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与拜登基金会(Biden Foundation)联合举办的论坛“中等收入阶层的未来”暨布鲁金斯学会“中等收入阶层的未来”项目启动会在华盛顿召开。来自美国多家研究机构的学者共同探讨了“中等收入阶层”的定义与意义、中等收入阶层现今面临的挑战等一系列问题。
划分标准的多样性
在美国智库华盛顿公平增长中心(Washington Center for Equitable Growth)执行主任、首席经济学家海瑟尔·鲍什伊(Heather Boushey)看来,位于收入阶梯后30%的人属于低收入阶层,位于前20%且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属于高收入阶层,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即为中等收入阶层。她的这一观点形成于21世纪初,但是,随着近年来美国财富分配不均以及收入差距的扩大,特别是高收入阶层与其他阶层间的收入差异越来越大,我们是否需要重新思考中等收入阶层的定义?对于经济和政策研究而言,“中等收入阶层”这一称呼的意义何在?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政治学与社会学教授珍妮特·C.戈尼克(Janet C. Gornick)表示,若想考察多地区、多国家中等收入阶层的长期发展趋势,我们需要一个精确的、标准化的中等收入阶层概念。学界目前有两类界定标准,一种是绝对性的、全球性的,即选取一个固定的数值区间,并应用于所有国家和地区。例如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主任霍米·卡拉斯(Homi Kharas)将中等收入阶层定义为2016年每日人均收入在12—120美元(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群体。另一种标准是相对性的、区域性的,即选取某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阶梯上的中间段。第二种理论又有两个分支:分支一是如鲍什伊等人那样将总人口分为低、中、高三个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通常被定为位于收入阶梯中间60%的群体,也有学者选择中间的40%或50%;分支二则基于国民收入中位数,例如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曾将中等收入阶层定义为收入在本国居民收入中位数75%—125%的群体。
戈尼克告诉本报记者,上述几种理论各有优点和不足。绝对性标准使用统一的数值区间,便于进行明确的跨国比较,但区间的选取对中低收入国家有明显影响——一个发达国家的贫困线可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富裕线”。相对性标准体现了一国内部或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等程度,但在全球层面上看,任意两个国家的中等收入阶层的实际富裕程度可能差异巨大。戈尼克还提醒,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大小与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同的问题。许多人称美国中等收入阶层“萎缩”,但以相对性标准的分支二理论计算,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等收入阶层虽然人数减少,但其平均收入增加。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经济研究员、“中等收入阶层的未来”项目主任理查德·V.里弗斯(Richard V. Reeves)强调,学界不应试图为中等收入阶层确立一个单一定义或认为某一定义是对或错,但相关研究人员必须在提出结论的同时,清楚说明界定的标准与原因,因为看似差别微小的定义也会带来显著不同的结论。里弗斯在其刚发布的一份研究成果中,使用了中等收入阶层的12种定义,逐一分析同一来源的数据,发现这些定义总共覆盖了90%的美国居民家庭(年收入在1.3万—23万美元);也就是说,不同定义下的中等收入阶层浮动范围非常大。
提高劳资双方的竞争性
里弗斯表示,布鲁金斯学会设立“中等收入阶层的未来”项目并举办此次论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等收入阶层的境遇对美国社会流动性尤其是代际流动性有重要影响。一方面,如果高收入阶层“向下看”时,发现中等收入阶层处境艰难,就更有理由不遗余力地维护和加强自己的现有地位,继续聚敛财富和资源;另一方面,如果低收入阶层“向上看”时,发现中等收入阶层同样举步维艰,可能就缺乏努力奋斗的动力。
美国智库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综合金融指导项目主任基洛洛·基贾卡齐(Kilolo Kijakazi)称,美国不同政党都被这样一种说法所吸引:中等收入阶层是富有责任心的、勤劳的、家庭导向的、值得尊重的。
美国第47任副总统、拜登基金会荣誉联合主席拜登在论坛最后的主旨发言环节中提出,中等收入阶层是“美国梦”的主要承载者,而当大批美国人认为自己不属于中等收入阶层、对“一切皆有可能”感到怀疑、不再相信子女未来会比自己生活得更好、认为大学教育回报不抵投入时,对美国及美国国民的身份认同就会发生变化。
拜登认为,美国之所以能长期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拥有一个强大的、怀有憧憬和抱负的、不断成长的中等收入阶层。当这个阶层境况良好时,其他人也会过得好——富人的生活更优渥,穷人也看得到希望和机遇;当中等收入阶层陷入困境时,大量民众会感到机遇在远离自己,进而彻底放弃努力,或寻求极端变革,国家就会出现“断裂”,民主衰退,这正是美国当前展现的政治和社会趋势。当前,美国中等收入阶层工资增长停滞的部分原因源于劳动者议价能力下降,与雇主抗衡的力量减弱。美国40%的劳动者不得不签署《竞业禁止协议》,即使他们只是普通的面包店店员、加油站员工;25%的劳动者不得与同事讨论自己的工作内容,否则就会违反某项劳动协议。类似约束性极强的劳动法规限制了劳动者的就业选择,法规本身的经济合理性值得怀疑。因此,美国需要加强劳动者赋权,提高劳资双方的竞争性。同时,在数字化、自动化、人工智能等技术进步飞速的今天,劳动者终生学习成为必需,因此需要让尽可能多的人享受到负担得起的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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