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1日，墨西哥举行六年一度的大选。本次大选是在国际上特朗普大肆推行“美国优先”政策、拉美政治格局“左退右进”以及墨西哥国内腐败盛行、犯罪率高企的情况下进行的，新当选的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来自左翼的国家复兴运动党，势必对墨西哥的政策做出相应调整，但从目前情况看，也很难改变该国政策的基本走向。
一、大选概况及其特点
首先，本次大选是墨西哥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选举之一。本次选举共选出3400个公共职位，包括选出新的总统（任期5年零10个月）、128名联邦参议员（任期6年）、500名联邦众议员（任期3年）、9个州的州长以及各级地方政府职位。
在总统选举中，由国家复兴运动党、墨西哥劳动党和全国汇合党组成的竟选联盟“我们一起创造历史”推出的候选人洛佩斯获得53．17％的选票，大幅领先得票居第二的“为了墨西哥向前”（包括国家行动党、民主革命党和公民运动党等）候选人、中右的国家行动党前主席阿纳亚（Ricardo Anaya），后者仅获得22．26％的选票。由于墨西哥总统选举采取一轮定胜负的制度，所以实际上洛佩斯已经当选总统，但要经过国家选举委员会正式宣布选举结果后，才能称之为“当选总统”，继而在今年12月1日就职。此外，由于本次选举不仅仅是总统以及其代表的政府更迭，而且参议院全部128名参议员、众议院全部500名众议员以及9个州的州长也都在同一天改选，因此规模空前。
其次，本次选举是充满暴力、血雨腥风的选举。自2017年9月本次大选的竞选活动展开至2018年6月期间，至少有132名墨西哥政界人士遭到杀害，其中48名是参选的候选人。在墨西哥32个州中有22个州发生了政界人士遭暗杀事件。如南部格雷罗州（Guerrero）的一位候选人在自己的面包车身中6弹而亡；北部临近美国的科阿韦拉州（Coahuila）另一位候选人则在和对手进行一场辩论后，正在自拍时，头部被从身后射来的子弹击中而身亡；2018年6月，在西部的米却肯州（Michoacán）奥坎波市（Ocampo），当地警局所有警察都因卷入市长候选人被暗杀一案而遭到调查，如此等等。
墨西哥官场腐败严重，人们对传统政治领导人的无能为力、无所作为感到失望。此外，社会上毒品泛滥，谋杀、吸毒等犯罪活动猖獗，犯罪率不断攀升。2017年，墨西哥有29168人遭到谋杀，每十万人中就有20．5人遭到谋杀，创出该国谋杀率的历史新高。因此，有舆论认为洛佩斯是墨西哥政治动荡的产物。
此外，本次大选还首次允许独立人士参选总统，但对既有的政党体制影响不大，说明政党仍然是当代政治参与的主力军。前总统卡尔德隆（Felipe Calderón）的夫人玛格丽塔•萨瓦拉（Margarita Zavala）本来希望作为国家行动党候选人参加选举，后来因为党内提名问题作为独立人士参选。然而，她在民调中的支持率每况愈下，不得不在2018年5月尴尬退出选举。另一位独立候选人海梅•罗德里格斯（Jaime Rodríguez Calderón）也仅仅获得5．23％的选票。
二、墨西哥左翼获胜的主要原因
首先，现政府政策失当、腐败严重导致人心思变，是洛佩斯获胜的最主要原因。现任总统、革命制度党的培尼亚•涅托（Enrique Peña Nieto）在2012年上台伊始，曾经大力推进能源改革和教育改革，但多年过去，并未取得人民满意的效果。2017年1月1日，培尼亚政府根据能源改革进程放开燃油价格，使之按照市场需求波动，导致燃油价格大幅攀升，人民怨声载道。洛佩斯的国家复兴运动党则很好地运用了这个机会，提出在该党执政后将冻结燃油价格，使得他在国内的支持率大幅攀升。
在培尼亚执政期间，墨西哥频发腐败丑闻。2014年，在高铁风波之后，第一夫人安赫莉卡•里维拉（Angélica Rivera）又曝出豪宅“白房子”事件。2016年4月3日，一家德国报纸和国际记者共同体（ICIJ）发布《巴拿马报告》，披露了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在巴拿马利用离岸的壳公司进行洗钱的情况，内容涉及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和委内瑞拉等多国领导人。
2016年7月19日，培尼亚政府于2015年出台的反腐败改革法终于获得国会批准，但由这部法律确立的反腐败新体制面临巨大挑战。其不仅在理论上受到广泛质疑，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严重问题，主要是缺乏制衡和监督。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韦拉克鲁斯州（Veracruz）、金塔纳罗州（Quintana Roo）和奇瓦瓦州（Chihuahua）的州长在根据反腐败新体制任命州反腐官员时缺乏监督、任人唯亲。2017年，革命制度党政府多位阁员卷入腐败案，同样增加了执政难度，降低了政府的支持率和公信力。
在本次总统选举中，执政的革命制度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前财政部长何塞•安东尼奥•米德（José Antonio Meade）受到培尼亚•涅托超低的支持率和在腐败面前无能为力的不利影响，最后仅获得16．43％的选票，仅列第三位。米德也成为革命制度党历史上得票最少的总统候选人，低于2006年的22％。而且在9个州的州长选举中，到目前为止，革命制度党候选人没有一个处于优势地位；参众两院的议员数量方面，革命制度党也会由目前的多数，降至第四甚至第五的位置。因此，执政党革命制度党成为本次选举最大的输家。
其次，洛佩斯紧紧抓住大众普遍关注的“反腐”和“改变”两个关键词，主张打击腐败，消除社会不平等，誓言终结＂权力黑手党＂。他曾说，如果当选总统，就职后他不会容忍“把犯罪分子搂在怀里”的政客，不允许公职人员把职位视为暴富的金钥匙。他提出了一系列增加社会支出的措施，譬如增加教师、医生、护士、士兵和警察的工资，大幅度提高养老金，增加奖学金数量。他建议，冻结燃油价格，保证不增加新的税种并且不提高现行税率；减少总统和公务员的特权，将总统的工资减半。他就任后可能实行其在任墨西哥城市长时实行的降低行政人员薪金等受到大众欢迎的做法。在对外关系上，他强调改变对美关系，主张在尊重和捍卫墨西哥在美移民工作和生活利益的基础上，发展与美国的合作关系。
第三，洛佩斯有丰富的从政经验而且政绩斐然。在任职墨西哥城市长（2000至2005年）期间，其政策受到大多数市民的欢迎。当时他每天早晨6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市民通报政府相关施政要点，给市民留下了“勤政诚实”的良好形象，2003年的民调显示，其在任职墨西哥城市长期间的支持率高达86％。2004年，鉴于洛佩斯执政期间取得的政绩，位于伦敦的国际市长基金会（City Mayors Foundation）授予其全球最好市长奖（World Mayor Prize）亚军荣誉。
三、大选后墨西哥政局的新变化
大选后墨西哥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也给拉美政治格局带来了新变数。
首先，墨西哥持续多年的革命制度党、国家行动党和民主革命党“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会参议院128个席位和众议院500个席位中，洛佩斯领导的国家复兴运动党分别获得58席和193席，国家行动党分别获得22席和79席，革命制度党分获14席和42席，民主革命党则是9席和23席。国家复兴运动党成为本次大选的最大赢家，而且该党还凭借“我们一起创造历史”联盟获得两院席位的简单多数，这在新世纪以来还是执政联盟首度获得多数，有利于左翼执政纲领的实施。
从拉美的地区层面来看，自2015年阿根廷左翼在大选中落败，2016年巴西左翼的劳工党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被弹劾下台，以中右翼政党为主的米歇尔•特梅尔（Michel Temer）政府组成以来，拉美政治“左退右进”的趋势一直在延续，拉美政治的地区主导权被右翼获得，并开始联合向左翼的委内瑞拉施压，并与2017年8月永久中止了委在南方共同市场的成员国资格。虽然2017年4月的厄瓜多尔大选中左翼胜选，为拉美左翼守住一城，但影响较小而且执政的莱宁•莫雷诺（Lenín Moreno）政府执行了向中右转向的政策。2017年12月智利也转为中右翼联盟执政。2018年6月哥伦比亚第二轮选举中，右翼继续获得胜利。而在7月获胜的左翼洛佩斯不仅赢得了总统职位，还在参众两院历史性地获得了简单多数，在同时举行州长选举的9个州中，国家复兴运动党在5个州稳操胜券。左翼在拉美第二大经济体开始执政，势必对拉美的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第二，左翼总统将对实行四十多年的中右政策进行调整。虽然有媒体称洛佩斯是墨西哥的“特朗普”，但实际上他并不是像特朗普一样的右翼，而是多年来奉行激进左翼理念，并在墨西哥城市长位置上实践左翼思想和政策的政治家。他担任市长时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民生和社会福利的措施，如每月为70岁以上的市民发放668比索养老金，受益人数达38．5万。对那些单身妈妈、残疾人员、失业者、农民以及微型企业主，量身定做了专门的资助项目。同时，免费为那些没有医疗保险的家庭提供健康咨询和药品。因此，洛佩斯是墨西哥四十多年以来首位上台执政的左翼总统。墨西哥上一位被公认为左翼的总统是埃切维里亚（Luis Echeverría），他曾在1970至1976年担任总统。
2011年洛佩斯组建的国家复兴运动党，是从民主革命党中分离而成立的。民主革命党本身政治理念属于左派，从该党分离出的国家复兴运动党的流派更为激进，与右翼的国家行动党和当前中右的革命制度党相比，左翼色彩更为强烈，更加重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重视民生。对培尼亚•涅托领导的革命制度党政府提出的所有结构性改革主张，国家复兴运动党议员都投出了反对票，尤其是在能源改革议案上，更是极力发对。反对政府腐败、重视民生和大众利益等等主张，都是该党与洛佩斯执政理念的基础。在竞选期间，洛佩斯就承诺严厉打击腐败，实行更加有力的社会计划，同时保证不增加税种和税率，从而树立了“勤俭诚实”的良好形象。这意味着新政府可能通过减少公职人员薪金等公共开支或进行国际借贷，来满足需要扩大的社会支出。
第三，多元化外交会成为左翼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选项。目前，美国不仅是墨西哥最大的出口市场，也是最大的投资来源国，而且有3300多万墨西哥裔生活在美国，无论如何美国都是墨西哥的外交重点。然而自美国的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墨关系趋于紧张。特朗普扬言要修建隔离墙并要求墨西哥买单、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问题，使得美国在墨西哥人心中的形象大大受损。2018年5月底，美国宣布墨西哥不再享有钢铝产品的豁免权，对原产墨西哥的钢铝产品分别加征25％和10％的关税，墨西哥也宣布对价值3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这一切都对在竞选中奉行民族主义的洛佩斯非常有利。洛佩斯主张重新审视能源改革期间政府与投资者的各项协议。
无论是基于洛佩斯的左翼政治理念，还是考虑到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艰难程度，推行一定程度的外交政策多元化都是明智之举。如适当加强同中美洲和巴西等南美洲国家的关系，缓和与委内瑞拉的紧张关系，加强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区域外大国的关系等，但这些措施实施的程度如何、效果如何尚有待观察，不仅取决于墨西哥，还取决于上述各方的态度。
顺便提一下中墨关系。多年来中墨关系不温不火，这既与两国经济互补性较少有关，也与双方在美国市场的争夺有关。此外，口径不同的海关贸易统计，令中墨贸易总是被诟病。2013年，洛佩斯在杜兰戈州（Durango）的一次讲演中，提到了中墨之间的贸易关系。他提到墨西哥每年向中国出口一美元并同时需要从中国进口14美元的状况，认为革命制度党人培尼亚（现任总统）应该改变这种失去民众支持的经济政策，转向大力促进国内生产活动和粮食自给，改变墨西哥在世人眼中的消费主义国家的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洛佩斯担任墨西哥城市长期间，曾接见在墨西哥活动的达赖喇嘛，并授予其象征该市市民身份的钥匙。尽管这一举动可以解释为礼节性仪式，但是在分析和研究未来中墨两国双边关系时，仍值得中方重视与思考。但无论如何，奉行激进左翼理念的国家复兴运动党在墨西哥上台，可能为长期不温不火的中墨关系进一步密切提供机会。
四、左翼政府难以改变墨西哥政策的基本走向
首先，左翼政府上台，仍难以改变与美国的紧密关系。因为地缘关系和美墨两国的经济互补性，墨西哥80％以上的出口是面向美国市场，墨西哥不可能离开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和投资来源国，因此美墨关系仍然是墨西哥最重要的对外关系，即使几十年未见的左翼政府上台也难以改变这一点。
目前，《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过程举步维艰，而洛佩斯已经任命了自己的贸易谈判总代表，称将在其就职内两个月完成相关谈判，并可能接受贸易区谈判不成功情况下的双边协定。实际上，目前美国和墨西哥达成双边协定的障碍很小，即使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方无法重新达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和墨西哥的实质关系也不会受到影响。
第二，左翼政府难以改变墨西哥长期实行的自由市场政策。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历届墨西哥政府，包括革命制度党政府、国家行动党政府都奉行新自由主义倡导的自由市场路线。以1992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政府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4年1月1日起生效）为标志，至今墨西哥一直奉行自由市场的中右路线，即使在拉美左翼掀起“粉红色浪潮”的新世纪前15年亦是如此。
正是由于长期实行中右政策，加上执政阶层不断曝出腐败丑闻，人心思变，最终导致了左翼政党上台。鉴于墨西哥左翼首次上台执政，而且是在拉美政治“左退右进”的形势下上台，加上美国的强大影响，除非采取委内瑞拉前领导人查韦斯（1954－2013）那样的“革命措施”，否则，四十多年来已接近固化和习惯化的中右政策框架很难改变。在现有制度下，要逆转中右翼政府之前进行的财政、电信和能源改革，需要在国会众议院获得四分之三以上多数通过，这对只占据简单多数的执政党难度很大。因此，洛佩斯作为“理念上的激进左翼、政策上的温和左翼”的可能性最大。
第三，在地区一体化政策上，继续推进与美国、加拿大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启谈判和太平洋联盟的发展。2018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意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包括墨西哥在内的11国代表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签订《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CPTPP），新协定预计最快在2018年底或2019年上半年全面生效。
当前，西半球实际上是右翼主导的天下。从美国到哥伦比亚到巴西、阿根廷这些国家，再到西半球的区域性组织如美洲国家组织、南方共同市场、太平洋联盟等在内，右翼势力都占据了主导地位。委内瑞拉、古巴等国的左翼力量受到压制，委内瑞拉还被南方共同市场永久中止了成员国资格，并被威胁中止美洲国家组织的成员国资格。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秉持激进左翼理念上台的洛佩斯也很难与美国和巴西等地区大国对抗，站到委内瑞拉和古巴一边，而只能从国家利益出发，继续推进与美国和加拿大的自贸区谈判，推进太平洋联盟（目前包括墨西哥、智利、秘鲁和哥伦比亚4国）的发展，加强与南方共同市场的关系。
但左翼执政的墨西哥有可能缓和西半球左右翼之间的激烈对抗，减轻拉美左翼的执政压力，这是左翼在墨西哥执政积极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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