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洁勉：望远镜下的中美关系前景乐观

关心政治是杨洁勉走上中美关系研究之路的源动力。少年时代寻书不易，他就四处搜罗，从新闻报纸、电影院的新闻纪录片里了解时事动态。广泛的阅读激起了他对美国的兴趣。而后，从电视上看到基辛格传奇般的秘密访问与尼克松的破冰之旅，进一步加深了他对美国研究的热情。

花甲之年的杨洁勉，足迹遍布全球六十多国，其中到访美国六十余次，他在长期的观察与思考中不断更新着对美国的认识。当前，中美关系又一次处在十字路口，杨洁勉强调：两国关系的发展成果来之不易，合作共赢依然是我们争取的方向与目标——“用显微镜看中美关系，到处是问题；用望远镜看中美关系，前景值得我们审慎乐观。”

紧握的双手：中美建交的最初定格与历史回响

澎湃新闻：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那一年您正好考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您对中美建交有怎样的记忆？

杨洁勉：看到建交的新闻时很激动，很兴奋。中美两国在1978年12月16日宣布于1979年元旦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国方面由华国锋总理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这一消息，美国则由卡特总统宣布。当时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被我们长期视为“斗争对象”的美国，答应同台湾地区断交、废除同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撤出驻台美军。

一个多月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春节前后访问美国。当时已经有了黑白电视机，每天晚上我都会看新闻，既看到邓小平访问白宫，也看到他在得克萨斯戴上牛仔帽的画面。时间上非常巧合的是，七年前，尼克松总统也是在春节期间访华，实现两国关系“破冰”。

有关破冰之旅的纪录片，我已不记得看了多少次。其中有一个细节印象最为深刻：尼克松为显尊重，握手时把另一只手也握了上去；毛泽东也待之以礼，把自己的另一只手也握了上去。这是巨人之间的握手，是中美两国的握手。

过了很多年以后，尼克松的女儿来上海访问，我说及此事时，她也非常感动，也用两只手握着我的手。

澎湃新闻：此后，中美领导人互访在两国关系发展中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哪些高层访问给您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杨洁勉：中美之间的高层交往十分频繁，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有四次重要的会晤。

第一，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晤，也就是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两人实际会见时间仅约一小时。毛主席年事已高，在会见时，医疗队在幕后做好了随时抢救的准备。不过，两人谈话的格局可谓恢弘壮阔，毛泽东告诉尼克松，不谈具体问题，只谈哲学问题。所以，两人就谈了世界格局、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这样的大问题。在当时双方隔绝了二十余年的情况下，这是极其重要的会晤。

第二，邓小平和卡特总统的会晤，他们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中美建交工作。1978年12月16日中美宣布建交，而就在12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强调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可见，对当时中国来说最重大的国内发展问题、两岸关系问题与国际关系问题，都与美国有着紧密关系，两国建交可谓正当其时。

第三，1993年中美两国元首在西雅图会晤。受1989年政治风波的影响，当时两国领导人长时间没有见面。江泽民主席赴美国西雅图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实际上打破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封锁与制裁。

第四，就是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安纳伯格庄园的会晤。在那次会晤中，双方领导人不打领带，坦率交谈，习主席展示出成熟、从容、自信的一面。外交礼仪上节省下来的时间，使双方得以进行更深入的交谈。以此为鉴，中美之后还举行了海湖庄园会谈；中国还将这一模式延伸到中印领导人在武汉的非正式会晤、中朝领导人在大连的非正式会晤。

时代之变：磨合与调整期亟需理论创新澎湃新闻：2008年，您与美国理论家基欧汉对谈时提出，国际体系有可能在2020－2030年实现两极体系到多极体系的和平转型。在特朗普政府屡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的今天，您如何看待国际体系的转型前景？

杨洁勉：十年前我与基欧汉的对话，基本观点与基本判断还是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国际格局力量的均衡化、多极化，现在看来在未来十年是基本可以实现的。

但是，特朗普把中国视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有着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也是中美建交四十年来，中国不断发展，美国变得不自信了；另一方面，由于特朗普个人独特的政治风格，他把一些中美双方之前不愿意拿到台面上展示的问题抛了出来。

不过，这也是好事。我在年少时读过毛主席的两篇著作：《别了，司徒雷登》和《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我们现在也要丢掉幻想，要认识到中美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进行磨合，而且这个磨合的过程是痛苦的。

同时，我们也不希望中国的崛起就意味着美国的破落。在当今时代，合作共赢依然是我们争取的方向与目标。

澎湃新闻：在中美关系演变的当下，您认为哪些预期是不切实际的呢？

杨洁勉：主要有三种不切实际的预期：第一，认为总体上中美关系可以一帆风顺。这种观点认为，特朗普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现象，等到其下台，这段风潮就可以过去。实际上，美国现在对中国做出的新战略评估在美国国内是有共识基础的。我们现在要认清，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使美国转变了原先的对华战略，美国想要阻止中国替代美国的领导权。虽然我们没有这个想法，但美国人很在意这一点。

第二，因为当前形势的变化，对美就一味讲求斗争。但是，外交是妥协的艺术，要以妥协寻找共同点。我们不能无限制地扩大已取得的胜利，把对方逼到墙角。古人之所以讲“围城必缺”，就是给对手也要留出路。

第三，中美一定会有一战。2013年，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时，倡导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其中第一条就是不冲突，不对抗。我们还要看到，美国人讲的竞争（competition），与中国人对竞争的理解是有差异的。美国人认为，竞争是美国国家历史的主旋律；而中国受到中华文化传统的影响，崇尚“和而不同”的和合理念，对竞争的理解与美国不同。

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避免把问题绝对化。中国在任何时候都应不断进行理念创新，也应为外交留有余地。如此，中国的大国外交才能不断进步。

澎湃新闻：美国对于“新型大国关系”中“相互尊重”一条持保留意见，在当前中美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如何界定相互尊重，促进两国合作？

杨洁勉：对于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美国对其中的“不冲突，不对抗”基本是接受的；对“相互尊重”与“合作共赢”，起初也勉强接受。但大约三个月后，美国在“相互尊重”与“合作共赢”上有所退步。美国的逻辑是，“相互尊重”意味着美国要尊重中国的政治制度，包括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国在南海岛礁等问题上的主权。这些是美国不愿意接受的。此外，美国认为，中美主要是竞争，并非合作，只能说“健康的竞争”。

但是，世界上的事情不是美国一家说了算，中美关系是双方的互动，互有妥协、竞争与合作的产物。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其范围更广，主要有三条：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这说明中国一直在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做出努力，而美国仍是部分同意，部分反对。两国的这一斗争，也会继续下去。

澎湃新闻：中美两国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观，这对两国审视对外关系有着怎样的影响？

杨洁勉：美国历史太短，不到三百年。但凭借特殊的历史条件与地理条件，美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向前发展的。在过去的一百年，美国先后取得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胜利，成为了世界霸主。可以说，美国在近三百年的历史中没有遭受过大的挫折，这也助长了美国的“天命史观”。

中国恰恰大不相同。在几千年的文明长河中，中国的命运跌宕起伏，并深刻理解了“多难兴邦”的含义。但是，美国人对此是难以理解的，其极端化的表现就是事事都要“美国优先”，要“美国再次伟大”。

当然，中国也有中国的问题，因为历史太悠久，包袱相应就大了。不过，中华文明沉淀下来的智慧，对我们看待今天的世界，展望今后的世界，是有用的。我相信，美国会从历史当中收获教益，历史会让美国变得成熟起来。

美国有一整套的国际关系理论，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以权力为基础的现实主义理论。特朗普政府就自诩为“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所以，美国必须要有对手，甚至是敌人。

中国理解国际关系的出发点是“和合”，与美国区别很大。我们的理论现在要走向世界，要让美国对我们的理论有更深刻的理解，避免美国总是以自己的理论揣摩中国的想法。美国总认为“合作共赢”与“公平正义”只是讲讲而已，但美国也会改变的，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美国其实也部分接受了中国的主张。

基于此，我认为中美之间不能只讨论市场、经济、好莱坞等议题，还要有更多哲学思维的碰撞、理论的互动与战略的磨合。过去的四十年不过是个开头，今后的四十年乃至更长时间，中美还要继续磨合前行。

讲好中国故事：民间力量助力大国外交

澎湃新闻：在政治关系面临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如何通过民间外交扩大中美关系中的积极面？

杨洁勉：中美关系要有扎实广泛的基础，就要靠民间外交。中美民间相互往来的范围与频度，是当前世界其他双边关系很难企及的。

目前看来民间交往有三个成就：首先，当政府外交遇到困难时，民间外交的作用就非常突出，如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地方外交就为打破外交僵局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其次，在政治上分歧较大时，两国经济界人士的交往就显得更为重要，比如特朗普会见马云；特朗普想要挑起贸易纷争，美国经济界人士也会站出来反对。最后，双方留学生、学者的交流，乃至普通大众的跨国旅游，也已经到了非常密切的程度。

现在，双方的民间交往要往更高的层次去提升、更加深入的方向去深化。所以，民间外交也要机制化。中美间已经有了省州长交往、大学校长论坛等机制，但还远远不够。

另一方面，民间外交也不能局限于地方政府或学术机构，例如姚明、郎朗等文体界人士有时能发挥政府官员难以起到的作用。我认为，民间外交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澎湃新闻：您能否结合您的切身经历，谈一谈如何在民间交往中向美国朋友讲好中国故事？

杨洁勉：第一，必须有故事讲，而且是讲真实的、做得好的故事，并且在故事中说明对方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点。比如，十几年前，就很难对外讲中国高铁的故事。但讲的同时，也要看到我们的不足。美国的铁路虽然比我们落后，噪音大，晃动也厉害，但美国的车厢里很少有人大声喧哗或讲话。

第二，要寻找共同点，看到对方的需求与兴趣，讲美国普通人民关心的故事。比如，美国人关心中国家庭的生活方式、教育状况与社区建设。讲这些故事，美国人就喜欢听。如果去讲中国的书法，那除了个别感兴趣的人之外，恐怕很少有人会懂，就像我们多数人很难鉴赏阿拉伯文的书法一样。

第三，要用美国人听得懂的语言来讲。比如，在向美国朋友介绍党的十九大精神时，难免提到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做出了调整，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从小学习马克思主义，了解什么是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对美国人而言这很难理解。这时就必须用对方听得懂的方式才行。

再举一个例子，当美国人问中国为什么进步那么快的时候，我跟美国人讲，中国古语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而有些国家，风气就比较傲慢，总显现出“三人行，我必为师”的态度—这怎么能取长补短呢？

所以，一定要用别人听得懂的方式，而且是用对方的母语来讲中国故事。周恩来总理对这一问题就非常重视。朝鲜战争期间，周总理曾半夜召见印度驻华大使，告诉他如果美军跨过“三八线”，中国是要管的。周总理特意同翻译商量怎么翻译“管”这个词，因为他要把中国的意图、信心完整地传达出去。如果完全依赖翻译，拿了份口径一读就了事，交流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启迪与传承：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经验

澎湃新闻：中美关系取得今天的成果得益于领导人抓住关键历史节点，回顾中美关系的往昔，我们抓住了哪些具体“节点”？您认为我们能从中获得哪些启迪？

杨洁勉：有一种说法，叫“中美关系波澜起伏，逢九有变”。1949年，中美错失了建交的契机；1969年，尼克松在宣誓就职仅仅12天之后就要求政府官员试探同中国官方接触的可能性；1979年，中美终于克服在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的分歧，正式建交；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老布什总统特使时表示“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1999年前后，中国领导人在“炸馆事件”和“撞机事件”上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对美方针；2009年，中国从世界舞台边缘走近中心位置。

应该说，中美有各种各样的共同点和分歧点，两国关系在曲折中前行，在竞争中合作，在妥协中寻找共同点。回溯历史，可以发现每隔大约十年的时间，中美之间会解决一些矛盾，同时也会出现新的矛盾。不过，这种现象也坚定了我对中美关系的信心。可以说，用显微镜看中美关系，到处是问题；用望远镜看中美关系，前景值得我们审慎乐观。

最重要的，还是要以长远、发展的眼光审视两国关系。

澎湃新闻：您与世界知名政要、战略家和一流学者，例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都有过直接交往，您认为年青一代从他们身上最值得传承的是什么？

杨洁勉：我特别珍惜同老一辈，特别是90岁以上的老者的交往。因为他们那一辈人经历过战争，这是与我们最大的区别。所以，尽管出发点有差别，但他们都十分热爱和平。

其次，他们虽然年事已高，但都非常努力地学习，如基辛格、汪道涵。他们为了各自的国家，都在勤奋地努力工作；再加上数十年来的阅历，使得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更加透彻。我曾经为他们做过翻译，他们耳提面命，使我学到很多东西。

再次，他们也是与时俱进的。以基辛格为例，当他敏锐觉察到情况发生变化时，就推动尼克松为中美关系“破冰”；布热津斯基则把握机遇，推动中美正式建交。再如中国的郑必坚同志，与他们可谓旗鼓相当。

历史发展到了我们这一代，也要承前启后。现在，布热津斯基已去，基辛格也年事近百，所以我们要抓住最后的机会，多向前辈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