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互联网治理的成长路径与演进逻辑

赵瑞琦 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传媒政治研究所所长

       原标题：赵瑞琦：从“搭便车”到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国互联网治理的成长路径与演进逻辑

       2018年，作为中国最成功的互联网企业之一，阿里巴巴“双11”的最终成交额锁定在2135亿元。这种商业奇迹，既是科技的力量，也是资本的力量，更是“中国梦”不断成功的例证。

滴水映日。中国互联网发展的迅速和奇迹般的成功，全球罕见、世所瞩目：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2008年，中国大陆互联网用户跃居全球第一；2018年，中国网民规模达8．0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57．7％；中国手机网民7．88亿，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98．3％。惊人的数映射突出的现实：中国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既是互联网技术扩散、全球化的深化和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耦合联动，更是与基于务实态度、创新精神和强烈责任感协同作用下，中国互联网治理策略、行动规范的与时俱进、着眼大局、趋利避害分不开的。

第一阶段 “搭便车”：融入全球互联网，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机遇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承认、尊重并加入国际治理体系为重要推手而展开的：在秉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实用主义精神下，将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放到了第一位，鼓励思想、技术与管理方式方面的交流。

冷战的结束为美国倡导的世界性的“信息高速公路”提供了可能。面对全球化的新现实和新手段，中国政府认识到互联网是一项国际先进技术，通过引进、学习、消化和吸收，来发展国民经济，是走向“现代化”的不二选择和必经之路。为此，在支持互联网发展之初，面对新生事物，中国采取了一种为我所用的拥抱互联网的态度和政策：首先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并不急着监管和规划，在培育发展的过程中，管理再逐步的引入并系统化。

得益于这种实用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作为“朝阳产业”的民间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开始波澜壮阔地突破性发展。来自西方的业界榜样和风险投资，在此一时期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中扮演了引导和助推的关键角色：从这一时期的私营互联网公司来看，主要提供新闻信息服务的搜狐网、新浪网，主要提供电子邮件服务的网易，主打电子商务的阿里巴巴，聚焦于即时通讯的腾讯，各自发力、百舸争流，满足了普通用户的基本互联网服务需求。

可以看出，在此一时期，“野蛮生长”的成份多于监督管理，鼓励多于约束。于是，在中国快速、持续的国民经济增长的激励下，中国互联网呈井喷之势，相关数据一枝独秀、引人注目：截止到1999年12月31日，中国境内共有上网计算机350万台；上网用户数约为890万，3W站点约15153个；相形之下，在1997年，这三项数据还分别是29．9万台、 62万、1500个。

第二阶段 动态平衡：开放与管控并举，建构中国特色治理体系

2001年中国加入WTO。十年风雨、十年辉煌。中国与世界的纽带因互联网在科技、人力、资本、贸易等方面的放大器作用而加强，融入全球互联网的政策与深化国际合作的动机形成良性循环：到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跃升至全球第二，互联网用户达创纪录的4．2亿人，名列世界第一 。

互联网经济是规模经济，直线飙升的数字与日新月异的质量是同步的。这一阶段，在风起云涌的商业经济裹挟之下，中国互联网市场百花齐放，奇迹般的发展令人目不暇接，在功能和影响上不断缩小与西方互联网巨头的差距。一代中国互联网枭雄，像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开始争霸网络空间。同时，在这些互联网巨头的带领下，中国互联网产业开始朝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始自门户网站、BBS、即时通讯和电子邮件等少数几种单纯的线上商业模式，继而升级至搜索、视频、社交和在线支付等领域，进而将线下的餐饮、影视、娱乐、公关和金融等行业收入毂中，甚至开始以互联网＋的方式参与改造传统制造业。

互联网是人造的虚拟世界，但其影响却是实在的。在现实中国社会多元化趋势的基础上，网民开始通过互联网来组织线上和线下的社群，开展网络讨论和倡议，甚至进而采取现实行动，普通公民的生活被日益广泛和深刻地介入甚至重构，进而对原有的网络管理制度形成挑战。

新现实引发新问题，新情况需要新对策。为了凝心聚力，引领多元化社会现实，规范互联网发展开始成为中国政府网络治理的一个重点：重视互联网的经济实用价值，在牢牢坚持国有资本的绝对控制地位，在更为细致和严格的监管下，为外资和民间资本提供空间；同时，在涉意识形态领域加强管控，禁止外商投资新闻网站、互联网内容供应与服务经营的产业，避免互联网的“众声喧哗”对社会稳定的干扰和伤害，实现市场开放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动态、微妙平衡。

第三阶段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以“网络主权”助力多边主义的国际规范

伴随三大运营商（移动、联通与电信）获颁3G运营牌照，自2010年起，移动互联网不再是“纸上谈兵”式的概念推演，而是“活色生香”的日常现实。此时，互联网变得可以携带、触手可及，智能手机产业、移动APP产业呈喷薄式发展，取得重大进展的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空间探索等前沿领域也迎来了黄金时代。

然而，阳光与风雨并存，通讯便利和选择自由与网络失序和各种不确定性相伴相生，违反惯常逻辑和思维的“失序”成了常态：网络暴力、网络欺凌、网络水军和网络示威等新乱象，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滑入正当性辩论失控的状态；国家机密、公民隐私、商业机密、知识产权等时常处于岌岌可危的边缘。

无远弗届、跨越国界的互联网与国家主权之间也时常爆发斗争和矛盾：2010年，以曾颇受知识阶层喜爱的谷歌退出中国为标志，在国际上攻城拔寨的美国互联网公司在中国“水土不服”的现象，凸显互联网政治与商业关系、国家间网络竞争关系的复杂。

为应对这种新情况，自此时期开始，中国政府开始从国家安全、人类社会发展的层面和视野来重新思考和设计互联网治理政策与实践。2014年2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2018年更名为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委员会）宣告成立，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中国开始从高层政治机构和顶层设计层面管控互联网。同年，中国举办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并提出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宏大理念，在尊重既有互联网自由流动的经济规律和商业规则的基础上，在政治规范上开始强力推进民族国家主权，强调联合国在互联网全球治理上的作用。中国方案和中国理念开始成为全球互联网规则制定的重要思想资源，得到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认可。

总结 利用“后发优势”取长补短，需要“有形之手”

在数字化时代，互联网发展与治理不能只停留在讨论层面，要先做再说，同时，需要政府“有形之手”的引导，而不是仅由市场力量的“无形之手”来操控。这正是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成功之道。

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具备“后发优势”：中国可以在淘汰旧系统的同时，依靠政府的大量投入，使互联网获得作为基础设施、前沿技术在研发、试验、应用、维护等层面所需要的大量人力与资金，从而实现从无到有地建设新的基础设施，实现跨越式发展。在互联网指数式的爆发过程中，学习美国企业的创意和商业模式，经过调整，可以孵化出新的中国互联网企业，以迎合中国的市场需求。加之国际互联网巨头在中国的“水土不服”，可以有效地保护中国的互联网企业的发展，避免其遭遇类似印度互联网企业那样被全面碾压、夭折于襁褓之中的命运。

互联网治理的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是中国为塑造“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所提供的独特思想资源，为发展中国家的互联网发展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又行得通的道路。多年以后，世界将为中国贡献而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