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杰进：新兴市场国家以什么样的方式推动金融体制改革

2015年12月10日和12日，由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和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主办，金砖国家经济智库承办、第一财经研究院协办的第二届金砖国家经济智库论坛在北京首都大酒店举行。此次论坛主题为“G20框架下的金砖合作与推动世界金融多极化”，来自金砖五国的有关政府官员、顶尖学者，以及欧洲、墨西哥、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数十位重要嘉宾代表出席论坛。

复旦发展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朱杰进发表观点如下：

我想讨论一下金砖国家的新开发银行，如何来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治理机制的改革，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新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那么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他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方式，来推动金融体制改革？

第一， 概念框架，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新的方式，或者说国际组织没有这种新方式，我们很难能够积累新的知识，或者新的概念来推动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如果没有金砖新开发银行，就只有布雷顿森林体系。

第二， 如何应对西方尤其是美国在世行和IMF里面，他们所占的地位。

第三， 我们自己面临什么样的一些限制，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里面如何来控制。

这个环节谈金砖银行怎么样推动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的改革，我想谈推动改革的机制，这个机制我认为有三个机制，非常重要。如果说没有这个银行，为什么我们现在推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及有了这个银行，我们在这三个困境上有一些突破，第一个困境就是知识框架，当我们去谈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大家首先知识框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在这个当中如果我们没有新的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的开发性金融的实践，我们是很难再突破布雷顿森林体系知识框架。这里有一个哲学的问题，先有知识，还是先有理论，还是先应该有实践？这个问题在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当中，一直以来是一个困难。如果我们没有突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实践，很难创造出突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知识和理论。如果我们看一看亚投行和金砖银行，比较它的章程和IMF和世界银行的章程，很难说在知识框架上有大的突破。那么它的基本的理念，要素的流动，自由的贸易，这些东西基本上是一样的。尤其是金砖银行的章程，你去比较，唯一在股权分配上，跟世行有一些差异，但是在大的治理理念上，很难。

这里面没有这样的实践，你是很难去累积出这样的知识。在没有金砖银行的时候，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陷入了什么样的困境。G20非常重要的认识，就是99年诞生的时候，发表了第一份公报，对G20的定位，他说G20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关于经济和金融问题的核心问题的对话，实际上很强调尽管把新兴经济体放进来，但是仍然必须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实际上任何的改革都一样，如果没有突破体系内的框架新的实践，那么是很难对这个体系进行改革的。

我觉得中国国内的经验非常有说服力，就是当我们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的时候，我们搞了深圳经济特区，那么这个特区其实就是在我们当时计划经济体系外，我们要做新的实践，金砖银行也一样，如果他没有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外多边的国际金融机构的经验，它是很难真正总结出一套国际金融治理的知识体系。

金砖银行产生的历程，是符合这一点的，2008、09年国际金融危机很严重的时候，发达国家倡导召开了G20的峰会，2009年匹兹堡峰会做出了对世行和IMF两大国际金融机构进行量化改革。2011年以后发展中国家对IMF进行了增资，但是发达国家改革的步伐明显放缓。体系外的实践非常重要，只有通过这个体系新的实践，才有可能去产生新的知识和理论。这是第一点。

第二，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没有新的机构非常难，这里面有一个发达国家机会主义行为的困境。有人提出发达国家操作了游戏规则的制定，制定了不公正，不合理的游戏规则，如果我们把规则分为规则的制定，和规则的执行这两个部分。我觉得更严重的问题其实是发达国家在规则执行过程中，会表现出的机会主义的行为，这里面我们去看世行跟金砖银行的章程，其实主要的区别体现在第八条，强调五个金砖创始成员国，股权要占到55%，（非借款国）的投票额不能超过20%，（非占款国）成员投票不能超过7%，其实这就保证了这家银行是金砖国家领导的银行，不会是发达国家的银行。除此之外，我们去看金砖的章程跟世行的章程，其实没有多大的区别。所以在规则制定上，很难说世行本身有多大的问题，问题是处在世行具体某个贷款项目，或者在一个规则执行当中，大股东容易出现机会主义的行为。

比如说1989年当时埃及申请向IMF贷款，美国是要附加苛刻经济改革的贷款条件，91年海湾战争爆发，美国要打伊拉克，需要榜首，就改变了政策，说服了IMF执行董事要对埃及实行宽松贷款条件。所以从这个案例当中，当美国国内如果以国家利益为名，他说这个贷款我要干预，因为这个是我的国家利益。如果新兴市场没有一个自己的机构，你是根本制约不了的。那么大股东在这个具体运行当中的机会主义，这是一个很严重制度运行的挑战。

第三，建立一个新的机构也是约束我们自己的行为，因为新兴国家提出要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当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要推动国际金融治理的改革，这个口号和承诺喊了很长的时间，但是真是把这个改革的承诺变得可信，那么这样的改革才可能会推进。但是我们看看过去几年的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实践，我们就看到我们自己很容易犯机会主义的错误。2011年卡恩性丑闻下台，打破了欧洲人长期担任IMF的陋习，随着拉嘉德去发展中说服，说挡不住，你不如跟你做一笔交易，趁机给我一点权益，这是典型的机会主义。那么这样一种行为是短期的利益，压过了长期的利益，这样就使得改革承诺，你要为发展中国家提高话语权，这个承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看来是没有可信度。

2012年佐利克下台之后，这样一个故事再重演，李稻葵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把世界银行还给世界》，这里面发展中国家如果说真的要推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必须要有一种机构去约束你自己的机会主义行为。我想金砖银行这样一个新的国际机构，它在推动国际经济金融治理体系的改革，第一个是突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外的实践，有可能为我们累积出国际经济金融治理，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外一个新的知识框架。第二个是约束体系内大国的机会主义的这种行为。第三，约束我们自己机会主义，使我们发展中国家在推动经济治理改革的承诺变得可信，这样改革才是可能会向前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