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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印度搞IT,那绝对是抢手货!

来源:凤凰国际智库 | 作者:何茗 | 时间:2018-07-13 | 责编:李晓曼

近日,从点映就引爆全国电影市场的《我不是药神》再次将国人的目光引向了我们的邻国印度——一个常被戏称为“开挂又神奇”的国度。同样是地处世界东方的人口大国,同样是曾迫于西方重压下的文明古国,又同样的,是在当下全球化的浪潮中规划并实施了崭新雄伟蓝图的发展中国家——对印度进行客观、细致、科学的观察,于当代国人而言,应当是重要且必要的。

比起“全世界穷人的药房”这个略带心酸的称誉,印度更以其令人惊叹的IT业发展享誉全球多年。牛津大学人类学院研究员项飚曾对印度的IT业进行了长期、严谨的实地考察——这是少有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去海外进行的民族志研究。在此研究基础上形成的著作《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序言中,项飚这样写道:“我当时要做的,不仅是要在横向意义上‘跨出’中国,而且要在纵向意义上‘攀上’普遍的世界。”

猎头,还是猎身

“猎身”的概念与我们惯常熟知的“猎头”相对——“身”者,简单劳动也;“猎”者,迅捷寻找和购买也。被“猎身”招募的IT专业人才便被称为“IT工人”。由此可知,本书的描述对象并不是互联网时代绝对获利的信息产业精英们,而是一批欲顺时代大势而为却在困境中求生存的底层劳工,他们身上仍依稀留存着印度旧时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造成的不公和无奈。

所谓“猎身”,专指印度人在世界各地开办的咨询公司(Body Shops)。这些公司招募印度国内的IT工人,再将他们引荐给世界各地有用工需要的企业。这些劳力行灰色、非正式,与工人不签订正式、长期的合同。但至少在上世纪90年代,它们控制着2万多IT工人,竟成为了印度IT人力输出的主流方式,同时也几乎成为社会底层民众寻求“上升阶梯”,甚至实现移民发达国家美梦的唯一渠道——美国是其第一理想国。

“不是大型企业引导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带动地方发展,实际情况是恰恰相反,主导型的IT部门建立在非正式部门的基础上,而非正式部门又依赖于当地基层社会作为更大的资源基地。”这一现象与中国前些年尚未进行调整的出口模式有些类似,作为不具技术层核心竞争力的“世界工厂”,仅靠廉价劳动力的粗放模式吸引外资,难以有效推动产业链上游的发展。

与之相联系的是印度的IT人才培养模式。与正统的计算机专业相对的是兜售文凭的“学位店”(D-shops)和进行私人IT培训的“技能店”(T-shops)——这些私人培训机构都满足一个市场需求——一毕业就去西方国家投入工作——猎身恰是这一人才培养方式的“因”而非“果”。

很难说,这样完全以“求职西方”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对印度本国的IT业发展有明显的推动作用,“猎身”也被西方发达国家所不齿。但颇为讽刺的是,正是这样的人才培养和输出模式,为西方的大型互联网公司输送了最多的劳动力——“微软从没想过可以如此高效率地‘批量生产’微软工程师”。

从一开始将“流散于国外的空间”(diasporic spaces)这一模糊描述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到最终经数年深入多地的考察,作者完成这份聚焦印度技术劳工群体的民族志研究,其中艰辛可想而知。比起对“世界信息产业”的考察,作者更多将视线落在了“印度的技术劳工”身上,也凸显了本书的人文关怀。而他最终得到的与当时主流观点不同的结论,或也说明了这一研究的价值:

“在解释为什么印度的IT业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时候,主流媒体和我的大多数被访者都强调,是他们的英语优势和印度发达的高等教育让印度IT人才具备全球竞争力;而我的研究表明,是阶级、种姓和性别的严重不平等,使得从全社会吸取的剩余价值集中到这样一个人数有限的精英群体中,从而生产出具有特别竞争力的IT劳动力。” 梵化,还是世俗化

梵化,还是世俗化

“有一个大学的文科文凭在这个世界上和‘文盲’没什么区别”,这样功利的观念在印度民间并不鲜见。与之有密切联系的就是印度的嫁妆文化,“当一个家庭出了个成功的IT儿子,首先引起周围人们羡慕或嫉妒的是他能为家庭挣来数额不菲的嫁妆”,一份国外IT业的工作直接与“大好前程”对等,随即成为IT工人们与结亲家庭的议价筹码,“嫁妆在某种意义上是富裕家庭‘购买’那些被重金打造过的、在高级部门工作的、有前途的男子的代价”。

故有学者认为印度嫁妆制度的兴起和普及不是“梵化”(Sanskritization,传统化、正统化)的过程,而是“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一部分。IT男在婚姻市场上的高议价能力恰是这种“世俗化”最显著的体现。此外,已经出国的IT工人,已婚的比起未婚的,在社交活动和工作安排上都能享有更多便利,间接反映了印度社会对婚姻制度的高度认同。印度女性在社会中长期处于劣势,只能从事简单的手工劳动或没有社会效益的家庭劳动,社会经济价值远低于男性——即是如此,在印度,男性用IT教育成本换一纸沉甸甸的婚书,就是一桩不会亏本的好买卖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人才外流中的IT工人大多来自乡镇,这与精英化的医生群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悉尼的摩根-班克斯科技公司(Morgan&Banks Technology)将“出卖你的朋友!”作为宣传语,并许诺支付250元的信息费给介绍人。大量的IT工人都是通过熟人介绍与“猎身”公司建立雇佣关系的。在亚洲文化圈中,人情比比皆是,微妙的面子问题在无形中消解了劳务中介关系透明化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承保人的更换问题上。根据澳大利亚法律,印度的IT工人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有权利随时更换自己的劳务中介公司(承保人),但他们通常不会这么做。

一方面,他们不愿意,“不管怎么说,我来这儿还是靠着朋友的关系。你又怎么能如此轻易地相信一个陌生人呢?”对未知环境的恐惧也使得工人们强烈依赖原承保人。另一方面,承保人的刻意隐瞒使得他们与工人间的信息不对等轻易形成,“只要我不告诉他们可以拿着(合同)信去法庭,他们怎么会知道”,再稍加“不听话,就会上移民局黑名单”的威胁,没有十足把握的工人们自然不会和他们对着干。不愿意也不知道自己被侵权的IT工人们,甚至会对偶尔出现的“勇士”嗤之以鼻,认为那些上法庭起诉自己中介公司的工人脾气古怪、不值得学习,即使他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成功。

一个单身汉与一个家庭往来是颇为反常的——这个社交传统在印度社会中根深蒂固。但就是这一附于婚姻制度上的传统制约了大量未婚IT工人很难在与“猎身”公司产生矛盾时,在更广泛的社交圈中寻求帮助和支持,只身一人、初来乍到的他们却又最有可能陷入困境。除了婚姻,印度多面向的“熟人文化”更对IT工人顺从“猎身”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诚如作者所言:“劳力行的民族化是工人们和劳力行的经营者们的利己主义的计算的结果,而不是基于印度文化的内向的团结性。”从一个更宏观的视角看,嫁妆是将剩余价值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地方转移到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直接手段——印度人才输出市场体制的不健全,恰恰给了“熟人文化”发挥的空间。

IT业是新经济的典型代表,即“以知识为基础的、围绕着高度灵活的生产和服务活动而组织起来的经济形态。”所谓“猎身”也唯有在这样高度灵活的经济形态中才得以发展,而它也正在掀开印度IT人才的困境,掀开了整个世界高速全球化进程中“非人”的资本主义逻辑。1998年,时任印度总理的阿·比·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宣称:“印度的明天是IT”(India’s Tomorrow is IT),但在“猎身”的视野中,我们看到的或许还是一个尚未成熟的印度IT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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