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期，稳就业、稳收入、稳消费、稳增长已迫在眉睫。面对当前的一些压力，要通过体制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其中关键的逻辑举措和行动在于：将政府所有收入占GDP的比例限定在不超过28％的水平上；促进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还原农村土地的价值表达，恢复其资产、收入、财富和GDP功能和效应；形成国有企业经济与民营经济间资金分配的价格和市场调节和配置机制。
整体上降低政府分配GDP的比例
整体上降低政府分配GDP的比例，可以给企业多留投资的资金。防止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出口需求相对收缩，国内市场需求不足时，企业因不能转移各方面的高成本，包括高税费负担，造成大面积亏损、关门和倒闭。稳住企业生产、稳住劳动力就业、稳住居民收入、稳住消费需求、稳住经济增长，避免大规模失业、避免居民收入下降、避免市场需求更加恶化、避免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滑。避免陷入高税费负担导致高失业率，高失业率造成社会稳定风险加大，社会稳定风险加大需要更多社会管理人员，增加管理社会人员需要更多财政支出，更多财政支出造成更严重失业的恶性经济社会循环之中。
国有企业虽然对国民经济有一定的贡献，但是受其体制成本和资本有机构成特征决定，在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等作用方面，远不如民营企业。而通过要素配置歧视放贷和利率体制的改革和规范，创造不同所有制经济公平的融资环境，可能要比将主要精力放在存量国企改革的纠缠之中更加重要。从目前国民经济遇到生产过剩、需要稳住就业、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等问题看，将更多的资金和土地等资源公平地配置在民营企业中，对增加城乡就业、稳住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需求、缓解生产过剩，应对出口不确定性冲击，有着关键的无法替代的作用。
促进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双向流动
农业就业和非农业就业增加值劳动生产率比为1∶4．14，农村居民、城镇非户籍居民和城镇户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1∶1．833∶3．059。这样大的农业与非农业劳动生产率扭曲，以及不同身份居民间的收入比扭曲，说明我们过去对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体制干扰了劳动力要素配置，形成了劳动力的淤积和半流动扭曲。与东亚经典模式地区相比，他们在同发展阶段时，没有这样大的差距。这也说明我们劳动力产业间的流动和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迁移，还存在着巨大的压力差。也表明，如果改革阻碍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体制，还会有增长动力的释放。
实际上，城镇居民收入中财产性收入的比重较大，而农村居民收入主要由务农和在城镇乡村务工收入构成，财产性收入比例非常低，原因在于农村各类土地没有使用财产权，不是资产，不能吸纳资本增值，没有财富和财产性收入效应。比如，2017当年建设用地出让338万亩，出让平均价格为147．59万元／亩，合同价款收入4．99万亿元，如果40％分配给集体，集体提留其中的15％，农村居民应当分得1．7万亿元，按照农村居民收入82％的消费率，应当有近1．4万亿消费需求能力。
但是，体制使然，农村居民没有这一应该有的收入和消费。如果突破性地改革农村土地使用财产权，会扭转这一价值表达和财产性收入的扭曲，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而从TFP和投入产出分析看，农村土地产权和配置体制的改革，将目前生活和生产资料转变为资产，可以吸纳城镇过剩的资金向农村、小镇和城郊，以及农业流动，资产的增值和财产性收入效应，可以强有力地推动经济增长，并且改善土地资源配置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扩大消费需求，并对经济增长注入较强的推动和拉动力量。与东亚经典发展模式地区比较，中国居民间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比它们同期高一半，居民收入和消费在GDP中的比例很低，从经济学道理上讲，这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生产供给与居民消费需求之间的平衡。
形成国企与民企的市场配置机制
从国民经济“生产—分配—消费”的循环看，只有上述方式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GDP增长速度的支撑、稳住和加快，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在GDP中的比例，才能从根本上缓解生产过剩，一方面，消除消费需求不足导致要素利用率降低造成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另一方面，也基于国内消费需求扩大来拉住和拉动经济增长速度趋于稳定。其方案概括地讲，就是通过上述关键部位的改革，充分地利用规模很大的普通劳动力资源，使他们在劳动中创造财富，在创造财富中分配收入，土地改革使他们得到财产性收入，在收入水平提高中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而中低收入人口扩大对工业品和居住条件的消费，缓解生产过剩，延长工业化时间，在一个人口还未特别老化的八到十年中，努力实现中高速的经济增长，实现中国人口未太老化前的富裕，争取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如果中国对于减税降费、信贷机制、户籍迁移制度，特别是农村土地体制等方面有个明确的改革方案，并确实要实行、公布于众，将会极大地提高投资者和公众的预期和信心，提振股市、稳住资金流出，稳住国内产业不过度转移，稳定住人民币币值，将会稳定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当然，考虑到人口增长速度放缓和结构老化，币值可能的波动，出口的不确定性，现有城镇和农村要素模块之间劳动力和资金流动的客观淤积和梗阻等因素，对未来经济增长速度的压力，如果上述改革方案对速度支撑还不能够保证，可以考虑调节水资源的地区分配，改造未利用土地，扩大新的发展空间，增加第三要素模块，盘活和疏通现有城乡要素模块中淤积和过剩的劳动力及资金等要素流动和再配置，抢在人口还没有严重老龄化，还能够迁移和流动的窗口期实施，对未来八到十年中实现中高速增长加一个战略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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