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昆德拉故乡的欧华文学盛会

“欧华文学会”首届国际高端论坛5月中旬在布拉格隆重举行，来自法、德、荷、比、日、匈牙利、美、加拿大等十多个国家与国内北京大学、暨南大学、南开大学、首都师大等十多所学府与研究机构的教授、学者与作家近四十名代表出席会议。开幕式在布拉格查理大学举行，首先由“欧华文学会”会长林湄、捷中友协会的汉学家乌金女士、“中国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会”会长王列耀先生与捷克华文作家会主席王永先后致欢迎词。林湄会长在致辞中说： 我们“欧华文学会”倡议作家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化，应对人类生存危机与文学救赎问题进行反思与探索、关注地球村人类的命运、书写现当代人文景的‘世界文学’。”提出“中国也要来一次文艺复兴。强调作家要提高自身素质，敢于担当，把文学当文学，而非名利场。”

大时代中欧华文学的跨界书写

本次论坛的一个重要议题是探讨欧华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格局中的位置、特色与发展趋向。与会代表围绕欧华文学的跨界、跨文化书写与双语创作及欧华女作家创作等论题展开了热烈研讨。北京大学李杨教授发言的题目是《从“华文文学”到“Sinophone Literature”：多重身份与跨界书写》，他指出：“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重镇，欧洲华文文学历来是“华文文学”研究的不可或缺的一翼。欧华文学的研究，也一直为“华文文学”的研究方法与问题意识所主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近年在美国学界兴起的对“华文文学”学科框架带来巨大冲击的范式“sinophone”（华语语系），在改变“华文文学”研究格局的同时，对我们理解和阐释欧华文学提供新的经验与启示。” 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暨南大学蒋述卓教授从跨文化写作角度分析了欧华文学中欧洲游记的文化视野与文化选择，认为欧华文学中的欧洲游记往往能站在中西两种文化的比较中去观察欧洲，在文化比较中突出中欧不同的文化精神。有的则在体验欧洲文化经历过“文化休克”之后，在中西文化的融合中体现出新的文化选择和诗性表达。南开大学乔以钢教授重点谈“跨文化”与女性文学研究”，她指出：跨文化学术理念的自觉促进了国内女性文学研究的拓展，同时在实践中也还存在明显的不足。这一视野的充分展开，需要从母语文学与世界文学丰富多样的关联出发，覆盖更为广阔的时空。事实上，在跨文化的视域中很多问题有待探讨。例如，欧华文学性别内涵的分析，女性双语写作的比较研究，女作家在大陆与海外写作的互文性探讨以及跨文化背景下女性文学史观念的更新等等。广西民族大学陆卓宁教授的论题为：欧华新移民女性创作的“各美其美”与“美美与共”。她认为：“作为一个区域的华文文学， 欧洲华文文学如何表征其于世界华文文学的位置及其“和而不同”？不论是在世界华文文学历史流变的视域下，还是在世界华文文学活跃表现的当下，都一直没有能够给予足够的重视和阐发，根本上说，这与欧洲华文文学于世界华文文学发展的历史地位以及创作实际是很不相符的。 郑州大学樊洛平教授对旅居比利时作家章平的《红尘往事三部曲》进行了评析：“作者的思考不在`文革'事件本身，而是想把`文革'事件作为人类整个发展过程的一个特殊环节来进行思考，写那个年代的人的特殊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透过`文革‘岁月中的青春成长和鲜活的日常生活经验，追溯与探究到`文革'思维模式的症结和破坏性力量形成他独特的文革言说视角。” 法国作家施文英以自己的亲身感受，谈到欧洲华文文学面临的困境与发展。她认为：“欧美的华文文学创作，常与文化身份和离散视角相关，作家们的多重视角和自我意识，是东西方文化冲突与个体生命体验的融合。这种文化的差异，吸引与排斥共存，认同与反对共生。这使得西方华文文学中塑造的形象、书写策略、行文特质与东南亚、两岸四地的文学大异其趣。欧洲华文文学创作视角日趋多元，作家们应汲取欧洲文化的营养，但不必抛弃自己的民族文化背景。”法国尼斯大学黄晓敏教授说到一个新鲜的话题：从华人法语女作家的创作看跨界文学，指出“华人法语写作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受到关注，不但表明这一群体的日渐重要，也与文学整体环境不无关系。法国外裔文学的研究者认为，用法语写作“已经不再是某些语言区的团体现象，而成了跨越文化用外语写作者的个人行为”。武汉大学张晶博士从传播学的角度，以欧洲赵淑侠、虹影与林湄三位女作家为例，通过网络搜索，运用统计数据，分析了她们的作品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状况，了解到传媒界的功用与读者品味。

《天望》与《天外》：用灵魂构筑的文学作品

林湄用二十年，耗尽心血创作了两部长篇大作《天望》与《天外》。多位学者从全球视域、人物形象塑造、文化研究、文本细读等方面，多角度、深层次地展开了精辟论述。厦门大学林丹娅所指出：“作为从大陆到香港再到欧洲定居的林湄女士，其操守的纯文学精神所取的文学成就，及在欧华文学界的领军地位，在华文文学界的影响力，无疑具有显明的代表性与典型性。挖掘研究林湄小说创作的独特意义与价值，进一步发现、阐释其小说给华文文学提供了什么样的新的思想内容、文学形态及美感经验，对认识与推动欧华文学、华文文学创作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华中师大江少川教授在题为“从《天望》到《天外》——地球村视域下现代人的精神困境探寻”的发言中讲述了三个问题：“一、作家是以‘坐云看天下’的全球村视域放眼观望东方与西方，从跨地域、跨族群、跨文化的视野表现现代人的生存状况。二、小说叙事中两种文化传统交相辉映，带你进入到一个世界文化的大观园。小说中的丰富多层的“文本互涉”极大丰富、深化了小说的文化内涵与主题意蕴；三、作家高度关注现代社会生态问题，试图将社会生态、自然生态与人文精神结合起来注入小说创作之中，从一个新的角度触及到生态对人类生存状态的重大影响。”首都师范大学王红旗教授认为：林湄以仰俯天地的特殊视角，揭示现代人类的生存困境，“《天望》与《天外》，运用多重叙事方式，构成“别样”的人类生存图景。如果说《天望》是“天人相望”，以超越世俗社会的“树顶”的边缘视角，《天外》则是“天外之际”，把自我置于浩淼宇宙的空虚之中，仍是另一种“边缘”视角。其共同点均在于，以仰俯天地的特殊视角，洞察极端的科技与物质文明，所引发的全球性的“人类精神”生态病症，寻求多元文化平等的交流通道与救赎策略。两部作品以“边缘”检视“中心”的距离感，不仅使叙事者、“第二自我”处于崭新的宁静时空之中，以大自由、大自在的境界形而上下之求索，并且随着视角游动更展现出多层级的澄明视野画卷，从而获得历史性与整体感的全息世情、世景。”

泉州理工学院文学院戴冠青教授重点分析《天外》中的主角郝忻的形象：认为“《天外》以华人移民欧洲的生存处境为背景，塑造了主人公郝忻这个在世俗欲望中挣扎的追求者形象。他是情欲中沉浮的追求者、在红尘中逃离的觉醒者、在人性矛盾中挣扎的思想者。郝忻形象的塑造和演绎体现了林湄对人性困惑的审视和思考，传达了作家积极救世的人文关怀精神。在华文世界中是一个新的艺术典型，也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独特的艺术形象和审美价值。”郑州成功财经学院文学院彭燕彬教授则从文化的角度进行了论述：林湄用透视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磨合下产生的模化式现象，以其本质特征看来可界定为“救赎”文化符号。作为俯瞰众生的视角是一种恩德文化的意示；播撒宽恕博爱的输出是一种人性文化超越的标示；作为伦理道德的审视也是一种悔改文化坚守的标示。原华侨大学文学院院长林祁教授指出：《天望》接着《天外》两部长篇巨作，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言情小说，也不同于一般的移民小说。她在关注东西方文化冲突、碰撞、相互接纳和融合的同时，更注重人的精神归属问题，也就是要寻找“灵魂”的家园。……我们看到，小说人物在中西文化中迷茫、堕落与挣扎，也读到作家的坚守：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这也是作者一向坚守的文学观。中国人民大学杨恒达教授从人类人文追求的角度，认为《天外》作了一种实现灵魂超越的尝试：指出：“林湄的《天外》通过华裔新移民在欧洲的生活和社会交往，展示了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但是作品的核心是探讨人类的共同人文追求，在作者笔下的主要人物身上更容易看出这种共性。中华五千年文明纵然与西方文明有着千差万别，并以明显的文化差异体现出来，但是在人性的问题上，在生命本质的问题上，却有着普遍的共性。……中国和西方社会现在基本上都接受了这种新的人文倾向。《天外》主人公郝忻与浮士德的精神对话正是建立在这种新的人文倾向基础之上的。”

汕头大学燕世超教授论述《天望》的叙事者形象，提出“该书却既有同叙事者又有异叙事者，主要是后者在叙事，像其他小说中的异叙事者一样，他不露声色，把作品中的人事娓娓道来 。 作品随着两个叙事者的出现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是上帝的眼睛在观察，叙事者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因而能够叙述所有的人和事，发挥了这种叙事的特长，展示巨大的时空，给读者提供十分丰富的社会与文化信息，同时又以“我”的眼光观察和思考，拉近了叙事者与作品人物和读者的心理距离，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福建社科院文学研究员肖成将林湄散文集《清寂》的意义归纳后说：“这部散文集，的确是作者与生活、与记忆、与自我、与历史进行自我对话，辩证思维的一个审美文本，从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如何从历史缪误与个人创痛解不开，理还乱的纠缠之中，企图借助文学为人类寻求一条精神超越与美学救赎之路的不懈努力。”

海外写作经验与经典文本构成

来自欧洲与北美的多国海外华文作家与艺术家介绍了所居住国华文文学的发展概况及移民后的创作历程、谈到个人的创作观与写作经验。同时期望祖国的文学界多关注他们的创作，加强海内外的文化交流与沟通。旅捷作家老木（李永华）出国前曾在部队服役，“政治处”当宣传干事，出国后一度为谋生存而忙碌打拼，直到1998年再次发表第一篇纪实小说而产生创作冲动，开始写中长篇小说。他花了三年时间完成了长篇《新生》，小说“通过一个小人物的个人经历展现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和东欧捷克两个国家是社会、思想个人们生活状态的巨大变化。”旅美作家，海外文轩创办者海云谈到小说创作时说：“比如小说，打动我们的是小说中作者笔下的有着鲜明性格的人物，作者通过笔下的人物传达自己对这个世界和人生的看法，也就是作者自己的审美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就拿我写的硅谷三部曲来说，第一部长篇小说《冰雹》，带有较多的本色写作成分，女主角的思维方式甚至讲话方式语气，都带有我惯常的习惯。《冰雹》曾经在海外的中文网站引发对婚姻的探讨，那是一部有关硅谷精英遭遇中年危机和婚姻危机的小说。” 旅居比利时作家谢凌洁凭借中篇小说《一枚长满海苔的怀表》荣获第三届“中山杯”华侨华人文学奖新人奖。她就文学与历史的关系，结合自身的经历和体认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不久前看到一个说法：文学比史学更真实。在某个层面上，我认同这个观点。在欧陆大地，直觉强烈的，除了宗教气氛，就是沉甸甸的历史感了。好些年里，我在不同国家不同城市的博物馆和图书馆进出。那纷繁瑰丽的古老建筑，装帧华丽的手绘《圣经》及各种古籍，这些令我长时间地沉迷，为了解它们的由来，需从各种文献、顺着时间做深入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索“关于历史和文学的互文性”。

旅加诗人青洋发言的题目为“洛夫《唐诗解构》与借古潮的萌芽”，她说：洛夫希望以《唐诗解构》一书带动海内外文坛学习古典，对古典再创造的潮流。他第一次提出了目古运动的概念。所谓目古，便是不完全复古，而是利用古典，对古典文学进行再创造。我称其为：借古。”她列举并分析了《唐诗解构》中对唐诗的几种解构方法。来自巴黎的林鸣岗，是画坛文坛的大家，他在“艺术的天使和魔鬼”的讲话中提出：“文化、艺术是为大众服务的，必须是民众乐于参与和理解的东西，中国人说“文以载道”，西方人说“心灵洗涤”。但是一个道理。一切抛弃民众的东西，最后一定会被民众抛弃的。卢浮宫为什么屹立不倒，人潮汹涌、百看不厌。就是这个道理。文化、艺术是为大众服务的，必须是民众乐于参与和理解的东西。”

湖北大学教授、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刘川鄂发言说：张爱玲的海外写作之于当下海外作家，有多方面的启迪意义。中国作家擅长写中国故事，无论身居海内海外，无论国籍中国外国，似应注意国内文坛的认同，国内主流评论家的关注。这是争取受众、扩大作品影响、彰显创作价值的重要途经。此其一。其二，面向海外的写作要从文化和审美方面研究和琢磨西方读者的审美趣味。中国文化乃家庭本位，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位，凸显个体价值。《红楼梦》似的家族纠葛……与性格中心的西方小说写法上有较大差异。暨南大学黄汉平教授 从伦理维度论对近年来国内翻译伦理新著进行了研究，指出：无论是翻译活动还是翻译主体，都离不开伦理规范的制约。伦理作为翻译的基本属性之一，与生俱来的存在产生了不少学术话题，然而关于翻译中伦理维度的研究却长期缺位。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后，“翻译伦理”这一概念和理论才渐进学术视野并受到重视，并逐步实现了翻译研究的“伦理学转向”。……翻译的伦理维度研究，不仅刷新了人们对于翻译本质属性的认识，也推进了文学翻译研究向纵深发展。

旅居匈牙利的作家余泽民，《华文文学》主编张卫东、法国“华报”社长兼总编黄育顺、译林出版界前辈蔡玉洗先生等都在会上作了发言。

这次会议选择在欧洲心脏位置的捷克，在具有悠久文化积淀的名城布拉格召开，别具深远意义。海内外的作家、学者集聚在春日的古都，探讨华文文学的现状与发展等问题，研究讨论、直接对话，对推动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加强海内外的文化交流，弘扬中西华优秀文化传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就欧洲华文文学史而言，正如韩国著名汉学家朴宰雨贺词上所写，“将是海外华文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