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近日，安徽省环保厅披露了一起万吨工业垃圾跨省非法处置的重大案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来自江浙地区工业企业的有毒有害垃圾，经长江水路转运后被非法倾倒在安徽省境内，造成恶劣的环境污染和难以恢复的生态损害。
据媒体披露，围绕长江流域的跨省垃圾转运，已经形成了一条组织严密的黑色利益产业链。一些排污企业为了逃避监管和节约成本，将工业垃圾交由环保服务企业处置。但是，这些中介打着环保服务的幌子，却将工业垃圾层层转包并非法跨省转运，导致严重的二次环境污染。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种垃圾不断涌现和积累，许多城市都已到了“垃圾围城”的境地。目前，跨国垃圾转运的问题得到了高度重视和有力扼制，但是国内跨省垃圾转运的问题才刚刚浮出水面，并且治理的难度也更大。
发达省份的环境标准较高，环境污染的监管力度也较强，令排污企业无所遁形。作为理性人的企业自有盘算，既然本地无法排污和处置垃圾，那么就把垃圾转运到其他欠发达省份。这就催生了跨省垃圾转运的生意，并使垃圾嫁祸于其他省份，使这些地区成为“排污天堂”。
不同于伴随产业转移而发生的污染转移，跨省垃圾非法转运使欠发达省份遭受污染之痛，却没有相应的财力和监管能力去应对。这使转运目的地的省份处于利益双输的格局，而垃圾输出地则没有动力去参与垃圾处理。
尽管工业垃圾可以非法跨省转运，但是各地区之间早已深深地嵌入到一个相互依赖的生态系统。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休戚与共关系，任何人都无法逃脱某个地区的环境污染所引发的全局影响。
将垃圾倾倒在其他省份固然可以一时得逞，但是从长期来看却会承受同样的环境风险及次生灾难（如食品安全危机），导致“易粪相食”的双输格局。
至关重要的是，要审视和批判跨省垃圾倾倒的狭隘认识，进一步更新各级政府的发展理念和执政观念。要避免以邻为壑的环境治理，真正使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跨省工业垃圾倾倒之所以难以解决，同跨区域合作和跨部门协同面临的挑战不无关系。要破解跨省垃圾非法转运的治理难题，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首先，违法企业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和肆无忌惮，就在于目前对非法倾倒垃圾行为的刑罚起点和严苛程度太低。换句话说，不法分子的违法成本和风险太低，而违法收益则很高。目前，工业垃圾倾倒达到三吨以上的案件才会入刑，而且环境污染检测程序费时费力，这让不法分子钻空子。因此，要加大查处处罚力度，让违规倾倒工业垃圾的企业倾家荡产，让明知故犯去从事该行业的人锒铛入狱。只有如此，才能让高悬的环保立剑产生足够的震慑作用。
其次，跨省工业垃圾非法倾倒是典型的跨地区、跨部门的治理难题，需要将跨域治理提上日程。虽然中国已经从2016年开始全面推行了河长制，有效扼制了水体污染问题，但是对于长江流域这样的跨省大水域而言，仍然处于“九龙治水”的状态。比如，环保部门不具备水路执法权，而水路管理部门又不具备环保执法权，这使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因此，建立跨地区和跨部门的协同机制，避免多部门协调难而产生的监管真空，是破解跨省垃圾转运的制度根本。目前，武汉等地在试点流域水质综合治理，我们期待更多的地区可以合作推进，探索更加有效的跨域联动机制。
此外，要加大公众参与和“随手拍”的环境监督，让民众成为维护家园的守护者。跨省工业垃圾的非法倾倒往往是悄无声息地进行的，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最关心自己脚下的生态环境安全。在排污企业和执法部门“猫捉老鼠”的游戏中，往往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并存在监管失灵和监管俘获等潜在问题。相对来说，民众在维护家园生态环境方面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较强，并会为规避垃圾倾倒建立全天候的社会监督网络。因此，应加强民众的参与和监督，动员全民联防联动，使非法垃圾倾倒无所遁形。
最后，需要发挥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力量，加强工业垃圾的全生命周期监管。要建立工业垃圾的可追溯机制，使垃圾产生的源头地企业和政府成为责任主体，避免垃圾处置风险转嫁到其他地区。由此一来，就可以避免转运企业成为难以承担责任的“替罪羔羊”，而真正的排污企业则逍遥法外。
鉴于垃圾倾倒导致的环境风险日益加大，应考虑推动排污企业设立垃圾处置风险基金。这样一来，在发生垃圾倾倒风险时可以启动救济补偿机制，对受到污染的流域和地域进行及时介入与治理，避免垃圾输入地陷入有理无力的治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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