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经典化问题

上半场

主持人：屈雅君 董丽敏

文学的女性时代与女性文学的经典化

毕光明:文学的女性时代与女性文学的经典化就古代、近代而论，一部中国文学史几乎就是中国男性文学史，几千年的文学历史，在史著里只出现寥寥几个女性作者。进入现代，男权中心的文学史才得以改写。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女性解放运动，解放了的知识女性以反叛的姿态和人性化的个性写作登上了新文学的舞台。从冰心、卢隐、凌叔华到丁玲、萧红、张爱玲，现代文学三十年因为女性作家的活跃而色彩缤纷，并且为文学的现代性注入了两性互动的成分。但是民国社会里女性受教育的比例远远低于男性，因此在文学世界里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还是不成比例。

毕光明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玲:性别批评应该保持文化反思的锋芒

本文反驳了妖魔化女性主义的思想暗潮，认为当代中国的性别批评始终坚持了两性和谐平等、主体间共在的价值理想，并未出现过反对男性的激进女性主义流派。本文批评了消解女性主义的种种观点，认为针对中国文化的现状，性别批评应该保持文化反思的锋芒。

李玲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北 乔:从铁凝的创作看女性文学的发展

铁凝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创作，作品中的女性人物经历了青春期的骚动、成熟期的狂放和中年期的暖色。这与作家个人的成长是同步的，更应合了女性文学乃至女性文化本土化的发展进程。考察这三线并行的轨迹，有助我们了解女性意识的复苏与成熟，进而思考女性文化与女性日常生活的关联，建构文化视野里的女性与生活现实中的女性相融合的女性文化。

北乔 作家、评论家、中国现代文学馆

宫红英:邯郸古代女性文学纵览

作为女性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追溯到先秦两汉时期的邯郸古代女性文学长期以来一直未受到足够的关注。邯郸古代女性创作成果和围绕邯郸古代女性的文学创作都是邯郸女性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作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表现出该地域女性的精神面貌，体现出她们的文化意识，她们的声音和生活不应被忽略。

宫红英 邯郸学院文史（荀子）学院教授、副院长

张勇耀:女性文学创作的经典性与经典化 ——以铁凝《玫瑰门》、葛水平《河水带走两岸》为例

女性文学创作，无论散文还是小说，具有传世经典价值，需要具备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主观上，需要具备现实性和未来性、题材上的历史性、作品内涵的永恒性、作品本身的艺术性等条件；客观上，则需要意识形态、社会风尚、赞助人等条件。但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女性作家在创作时，要摆脱“私人化”写作倾向，突破男权视域下的两个极端，真正通过写作，获得女性自身境界的提高和社会风尚的正向引导。本文意在以铁凝《玫瑰门》、葛水平《河水带走两岸》为例，探讨女性创作经典性和经典化的问题。

张勇耀 《名作欣赏》杂志上旬刊执行主编

乔以钢:作为问题的“女性文学经典化”

经典具有历史性和建构性，关乎文化权力。经典问题对女性文学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涉及“性别”的介入及其在文学创作、文学评价、文学传播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如何发生作用。何为“女性文学经典”？是指女性文学范畴中的经典之作，还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经典中应当有女性创作的一席之地？无论怎样阐释，都涉及如何理解“女性文学”这个范畴，以及“女性文学经典”与通常意义上文学经典之间的关系。只有结合性别文化的历史和现实，才有可能在学理意义上引入“女性文学经典化”这一命题，对与性别因素相关联的文学观念、审美表达及其社会作用等作出判断。女性文学经典建构面临的最大挑战或许是，如何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令人信服地处理好性别因素与其他因素特别是文本审美价值的关系，在经典建构中切实做到有性别而不唯性别；在充分肯定女性文学经典价值的同时，避免落入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和性别本质主义的窠臼。

乔以钢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中文系主任、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负责人

王侃:略谈经典的文化政治

今天，我们是试图代表一个性别群体向既有的“经典”秩序提出席位谈判。我相信，我们无法全然绕开或摒弃这个傲慢的秩序，只在女性群体内部宣布自己的经典，虽然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所谓“文学经典”，它有一个特殊、特定的维度：性别。而这个维度的提出，至少向我们展示了两个问题：

王侃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其一，说明我们承认“经典”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建构”起来的，而我们正试图在“经典”的构成机制中嵌入“性别”这一要件。但由此延伸出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可能低估了形势的严峻性和任务的艰巨性：由于“性别”要件的嵌入，实际上会导致既有“经典”标准的修正甚至颠覆，从而导致一系列的“解经典”化的阅读和阐释行为的发生，那么，既有的“经典”秩序会不经抵抗就轻易让出城池吗？假如它抵抗了，会以何种方式抵抗，从哪里开始抵抗，而我们是否做好了应对的准备？——实际上，我倾向于认为，抵抗根本就不会发生，不是因为它软弱或宽容，而是因为“性别”从来都没有真正成为革命的力量——至少对于中国的女性和女性文学来说是这样。今天的女性主义虽然拥有众多的武器和盟军，比如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虽然既有的“经典”秩序在今天饱受“解经典”化的攻击和困扰，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支持和维护既有“经典”秩序的历史条件仍然有效并且强大，这就使得所有“解经典”化的攻击每每陷于合法化危机。其二，虽然我们已然知晓，“经典”是权力斗争的巨大场域，是激烈的政治角力的结果，但是，我们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为今天的“经典化”提供文化与学理的支撑？我们是否已围绕“中国”为女性文学的“经典化”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民族性、地方性的论证？围绕“当下”为女性文学“经典化”提供了其他令人信服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论据？尤其是，所谓“经典”，意味着一个同质化的体系或过程的形成，那么，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了要为一段只有三十余年、顶多一百余年的文学史盖棺定论，使之进入一个相对封闭和相对固化的论述框架之中？这个论述框架如果再一次被王安忆或其他女性作家拒绝，我们该如何应答？

下半场

主持人：王侃 李玲

傅书华:何为文学名作

本文针对当下名作阅读的缺失，认为读者主体性的根本性缺失导致了文学名作在今天认定的模糊与阅读的缺失。不考虑文学名作“对象性形态、特征”不考虑文学名作“对象性的存在”，是今天文学名作远离读者的主要原因，其突出“症候”是对以下四个方面的忽视：不同时代所面临的特定的精神需求对名作中精神资源汲取的不同；不同生命阶段对名作精神需求的不同；不同教育程度读者视野中的名作的不同；不同的个人性情对名作的认定的不同。

傅书华 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郭淑梅:迟子建经典文本的性别释义 ——《额尔古纳河右岸》生态女性观

作为当代文坛著名作家，迟子建对社会性别的争论始终保持冷静态度，其创作很长一段时间游离于性别研究范畴。但若以生态女性观去解读她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等，不难发现，迟子建关于自然与性别的看法与生态女性主义具有内在的血肉联系，而这些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郭淑梅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董丽敏:历史转折中的性别主体建构困境

 ——重读《我在哪里错过了你》要讨论当代女性文学，1980年代是绕不过去的：作为现代“女性主义”意义上的“女性文学”得以“起源”的时代，1980年代到底提供了怎样的“性别意识”促动了女性文学的生成；又是如何将“性别意识”转化/建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叙事资源，成就了1980年代女性文学的特定风貌；由此生产出来的“女性文学”与1980年代的主流文学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可以说，对上述问题的把握，构成了我们今天在“重返1980年代”的意识下，试图打开讨论当代女性文学研究空间的一种并非全新然而却是至关重要的起点。正是在这样的脉络中，张辛欣发表于1980年代前期的一系列有关妇女问题的小说值得关注。李子云认为，张辛欣不仅“对于妇女的切身问题”“特别敏感”，而且“对于成长于十年灾难中的年青人所遭受到的各种苦难”“感受深刻”，因而能把“妇女在追求事业发展中所面对的种种苦恼与青年寻找个人前途过程中的焦灼不安——紧紧揉和在一起，予以再现”，从而“带有鲜明的女性特征”。很显然，在当时，张辛欣的作品是被当作新时期初期女性文学的典型文本来看待的。那么，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转折之际，张辛欣到底是如何来感知和切入妇女问题的，又是如何呈现“鲜明的女性特征”的，这其中又蕴含了怎样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以张辛欣在1981年发表的《我在哪里错过了你》为例，来讨论一下上述问题。

董丽敏 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肖菊蘋:被湮没的女性——浅谈鲁迅对朱安的文本遮蔽

鲁迅文本中最见真性情者乃其日记和通信，鲁迅日记与书信中，对夫人朱安鲜有提及，考证数据显示，鲁迅有意规避了朱安这个话题，对朱安采取了文本遮蔽的策略，从而形成一种语言的暴力，造成某种历史真实的缺漏。无视朱安的精神困苦，对其实行文本遮蔽，对旧式女子缺乏真正的同情和解放，是鲁迅女性观的一个异数。以真实和战士著称于世的鲁迅，在这一点上就更有掩饰性，造成的结果就是人们对朱安的不甚了了，继而造成对他的不愿让人了解的部分的不明所以。恰在此处，我们从他的言动上反观他的态度，就可以得到他对女性（旧女性）的另一类观念：对于没有话语能力的女性是可以通过语言暴力来遮蔽的，她不仅被屏蔽出他的文本，还险些被屏蔽出他的人生，由此可见，鲁迅之对旧女性的朱安的压迫，并不亚于同时代的其他人，相反由于他所掌握的话语主动与语言特权，使得他对女性的压迫更为严厉、隐蔽。男权主义的威力在他这里不但没有稍减，反而更具破坏性。还有更多朱安一样或比朱安更其不幸的女子，她们不仅失落了自己的语言，甚至失落了被言说的机遇，只能永久地沉积于历史的各个地质层，钙化成石等待后人的发掘与猜度。

肖菊蘋 沧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屈雅君:江永女书的女性文化系统分析

本文选取 “社会性别”的研究角度，对江永女书的女性文化系统进行分析。湖南江永女书流行的地区属瑶族故地，女书与瑶族文化之间的关系紧密。这一带瑶族表现出由母权向父社会的过渡时的婚姻形态，江永的女性文化，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该地女子的独特地位；结拜姊妹之在江永一带十分流行，结交时她们喝结拜酒，写女书、唱女歌、做女红，互赠女书等礼物；坐歌堂是江永瑶乡婚嫁中的重要环节，歌堂上妇女们通宵达旦的唱女歌、读女书，歌堂因此成为女书传承的重要载体；新娘出嫁后 “三朝回门”，女友以“女书”来祝贺，由此诞生了女书最经典的形式“贺三朝书”。与此同时，江永女书当地的女红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总之，江永女书不是一种独立的和女性有关的文字现象，而是一个综合的性别文化系统。它与一定的社会结构、历史变迁、婚姻制度、文化习俗紧密关联。女书是多种性别文化符号的表征，同时也参与了这些性别文化符号的建构。

屈雅君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妇女博物馆馆长

林丹娅:文本经典化与女性文学史建构

女性文本经典化，毫无疑问，对女性文学史的建构至关重要。一个文学文本何以成为经典，在一般认识论里，通常会认为经典的形成并不是以建构者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由阅读者之阅读行为“众志成城”而树立起来的。但今天，随着各种形态的传媒迅速发展，信息时代的到来，大众在阅读行为里是更能动了还是更被动了？美国学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在其著作《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 Macmillan, New York, 1956）中所提出的一个概念与观点，即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意指由大众传播活动形成的信息环境，它并非客观环境的镜子式再现，而是传媒对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与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拟态环境"并不是客观环境的再现，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环境" 。

林丹娅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厦门市作协主席

信息时代的人们依赖拟态环境，拟态环境制约人的认知与行为，从而对客观现实环境产生影响。这样的认知其实对我们如何认识既有的经典文本（一般在经典化过程中会存在着男性视角的解读），对将要进行的女性文本经典化是有启迪意义的。因为事实上，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阅读者貌似客观的选择，实际有着被各种“拟态环境”所左右的迹象，有各种权力场、文化语境的影响与引领。而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破解的是长期存在的只有通过男性视角的解读才有可能进入经典的习常。所以，我们不仅要认识能够形成女性文学经典的内、外在元素，认识并分析其形成规律，从而总结其规律，并且可以用以运作，以达到推动女性文本经典化和女性文学史的建构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