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梁景和 王红旗

翻 译：李 晋

梁景和：各位嘉宾早上好！首先我想我代表首都师范大学社科处向各位专家学者的光临表示我们的欢迎和感谢，你们的智慧与学识会给论坛带来丰富的收获。开幕式现在开始，首先请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郑萼书记致欢迎辞。

郑 萼：尊敬的各位专家、来宾、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今天是一个特别令人激动的日子，无论对于中国女性文化研究基地还是对于首都师范大学，无论对于在场的各位嘉宾、学者、同行、老师们，还是对于多年来为这个基地的建设付出心血和辛劳并见证基地成长的创办者王红旗女士、梁景和先生以及在他们身边工作的学者、学生们，还有就是对于第一次参加论坛活动的我个人来说，今天都有着特别的意义。

郑 萼 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今天，中国女性文化研究基地迎来了第五届中国女性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女性文学论坛，在这里，我们共享美好时光，为中国女性文化建设和中国女性文化基地建设加油、助力，这是大家的光荣和幸运。我代表首都师范大学，欢迎远道而来的各位专家、学者、老师们、朋友们、同学们以及所有在场的媒体人士，感谢你们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加会议，感谢你们对中国女性文化研究基地和首都师范大学女性文化研究与建设事业的关注和支持，感谢你们精心准备带来的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让我们有机会感受世界女性文化研究前沿的风向与动态，分享和借鉴女性文化研究领域的精英成果，为我们开阔视野，开拓思路，同时充实我们的学术文库。中国女性文化研究基地作为首都师范大学的优秀品牌之一，在北京学术界有着深远的影响，为女性文化研究和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000年至今，她从小小的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扎扎实实地走过了16年，成长为在学术上独树一帜在社会上影响广泛的中国女性文化研究基地，编织和建构了有价值的文化和学术平台，团结了这一领域内数以百计的国内外学术精英和优秀文化名人，组织了近百次学术交流活动和女性文化论坛，逐步将基地打造为国内顶尖的文化学术团体。同时，通过一次次紧扣时代脉搏的专题论坛、研讨和关注女性生存、关爱女性成长、极具贴近性和服务性的文化活动，深入到社会、校园，走到普通女性的身边，赢得女性特别是青年女学生的信赖，逐步将“中国女性文化论坛”打造成为名牌论坛，并借助互联网平台，将这种影响拓展到海外。目前，由基地出品的《中国女性文化》和《中国女性文学》两本学刊已经成为国内同类学刊中的精品。这一切离不开大家的支持和帮助，更是多年来为基地无私奉献的创办者、组织者、运营者和诸多有识之士共同努力的成果。已有的成果令人欣喜，同时也让我们深感肩上的重任。学术研究非一日之功，文化传播与推广更需不懈的努力，希望今天的论坛成为中国女性文化研究基地建设和发展的一个新起点，希望基地继续保持蓬勃的生机和进取的势头，为女性文化研究这一学术领域做出新的贡献，让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一团队中来，将学术研究的优秀成果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为广大女性谋幸福。相信这也是在场的诸位嘉宾的共同愿望。再一次欢迎大家，并预祝此次会议圆满成功！

张抗抗：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端午与夏至刚过，火热的夏天热情洋溢地到来，就像我今天的心情，也是大家共同的心情。五年前的那个夏天，2010年7月17日，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的“中国女性文化研究基地启动仪式暨中国女性文学论坛”在裕龙大酒店召开。

张抗抗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务院参事、中国女性文化研究基地名誉主任

来自国内外22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教授与作家、评论家一起畅谈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与创作。当时热烈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五年时间匆匆过去，今天，我们迎来了又一次盛会——第五届中国女性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女性文学论坛。来自海内外的女性文化研究专家、学者、作家和有志于在这一领域学习并有所建树的青年学者再次欢聚一堂，分享我们的学习与研究心得，共享这一领域最前沿的学术成果。同时，也一起回顾中国女性文化研究基地五年来走过的光荣之路。作为基地的名誉主任，我感到很自豪很欣慰；作为女性文化研究和女性文学创作领域的同行，我代表基地和本次大会，对与会的每一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早在2000年，首都师范大学创办的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就已承担起关注女性生存与发展、探索女性性别文化本土化建构、以及推动女性文化研究与女性文学创作的重任。她是国内唯一的中国女性文化学术研究机构，并将坚持在中国文化母体之中，倡导平等和谐的先进性别文化理念、探索中国女性文化理论本土化生成与发展之路。研究中心在长达16年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全国妇联、北京市妇联和首都师范大学各级领导的支持与关怀，得到了广大专家、学者、作家们的鼎力相助，取得了可圈可点、令人欣喜的成绩。自2000年中心初创，到2010年十年间，中心连续举办了“中美两国妇女的生存现状”、“关爱女大学生成长”、“来自大学校园的文化与人生理想”、“寻找时代新女性---中国女性文化百年寻根”等主题的学术交流论坛和文化传播活动，在社会上、校园里和各媒体平台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中心编辑出版的《中国女性文化》、《中国女性文学》等学术专刊，在业内成为独具时代特色和学术前瞻性的示范学刊。10年间，在业内同仁们的努力下，在专家学者们的支持下，中心创出了品牌，开辟了一条女性文化研究的新路。有耕耘自然会有收获，2010年，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被北京市教委以高等教育专项授予“中国女性文化研究基地”。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基地扩大完善了组织机构，加强了科研队伍建设，吸纳了众多高校的知名学者加盟，邀请乐黛云、欧阳中石、饶芃子、张炯、陈骏涛、杨匡汉等10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为学术顾问，特聘高校100位中青年学术精英为特约研究员。同时，与中国网合作创办了每月一次的“中国网•中国女性文化论坛”。这一论坛至今已举办32期，并邀请国内外女作家、著名专家学者走进校园，与硕博士生们讨论文学、文化、性别以及人生问题，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也让基地成为中国女性文化研究领域的领军团队之一。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对于女性研究的基本宗旨拥有共识：关爱女性就是关爱社会，为女性谋发展就是推动社会前行。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女性文化研究基地的优秀学术成果正在转化为女性生存与发展、女性成功与幸福、女性健康与成长的宝贵教材，使更多的女性受益，这是一项值得我们为之奉献的了不起的事业、和一项功德无量的文化推动社会文明的工程。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仍待拓宽视野，中国女性文化建构仍待深入探索，但愿今天成为一个新的起点。我们期待，下一个五年，中国女性文化研究基地，将为我们、为社会、为这一学术领域，带来新的惊喜。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的到来，愿我们的学术聚会充满各抒己见的祥和气氛。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陈 玲：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今天参加第五届中国女性文化研究基地学术研讨会，首先，我谨代表北京市妇女联合会、北京市妇女研究会对十五年来研究基地所取得的丰硕学术成就和今天学术研讨会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

佩姬•麦金托什：很抱歉，我不会说汉语！我非常佩服从事女性文化研究的男学者和女学者，这对于妇女生存发展、人类和平是非常重要的。我很幸运和大家一起参加这样的女性文化研讨会，我是来学习的。祝贺大会圆满成功。

斯佩姬•麦金托什 美国威尔利学院妇女研究中心副主任

杨匡汉：本来我们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应该由在任、也在座的副会长来致辞的，她让我讲。那我就勉为其难，说几句祝福的话。

杨匡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监事长

首先祝福会议的顺利召开，而且预祝讨论会的成功。这个会议提的问题非常好，“文学、经典、性别、跨界”，实际上讲了一个文化的延续性的问题。中国的文学，中国的文化，有一个文化连续性的问题，女性文化、女性文学也有一个连续性的问题。从女娲补天的传说，到我们的孝道文化，到蔡文姬、李清照的诗词，以及到明清的才女文化，我听江苏省的朋友讲，江苏省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掘整理，光江苏地区才女的诗集作品加起来有1300多册，现在还在整理当中。所以，中国女性文化、女性文学一直在延续，到后来明初清末，从秋瑾一直到当代，都有一个文化历史的延续性。这种情况文革前有一些打断。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我们也有留下了一些关于铁姑娘的、扛大旗的小丫头、阿庆嫂等等这样一些女性文学文化的形象，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比较大的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女性文学、文化，确实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文化的一道非常亮丽的，非常独特的风景，在中国的当代文化史、文学史上有不可或缺的，无法代替的一个席位。你可以看看中国作家协会的主席和副主席都是女性，江苏的、上海的、天津的、湖北的、厦门的作家协会主席都是女性，现在每年3000多部长篇小说，2000多部诗集当中，女性是半壁江山。在文学教育方面，我走了很多大学，女生占百分之七八十，文学、文化的后备力量是非常充足的。这是中国当代的女性对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尽管我们有很多问题，女性也有很多问题、很多困惑，但是中国女性文化的发展，在当今世界是值得骄傲的，值得信任的，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的。作为女性文化的研究，长期以来我们往往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来看待男女性别文化问题，甚至其中有一些极端的观念，把女权推到极端那儿去。但中国女性文化的主流、主导方面是讲男女平等的，是和男性共舞的，建立一个两性平等和谐的观念，这个观念是具有普世意义的。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家的队伍也是男女合作的，我们在座的资深的批评家，像陈骏涛先生年近80岁，到现在还从事女性研究和写作，像傅书华先生也是关心女性文学的，他大力推崇女性主义研究，其他的几个都很关心，所以说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是男女合作的。还有，中国女性文化、文学研究中心在全国很多很多，已成为很重要的文学研究的一部分。在这方面，首都师范大学在党委郑书记的领导、支持下，以梁教授、王红旗教授为首的学术团队，十五六年以来坚持不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和成就，我代表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和祝贺。这次会议的议题是性别、文学与经典，涉及到性别理论如何深化，涉及了女性文学书写和进一步反思，涉及了通向经典化的道路的可能和困难。这些女性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我相信大家能够本着全球视野、本土立场、性别视角、跨界打通的学术态度，互学互鉴，深入交流，使得这一次会议取得新的成果、新的收获，而且对全国的女性文学的研究起到助推器的作用。谢谢各位。

段 炼：看到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自成立15年来，做了这么多工作，取得如此多的重要成果，我很感佩。15年间的一次次学术会议、一部部学术文集、一篇篇媒体报道，都见证和记录了这个研究中心的脚踏实地、富于成果的发展过程。

段 炼 加拿大康科迪亚大学教授、中文部负责人、资深文艺评论家

研究中心所拟的未来五年工作规划，更向我们展示了光明的前景。作为一个见证者，我目睹了上述成就。见证者也可以是旁观者。首先，我作为男性学者来旁观女性学者的学术活动；其次，我作为国外学者来旁观中国女性学者的学术活动；第三，我作为视觉艺术和比较文学的学者来旁观中国女性学者的女性文学研究活动。在这样的意义上说，旁观者是清醒和中立的，可以通过比较来进行观察和判断。于是，我有如下看法：在今天的西方学术界，后现代主义思潮已然式微，但其文化遗产仍深刻影响着西方当代学术的基本观念，例如女性问题的重要性。在西方当代学术界，女性主义不再激进，而是转为客观，冷静而严肃的女性文学研究，是今日学术的要义。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首师大的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的活动，体现了中国女性学者的相似的学术特征。这不仅昭示了中国学术与国际学术的接轨，也昭示了中国女性文化研究的自身特征：不去盲目追求轰动效应，而是扎扎实实、认认真真做学问。换言之，首师大的研究中心具有标志性作用，引领国内同行走向学术前沿。在我看来，这一切正是此次研讨会的一大意义和价值，我愿借此机会向首师大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表示祝贺，也向王红旗女士表示敬意，是她的努力和辛劳，使这一切得以实现。

乔以钢：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对这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

乔以钢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中文系主任、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负责人

这个会议是在中国女性文化研究基地成立5周年之际召开的，就像张抗抗刚才提到的，5年前的情景我们还历历在目，一晃5年过去了，但就是在5年这个并不长的时间里，我们的基地建设风生水起，卓有成效。这可以从刚才简单的介绍中，以屏幕播放的图片历史印证，我自己也有亲身的感受。特别是，这里说的成效，不仅局限于学院式的研究或者学术层面的成果，而是密切联系社会文化现实，更体现在诸多方面。我可能有三个方面印象比较深刻。第一个方面，我觉得咱们的基地建设是有先进性别文化的理念，和清晰的定位的，才办出了自己的特色，这是我们从5年的实践中得出的一个判断。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于2000年，这个基地是在2010年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研究基地之前已经有10年的基础积淀，成立基地以后又有了新的开拓。在这个过程中，基地并没有在规模上做出明显的很大的扩张，而主要是内涵式的发展，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怎么来构建基地的宗旨，确定具体的工作目标与路径，从这5年的实践看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们确实致力于建设一个开放的，活跃的，在实践中而不只是理论上，积极参与先进性别文化建设的科研平台。作为平台，当然应该有凝聚力和发散力。这个基地很好的做到了这一点。虽然立足于首都师范大学校园，但是它的工作，它的影响远远不局限于校园。这个基地非常善于借助多方力量，吸引来自不同领域，也包括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国度的学者文化人士，共同思考，共同发声，充分利用互联网时代特有的传播方式扩大影响，在讨论和争鸣中相互启发，促进思考，求同存异，在参与中国的文化批判和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值得大家钦佩的成绩。第二个方面，就是他们脚踏实地，做实事，见实效。首都师范大学这个文化基地，是把倡导性别平等落实到实处的，这个“实”字是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非常不容易。不管是办会，还是办刊，或者是和外界的互动联系，包括和传媒合作等等，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基地实际上编制也非常有限，人手从来都是不足的，梁老师给了巨大的支持，从一开始，王红旗和各位老师做出了加倍的努力，成绩是有目共睹的。5年来的一些数字中可以想见他们融入了多少心血，有着什么样的付出。比如说这5年每年一度的非常正规的学术研讨会，还有30多次专题论坛，另外还和中国网合作，做论坛活动同步以九种语言向世界范围内一百多个国家播出。此外还编辑出版了成套的21世纪女性文化、文学研究方面的多部著作，其它就是日常的和国内外的交流互动，还有召开各类小型的专题会等等，我只是说这些数字，这本身体现的就是他们怎么去求实落到实处，真是难能可贵的，我印象非常深。第三个方面，我和王红旗也多次交流，我们都有共同的想法，现在应该是给青年学者提供更多的平台，创造各种条件，应该让青年人走到前台，我们是诚心诚意这样想，也是尽力这样做的。王红旗她们做得很好，以《中国女性文化》学刊以及各种类型的研讨会为纽带，联系和推介青年学者，包括一些青年作家也有机会到平台上来，确实也是尽全力在为青年人的成长创造了条件，吸收了很多青年人参加的，王红旗为中国女性文化学术前沿注入了新的活力，去年基地还专门召开年度学术研讨会，举办了新锐批评家的论坛，这里谈的是几个比较印象深的方面。之所以对这个方面更感兴趣，因为是我们女性文学委员会的工作任务和基地，实际上很有相同之处，我们共同希望能够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虽然不同的基地，平台的情况也会不同，但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基地的做法，特别务实奋进的精神，给了我们启发，值得很好的学习。总的特点我简单的概括如下，开放性强，活跃度高，运行方式灵活，影响力大。另外我们女性文学委员会本身和基地、和王红旗也有密切的合作，今天到会的相当一部分，同时也是女性文学委员会的成员包括王红旗老师本身，希望以后我们能够更多地合作，共同努力，取得更大成绩，也期待着从这次会议中获得更多的新的收获，最后再次祝贺会议的召开和对基地取得的成绩表示感佩，谢谢大家。

王红旗：非常感谢各位领导、嘉宾的关怀与鼓励。说心里话，如果没有在座各位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的中国女性文化基地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果。刚才乔以钢教授谈到我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目前是以乔以钢、林丹娅核心，还有在座的多位中青年学者为代表，我也是其中的一员。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女性文学委员会是我和樊洛平负责，陆卓宁是主管副会长、还有王艳芳、宋晓英、艾尤等学者为代表。其实这两个学会都是民政局批准的国家级学术组织机构，尤其是女性文学研究生物对象主题等多有交叉，我们曾多次商量在合适的时候，两个女性文学委员会联手召开研讨会，共同推动女性文学的深度发展。重要的是，这次会议不仅打通了海内外，还打通了古今中外，今天来参会的学者中，比如像宫红英老师他们是研究古典女性文学的，还有卓慧臻、南宫梅芳等是研究外国女作家的，这样整体打通女性文化/文化历史，从性别视野思考经典与跨界是很有意义的。这对于我们如何在一个全球语境下的本土化时代，如何思考个体意识、女性意识，性别意识，家、国意识和人类意识的和谐统一，对于如何思考是女性文化研究是为女性，还是为人类，还需要经过大家的研讨逐步发现。我们提出的议题就算一个提出问题吧。下面有请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郑萼女士给美国威尔斯利学院妇女研究中心副主任佩姬•麦金托什女士颁赠中国女性文化研究基地荣誉教授聘书。

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本届会议主席郑萼女士为美国威尔斯利学院妇女研究中心副主任斯佩姬•麦金托什 颁赠中国女性文化研究基地荣誉教授聘书

主持人：陆卓宁 林丹娅

张抗抗：女性书写的深化与拓展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探究女性文学的经典化问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学文化研究基地，对女性文学创作研究提出了一个高的标准，呼唤经典、催生经典。 “经典化”为我们女性写作设置了一个目标，当然很有意义。但是我们写作的人，不一定很在意。比如我自己，并没有书写经典的野心。什么样的文学作品能够成为经典？那是文学研究者和读者的事，不是我的事。我只是尽可能把作品写好。卡尔维诺说过，“经典就是那些你正在阅读并且会再次重读的书”。这应该是关于经典的其中一个定义，一部作品是否能够成为经典，需要漫长的时间来鉴定。我只想谈三个方面的体会，就是女性写作如何自觉、拓展和深化的问题。

张抗抗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务院参事、中国女性文化研究基地名誉主任

第一，是女性写作意识的自觉。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写《北极光》《爱的权利》那个时期，女性意识是朦胧的、不自觉的。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受到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极大影响，与时代的改革开放同步同期，然后逐渐清晰起来，处于自觉和不自觉之间，是一个很长的嬗变过程。到了21世纪，很多中国女性文学代表作品，都已具备了真正自觉的女性意识，比如王安忆的《天香》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她写了一个大家族的败落，在这期间，女性如何被迫或是必然地担当起了一个家庭的经济责任和重担，最后使女红的绣品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成了高价值的商品和养家糊口的经济支柱。这个看似不得已的变化过程，写出了女性如何获得独立自主的经济地位。《天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部女性小说。徐小斌的长篇《羽蛇》，写了三代女人的命运，去年还有一部非常美丽的爱情小说叫《天鹅》，都有清晰的女性意识表达。其他还有铁凝的《玫瑰门》、严歌苓早期的《雌性的草地》、虹影的《饥饿的女儿》等等，都有深度地表述了女性的生存境况以及女性与社会的关系。我在2002年出版的《作女》，则是有意识地描述现代女性特立独行的新形态，也是我对于女性文学的一次尝试。现代社会，女性在精神、物质和情感上都已逐渐不再有依赖性和依附性，对男性的依赖和依附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比如，迟子建的《晚安玫瑰》书写了一个俄国老太太和中国女子之间的友情，这部中篇小说的鲜明特点，是讲女人之间的自我疗伤、互相的救助和精神安慰，不再是男性来拯救女性，而是希望表达一种女性的自我拯救。所谓女性意识的自觉，我想是指女性希望由自己来掌控命运的强烈意愿，这种自觉应该是一种深层的主动的清醒的自我认识。20世纪90年代，我有一部中篇小说叫做《残忍》，写了文革时期的三个男女知青和一个连长。由于这个连长作恶多端、他欺负了两个男生都喜欢的那个女孩，男知青对他进行了审问之后，实在忍无可忍，在北大荒的特殊背景下，茫茫大地荒无人烟，把他活埋了。荒原夏季多雨，过些天草就长起来了，没人发现这个事情，这个连长就这样失踪了。场部下来工作组，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为了把失踪变成了“好事”只能说这个连长牺牲了，要追认他为烈士。那个男知青无法忍受这样的谎言，因为他本来是为民除害，怎么坏人反而变成了英雄，一气之下他就去自首了，他宁可去死，也不能让连长成为英雄。这是一个很极端的、很惨烈的故事。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就是被这两个男知青喜欢的这个女孩，其实在文本中始终没有正面出现，是一个隐身的人物。男知青为她主持正义，把那个连长用暴力杀害了。当这个连长被杀以后，他们把这个真相告诉那个女孩，都希望自己在女孩子面前很有英雄气概，但是这个女孩从那以后就失踪了，她也失踪了，是主动的离开或出走。什么叫做女性意识的自觉性，就是这个女孩不能接受你们男人用暴力的形式来保护我，我不需要这样的拯救，她不接受这种残忍的行为。连长的死看似因她而起，但她是被动地被卷入这种暴力行为的，所以她有权拒绝“英雄”。我写这部小说，是为了探讨人性。但在这个女性人物身上，不自觉地体现出的女性意识的一种自觉，回过头来看，还是挺可贵的，因为它是自己生长出来的，不是刻意追求的。也就是说女作家写作的时候，不要整天去想着要去写一部伟大的女性主义作品。当女性具备了现代人的意识，尊重生活和自然的基本规律，这种意识就应该生长在自己心里，生长在自己的血肉当中，也就会自然而然地输送到自己的作品里面去。女性文学研究，应该把男作家的作品和女作家的作品进行一些对比。男作家笔下，对女性的态度，和女作家是不一样的。他们作品中的男性人物设计，总是自我感觉良好，似乎天下的女人都以崇高美好的爱情的名义，对男人崇拜得死去活来，他们笔下的女主人公，在情感上都是非常依赖于男性的。这种情况，到了70后、80后的男作家那里，才开始有所改变。

第二，简单讲一讲女性写作的拓展。我的意思是，要从传统的两性关系，家庭关系进入到女性和社会的关系，女性和历史的关系，女性和人类的关系，而不再是孤立的、悬浮的，应该置身于复杂的、沉重的社会历史情境之中，这样才是有依托的。比如林白的《北去来辞》，就是一次比较明显的拓展，外延伸展到生活的底层。还有严歌苓的《陆范焉识》，残雪近期的短篇小说《尘埃》等等，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残雪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写《尘埃》的感觉，充满了昂扬和叛逆精神，不是局限于女性的自我感觉。我特别要强调王小妮的《1966》，她实际上一个个短篇陆陆续续发表的，2014年终于结辑成书，在今年图书书展中还得了奖，黑色的封面，很压抑很沉重。但她的叙述风格有点像箫红的《呼兰河传》，淡淡的，简约的、有伸展余地和想象空间，文革惨烈的狂风暴雨，在女性眼里，是非政治化的、而是人性的，是日常生活世俗文化人情冷暖的破坏与溃败，完全是女作家的眼光和感觉。她并没有局限于女性书写，而是把它放到重新审视文革的层面上。文革这样的历史话题，对女性作家而言还是有比较大的挑战性，王小妮的《1966》值得作为女性写作拓展的分析文本。

第三，就是女性写作的深化，这也是对我自己而言的。其实刚才我讲的几个方面都是对我自己的要求。刚才美国教授柏棣讲到了自我实际上是自我和他人的关系。我觉得，所谓“自我”是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探讨的，比如：我自己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我以后会成为什么样子？女性怎么认识自己？如何剖析女性自身的弱点？如何克服女性的身份焦虑、性别焦虑…… 总体看女性写作，我认为我们对于生活的沉淀、认知、提炼、创造都还远远不够。经典的产生，重要的条件是时间的孵化，它是一个时间的孵化品。我的长篇小说已经陆续写了近十年，目前正在修改第五稿。一个写作者如果还能对自己感到不满意，我想就应该能够进步。由于我的社会工作比较多，所以写作的进度比较慢，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创作过程中，我学到很多，我是一直在往深处走，所以不仅是付出，而是在收获。既艰难却非常有意思，也是女性自我修炼的一个过程。

陈骏涛： 我今年七十有九，逼近“八零后”了，是今天到会中年纪最大的一个。这两三年由于思维状态的迟滞，在会议上很少发言。这个会我本来也是不准备发言的，因为从2013年3月我写了关于女性文学的最后一篇文章《一道绚丽的文学风景线——关于八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的话题》（《新文学视野》2013年第3期）之后，就再也没有发表过别的文章了，关于这方面的资讯也所知甚少，更谈不上有什么研究了。

陈骏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

但是经不住王红旗女士的执着相邀，还是决定简单地说一点。说实话，这些天，为了这篇发言，还真有点焦虑不安，主要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从何说起。考虑再三，我想还是老老实实地从切身的经历和感受谈起吧。说错的地方，请各位谅解并批评指正！对女性文学做批评研究，不是我的所长，我介入的时间也比较晚，我曾说过，我是这个领域里一名迟到的“票友”，这是大实话。当然，也可以说是一名忠实的“票友”。起因于1994年冬天应邀主编《红辣椒女性文丛》，开始了我的女性文学“票友”的生涯，写了生平第一篇关于女性文学的文章——《红辣椒女性文丛•总序》，曾以《“女性文学”刍议》为题，发表于1995年4月11日《光明日报》的文学专刊上。从那以后的20年来，我读到了不少女性作家的作品和女性学者的著作，参加了关于女性文学、关于女性主义、关于性别问题的各种大大小小的会议（包括境内的和境外的）总有数十次之多，由此而结识了许多女性朋友，包括女学者和女作家（也包括境内外的）。在坐的各位，包括张抗抗和徐小斌女士，也大都是因此而认识的。还有我的几位女学生，包括因病或因事而未能到会的谭湘、朱育颖，以及今天到会的肖菊蘋。写的这方面的大大小小的文章大概也有数十万字之多，虽然大多是一时一地的应需之作，属于“过眼烟云”之类，但也有一部分是下了点功夫、今天可能还是有点参考价值的文字，如收入我的文学评论选《从一而终》中的《关于女性写作悖论的话题》、《沉潜中的行进》等几篇文章，以及选入王红旗主编的《21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文选集成》以及其他选本中的《“她世纪”与中国女性写作的走向》等几篇文章。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对女性文学的研究和写作，居然会成为我进入老年期以后的主业之一，使我的学术生命得以延续，使我的自然生命得以再造。十年以前，我在河南开封的第七届中国女性文学研讨会上有一篇发言，题目是《生命的再造与张扬》，说得也都是实话。这篇文章在次年《百花洲》第1期上也发表过。回顾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文学、文化的发展历程，我在《成长中的中国女性主义》（先发表于2004年《职大学报》，后来又与我的学生郭素平做了一个对话，发表于2005年8月《中国女性主义》第4期），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中国女性主义从80年代以来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后期是第一阶段，我把它叫做“中国女性主义的萌生期”，或者说是中国女性再度“浮出历史地表”的时期。第二阶段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第四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前后，是中国内地性别意识大面积苏醒的年代，性别意识自觉的年代，也是中国女性主义从萌生到成长的阶段。而从上个世纪末到新世纪，可以说是中国女性主义的第三个阶段，它仍处于成长期，但却是上个阶段的延伸和发展，我们现在就正处于这个延伸和发展的阶段中。中国的女性文学和文化，中国的女性主义，从再度“浮出历史地表”到如今，已经经历了30余年。面对着许多筚路蓝缕的先行者，包括许多女性作家和女性学者所做的许多努力，我们现在又应该再做些什么呢？这正是当今许多女性作家和女性学者所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这些热心于女性文学和文化事业的男性“票友”所面对的问题。我们今天开这个会，就是要讨论这样的问题。会议的组织者提出了两个主题，一个是“女性文学的经典化”，一个是“性别视野和跨界书写”。尽管我本人对这两个问题还没有完全吃透，还需要继续学习和思考，一时也提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意见来，但我相信这是两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是关系到中国女性文学和文化持续发展和提升的问题。我将期待着，同时洗耳恭听各位的精彩发言。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话，语焉不详，言不及意，请各位多多包涵！谢谢各位！

徐小斌:我执与无执

最近我在做一件貌似与文学不沾边的事，就是受国家开放大学之邀，讲授西方美术史二十讲。但是在备课过程中，我有了很多意外的收获，感悟到了很多之前没有感悟到的东西，我有意讲授了一批同一人格类型的画家，这类画家都是在生前被遮蔽，而在过了几十年甚至数百年后的当代，被研究者们挖掘出来重新研究，获得极高的赞誉，在美术史上占据了极高的地位。这些画家生前有多人都是贫穷落漠的，绝不止是凡高，包括塞尚、卢梭、雷东、等等，他们天才的画作无人问津，无人喝彩，在一个孤寂冷漠的道路上，他们怎么能够坚持下去？唯一的答案就是“我执”。他就是爱这个，就是真爱。联系到我们的今天，用戴锦华的一句话来说就是“现在很难再重建‘你们男人’和‘我们女人’的叙述模式，因为‘我们女人’自身碎裂了”。勿庸讳言，现在的社会游戏规则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渗透在各个领域。包括我们看到的一些娱乐节目、真人秀什么的，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所有选秀最后的冠军几乎都是男性，而在网上各大论坛里，在各种言论中也几乎都是女性想如何取悦男性的自轻自贱。这个碎裂如何拼贴，可能我太悲观，我认为几乎不可能。这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女性如何在这些一个被自然雾霾和人文雾霾双重污染了的环境中，坚持自己的写作理想，坚持纯粹的写作，唯一坚持的动力就是“我执”了，也就是对文学的真爱——把文学当作信仰来爱。除了“我执”，还应“无执”。怎么讲？解释“我执”与“无执”这两个概念，恐怕不会有比女画家狄妃奥的故事更有说服力了。

徐小斌 著名作家、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国家一级编剧

现在已经鲜有人知出生于1930年的美国女画家简•狄妃奥（Jay.Defeo）。她曾经集美丽、富有、才华于一身，却在二十九岁那年，自我封闭，画一幅《死亡玫瑰》，画了整整十一年，画得爱人离异，朋友分手，期间曾获顶级策展人之邀参加万人期待的重要画展，却被她以作品尚未完成而拒绝；十一年后作品完成，上面的颜料堆积重达三千多磅，合一顿多重，由八个装卸工破窗而入，把这幅与其叫绘画不如叫雕塑的巨幅作品搬出（后此举被一些画评家譬喻为阴道切开术），而这时，巴洛克时代已经变成了POP时代，此画成为摆在旧金山艺术教室中长期被泼洒咖啡、按熄烟头的废品，而那些由艺术家堆积的过于厚重的颜料，也随着时日一块块崩塌。对此，狄妃奥只是淡淡地说：人类会消亡，艺术也会消亡。就这样，她精心建构的世界却被忽略，被遗忘，被淹没，不是她的错，而是时代的变换——但她并不关心大众的接受度与评价，更无意于去争锋邀宠，哭爹喊娘，歇斯底里，或者变成喋喋不休的祥林嫂，拦路告状的秦香莲，或者像我们伟大的凡高那样伤筋动骨（毫无贬低凡高之意，凡高同样是我深爱的艺术家）——而是平静、沉默地接受现实，因了这平静与沉默，她的接受显得格外高贵——可谓“无执”。提到高贵这两个字，似乎已经完全变味了。小时候读的书，譬如《前夜》里那个坚忍的保加利亚革命者，譬如那些不屈的十二月党人，都是我心中对于高贵二字的代名词，所谓贵族精神，与有钱没钱没有一点关系，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在如今都要解释一番，也是很可悲了。譬如现在我们的下一代，十有九个都被所谓“成功学”毒害，因为看到了所谓出名带来的巨大利益，但是按照贵族精神，出名是一件可耻的事，典型例子就是爱因斯坦在发明了相对论之后，瞬间爆红，得到无数的邀约，他在数月之后就感到羞愧难当，赶紧躲回自己的房间里去。因为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贵族们都是以出名为耻的。但是现在最可怕的是，已经有很多人不知道高贵为何物了，举一个最近的例子：锵锵三人行最近一期中，窦文涛就讲到昂山素季，说到她作出的巨大牺牲，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盘算的。”当时周轶君就说：世界上有些人就是为自己的信仰殉道的，并没有个人的盘算，然后窦文涛就说，不要相信那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算盘。其实现在持窦文涛观点的人占了大多数，但是他们怎么解释圣雄甘地？怎么解释马丁•路德金？怎么解释耶酥•基督和释迦牟尼呢？高贵的精神不但被淹没，还不被相信了，这真是一个民族的巨大悲哀。

其实，那种至死不泯的高贵精神也是一种“执”。既是“我执”也是“无执”。

在作客“凤凰名人面对面”时，当许戈辉问道：“你写得这么好，可是我之前不知道你”时，我对她讲了狄妃奥的故事。在“我执”与“无执”这一点上，我与这位女画家很是相通，甚至，比她更为极端。在文字上，我会对自己非常严苛，每一部小说都是自我折磨充满疼痛的产品，我会深度迷恋，忘记身处的世界，可谓“我执”；然而作品完成后，我精心建构的隐喻世界常常很难被识破，但我真的不大关心结果如何——可谓“无执”。佛说：娑婆无执。但实话，我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譬如在九十年代我的一系列作品出来之后，《羽蛇》、《双鱼星座》《迷幻花园》《末日的阳光》等等，受到相当程度的关注，这个也给我的写作带来很大的动力，但是进入２０００年中期之后，无论是批评家还是读者，对我的关注度越来越低。好像是从我在２００６年在《十月》发表的小说《别人》开始的，当时我还有博客，我的博客上关于这篇小说有七万余条留言，可无论是《小说选刊》还是《小说月报》都没有转载，当时有朋友提醒我说你电话一下某某，他不是你的好朋友吗？他现在升了，你得表示一下对他的尊重。但是我始终没打这个电话。而《小说月报》的主编后来看了这篇小说之后，专门出了一本书，收集了《小说月报》漏选的所谓‘遗珠之恨’，《别人》在这本书里是头条，但是所有人都知道，所谓遗珠之恨，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更有甚者，有一著名杂志主编私下对我说：“你为什么不把小说给我？这篇小说应当拿鲁奖。”——文学环境的变味儿也许早就开始了，但是愚钝如我，直到那时才尖锐地感觉到了变化。也正因如此，有时我觉得自己走得非常孤独，也非常艰难，有时也会感觉到不公平。但是我终于明白，这就是当社会变了，而人依然保持他的完整人格的时候，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代价就是不断丧失。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不乏真正关注我的人，红旗就是特别突出的一位，她曾经在我的长篇《炼狱之花》和《天鹅》之后，在中国网为我做了非常精彩的长篇访谈，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红旗和以她为代表的女性文化研究都有着很高的水准，对她我一直心存感激。以女画家的故事收尾：九十年代，当《死亡玫瑰》已经囿积二十年之久，画家亦早已故去，纽约的一家著名美术馆终于以高价购买了这幅画——重量、规模、低彩度，向心形式，这一切成为画界独一无二的概念，只有站立在画作面前，当阳光掠过，才能深感此画的神秘动人之美。艺术比生命更长久。最奇异的是狄妃奥生前做过一个异梦：她梦见自己死后转世投胎成为另一个人，她漫步在一座美术馆，看到那里正在展出她的《玫瑰》，一个人，正站在那里久久凝视着她的画作，她走过去，轻轻地对那人说：“你知道吗？这是我的画”。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谢谢大家。

柏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概念问题二十世纪初至今，女性文学在中国有两次兴起。在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潮流中出现的第一波女性文学运动随着革命文学的高涨而衰落。第二波女性文学运动的出现恰逢革命文学的消退。在二十一世纪初，以“私人空间”“女性意识”为特征的第二波已接近尾声。正因为女性文学是现代的产物，女性文学批评的中的基本概念则必然地含有鲜明的历史性和现代特征。而对历史性的关注正是女性文学批评领域所缺乏的所忽略了的。我将通过对“女性”、“社会性别”和“本土化”这三个最基本的概念的讨论说明，这些概念的发生、发展和内涵的演变同同全球化的进程息息相关。

段炼：米柯•鲍尔的学术身份

米柯•鲍尔于1946年生于荷兰一个犹太家庭，她是今日享誉国际的视觉文化学者，其研究所涉甚广，横跨视觉艺术、文学理论、犹太历史、圣经考古、人类学、精神分析、女性研究等领域，同时她也从事艺术创作和电影制作，而主要成就则在于图像符号学和文学叙事学的研究，后者有中译本行世。米柯•鲍尔现为阿姆斯特丹大学文艺理论教授，也在欧洲和美国多所大学任职。最近二十多年她对西方学界的视觉文化研究做出了极大贡献：1993年她与其他学者共同发起创办了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学院，也在美国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大学与其他学者发起创办了美国最早的视觉文化研究博士点。关于米柯•鲍尔在各学术领域的著述，读者可在其官网获取详细资料，关于她的学术观点和方法，英国当代著名学者布莱逊为她写过学术小传，可供参考。

段 炼 加拿大康科迪亚大学教授、中文部负责人、资深文艺评论家

卓慧臻：中西女性战争书写——从伍尔夫与张爱玲谈起战争是文学中经常被书写的内容，两次世界大战特殊灾难和军事性的对阵布局，触发世界诸多变化，使得文学家使用意识流的手法和面对内在世界的形式来陈述个人世界。本文以著名小说家伍尔夫写于一战的《达洛维夫人》为主，并比较张爱玲写于二战的《倾城之恋》，试图勾勒女作家如何呈现战争生活，个人及群体如何对应战争带来的转变。

卓慧臻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比较文学博士、北京清华大学外文系副教授

上半场

主持人：屈雅君 董丽敏

文学的女性时代与女性文学的经典化

毕光明:文学的女性时代与女性文学的经典化就古代、近代而论，一部中国文学史几乎就是中国男性文学史，几千年的文学历史，在史著里只出现寥寥几个女性作者。进入现代，男权中心的文学史才得以改写。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女性解放运动，解放了的知识女性以反叛的姿态和人性化的个性写作登上了新文学的舞台。从冰心、卢隐、凌叔华到丁玲、萧红、张爱玲，现代文学三十年因为女性作家的活跃而色彩缤纷，并且为文学的现代性注入了两性互动的成分。但是民国社会里女性受教育的比例远远低于男性，因此在文学世界里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还是不成比例。

毕光明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玲:性别批评应该保持文化反思的锋芒

本文反驳了妖魔化女性主义的思想暗潮，认为当代中国的性别批评始终坚持了两性和谐平等、主体间共在的价值理想，并未出现过反对男性的激进女性主义流派。本文批评了消解女性主义的种种观点，认为针对中国文化的现状，性别批评应该保持文化反思的锋芒。

李玲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北 乔:从铁凝的创作看女性文学的发展

铁凝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创作，作品中的女性人物经历了青春期的骚动、成熟期的狂放和中年期的暖色。这与作家个人的成长是同步的，更应合了女性文学乃至女性文化本土化的发展进程。考察这三线并行的轨迹，有助我们了解女性意识的复苏与成熟，进而思考女性文化与女性日常生活的关联，建构文化视野里的女性与生活现实中的女性相融合的女性文化。

北乔 作家、评论家、中国现代文学馆

宫红英:邯郸古代女性文学纵览

作为女性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追溯到先秦两汉时期的邯郸古代女性文学长期以来一直未受到足够的关注。邯郸古代女性创作成果和围绕邯郸古代女性的文学创作都是邯郸女性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作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表现出该地域女性的精神面貌，体现出她们的文化意识，她们的声音和生活不应被忽略。

宫红英 邯郸学院文史（荀子）学院教授、副院长

张勇耀:女性文学创作的经典性与经典化 ——以铁凝《玫瑰门》、葛水平《河水带走两岸》为例

女性文学创作，无论散文还是小说，具有传世经典价值，需要具备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主观上，需要具备现实性和未来性、题材上的历史性、作品内涵的永恒性、作品本身的艺术性等条件；客观上，则需要意识形态、社会风尚、赞助人等条件。但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女性作家在创作时，要摆脱“私人化”写作倾向，突破男权视域下的两个极端，真正通过写作，获得女性自身境界的提高和社会风尚的正向引导。本文意在以铁凝《玫瑰门》、葛水平《河水带走两岸》为例，探讨女性创作经典性和经典化的问题。

张勇耀 《名作欣赏》杂志上旬刊执行主编

乔以钢:作为问题的“女性文学经典化”

经典具有历史性和建构性，关乎文化权力。经典问题对女性文学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涉及“性别”的介入及其在文学创作、文学评价、文学传播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如何发生作用。何为“女性文学经典”？是指女性文学范畴中的经典之作，还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经典中应当有女性创作的一席之地？无论怎样阐释，都涉及如何理解“女性文学”这个范畴，以及“女性文学经典”与通常意义上文学经典之间的关系。只有结合性别文化的历史和现实，才有可能在学理意义上引入“女性文学经典化”这一命题，对与性别因素相关联的文学观念、审美表达及其社会作用等作出判断。女性文学经典建构面临的最大挑战或许是，如何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令人信服地处理好性别因素与其他因素特别是文本审美价值的关系，在经典建构中切实做到有性别而不唯性别；在充分肯定女性文学经典价值的同时，避免落入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和性别本质主义的窠臼。

乔以钢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中文系主任、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负责人

王侃:略谈经典的文化政治

今天，我们是试图代表一个性别群体向既有的“经典”秩序提出席位谈判。我相信，我们无法全然绕开或摒弃这个傲慢的秩序，只在女性群体内部宣布自己的经典，虽然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所谓“文学经典”，它有一个特殊、特定的维度：性别。而这个维度的提出，至少向我们展示了两个问题：

王侃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其一，说明我们承认“经典”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建构”起来的，而我们正试图在“经典”的构成机制中嵌入“性别”这一要件。但由此延伸出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可能低估了形势的严峻性和任务的艰巨性：由于“性别”要件的嵌入，实际上会导致既有“经典”标准的修正甚至颠覆，从而导致一系列的“解经典”化的阅读和阐释行为的发生，那么，既有的“经典”秩序会不经抵抗就轻易让出城池吗？假如它抵抗了，会以何种方式抵抗，从哪里开始抵抗，而我们是否做好了应对的准备？——实际上，我倾向于认为，抵抗根本就不会发生，不是因为它软弱或宽容，而是因为“性别”从来都没有真正成为革命的力量——至少对于中国的女性和女性文学来说是这样。今天的女性主义虽然拥有众多的武器和盟军，比如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虽然既有的“经典”秩序在今天饱受“解经典”化的攻击和困扰，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支持和维护既有“经典”秩序的历史条件仍然有效并且强大，这就使得所有“解经典”化的攻击每每陷于合法化危机。其二，虽然我们已然知晓，“经典”是权力斗争的巨大场域，是激烈的政治角力的结果，但是，我们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为今天的“经典化”提供文化与学理的支撑？我们是否已围绕“中国”为女性文学的“经典化”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民族性、地方性的论证？围绕“当下”为女性文学“经典化”提供了其他令人信服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论据？尤其是，所谓“经典”，意味着一个同质化的体系或过程的形成，那么，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了要为一段只有三十余年、顶多一百余年的文学史盖棺定论，使之进入一个相对封闭和相对固化的论述框架之中？这个论述框架如果再一次被王安忆或其他女性作家拒绝，我们该如何应答？

下半场

主持人：王侃 李玲

傅书华:何为文学名作

本文针对当下名作阅读的缺失，认为读者主体性的根本性缺失导致了文学名作在今天认定的模糊与阅读的缺失。不考虑文学名作“对象性形态、特征”不考虑文学名作“对象性的存在”，是今天文学名作远离读者的主要原因，其突出“症候”是对以下四个方面的忽视：不同时代所面临的特定的精神需求对名作中精神资源汲取的不同；不同生命阶段对名作精神需求的不同；不同教育程度读者视野中的名作的不同；不同的个人性情对名作的认定的不同。

傅书华 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郭淑梅:迟子建经典文本的性别释义 ——《额尔古纳河右岸》生态女性观

作为当代文坛著名作家，迟子建对社会性别的争论始终保持冷静态度，其创作很长一段时间游离于性别研究范畴。但若以生态女性观去解读她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等，不难发现，迟子建关于自然与性别的看法与生态女性主义具有内在的血肉联系，而这些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郭淑梅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董丽敏:历史转折中的性别主体建构困境

 ——重读《我在哪里错过了你》要讨论当代女性文学，1980年代是绕不过去的：作为现代“女性主义”意义上的“女性文学”得以“起源”的时代，1980年代到底提供了怎样的“性别意识”促动了女性文学的生成；又是如何将“性别意识”转化/建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叙事资源，成就了1980年代女性文学的特定风貌；由此生产出来的“女性文学”与1980年代的主流文学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可以说，对上述问题的把握，构成了我们今天在“重返1980年代”的意识下，试图打开讨论当代女性文学研究空间的一种并非全新然而却是至关重要的起点。正是在这样的脉络中，张辛欣发表于1980年代前期的一系列有关妇女问题的小说值得关注。李子云认为，张辛欣不仅“对于妇女的切身问题”“特别敏感”，而且“对于成长于十年灾难中的年青人所遭受到的各种苦难”“感受深刻”，因而能把“妇女在追求事业发展中所面对的种种苦恼与青年寻找个人前途过程中的焦灼不安——紧紧揉和在一起，予以再现”，从而“带有鲜明的女性特征”。很显然，在当时，张辛欣的作品是被当作新时期初期女性文学的典型文本来看待的。那么，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转折之际，张辛欣到底是如何来感知和切入妇女问题的，又是如何呈现“鲜明的女性特征”的，这其中又蕴含了怎样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以张辛欣在1981年发表的《我在哪里错过了你》为例，来讨论一下上述问题。

董丽敏 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肖菊蘋:被湮没的女性——浅谈鲁迅对朱安的文本遮蔽

鲁迅文本中最见真性情者乃其日记和通信，鲁迅日记与书信中，对夫人朱安鲜有提及，考证数据显示，鲁迅有意规避了朱安这个话题，对朱安采取了文本遮蔽的策略，从而形成一种语言的暴力，造成某种历史真实的缺漏。无视朱安的精神困苦，对其实行文本遮蔽，对旧式女子缺乏真正的同情和解放，是鲁迅女性观的一个异数。以真实和战士著称于世的鲁迅，在这一点上就更有掩饰性，造成的结果就是人们对朱安的不甚了了，继而造成对他的不愿让人了解的部分的不明所以。恰在此处，我们从他的言动上反观他的态度，就可以得到他对女性（旧女性）的另一类观念：对于没有话语能力的女性是可以通过语言暴力来遮蔽的，她不仅被屏蔽出他的文本，还险些被屏蔽出他的人生，由此可见，鲁迅之对旧女性的朱安的压迫，并不亚于同时代的其他人，相反由于他所掌握的话语主动与语言特权，使得他对女性的压迫更为严厉、隐蔽。男权主义的威力在他这里不但没有稍减，反而更具破坏性。还有更多朱安一样或比朱安更其不幸的女子，她们不仅失落了自己的语言，甚至失落了被言说的机遇，只能永久地沉积于历史的各个地质层，钙化成石等待后人的发掘与猜度。

肖菊蘋 沧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屈雅君:江永女书的女性文化系统分析

本文选取 “社会性别”的研究角度，对江永女书的女性文化系统进行分析。湖南江永女书流行的地区属瑶族故地，女书与瑶族文化之间的关系紧密。这一带瑶族表现出由母权向父社会的过渡时的婚姻形态，江永的女性文化，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该地女子的独特地位；结拜姊妹之在江永一带十分流行，结交时她们喝结拜酒，写女书、唱女歌、做女红，互赠女书等礼物；坐歌堂是江永瑶乡婚嫁中的重要环节，歌堂上妇女们通宵达旦的唱女歌、读女书，歌堂因此成为女书传承的重要载体；新娘出嫁后 “三朝回门”，女友以“女书”来祝贺，由此诞生了女书最经典的形式“贺三朝书”。与此同时，江永女书当地的女红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总之，江永女书不是一种独立的和女性有关的文字现象，而是一个综合的性别文化系统。它与一定的社会结构、历史变迁、婚姻制度、文化习俗紧密关联。女书是多种性别文化符号的表征，同时也参与了这些性别文化符号的建构。

屈雅君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妇女博物馆馆长

林丹娅:文本经典化与女性文学史建构

女性文本经典化，毫无疑问，对女性文学史的建构至关重要。一个文学文本何以成为经典，在一般认识论里，通常会认为经典的形成并不是以建构者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由阅读者之阅读行为“众志成城”而树立起来的。但今天，随着各种形态的传媒迅速发展，信息时代的到来，大众在阅读行为里是更能动了还是更被动了？美国学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在其著作《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 Macmillan, New York, 1956）中所提出的一个概念与观点，即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意指由大众传播活动形成的信息环境，它并非客观环境的镜子式再现，而是传媒对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与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拟态环境"并不是客观环境的再现，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环境" 。

林丹娅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厦门市作协主席

信息时代的人们依赖拟态环境，拟态环境制约人的认知与行为，从而对客观现实环境产生影响。这样的认知其实对我们如何认识既有的经典文本（一般在经典化过程中会存在着男性视角的解读），对将要进行的女性文本经典化是有启迪意义的。因为事实上，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阅读者貌似客观的选择，实际有着被各种“拟态环境”所左右的迹象，有各种权力场、文化语境的影响与引领。而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破解的是长期存在的只有通过男性视角的解读才有可能进入经典的习常。所以，我们不仅要认识能够形成女性文学经典的内、外在元素，认识并分析其形成规律，从而总结其规律，并且可以用以运作，以达到推动女性文本经典化和女性文学史的建构的效应。

上半场

主持人：樊洛平 陈汉萍

南宫梅芳:好女人难寻——评弗兰纳里•奥康纳作品中的女性人物

女性是弗兰纳里•奥康纳作品中出现最多的一个人物群体，但是奥康纳大多数女性人物不仅在外形上丑陋，结局也大都负面。然而奥康纳并不是一位反女性主义者，她的女性人物之所以表现怪异，令人生厌，正是因为这些女性人物已经被男性传统所物化，男性传统已经成为压迫这些女性的内在暴力。作者以冷静地笔触为读者揭露了那些看似具有独立性和女性身上表现出的其实是女性意识的肢解和扭曲，根深蒂固盘踞在她们头脑深处的男权价值观使她们无法真正改变女性屈从于男性的命运，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体。

南宫梅芳 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王艳芳:论台湾女性文学中的旅行书写 ——以赖钰婷《小地方》为例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旅行书写在台湾文学创作中蔚然成风，台湾80后女作家赖钰婷的散文集《小地方》以地方为经，以时间为纬，记录其环岛旅行的经历、感知与思考。赖钰婷对宝岛台湾的旅行书写，既是个人的生命历程的回顾，也是通过旅行书写思考人生、追寻自我。因此，赖钰婷的旅行书写绝不是简单地对自然风物的描摹和再现，更是一次省察内心、重构自我的仪式。

王艳芳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

刘传霞:落入尘世的精灵 ——论迟子长篇小说《群山之巅》

“用小人物说大历史”是迟子建持之以恒的文学理念，她的长篇新作《群山之巅》以三个家族、几十个卑微的小人物书写了一个地处群山之巅的边塞小镇的当代发展变迁史，让人们看到功利化的现代化大潮给青山绿水带来的喧嚣之声、伤逝之痛。《群山之巅》塑造了一群落入尘世、带着伤残之心却在努力地挣扎着、飞舞着的精灵，创造了一个“与山川草木同呼吸”的龙盏镇。迟子建怀着由现代社会之激变所引发的伤逝之痛、悲凉之感、悲悯之情来描摹现实、追怀历史。被北国妖娆、壮阔的自然山水滋养的迟子建，不放弃对人性的救赎，借助壮阔的自然以及温暖的人性带着尘世中的精灵做心灵飞翔，帮助在尘世中挣扎的人们抵抗人生的虚无与悲凉。她的创作与生态女性主义有着深度的契合。

刘传霞 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

宋晓英:邹璐之路

女人可不可以独自远行？没有情爱的人生可不可以精彩？情与理，文与商可不可以融合？女性的生命怎样从池塘、湖泊、河流走向海洋，其命运怎样才不再是单只的“女人花”，在风中摇曳，雨中折损，冬天里谢落？女作家的创作如何能超越方寸空间？女性必聊此一生还是能够在历史上刻下划痕？从怨女到旅人，从诗人到历史研究者，从知识分子到社会活动家，邹璐以远阔的视野、宽阔的现实主义道路展示了女性可以拥有的宏阔的人生。

宋晓英 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田美莲:《角色无界》,自然生态到精神生态的生命秩序

作家试图尽可能地在生态视域下，强调生命形式的多样性，体现在对自然生命、人本生命的同等尊重，重视其原始生命形态的自然性、真实性，并试图寻找自然—人之生命之间的彼此互动和谐存在。这种原始意识里，充满道德关怀，对自然、社会、人类予以综合考量。而作家对人与自然共同存在的哲学体认与看待，以自己的审美方式，对诸如人的精神困境、自然的生态环境改变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等等问题的思索，这一切都是有意义的。

田美莲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下半场

主持人 刘传霞 王艳芳

陆卓宁:族群政治与性别政治交织下的台湾原住民女性身份建构 ——以台湾原住民女性作家阿乌为观察点

台湾原住民女作家（排湾族）利格拉乐•阿乌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曾这么说过：我的女性意识和汉人社会的女性主义没有关连。……台湾社会在谈的女性主义只是中产阶级的女性主义。台湾女性主义不管在论述或观念上都是全套将西方引进，台湾没有建构出本土的女性主义，至少我没有看到。阿乌对台湾女性主义“现场”的观察和体验无疑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甚至某种抵啎。但是，对于在家国政治、族群政治及其性别政治多重话语共谋下的台湾原住民女性身份认同问题，作为个案，阿乌的女性主体建构过程无疑构成了一个充分的话语场，尤其突显出对特定政治生态中的族群历史记忆及其女性现实处境的关怀。而这恰恰是主流女性话语所基本忽略了的——这当然很吊诡。

陆卓宁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

李伟:论多部“晚餐”题材小说中的性别图景本文采用互文性的视角，解读中国当代女作家鲁敏长篇小说《六人晚餐》（2012）、迟子建中篇小说《第三地晚餐》（2006）、英国当代作家麦克•盖尔长篇小说《双人晚餐》（2002）等作品所呈现出的不同时空背景下的错综复杂的性别图景，试图从“晚餐”这一日常生活事件透视出制约男女两性关系和谐发展的障碍性因素，如爱情对现实的屈从、发生不忠行为、夫妻间缺乏信任等。本文认为，促进男女两性关系和谐发展的因素包括爱、忠诚、信任、独立空间等。

李伟 宝鸡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副主任

郭冰茹：关于女性文学史建构的反思

依托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现代女性文学史的建构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局限：一是女性主义理论没能成为研究者审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有效视角；二是女性文学史的写作没能充分体现女性主义理论的开放性；三是女性文学史的研究没能将性别问题与思想文化问题结合起来。如果能突破这些局限，将更有助于凸显出女性写作或曰女性文学史的独特意义。

郭冰茹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兼职研究员

白军芳:论《星你》中的女权思想《星你》是韩国拍摄的水木电视剧，到现在为止，在全球的点击率是30亿次。在男女观众对于都教授的尖锐对立的调查基础上，论文分析女性试图塑造爱人的欲望，并且，表面看都教授是传统女性“待拯救”主题的再次言说，实际上，是女性对于爱人全新的“创造”。疯言疯语的千颂伊在职场上得到都教授的支持，女演员在演艺圈上的搏杀、不屈服，表达的都是女性试图把男性力量镶嵌在自己事业桂冠上的愿望。这种要求男性放弃功利而全面尊重女性职场发展的言说，正是女权思想的新阶段。

白军芳 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邵育欣:从诗词作品看唐宋时期燕赵才女的人生际遇

唐宋时期的燕赵才女，因阶层、身份、时代背景等因素的差异造就了不同的人生经历，并将其间的遭遇和情感波动诉诸于诗词作品中，为解读燕赵女性的人生际遇及燕赵区域女性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邵育欣 邯郸学院文史学院讲师

樊洛平:殊途同归的女性歌唱 ——海峡两岸80年代新女性主义小说的创作比较 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的女性文学，在经历了各自的发展路线之后，于上世纪80年代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女作家的群体崛起，新女性主义文学书写遂成为两岸文坛引人瞩目的创作风景线。两岸的新女性主义小说，在面向社会旧有传统挑战男权中心话语、塑造时代女强人形象等方面，表现出鲜明的同构性；在创作背景和作品基调等方面，也存在着创作的差异性。

樊洛平 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女性文学委员会主任委员

闭幕式

主持人 王红旗 陆卓宁

主题总结

林丹娅：在“女性文学经典化与跨界书写”国际研讨会上，一共有七位学者做了大会发言。首先是来自美国威尔斯利学院的Peggy Mcintosh 教授，她介绍了美国女性文学在社会与学院中经典化过程的境遇，探讨其在美国教学中所涉及到的诸多问题。其实这也是我们近些年所经历的：女性文学如何进入高校教研体系中的，如何进入学科主流中去的。也经历着女性在政治、文化、学术等公共场合中的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出现。但是，这种“性别比”的提升，是否就能与人们能更多地听到女性自己的声音成正比呢？张抗抗是中国新时期以来最重要的女作家之一，在各个阶段都写出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经典性”作品，同时她也精读同行的作品，见解精到，颇具研究。她以亲身经历感受阐述作为一个女性，是否就天生拥有“女性意识”的问题; 当主体具有女性意识自觉后，其个体文学话语体系也会随之渐变，这是使女性写作得到拓展与深化的一个潜在推力。然而，具有同样文学身份的女作家徐小斌，直言给大家提供的是一个“负面”性的观察与思考：一个作家纵然有其自觉意识，那么她是否就此可以真正表达出自我？她指出一个不无残酷的真相：女性仍然在被视为“他者”的社会文化乃至政治境遇的对撞里，产生深刻的无力感与无奈感，“我执与无执”与其说是女性面临“非经典化”时可凭借的辩证心理，更莫如说是女性智慧。陈骏涛先生是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研究的亲历者，他对三代女性学者的归纳可谓经典。他的回顾在前进中产生诸多困惑，这也是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如女性文学的嬗变，她的发展前景等等。比如这次研讨会的关键词“跨界”，记得去年在厦门召开的海外女作家大会提出“跨界”写作时，就有人对这个概念不明所以。在学术领域里，有时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争议与澄清，本身即表证着甚至引领着此一事物的存在与变化。美国德儒大学柏棣教授的发言，就是针对在女性文学和女性文学批评中所出现的认知性混沌，试图通过对概念的质疑、追溯与澄清，来引领出对一些根本性问题的思考与阐释，比如女性文学与现代历史的关系是什么，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美学、伦理和政治出发点是什么，这也是建构女性文学与经典化过程所必须确认的问题。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卓慧臻教授，从伍尔夫和张爱玲两位中西女作家关于战争书写的经典文本入手，比较分析她们的视角、诉求与文化态度。比较是我们进行世界性文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因为只有在比较中我们才能找到更确切的定位，尤其是当代文学，我们需要更多的能够进行中西文学比较研究学者与成果，只有在比较中我们才能真正地走向开放，在世界的文学格局里认识自己。其实，加拿大康科迪亚大学的段炼教授，给大会带来的他视野中的“跨界经典”米柯•鲍尔，通过对其学术身份的阐释与价值式判断，给我们传递出巨大的学术能量与丰富的跨界研究信息，这些信息的本身也构成了和与会者的比较与交流，这也是人们热切地参与到这样一个国际研讨会里来所持有的最基本的期待之一，也是很重要的收获之一。

樊洛平：关于性别视野与跨界书写主题论坛总结围绕“性别视野与跨界写作”的主题，我们论坛一共报告了12篇论文， “性别视野”、“跨界研究”、“问题意识”，构成这组论文写作的关键词。从中国古代文学到现当代文学，从台湾文坛到海外华文文学，从韩剧到西方女性文学，以“角色无界”的性别研究，上述论文打破了从前严格区分的文学界限，具有了比较研究的、开放的学术视野，也从中发现了一些颇具意义的研究命题。以西方女性文学的阅读，李晋对美国女作家伊迪斯•华顿《班纳姐妹》的解读，南宫梅芳对美国南方女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小说集《好人难寻》的讨论，皆有性别视角观照下的发现。后者把“好人难寻”的命题延伸到“好女人难寻”，意在颠覆美国南方传统中典型的“淑女”形象。无论是拥有一个自己的农场的传统女性麦金太太，还是获得博士学位、身有残疾的新女性乔伊，或是有着天使般美丽温顺形象的智障女孩露西奈尔，她们精神、性格、身体、命运的残缺和怪异背后，则是女作家以一种隐喻方式抗拒男性传统对女性的规定和收编。李伟《论多部“晚餐”题材小说中的性别因素》，选择东西方文学中的相关作品，从日常生活场景中，发现上述文本形成的一种互文性对话，深入剖析不同时空下错综复杂的性别图景，由此揭示出当今世界两性关系以及婚姻家庭生活的缺失和变异，给人以深刻的启迪。有关中国大陆的女性文学研究，刘传霞讨论的是迟子建长篇新作《群山之巅》，田美莲解读了鄢然长篇小说《角色无界》，都特别关注到女作家对人生与创作的跨越式追求。从河流命名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到大山命名的《群山之巅》，迟子建由鄂温克族古老遥远的忧伤的历史叙述，转向了喧嚣、迷茫、变异的当下城镇生活言说。刘传霞对迟子建这种创作风格和文学情调的转变，在快速追踪的敏锐观察中，有着深入肌理的分析思辨。田美莲论文所感兴趣的是，嫣然从成都到西藏这样一个生活地域的跨界，其创作从自然生态到精神生态的跨界，个案研究的背后所触及的是女性乃至人类精神成长的命题。有关台湾女性文学乃至海外华文女性文学的研究，显示了不断扩展的视域。王艳芳的论文，以台湾女作家赖钰婷的旅行散文集《小地方》来观察女性人生的大世界，将女作家旅行人生的跨界与其笔下精神之旅的跨越结合起来。陆卓宁对台湾原住民女作家阿乌的观察，透过族群、文化、政治等多重背景的交织，提醒人们重视对原住民女性身份建构的复杂因素的认知。樊洛平的论文，重在剖析上世纪80年代两岸新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同构性和差异性。宋晓英所写《邹璐之路》，清晰地勾勒了新加坡女作家邹璐创作不断跨界的生命之旅，提示了女性可以拥有的宏阔人生。白军芳从当下的电视文化现象入手，分析韩剧《来自星星的你》打造都教授形象的女权意识。透过当下部分中国青年女性对完美男性的期待和预设，大众传媒时代对某种社会偶像和价值观念的流行口味打造，应该引起人们足够的警醒。柏棣老师针对女性批评话语单一陈旧的问题，尖锐地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话语表述陈旧的背后首先是思维方式的陈旧，学术研究方式的循规蹈矩，这个话题引发大家极大的兴趣和讨论的热情。郭冰茹也对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构建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之间缺乏有效对接的事实，对国内女性学界缺乏多重理论背景的研究现状，做出批评性反思。事实上，女性的问题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性别问题，如果脱离了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这样一个大背景，最终将会陷入自说自话、自我局限这样一个格局。我们热切地期待，女性文学创作有更大的精神冲撞力，女性文学研究有更多的学术生长点。

屈雅君：关于女性文学经典化问题主题论坛的总结我们组发言可以分成三个方面，一个是关于文学经典化的讨论，其次是几个个案，另外还有无法归类的“其它”部分。讨论最多是关于文学的经典化问题。现择几位主要发言人的观点：毕光明认为，文学作品的经典性来自于作品文学性的程度，而文学性不是艺术技巧和形式主义的代名词，而是生存经验、生活感知和生命情志等主体内在精神内容与表达方式的结合。张勇耀认为，女性文学作品的经典价值有主客观两方面，作品需要具有现实性和未来性、题材的历史性、内涵的永恒性及本身的艺术性；同时在客观上需要意识形态、社会风尚，甚至赞助人。重要的是女性作家在创作时，应摆脱“私人化”写作倾向。林丹娅引入一个概念——“拟态环境”（指由大众传播活动形成的信息环境）。阅读者貌似客观的选择，实际有着被各种“拟态环境”所左右的迹象，有各种权力场、文化语境的影响与引领。而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破解的是，长期存在的只有通过男性视角的解读才有可能进入经典的习常。乔以钢甚至认为“女性文学经典”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它究竟是指女性文学范畴中的经典之作，还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经典中应当有女性创作的一席之地？无论怎么阐释，都会涉及如何理解“女性文学经典”与通常意义上文学经典之间的关系。只有结合性别文化的历史和现实，才有常理意义上引入“女性文学经典化”这一命题。王侃的发言带着一连串的疑问：“经典”是权力斗争的巨大场域，是激烈的政治角力的结果，但我们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为今天的“经典化”提供文化与学理的支撑？我们是否已围绕“中国”为女性文学的“经典化”提供令人信服的民族性、地方性的论证？围绕“当下”为女性文学“经典化”提供了其他令人信服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论据？所谓“经典化”是一个同质化的体系或过程的形成，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了要为一段只有三十余年、顶多一百年的文学史盖棺定论，使之进入一个相对封闭和相对固化的论述框架之中？总结者个人认为，关于女性文学经典化的争论基本上没有什么结果，只要你涉及到文学的经典化，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个建构还是解构的问题，只要你涉及到文学的经典化,就会有一个二元对立的思维的模式的问题，还有经典化本身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什么是经典，谁来决定它是经典还是不是经典，谁有这样一个裁决的权力。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傅淑华老师，他说我们与其讨论什么是经典，不如讨论这些经典为什么在这个时代成为经典，这本书为什么在那个时代没有成为经典。他说他希望在他们的杂志推出，大家来推出一些书，那么马上就遇到一个我们讨论半天也没有讨论出来的问题，马上就会遇到实际的困难，就是说谁来推荐这些书，我们会上由谁来推荐，这肯定会吵成一锅粥了。李玲谈到了一个十分重要而严肃的问题——性别批评的文化反思问题。一部分发言者提供了一些个案研究，这些个案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指向了不同的文本，董丽敏重读《我在哪里错过了你》，实际上是指向理论问题的，郭淑梅从生态女性观的角度谈迟子建的长篇小说，北乔研究的是铁凝的创作，宫红英讲的是邯郸这个地方的古代女性文学。还有一个不能归入这两类的，既不能归入理论的探讨，也不能归入一个个案的文本的，比如我个人的关于女书的女性文化系统分析，还有一个是肖菊蘋关于鲁迅对朱安的文本遮蔽的发言，争议比较大，发言者认为鲁迅在他的著述中不提这个女人，是他作为男性的一种语言的暴力。另有人对此观点提出异议：鲁迅为什么一定要提朱安？作家也有他的权力，他不想提就可以不提。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有点意思，因为这里面确实存在着作家的权利以及对批评家的权利的问题。可能每个人的理解是不同的。基本上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会议总结

杨匡汉：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会，开了一个很有成果的会。会议提交论文37篇，再加上张抗抗、徐小斌的，一共40篇论文和发言，集中起来，我觉得女性文学、文化的每一个生命都有它闪光的地方，每一个人发言都有精彩的地方。我说三点感言。第一点，研究女性文学和文化，我记得我们文学所的唐弢老先生跟我们一再讲，研究作家作品一定不能离开一个时代、一个思想文化的大背景，研究女性文化也是有这样一个问题。放在什么语境下谈这个问题？应该把世界性的时势放在文学女性当中，放在一个切入的角度，放在一个多样性的角度。因为整体来说，当今世界，政治是多极化，经济可能走向一体化，但是文化一定是多样性的，不可能一样的。特别是文学绝对是个人的行为，女性每个人都不一样，她发出的声音是个人的声音，而只有这些个人不同的声音才构成一个丰富的文学世界。所谓中国和西方不太一样，像美国搞平权运动，实际上就是解决性别歧视问题，解决种族歧视问题，还有一个解决阶层歧视。中国倡导男女平等，这个措辞意思不一样。我们强调的男女平等，实际男女是有差别的平等，不可能50%、50%，就是尊重差别，相敬如宾，和谐共处。而在总体上，要尊重女性特有的一些长处，发挥她们特有的一些优势，这是很重要的。第二点，这一次会议确确实实有很多新的收获，这次会议是一个开放的、包容的平台，遵循互补、共赢的原则，体现务实、奉献的精神，不断创新，力求突破。有哪些突破，提出哪些新的问题，根据我的感受，重要的是要打通东方和西方，打通海内与海外，打通男性女性，打通现代古典，整体性打通起来考虑女性文学和文化问题。会议讨论了经典化问题。“经典”不可能一下子有定论。但是提出女性文学经典化问题，实际上是一种鼓励。女性文学要出更多的更有思想深度和审美价值的好作品。现在话说回来，女性文学也好，男性文学也好，整个大陆每年3000多部纸质文本长篇小说，每年二三十万部网络小说，世界第一！作品是铺天盖地，但是精品寥若晨星。所以通过我们的努力，会使得精典的东西，好的东西慢慢积累起来，包括对过去的回望，有助于女性文学扎扎实实推进，这是很重要的问题。现在我们走得太快了，文化也好，文学也好，有一种“大跃进”的趋势，速度太快了，需要我们的灵魂停一下，需要停下来思考一下，特别是女性文学，我倒不主张太急，慢慢来。这次会议，从学术上讲，抓住了几个节点。其一，就是会议上提到的强调人性深度。女性文学特别重要的一个，就是真正打动心灵的东西，真正揭示人性内部的东西，这是非常重要的。其二，历史逻辑的修正。我们过去被遗忘的东西，被忽略的东西，需要重新考察的一些问题。在女性文学史的研究当中要注意的，比如说通常讲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是《狂人日记》，那实际上是不对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是在美国留学的陈衡哲的《一日》，陈衡哲是中国第一个历史学的女教授，了不起的人物。还有中国第一走出国门的女作家单士厘，她写的游记，她写的散文，从日本到俄罗斯，一串东西都被忽略了。还有苏雪林，因为过去和鲁迅有点不对付，但是她也很了不起，她103岁的时候还能上黄山，在抗日战争期间她把整个家当和稿费捐献出来买飞机，了不起的人物，也被忽略了。还有冰心，冰心大姐走的时候，我们去送行，到八宝山去，我带着学生去的，当天大清早，云南植物园飞机空运送过来999朵新鲜的含有露水的玫瑰，不是我们像什么沉痛悼念某某某同志什么的，是“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的横幅挂在灵堂前，这样一个大姐对女性文学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还有丁玲等等，历史逻辑要进行修正，进行补充，进行调整。其三，真正好的女性文学作品，就像今天上午张抗抗说的，是从女性生命当中生长出来的，而不是依赖男性的吹捧或者依赖媒体的捧场，是一个自我折磨的一个过程，不是一年两年能够写出来的作品。我们现在写的太快了，动辄一年一部、两部、三部，有的女作家身份也搞不清，到底是中国作家还是美国作家，也一年一部、两部地大红大紫。对当红作家，我建议持一种慢慢看的态度。其四，就是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对于研究女性文学的作用，要进一步加以考察。其五，大众传媒时代对于女性文学的影响，这次会议也有新的研究，新的发现。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要共同面对一个女性的世界。我的想法是，女性文学所反映的三个世界，第一个是自我内心世界，第二个是两性世界，第三个是需要共同面对的世界。在整个女性文学发展过程当中，确确实实有这样的情况：首先是一个人的战争，强烈的自我表现，自恋、自贱皆有所反映；接着是两个人的战争，打打杀杀，男人女人，夫妻俩，两个人的战争甚至三个人的战争等等。我觉得应该告别这种战争，告别一个人的战争或者两个人三个人的战争。我们要面对一个共同的理想的世界，就是生理上互为拥有，社会上两性平等，文化上资源共享，人格上各自独立，而不是一方吃掉一方，更不是一个独行者。我发现，在女性文学当中确实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因素或者特点，比如说它往往不是那么完整的。男性要求这个作品很完整，有的时候要求哲理，不，她是比较感性的。要求她表述很谦虚，她实际上不是那么很谦虚，她不是。要求她恒定的东西，她不是，她有的时候是不稳定。要求她处理上不要太多的矛盾，她不断有一些矛盾，不断有困惑，不断有波动。女性整个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有女儿性，有妻性，有的女性还有婆婆性等等，唠唠叨叨的婆婆性，需要有一个倾诉的对象等等，这是男性所没有的，那么从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很微妙的东西存在，所以需要看到这样的特点。

总的来说，我们还是把东方和西方打通，把海内海外打通，把东南西北打通，把现代古典打通，在这样一个打通的思路中来思考女性文学现状，女性生存发展。在打通过程当中，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和中国女性文化研究基地，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女性文学委员会，双方联手所做的工作实际上是不断打通的工作，都是同一个目标。我相信中国的女性文学，在非常悠久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在新的语境下，会自己打下自己的一片天地，会以更多更好的作品和研究成果立足于世界！谢谢各位。

王红旗：刚才杨老师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感谢各位精辟的总结。一整天的研讨，经过每位老师从理论到实践的层层论述，每个话题都有了更丰厚深刻的内涵，思辨会越来越深入成熟。其实经典化问题，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时间与实践的过程，我们之所以提出经典化问题，是想以当代女性写作思想深度、精神高度、灵魂广度，美学追求，叙事方式，写作境界，试图不断改变、修正当下市场上欲望的、功利的、鄙俗的女性文学现象。思考女性文学超越时空的更深远的普世价值。

陆卓宁：在我们的主题论坛上，白军芳老师在阐释《来自星星的你》时，说到她在给学生讲女性主义文学的选修课时，有一个男生感到很恐惧，她很担心白老师纠结女同学团结起来，来打他们男同学，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值得研究的现象。

王红旗：女性文学创作研究，是以女性经验、性别文化差异为核心的，但是在女性文化研究中，更要注重建构其普世价值和意义。就是在开幕式上提到的个体意识、女性意识、家国意识与人类意识的统一融合，完整的人的人性问题。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需要在这样的理想追求中，创造出表现人类文明足迹永恒传世的经典作品。记得当时发邀请函的时候，我就谈到我们的会议是共享学术，相聚友谊。大家都是多年的老朋友，这么多年我们的学术与友谊相伴成长，都是深有体会的。我要说的是美国威尔斯利学院妇女研究中心副主任佩姬•麦金托什博士，我们语言不通，昨天谈话她和我四次握手，让我特别感动。其中她问我为什么研究女性文学好文化，我说女性文学/文化研究不仅仅是一门学术，更能让你修身养性，洗涤灵魂，她就伸过来与我握手，说她的理解和我相同。她又问我，名片上为什么是红黄蓝三色，我告诉她是我的三首诗的名字组成的，红是爱的颜色，黄色家的颜色，蓝的梦的颜色，她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我和你的思维方式也很相似，我的很多想法都是在梦中完成的。

我认为作为学者，只要心里对女性文学有那份爱，那份真诚，只要心里对学术有那份敬畏，对人生有精神层面的追求，我们不仅学术研究收获会越来越多，我们的友谊也会越来越深，我们自己的人性、周围的生活环境也会越来越温暖，我相信大家都愿意创造这样一种学术氛围，可惜我们能力有限，不妥之处希望大家原谅。盼来年再相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