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办智库：大而不强

（一）研究质量有待提高

人大常委会前委员长吴邦国曾说：“我们国家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战略决策的失误。世界银行估计，中国七五到九五期间，投资决策失误率在３０％左右，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为４０００ 亿元～５０００ 亿元。”中国智库的低效，也是中国的决策失误率达到３０％的重要因素。

中国智库的低效与中国智库研究质量偏低有很大的关系，中国智库的研究水平低主要表现在智库自身能力建设和研究人员构成两个方面。

智库自身能力建设，包括对前瞻性问题的自主长期跟踪、对专用政策分析工具的开发以及数据积累、对自身发展模式的创新等。首先，中国智库缺乏对前瞻性问题的长期研究，大多都忙于短期研究项目，能开展长期跟踪的研究项目非常少。其次，多数智库缺少数据积累，也没有开发出自有知识产权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大部分研究还是应用常规方法为主，难以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虽然有一些智库在借鉴国外模型，对其进行局部调整之后形成了自己的工具模型，但是由于数据与模型对应不上，难以把握数据之间的关系，政策模型的模拟效果还不理想。最后，大多数智库没有对自身发展模式进行系统地总结与创新，很多智库从成立到发展，虽然影响力在增强，但一直没有形成自己的模式，导致发展规模比较小，抗压抗风险能力都比较弱。中国智库自身能力建设的不足制约着智库研究质量的提高。

中国官办智库的研究人员构成中学科结构比较单一，高精尖人才的比例也较低。目前，一方面，中国智库中的研究人员９ 成以上是社科类出身，学科结构单一导致知识面较窄，难以满足智库在某些领域内的研究需要。另一方面，高学历人才和高精尖的高端人才比例相比西方知名智库来说，差距甚大，一些专业领域和新领域的人才十分缺乏。智库研究人才结构的不合理和专业人才的缺乏，严重影响着智库的整体研究质量。

（二）政界与学界微启的半扇旋转门

智库是具有人才平台的功能，中国智库当然也不例外，最直接的证明就是一些中国智库也承担人才培养的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各院所每年都会面向全国招收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大部分高校下属的智库也都兼有教学培养的功能。

当然智库作为人才平台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其旋转门机制中，中国智库的旋转门机制也开始显示出其作用了。中国智库的研究人员在成名后，有一部分也会加入各级政府，许多政府的高级官员离职以后，也会到智库继续从事研究工作。智库研究人员转型进入政府工作最典型的就是朱镕基，他在改革开放初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室主任，最后成为中国国务院总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曾经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离退休官员进入智库继续从事研究工作的也大有人在。国际关系学界的王义桅曾任职于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通过“旋转门”来到了政界，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欧盟使团政治处秘书，退休后再次回到学界，任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和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执行院长。

这些事例说明中国智库的“旋转门”机制已经初具模型，但中国智库的“旋转门”机制并不完善，可以说只开了“半扇”，政界和智库间尚无法实现双向流通。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到智库或学界工作的政界人员多为退休官员，目的在于发挥“余热”，而且即使是在这部分人当中也只有很少的一部分选择了走向“旋转门”，进入智库。中国退下来的政府高官和政治精英，包括大使、参赞这类国际化人才，大多都进入了各种协会机构。其实他们完全可以像国经中心的理事长曾培炎、国经中心的秘书长魏建国那样，进入智库。另一方面，由智库或学界进入政界的机会比较小，成功案例很少。因此，在中国，政府与智库的人员双向流动并不会惯常发生。随着智库在中国的发展，这种现象亟待改变。

（三）去行政化与独立性有待加强

官办和半官办的智库多为政府下属事业单位，这一身份特点决定了其行政化氛围浓厚而独立性较差。一方面，官办和半官办智库在机构设置上与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类似，行政化氛围明显，一些官办或半官办智库中的研究人员不需要每天去坐班，研究任务也不重，而且在这里研究成果不是衡量研究人员成绩的最高标准，许多行政上的程序、关系人脉成为很重要的因素。这使得研究人员无心本职工作，而在应酬、交际上花费大把的时间。这类研究机构的研究课题主要来自于国家的委派或者研究人员的个人关系，而且选题和课题运作，还要受到领导偏好的影响，很难做到客观、公正。行政化的运作模式使得智库的工作效率低下，缺乏创新。

另一方面，官办和半官办智库的经费主要由财政拨付，大部分研究课题为政府指定课题，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政策指引性。经济上的依附以及课题承接过程中的行政化氛围，使得这类智库将大量的人力和研究经费集中在对政府政策的解释和宣传上，前沿性的研究被忽视，难以进行独立自主的研究，提出具有创新性的建议。（文章节选自《大国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