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已接近五年，受到与中国文化冲突、现实利益冲突、经济利益冲突和地缘经济等因素影响，不少人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不少质疑，甚至存在曲解的情况。
这些质疑、曲解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的实力和能力的质疑，由于近年来国际市场风云变幻，加上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政府的质疑也随之加剧：中国的经济前景究竟如何？如果未来国际经济、金融市场的波动、加剧，会否影响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二是对中国推动“一带一路”背后“政治和意识形态主导”的质疑。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受到的另一项主要质疑是其带有与美国博弈的用意，部分国外舆论认为中国希望利用“一带一路”令亚太地区力量平衡再洗牌，或是类似美国当年推动“马歇尔计划”一样，以经济援助达到政治控制，并认为在此倡议下推进的项目可能遭遇政治风险，甚至存在毁约风险。
三是升级版的“中国威胁论”。中国长期与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尼、越南等国家存在领海方面争端，尤其是南海区域，中国在此方面宣示主权的做法被不少国家解读为态度强硬，野心勃勃乃至恃强凌弱。“一带一路”项目中中国企业和资金进入部分地区，也被认为是对当地经济的威胁，对本土企业的排挤。
在近日，部分国际舆论对“一带一路”最新的质疑，则是认为“一带一路”项目已大量受阻，陷入“麻烦”的中资海外基建项目正在激增，并认为这是由于中资企业的管理不善、缺乏透明度造成的。
作为从2014年初就开始进行“一带一路“研究的学者来说，我们认为，部分国际舆论之所以对”一带一路“出现上述的质疑与误解，是未有掌握国际经济发展规律，国际资本、产业转移趋势以及海外投资的定律造成的。
在此，我们略作解释。
其一，不是所有中资企业到海外投资的项目，都是“一带一路“项目。
虽然由于各种原因，中国政府暂未对外公布被认定为“一带一路”项目的清单，但从中国国务院各部委的公开信息所见，绝非所有到海外投资的项目，都能算是“一带一路”项目。例如，中资企业到海外投资的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项目等均不属于“一带一路”项目。又例如，使用不符合投资目的国技术标准要求的落后生产设备的项目，以及不符合投资目的国环保、能耗、安全标准的境外投资项目，即便所在地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均不属于中国政府官方认可的“一带一路”项目。
至于哪些海外投资的项目属于 “一带一路”项目，从中国政府部门的相关公开信息可观察出，只有符合“一带一路”所提出的“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项目，例如，包括但不限于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和周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的项目，同时又能够带动中国优势产能、优质装备和技术标准输出的项目，能够与境外高新技术和先进制造业企业合作等的项目，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一带一路”项目。
另外，从中国政府认可的“一带一路”项目范围可见，部分舆论认为中国推动“一带一路”是为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倾销过剩产能、污染项目也是无稽之谈。原因非常简单，中国倾销过剩产能和污染项目不可能有出路，不可能被接受。在这个地缘经济的时代，中国当前实质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出的，主要是高铁、基建、核电和航天科技等能够代表中国最新、最强的优势，最“优质”的产能，才能有机会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竞争全球市场份额中，努力扩大中国国际市场份额。假如输出的是过剩产能和污染项目，就无法在竞争中抢到市场。
其二，当然并非所有 “一带一路“项目最终都能成功。
一些国际舆论“神化”了“一带一路”的项目，认为这些项目只要有“一带一路”加持，就必然可以成功。但这个“神化”并不能改变国际投资的客观规律：海外投资项目的成功率国际上一般只有30％，另外的70％效果不明显或者失败。这一规律由国际会计咨询机构毕马威（KPMG）提出，该机构从大量全球并购和整合咨询工作中，总结出一个著名的“七零定律”：70％的海外并购案较难达到预期目的，而70％的不成功案例源于并购后的整合问题。
所以，海外并购项目的全球的成功率约为30％，而根据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研究数据，中国企业目前跨国并购的成功率约为40％，略高于全球的成功率。根据公开的数据显示，在过去5年，中国央企参与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项目1700多个，固然有成功的案例，也会有不少失败的案例，这是正常的现象。
何况，一些项目的成功与否，不能仅以当期盈利作为计算标准。我们以最近广受关注的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为例，该线路不但是跨越马来半岛4个州、覆盖沿线400多万居民的超级工程，也是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上的最大在建工程。根据马来西亚政府公布的公开信息显示，该项目15％至30％的工程将由该国企业承包。一旦铁路全面投入运行，预计可为铁路沿线的3、4个州每年带来1．5％的附加经济增长率。此外，东海岸铁路项目在开发期间，预计将为马来西亚创造超过8万个就业机会。同时中马两国将开展“中马铁路人才培训合作计划”，中国将为马民众输出中国的高铁技术，该计划将培养3600名铁路建设和运营人才参与东海岸铁路项目。
除了马来西亚，再以中资企业在非洲的肯尼亚蒙内铁路项目为例，该铁路项目是将东非大港口蒙巴沙和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连接起来，将可拉动肯尼亚的GDP达到1．5个百分点，为当地创造了5万个就业岗位，而且，铁路建设的绝大多数建筑材料都来自当地。
上述案例可说明，对于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中资企业而言，当期盈利是一笔账，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提升民众的就业率，让中资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进一步扩大，甚至创造出新的市场和需求又是一笔账。因此，纵使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对于中资企业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项目，国际舆论只算“会计学”这笔账，也是有失偏颇的。
其三， “一带一路”项目其中早有不少西方跨国企业参与，而且获利颇丰。
“一带一路”并非中国的独角戏，而是世界各国的合唱曲。针对“一带一路”的投资项目，中国政府提出“第三方市场合作”，与西方跨国企业优势互补，进行联合体投标、联合生产以及联合投资等新型合作，在尊重第三方国家（通常是发展中国家）意愿的前提下，推动第三方国家的发展，实现三方互利共赢。
西方发达国家在不少“一带一路”国家有殖民地时代的历史渊源，对当地了解甚深，人脉丰富且有的丰富运营管理经营。对中资企业来说，和他们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合作”则有利于分摊投资风险，以及减少中资企业与西方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时可能出现的对抗，增加合作空间，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对于“第三方市场”，来自中资企业的性价比较高的产品，中高端制造能力，若能够结合来自西方跨国企业的高端技术、先进理念，例如吸引中国和欧洲合力投资，对“第三方市场”是其加速转型升级的更佳选择。在这样的愿景之下，中国已和法国、英国、西班牙和德国等欧洲国家，及韩国、澳大利亚等亚太国家就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达成重要共识。
对于西方跨国企业而言，它们拥有中国以外市场的经验是一个竞争优势。因此，虽然中资企业成为不少港口设施、桥梁等基建项目的主承包商，但是最终还是会把其中的项目分包给其他一些拥有几十年跨境技术整合经验的公司，而且通常都是西方跨国企业。
以德国西门子为例，根据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西门子已与中国能建、中国电建和中石油等上百家中国央企，在“一带一路”的电力、油气与化工、矿山与工业等投资领域开展了合作，由此得到巨大的商机。2017财年（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西门子在中国的总营收达到72亿欧元，比2014财年增长了12％，增速是2011－2014财年的15倍。
又以瑞士的ABB集团为例，ABB集团与中资企业的合作遍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了厄瓜多尔辛克雷水电站项目、孟加拉巴库275兆瓦火电项目和安哥拉索约联合循环电厂等项目。仅在2016年，ABB集团已为400多家中资企业提供咨询、设计、工程、制造和服务，并协助中资企业解决了不同国家和地区设计标准和行业规范差异化等问题，助其降低项目成本和工程风险。
至于美国跨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的情况，如美国高速列车减震器生产商ITT Inc．，则与作为全球最大轨道车辆制造商的中国中车签订供应协议，参与中国中车在“一带一路”的相关项目，亚太区收入已占到美国ITT Inc在2016年全球总收入的12％。
由上可见，众多西方跨国企业早已“深陷”在“一带一路”当中，不少中资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项目都有西方跨国企业活跃的身影。但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中国的媒体报道中往往并没有太多有关西方跨国企业在“一带一路”项目中获利的信息，当中有何玄机，就不得而知了。
其四，“一带一路“倡议实质是国际资本、产业的又一次转移。
虽然中国不少学者赋予“一带一路”倡议能治百病的“板蓝根”功能，但我们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实质是国际资本、产业又一次转移的过程。正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国家将产业转移到日本、韩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韩将产业转移到香港、台湾以及中国大陆一样，随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中国一如欧美、日韩等国，正在渐渐完成从一个资本、产业净输入大国向资本、产业输出转型的过程。也就是说国家发展到了一定程度，资金、人才、技术会有输出的需求。
因此，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则是为适应了这个发展趋势，也为推动企业更好、更深地“走出去”提供了重大契机，选择了“一带一路”这个输出口。与此同时，中国的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虽然已逐渐形成一个增长极或经济中心，但由于生产要素的边际回报（marginal return），随之出现递减的现象，导致整体成本上升，产业的生产规模希望进一步扩充，但却出现了“规模不经济”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产业及生产要素向周边相对落后国家、区域流动，能够产生扩散、辐射效应，一方面可拉动周边落后国家、区域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这些周边国家、区域的经济增长，又能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逐步形成一个上升的循环累积过程。
最后，关于国际舆论对“一带一路”的种种误解，我们也倡议中国在“一带一路”的传播和推广中，应当更加努力去淡化中国这个“在岸”或“中心”，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海外传播采取更为去中心化的策略。同时，通过“一带一路”经济合作、投资和商贸交往中带来的良好机遇，借助身在海外的传播力量对中国从不同角度的深层次解读乃至“现身说法”，才能令海外传播中的中国形象更具有真实性、可信性和权威性，以此消除沿线国家的疑虑，促进更多沿线国家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了解与认同。
当然，正如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那样，纵使尽了全部努力，或许也无法改变部分怀有敌意的国际舆论对“一带一路”的刻板印象，对此，不妨坦然面对，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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