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内瑞拉的政治经济困境

8月4日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遭到无人机攻击，虽然没有受伤，但这条新闻也使很多人震惊不已。如果是熟悉近年来委内瑞拉“政治斗争特色”的人，震惊程度很可能会小很多，因为类似事件在最近一两年中时有发生。这次事件发生时，恰好在新闻直播之中，爆炸发出轰响，总统惊恐张望，卫兵拿防护盾围住总统，地面上军人四散奔跑……这些视觉镜头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其它那些事件就没有这样“恰好”的视觉镜头，所以不关注委内瑞拉的人往往会忽略那些事件，而那些事件的真实惊骇程度绝不亚于这次事件。

譬如去年六月，一架直升机飞到最高法院上空，扔下几个手榴弹，还飞到内政部上空，开了十几枪，当时内政部正在举行庆祝活动的招待会。又譬如去年七月，几十辆警察摩托车在街上巡逻，爆炸物扔了过来，警察浑身着火，摩托车烧成废铁。再譬如去年八月，数十人冲击军事基地，他们全副武装，和军营中的士兵激战交火……据委内瑞拉内政部的消息，这次无人机事件的参与者和去年冲击军营的人有密切关系，无人机事件最初抓捕的六个人中，有一人去年冲击过军事基地。

委内瑞拉政治斗争特色

这些惊骇事件是委内瑞拉的政治斗争特色。近年来委内瑞拉的政治斗争特色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个是非法斗争层面，无人机、直升机、冲军营等等都是非法斗争。还有一个是合法斗争的层面，其中展现的特色也令人震惊。

所谓合法斗争，就是在民主体制的框架中利用立法机构、司法机构、行政机构以及选举来进行斗争，委内瑞拉在这方面表现得很有“创新精神”，近年来创新出各种各样的合法斗争新招数，从2014年以来的几个事件就可以窥见一斑。

2014年之后国际石油价格大跌，这给高度依赖石油的委内瑞拉经济造成巨大打击，通货膨胀急剧上升，食品药物等民生必需品供应短缺、价格高昂，民众对执政的“查韦斯派”不满，因此在2015年的议会选举中，反对派获得三分之二的席位，成为议会的多数，这是自1999年查韦斯上台后他的党派第一次沦为少数。

面对议会选举的失败，查韦斯派进行了“创新”的反攻。2015年选举结果一出炉，老议会的查韦斯派议长就乘着新议会要几周后才能正式履职的空挡机会，马上在老议会中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成立一个“国家社区议会”，由全国各地的基层社区委员会来组成这个议会。基层社区委员会是查韦斯派的强大基地，由他们来组成这个议会对查韦斯派非常有利。反对派自然是愤怒万分，虽然这个国家社区议会并不取代新当选的议会，但反对派还是把成立这个国家社区议会称为“国家政变” 。这真是一种创新的政变，利用立法机构来搞政变，创造新的立法议会，与正常选举产生的立法议会进行“合法斗争”。

作为行政首脑的马杜罗总统还利用行政权力来对抗反对派，他经常使用的是总统否决权。新议会履职之后，通过了很多反查韦斯派的决议，马杜罗利用总统的否决权，把这些决议都否决了。他这么做是“合法”的，利用行政机构进行合法斗争。

在司法机构中，查韦斯派也进行了合法斗争。由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都是在查韦斯派主宰议会时代任命的，最高法院很亲查韦斯派，最高法院为了反对议会，多次宣布议会的行动违宪。2017年3月29日，一个最高法庭还宣布要接管议会的立法权，结果遭到世界很多国家的强烈谴责，4月1日法庭又宣布不接管了。

合法斗争还进入了“制定新宪法”的创新领域，从制宪大会的设计，到选票选区的策划，都有创新。2017年马杜罗提出召集新的制宪大会，这是企图通过新制宪大会来制定新宪法，以便抗衡反对派控制的议会，合法争夺立法权。为了使这个新的制宪大会的选举结果倾向于查韦斯派，他们精心设计了选举方法，让只有一万人的小镇和有十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有同样的制宪代表席位，这就使得小镇和乡村的选民占了上风，而小镇和乡村正是查韦斯派的基地。

反对派当然是极力反抗这个新制宪大会，他们也很有创新精神，在选举前半个月组织了一次“非官方”的全民公投，让大家反对召集新制宪大会。虽然这种“非官方”公投无法阻止制宪大会的选举，但也是搞得热闹非凡，而且还穿插着惊恐的非法斗争。上面讲到的警察摩托车队被爆炸物袭击，就是发生在新制宪大会选举的前夕，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创新地结合。在制宪大会选举时，反对派又发起了杯葛的合法斗争，号召大家不去参加选举。这种杯葛导致反对派在新制宪大会中没有任何席位，查韦斯派获得了100％的席位。

总统选举是另一个合法斗争的战场。查韦斯派为了给反对派造成不便，2018年的总统大选提前了七个月。三位反查韦斯派的人士匆忙参加了竞选，结果对他们非常不利。马杜罗获得了68％的选票，那三人分别得票21％、10％、0．4％。反对派对这次选举很不满意，抱怨选举中有大量作弊行为，还说参与投票的人数太少。据说这次投票参与率是历年来最低的。很多委内瑞拉人已经对选举失望，不愿意参与投票了。

为什么政策执行力低下？

在委内瑞拉，参与“用手投票”的人少了，但参与“用脚投票”的人却大大增加。大量委内瑞拉人越境逃到哥伦比亚，他们在哥伦比亚的边境地区非法打工，甘愿接受比哥伦比亚正常劳工低得多的工资，由于委内瑞拉的高通胀，低工资的哥伦比亚货币换成委内瑞拉货币就是高收入了。这些人抢了哥伦比亚劳工的饭碗，造成了摩擦和紧张。

委内瑞拉逃到哥伦比亚的人越来越多，国际难民机构已经将其称为西半球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移民危机。委内瑞拉人并不是因为战争或者政治迫害而逃去做难民，他们是因为国内的经济恶化。食品匮乏和通货膨胀是两个最大的问题，有报道说，很多委内瑞拉人现在每天只能吃一餐，体重平均下降了24磅。通货膨胀更是骇人听闻的，2018年夏天已达到13000％，一位IMF官员估计，年底可能会高达1000000％。

委内瑞拉的各派政党在政治斗争方面很具有创新精神，但在解决经济问题方面却都表现得一筹莫展。关于委内瑞拉的经济问题，以及造成这些问题的历史因素和政治结构性因素，笔者在《委内瑞拉问题的症结是什么》一文中作过分析。

从历史因素来看，委内瑞拉盛产的石油让它患上了“荷兰病”，这种疾病有两大症状，一是非石油产业萎缩，二是通货膨胀。这两大症状在委内瑞拉历史上一直非常显著，无论是军事独裁时期，还是民主化后的经济自由主义时期，或是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时期，都不能幸免。查韦斯之前的执政者们，曾经努力对抗“荷兰病”，但没有成功。查韦斯更是大张旗鼓地宣传要发展非石油行业，要发展农业，要减少食品进口，但他也没有成功。

笔者考察过查韦斯力推的一些非石油发展项目，有些试点作得还很不错，只是试点的成功经验没有推广执行，全社会仍然“荷兰病”缠身。为什么成功的经济政策不能被推广呢？为什么查韦斯政府的经济政策执行能力如此低下呢？笔者的分析如下：

政策执行力低下是委内瑞拉经济失败的致命伤。分析查韦斯的体制可以看到两个结构性的原因导致了这个致命的问题。

第一个原因是“选举”，在民主选举的政治框架中，当政和推行政策都需要靠选票，拉选票是第一要务，如果没有足够的选票，当政者无法当政，其主张的政策，别说推行了，就是出台也不可能，因此必须把主要精力投入拉选票，剩余精力才有可能放到执行政策方面。

第二个原因是“没有构建具有执行能力的组织队伍”。查韦斯看到以前的两党代议制造就了腐败的执政精英队伍，这些精英有专业的执行力，但道德腐败，只执行有利于特权精英的政策，结果导致民众愤懑，社会动荡。因此，查韦斯采取了反精英的民粹路线，使得执行力沦丧，政策无法执行，政绩无法取得，结果也导致了民众愤懑和社会动荡。

（摘自《委内瑞拉问题的症结是什么》）

俄罗斯可以给委内瑞拉启示吗？

2014年之后石油价格大跌，这对所有依赖石油出口的国家都造成巨大冲击。在冲击之下，有的国家的“荷兰病”被恶化为超级癌症，但也有的国家却因此弱化了“荷兰病”。

俄罗斯就是一个能够弱化“荷兰病”的国家，2014年由于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的问题，俄罗斯遭到西方国家的制裁，俄罗斯的反抗回应是打击西方贸易，禁止进口西方国家的食品。正当俄罗斯开始禁运西方食品的时候，石油价格也开始暴跌了，2014年每桶石油100美元左右，2015年跌到50美元左右，2016年是40美元左右，2017年是50美元左右……

在双重压力之下，俄罗斯强力推行了“进口替代”的农业发展政策，既抗衡西方的制裁，又发展非石油行业以弱化“荷兰病”。俄罗斯政府表现出相当强大的政策执行力，从支持大型农业发展集团，到投资改进各种相关设施，采取了一系列振兴农业的举措，三年来农业发展非常好，不仅实现了进口替代，而且成为出口大国。目前俄罗斯已经成为最大的小麦出口国，抢夺了美国、加拿大等传统小麦出口大国的市场份额。俄罗斯的农业部长表示，未来农业出口带来的收入可以超过石油出口。“荷兰病”将被终结。

委内瑞拉是“荷兰病”被恶化为超级癌症的典型例子，恶性通胀、食品匮乏、营养不良、难民出逃……伴随这些经济的衰竭症状，又有政治斗争创新的亢奋症状，选举、公投、制宪大会、最高法院、无人机、直升机……当委内瑞拉人在“荷兰病”癌症中喘息煎熬的时候，大批俄罗斯出口的小麦被委内瑞拉进口。咀嚼着俄罗斯的小麦，委内瑞拉人会有什么反省呢？他们可以从俄罗斯得到什么启示吗？他们可以通过反省走出政治经济的困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