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南平 华东师范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发展研究院教授
黄郑亮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博士生
近年来，不少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危机”的陷阱，债务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然而，在各国致力于解决债务危机之时，有些西方媒体却把问题的矛头指向中国，认为以中国“一带一路”项目为主的国际投资，引起了某些国家的“债务危机”。为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在例行记者会上明确表示，在中国的合作伙伴中，没有哪个国家因为与中国合作陷入债务危机的，而在出现的所谓“债务危机”中，没有哪个是中国引起的。那么，该如何理解今天的中国对外投资和全球债务链的关系呢？
中国投资助推世界经济增长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2018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43万亿美元，年末全球投资存量30．84万亿美元。这其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582．9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是1．8万亿美元，两项数值分别占全球2017年全球流量、存量的11．1％和5．9％，流量排在美国和日本之后，位居全球第三位，而对外投资存量则位居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与此同时，中国商务部、外汇管理局和统计局联合发布的《201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对中国的投资进行了分析。从行业细分来看，2017年中国对外投资主要流入商务服务、制造、批发零售、金融四大领域，四项分别占投资总额的34．3％、18．6％、16．6％、11．9％。从区域国家角度来看，亚洲以69．5％的比例毫无悬念地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欧洲和拉美分别以11．7％和8．9％的比例位居二、三位，而中国香港、英属维京群岛和瑞士分别以57．6％、12．2％和4．7％的比重位列投资地区和国家的前三甲。“一带一路”建设作为全球发展和合作的新模式，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在2017年也达到了201．7亿美元，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12．7％左右，投资主要流向新加坡、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俄罗斯等周边国家。
投资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中国的对外投资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推动引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平均为31．6％，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同时，中国对亚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50％，对非洲发展的贡献率也超过30％。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接近三成，而中国的对外投资也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新的重要动能。
中国对外投资，究竟是祸是福？
对全球债务问题进行结构性分析可以发现，所谓“全球债务陷阱”并非一个类似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那样，是普遍性和传染性的区域债务危机，至今也没有对哪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致命的障碍，而需要国际组织给予大规模的金融援助。而西方某些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批评和指责，往往停留在个别国家和个别的投资项目上，例如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巴基斯坦“中巴经济走廊”项目、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那么，这些项目对这些国家来说究竟算不算“债务陷阱”呢？
具体来看，2017年斯里兰卡以10亿美元的价格把汉班托塔港租借给中国99年，这一事件在美国《纽约时报》看来是由债务问题引起的“胁迫”。其实，本次中国和斯里兰卡签署的PPP协议并非债转股协议，而是中国招商局在斯里兰卡的一笔价值11．2亿美元的新投资，也就是说，斯里兰卡政府只是向中国公司转交了港口的经营权，并非出让国家主权，这笔投资资金也不是两国政府的债务协定，而是公司为了日常的经营所进行的必要投资。至于对巴基斯坦“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指责，则更是子虚乌有。中国对“中巴经济走廊”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类建设，包括引人瞩目的瓜达尔港建设。巴基斯坦政府表示，这些建设贷款主要是长期优惠贷款，不存在短期的还债压力。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确实涉及到了中国债务问题，铁路项目被叫停也是因为马来西亚债台高筑而引起的。但是，诚如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所言，他希望改变纳吉布政府与中国原先签订的“不公平”合作协议，认为项目的大部分资金被前政府官员贪污，这就涉及到债务问题以外的内政问题了，或者说，和中国的债务问题只是马来西亚国内政治博弈的延伸。更重要的是，虽然马来西亚的短期外债占据外汇储备的比重超过90％，但是这并没有引起所谓的“债务危机”和汇率急剧大幅贬值。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当前对马来西亚的主权信用评级皆为“投资级”，且未来展望为“稳定”。为此，在今年8月马哈蒂尔总理访华时，依旧表示出欢迎中国对马投资和拥抱“一带一路”的态度。
抛开债务问题，如果仔细分析上述三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些中国对外投资项目国家的经济增速并未减缓，2011－2018年间，斯里兰卡、巴基斯坦、马来西亚三国GDP平均增长率分别为5．1％、4．7％，5．0％，均高于世界平均值；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方面，2017年三国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954％、3．655％、4．438％，也高于世界平均增长率。这就表明，三国虽然有名义较高的外债，但是国内经济运行基本平稳，中国的投资并未引发所在国的债务危机，也没有使这些国家掉入“债务陷阱”。
中国对外投资，缘何备受争议？
当前，全球债务问题早已超越国界，其债务链产生有复杂根源。Visual Capitalist创始人Jeff Desjardins在最新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中表示，目前全世界债务规模的总和已经达到创纪录的247万亿美元，其中政府债务为63万亿美元。而据最新统计，2017年全球GDP总量为81万亿美元。也就是说，总的债务规模已经是全球GDP总量的三倍，政府债务更是占据全球GDP总量的80％。因此，当债务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问题，受到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中国作为全球性的投资大国难免会受到一些“非议”。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显然已经忘记在过去的十年间，为了挽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往全球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和全球低利率环境，正是诱发本轮全球债务问题的根源。
所以从本质上看，在西方对中国引发全球债务问题指责的背后，折射的是东西方发展理念的差异。西方发达国家认为，提供贷款先决条件应该与经济发展水平、人权、腐败、政府透明度等等指标关联，而这些要求在现实中并不适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投资理念则是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先投资、后长期收益，更加注重以“互联互通”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投资既是数额庞大、收益周期长的项目，又需要以政府为主导，这就难免与西方注重市场环境和短期收益的理念相左，容易引起西方媒体的“误解”。
另外，我们还应该客观地看到，作为被投资国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其本身的国家经济也存在着某些结构性问题。个别国家的发展水平较低，尚处于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而作为拉动经济必要手段，外来投资被不少国家所青睐。但是，由于某些国家缺乏对资金的科学预算，往往进行盲目借债，再加上其本身的经济基础较弱，抗风险能力和偿债能力也有限，一旦国际资本市场发生逆向流动，特别是由于美元加息而引发的全球货币收紧，个别国家就很容易掉入“债务陷阱”中。而这个现象在1994年拉美债务危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9年中东欧债务危机的历史中，我们都可以发现，正是由于全球资本的跨境快速流动和某些国家的财政不审慎政策，才是导致债务危机的问题根源，而金融衍生工具的放大功能则更可能加深债务危机的恶性循环，全球的债务链结构与投资规模扩大并不直接呈现典型的正相关性。
综上所述，当债务已经成为全球普遍问题，并威胁全球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时，在全球事务中，各国政府应该更加关注的是加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同，依靠经济增长而降低债务，而片面指责中国对外投资并不是解决全球债务，特别是个别发展中国家债务困难的办法，也更不利于全球投资要素的合理有效配置。（责任编辑：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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