者有很多的差评。那么到《天外》来看，作者是1989年移居到欧洲，那么也是20年或者25年期间的这种长期的体悟。从我们大陆的有关新闻媒介来讲，我们经常会看到，经常在讲美国政府如何布置或者策划要遏制中国的崛起，我自己到美国去待过不到一年，越过传媒的政治宣传亲身体验，当时就是感受所谓文化的震惊，深有体会；但是我太太他们很多同学也是八九十年代到美国去，他们都是学医的，他们的生存状况今非昔比，他们经过了文化最初的震惊，他们讲起什么事情似乎都有一个新的角度。《天外》也看到文化震惊期过后有一个比较平衡，比较坦荡地面对另一种文化，另一种社会形态，另一种文化和社会传统下面的人际关系。这是《天外》两个大的文化背景，一个是说大陆新时期初期的理想信念，但是又有单纯而执着的追问，再一个是文化震惊期过后对于欧洲的描写。

这个作品我也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概括，概括了三句话。

任何一部作品让评论家一说就没有趣味了。但是，如果不能把问题抽象出来我们也不能把60万字从头到尾复述一遍。第一句话是：生活是一团麻。人到中年，郝新这样的夫妻走过最艰难的时期，突然生活出现了转机，还有一条，人的生命到一个槛上，有一些问题恐怕像小周这样的年轻人没有经历不会意识到，我看到郝新我很亲切，人的生命，人到了中年一定要明确你到底要做什么，我记得当年大概是1992年，1993年写一个什么东西，我觉得到了不惑之年我充满了困惑，如何面对9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现实。郝新有他自己的特定的环境，也有他家庭的状况，但是他确实遇到了一个说个人生命也好，思想也好，人生目标也好，向何处去。所以就产生了第二个问题，你到底要什么。而且郝新确实是文呆呆的，他做什么事情其实不是太难，对于很多人都不难，但是他一定要找到一个参照系，没有经过思考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没有意义的生活，他一定要去思考。你说他想在生活上，在个人的情感和欲望方面有所放纵，你说越轨也好，你说冒险也好，很多人说这样的事情根本不用想，做就是了。他一定要想浮士德怎么讲，浮士德提供什么样的启示，那么反复地追问自己，你到底要什么。生活是一团麻，这是当年电视剧里的一句歌词，你到底要什么，这是苏联作家柯切托夫一篇长篇小说的书名，来责问当时苏联的青年人你到底要什么。

我觉得你到底要什么，或者讲浮士德的启示对于郝新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在作品里面，我觉得可能限于郝新他的人生，难以大起大落波澜迭起。这个冲突放在大陆不得了，90年代到现在，像我们这样的年龄，如果想在官场上发展，可能今天就是周永康，徐才厚，当然也有可能是李克强，如果想在商场上有所发展，那就是今天的马云，王健林这都有可能，这样的话他会像浮士德的经历，要有非常大的波动，大的冲突，大的选择；郝新进入的是一个非常日常化常态化的社会，他的选择，他的机遇还是少了一些。对于浮士德，歌德赋予他的非凡的命运，经历过财富，娶过美女，各种各样的诱惑，人生各种滋味都要品尝。相对来讲，郝新要承担浮士德的追问，客观上，主观上都受到局限。作品里面有一些地方我很喜欢，但是也许不一定是切合林湄老师的设想，我就觉得讲了半天，需要什么样的理想呢，躺在海边沙滩上晒太阳看风景，作品里面有好几处写海滨，写看风景的人。我们既然做不了浮士德，在不愁温饱的情况下躺在沙滩上看看风景，看看海边的男男女女，我们可能眼睛发亮，但是也仅此而已，我觉得这是我读《天外》时的歪解。当然这个作品最后的结局，我有一点困惑，就是讲郝新经历了那么多，外表看着很平常，但是内心很激烈的矛盾冲突，那么到作品结尾的地方还有两个结局的纠缠。第一个讲那一位叫卜馥淑，愿意给他提供一种选择，我有经济实力，可以给你提供相当的条件来可以实现你的写作梦，思想梦，但是另一个是他自己的妻子，她也觉得经过各自的这种人生曲折冒险之后，两个人重归于好，建设曾经的家庭和婚姻。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讲起来这应该也是给他提供新的选择，新的矛盾，作品写到这里突然打住了，我觉得当然也可能讲是留有余味，但是相应的提示，相应的这种郝新的新困惑，在这里表现的没有给读者提供想象的线索或者思考的线索，似乎阅读感受是这样。也许这么一部作品作家写了十年，我们阅读连十天的时间也没有，读的时候没有体会出作家的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