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 回归“本源”

发布时间: 2017-10-23 06:58:44  |  来源: 新华网  |  作者: 何德旭  |  责任编辑: 申罡

——学习“十九大”报告有关金融论述的体会

习近平同志的十九大报告,在系统总结过去五年我国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变革成就的基础上,深刻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和实际的重点战略举措。在金融的发展与改革方面,习近平同志也提出了多项任务,其中特别强调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我们都知道,近些年来,金融在支持、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存在并暴露出了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比如,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或自我循环,信贷资金过多地流向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不少资金从银行到信托和其他金融机构再到企业——延长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信用链条,造成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上升,也降低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结果是,虽然货币供应量增长较快(连续多年保持在12%、13%的水平),流动性较为充裕,但实体经济仍然存在融资难、融资贵、资金短缺的情况。这些集中起来,也就是人们说的比较多的金融“脱实向虚”、“钱生钱游戏”、金融不能很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问题。很显然,这是忘记了金融的“初心”,偏离了金融的“本源”。

习近平同志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就曾指出,作为做好金融工作要把握好的重要原则之一,金融要回归本源,必须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全面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水平,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同时还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本分,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既是对金融回归本源的高度重视,更是对解决金融“脱实向虚”问题的再次强调,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从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来看,二者相互嵌套、互为表里、密不可分。金融高效服务实体经济,需要着力解决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金融应该重点服务哪些实体经济;其二是金融如何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从高速到中高速的转换,未来需要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培育和形成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在这一背景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就应该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把重点放在有利于推动创新创业开展、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形成新的增长点的经济活动上;对于那些属于过剩产能、污染环境、低水平重复的经济活动,尽管也属于实体经济的范畴,但显然不能也不应该作为金融服务的对象。

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上,主要的途径包括:一是坚持稳中求进的宏观调控总基调,在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过程中不断提高政策操作的精准度,保证货币信贷的适度增长和流动性的基本稳定,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宽松的货币环境;二是切实让各类金融活动的功能回归“本源”,比如保险是一种分摊损失的金融安排,是风险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因此保险业发展的要点就是发挥好其风险管理与风险保障的功能;三是要处理好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关系,注重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并且把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如完善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开展股权众筹融资试点、建立战略新兴板市场等)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把发展间接融资的重点放在调整结构上——关键是大力发展中小银行和民营金融机构,使金融服务供给主体更加多元化,同时在大型银行推广形成普惠、绿色的发展理念,把金融服务覆盖面扩大到包括更多的小微企业、更多的贫困人口和更加偏远的地区;四是鼓励开展、大力推进为实体经济服务、适应消费者和投资者需要进行的金融创新,杜绝严重脱离实体经济需要、过度追逐短期利益和放大风险、规避监管的金融“创新”。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防控金融风险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基础条件,深化金融改革则是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根本途径。所以,还必须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建立金融风险的早期识别、评估、监测和控制机制,建立金融系统性危机的早期预警和化解机制,建立金融危机救助和处置机制,夯实金融风险防控的基础设施,逐步形成从结构性风险到系统性风险、从内部到外部、从地方到中央、从预警和防范到隔离和化解、从救助到处置的立体式金融风险防线,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要大力推进金融体系改革的深化,真正建立起一个现代金融体系,包括富有活力的金融机构、高效配置的金融市场、严格有序的金融监管、成熟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灵活协调的金融宏观调控。

我们相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大背景下,只要牢记“初心”、回归“本源”,金融就一定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稳增长、调结构和惠民生,也一定能够为有效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作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何德旭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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