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军 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
《北京人口发展研究报告（2018）》发布外来人口户籍人口双下降。2017年常住人口规模为2170．7万人，比2016年末减少了2．2万人。这是推力和拉力共同作用于人口流动的结果。
其中推力主要来自于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住房限购及民众难以承受的住房价格，拉力来源于西安、郑州、武汉等省会城市出台的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
在离开北京的人群中，有部分是博士生和研究生，由于留京指标少，许多用人单位不能解决北京户口，再加上房价的压力，一些毕业生选择离开北京到其他城市就业。另外，北京市通过整治占道经营、整治无证无照经营、整治“开墙打洞”、拆除违法建设和整治群租房等疏解整治促提升项行动，还有拆除或转移北京市内的物流基地、批发市场等措施，其中就业的劳动人口返回家乡或到其他城市再寻找就业机会。
北京人口规模自2000年以来持续上升，17年后的2017年首次下降，为实现《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提出的“到2020年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的目标奠定了基础，为北京市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发展提供了空间。但是，也应该看到，北京人口规模下降的背后，流出的是具有较好的劳动能力，并且有一部分是有较高创新能力的高学历人才。
人口是城市发展的推动力，城市功能定位的顺利实现需要相适应的人口提供支撑。如果没有优质的人力资源，城市就不可能具有生产性和创新性，城市竞争力也无从谈起。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熟练型、技能型的劳动者是城市创新系统的核心主体。因此，人口素质和技能水平是城市创新的重要条件和保证。
北京城市功能定位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四个中心”。“四个中心”的实现需要拥有较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较高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以及人口的多样性和开放性。具体说来，面对北京“四个中心”的城市发展定位，需要国际领先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文化创意人才，尖端科技人才，现代教育人才，医疗卫生人才，工程技术和技能人才等。
2017年，不足20％的劳动力受过本科教育，不足5％受过研究生教育。与纽约、伦敦、东京等大都市相比，北京较高素质的从业人员比例依然较低。按照国际通用的25岁及以上劳动力人口受教育程度这一指标，纽约大都市区在2005年时25岁及以上人口中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的人口比例为34 ％；东京和伦敦的这一指标值在2000年时分别为27．1％和31％。因此北京要实现“四个中心”的城市定位，人口素质结构仍需要改善。
城市是一个密度较（农村地区）高的各类人口聚集的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由分工不同的人口所组成。一个城市不可能只有高学历、高技术的人口，他们为社会提供知识技术设计等创新产品的同时，也要有为他们提供餐饮、运输、销售、家政等服务的各类人口。据有人推算，一个城市每增加一个高学历人口，就会大约创造出5个就业岗位，即吸纳大约5个劳动力就业。这一数据虽然不一定很准确，但体现了城市人口生态系统结构规律。试想一下，假设一个城市都是高学历高技术人员，其他服务人员短缺，则城市服务严重不足，就会导致城市生活不便，这种情况下也不可能留住高学历高技术人口。只有人口结构合理，才能为城市和谐奠定基础。
因此，首都治理不仅要调控人口规模，还要注重优化人口结构，改善人口素质，促进人口在空间上的合理分布。如此，城市的质量才能不断提高。北京市提出疏解整治促提升的行动计划，不仅包含了疏解非首都功能，而且包含了提升城市功能，城市生活越来越舒适，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目标。
在外来人口户籍和人口双下降趋势之下，对北京房价没有太大影响，原因是人口下降数量不大，北京房价有所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住房限购政策的出台。一旦限购政策取消，北京的房价仍然会再上涨，原因是北京对人口吸引力目前依然在大城市中居于首位。只有当其他大城市的城市吸引力与北京相差不大的时候，人口流入北京的势能与其他城市持平，北京人口流入与流出实现动态平衡，北京的房价才会下降。
外来人口和户籍人口双下降对北京的教育资源不会有明显影响。原因依然是人口规模下降有限，尤其是户籍人口2017年比2016年减少3．7万人，对教育资源的配置影响不大。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未来北京教育资源会越来越优。
北京外来人口和户籍人口双下降与经济下行关系不大，双下降主要原因是疏解整治促提升行动的结果。但流动人口返乡如果持续时间长，就会导致隐性失业，收入下降，长期持续下去将影响社会稳定，需要相关部门关注进展。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