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德宽：了不起的汉字

化解第二次危机：隶变突破古文篆体书写效率低下的困境

之后，黄德宽教授指出了汉字发展的第二次危机：书写效率。从甲骨文、西周青铜器铭文、战国简牍，到秦代诏版文字，汉字的形体都具有较强的形象性特征。汉字形体从描摹客观物象为基础而形成的字形，逐步发展成为曲线线条构成的形体，这就是篆籀（即大篆、小篆）字体。

战国时期，文字使用范围日广，区域分歧明显，篆书与实际应用追求书写便捷的矛盾日益突出，陷入书写效率低下的困境。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一方面推行“书同文字”政策，小篆成为古文字的终极形态。另一方面，隶书在秦代逐步成为通行字体。汉代承袭秦制，汉武帝时代隶变基本完成，隶书趋向定型，篆书退出日常使用领域。

秦汉时期的隶变，改变了古汉字的基本形态，从描摹客观物象而形成的篆体，变成为抽象点画组合的隶书，汉字形体完成了古今转变的历史性变革，从而走出了古汉字书写效率低下、不便应用的困境。

经过东汉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新隶体”，从而形成“横、竖、撇、捺、钩”等楷正笔画，到魏晋时代这种写法定型，就成为我们今天所说的“楷书”。楷书是汉字形体发展的极致，汉字的笔画系统和方块字形态最终确立。

值得注意的是，在汉字形体古今转换发展的过程中，汉代出现了草书，东汉到魏晋时代还在新隶体和草书的影响下，形成“风流婉约”的行书。草书、行书体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汉字书写求简趋便的尝试；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书写者的个性化追求和汉字审美的自觉，从而催生出举世无双的汉字书法艺术。

化解第三次危机：放弃拼音化道路，完成现代转型

黄德宽教授指出，楷书形成后，汉字形体基本固定。汉代以后儒家学说经典化，经学统治地位的确立，以及隋唐兴起的科举制度等共同发挥作用，使汉字的地位变得越来越神圣崇高，汉字系统也变得越来越稳定巩固。

但清代末年，在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下，中华民族和文化陷入深重危机，一些人将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归结为科技教育落后，而科技教育落后是因为汉字的繁难。因此，神圣的汉字逐渐跌落神坛，各种汉字改革方案纷纷面世，其中新文化运动对此争论最为激烈。当时，蔡元培、胡适、陈独秀、赵元任、黎锦熙、傅斯年、鲁迅等文化教育界的代表人物，都从不同角度发表了改革汉字的主张。以罗马字替代汉字，推行拼音文字成为大家的共识。

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是这个时期影响很大的一次新文字创造和推行的尝试。1928年，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共产党人，受苏联文字改革的影响，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开始研制“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1929年瞿秋白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在莫斯科出版。这一方案1933年传入国内，曾产生很大影响。

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形成的这场汉字改革运动，几乎将汉字推到了毁灭的悬崖。

在这个过程中，学者们觉得推行拼音文字需要一个过程，于是将简化字作为一个过渡措施提出。1920年钱玄同发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1935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收324字），但后来没有怎么推行。

新中国成立后，继承了近代以来文字改革的成果，提出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些工作推进了汉语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黄德宽教授指出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是语文现代化的标志，也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工程。

百年余来，古老的汉字在应对西方文化强大冲击下被迫进行了第三次重大变革，这次变更实现了古典文字的现代转化，使汉字终于度过了生死存亡这一空前危机，跟上了信息化时代的步伐，再次显示其巨大的生命力。

对于大家关心的汉字繁简之争，黄德宽教授表示繁简之争，从五四时期一直持续至今，从汉字发展的历史看，繁体字与保存中国文化无关。现有简化字也是汉字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