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光宗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
中国人口发展的历程进一步证明了“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2017年中国人口出生率和出生数双降折射出低生育率和少子化的巨大威胁。低生育和少子化已成为人口新常态，人口生态失衡是中国面临的新人口问题，年轻人口储备不足已经形成大国复兴的战略劣势。跳出“低生育陷阱”的路径是从人口控制转向人口优化。
一、中国的人口转变及其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近四十年急剧的人口转变，中国今后面临的人口危机已经不是人口增长过快过多的人口总量问题，而是人口少子化背景下的人口萎缩问题，以及人口老龄化和人口非均衡发展的人口结构问题。
低生育和少子化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人口萎缩和亏损的过程，少子化就是0－14岁的少儿人口增量减少、比重下降的过程，15年、20年以后会导致少劳化，即新增劳动力人口供应萎缩。从1980年代初我国开始初始少子化，0－14岁的少儿人口比重从1982年的33％下降到1990年的22％；进入二十一世纪，演化为严重少子化，2000年少儿人口比重为18％，2010年下降到16．6％。长期低生育和少子化严重削弱了人口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黄金年龄段的劳动年龄人口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青壮年人口的规模和比重是展现一国“人口实力”的敏感指标和重要指标。自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下降以来，截止2017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连续六年减少，减少总量达到2500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新生儿人口在1990年代快速减少，从1990年的2800万直线下降到1999年的不足1500万。从2015年开始，22－31岁女性在十年内将减少超过40％。
长期的低生育率将导致人口雪崩、人口坍塌、人口内爆。根据联合国人口署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7年修订版），预计中国人口将出现倒“V”型反转，在低生育率状态下到21世纪末加速下滑跌破10亿至6．13亿。早在2015年7月底，联合国人口署发布的《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就有相同的结论，预计至本世纪末中国人口数预测值为6．13亿，即相对于2016年中国将消失50％以上的人口。在不到百年时间里，中国将从人口大爆炸反转为人口大坍塌，人口危机日趋深化。中国人口大雪崩之根源在于持续的低生育率和人口少子化，继而引发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减少。无论是高、中、低三种生育率参数的假定，人口大趋势都是减少的，区别只是人口下降的幅度不同。未来的人口趋势肇始于当下和过往的生育状况。
中国人口已经接近14亿左右的历史峰值，看起来却是风雪迷雾。未来10年内，人口的爬坡和下降都会非常缓慢，这个特性更让人迷惑，很可能无所察觉、掉以轻心。2017年，人口出生率和出生数双降引人注目，2018年出生人口比2017年减少200万，折射出低生育率和少子化的巨大威胁和潜在风险。出生数据似乎表明，全面二孩政策提升生育率的后续效应难以寄予厚望，2017年很可能是二孩出生可遇不可求的最高峰，因为生育母体和生育意愿大转变的事实警示我们，“婴儿潮”（Baby boom）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
十八世纪社会学之父、法国思想家孔德说过一句名言：“人口即命运”。显然，低生育目标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人口问题的终结，而是人口问题的转型，即从人口总量问题转向了人口结构问题。人口问题的转向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关乎人口政策和社会政策未来走向，不能不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当下，新的有关人口和生育问题的社会共识正逐步形成：
首先是中国生育率确实是很低而且过低，平均生育水平大致在1．3以下，现在处于全球最低水平。根据很多调查推算，我国育龄人口平均生育意愿在1．6－1．8之间，但由于生育成本和其他条件的约束，实际生育水平低于1．5甚至1．3。1990年代初，其时中国已经掉入“低生育陷阱”，其时社会平均生育水平开始低于更替水平（TFR＝2．2左右）。1990年代中期以来，所有全国人口调查结果都一致显示总和生育率一直处于1．5以下的低水平。世纪之交时，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进一步掉入“超低生育陷阱” （TFR＝1．22），迄今持续时间已经很长，2010年跌至1．18，2015年只有1．05。
其次是当下中国的低生育率有一种自我固化和强化的特点，是在低生育文化形成背景下出现的意愿性、稳定性和持续性低生育现象，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目前观察到的中国低生育现象有四大特点：一是内生性。所观察到的低生育可以看做是现代低生育的文化自觉，已非政策性、强制性和外生性，而是观念性、意愿性和选择性的。二是内卷性。低生育文化已经形成某种自我强化和深化的机制和惯性，生育率将持续低迷和更低。三是稳定性。既然目前我国的低生育已经是一种文化现象和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日常惯习，也就不难理解它的稳定性。四是长期性。严重的问题是低生育在我国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也无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或者当下还是将来，都表现出常态化、长期化的特征。这四个特点说明了我国低生育状况的严峻性和挑战性。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经济社会长足发展导致家庭的生育成本急剧上升，因为中国生育文化在一孩化政策的挤压下发生了畸变，有子万事足，无后万事空，家庭资源富集于“独生子女”身上，造就了很多“小皇帝”和“小公主”。无论穷达，几乎所有家庭都怕亏了孩子，怕输在起跑线上，无一例外地在富养和孩奴模式中宠溺孩子，我们不禁为为人父母者的辛苦备尝而感慨，也为独生子女政策所衍生的诸多可见和不可预见的问题而担忧。始料不及的是，从怀孕到生产再到抚养孩子的生活成本、住房成本、教育成本、机会成本、人力成本、时间成本等纷至沓来、逐年攀升，导致中国生育水平迅速下降。此外，长期以来限制生育政策下形成的少生光荣、超生罚款和多生违法的计生文化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国人的生育态度及其选择。
再次，从全球经验看，超低生育率的出现有百弊而无一利，除了美国保持了适度的生育水平和丰沛的人口活力，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清醒觉知到了低生育的诸多问题、风险并严阵以待，通过“鼓励、补贴和奖励生育”的种种福利性措施加以回应。在日本和韩国的调查中，理想孩子数都超过2，但实际生育率近10年来都在1．05到1．45之间徘徊。
第四，各国经验表明，“下山容易上山难”，降低生育率比较容易做到，但要提升生育率却要难得多。只有当多生育从“负担”和“担心”变成“权利”和“福利”，鼓励生育措施才能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第五，中国的低生育现象与计划生育政策关系密切。计生政策主导下的快速的生育率下降和现代人口转变破坏了人口生态的平衡性和人口结构的协调性，人口大国早熟的低生育现象具有某种隐蔽性和欺骗性，使得一个表面上人口总量还在增长的国家忽视了内在的人口平衡（population balance）问题，人们对持续多年的低生育危机不敢相信也不愿承认，从而延误了低生育治理的宝贵时机。显然，只有在意愿生育水平高于政策生育水平，生育政策放宽才有实际意义。
人口大国正迎来史无前例的人口萎缩的大变局。全面二孩人口新政实施以来，短期内可见的变化是出生人口构成中二孩占比有所上升，一孩占比则相对下降，这是二孩生育政策权限扩大效应使然。这种相对的升降变化扑朔迷离，难以一言以蔽之。生养孩子的确是很大的负担，需要很大的勇气，“一孩都不敢生不愿生，何谈二孩？”这样的零生育观念正在中国的90后新生代育龄人口中蔓延，这是细思极恐、釜底抽薪、人丁不旺的革命性生育文化变迁。
二、计划生育需要回归和转型
我国的计划生育需要取消的是对生育行为的行政管控，同时完成计划生育的自我变革和重新定位。低生育时代鼓励生育需要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改善生育条件和生育环境，增进生育福利，鼓励奖励生育，让生育成为社会福利。
中国的低生育问题积重难返，需要综合治理、长期治理和重点治理，路径选择是：尊重生命、共筑信心、增强责任，增加福利、减轻负担。“综合治理”是指运用经济杠杆和文化力量创造一个生育正能量、孩子正价值、促进家庭发展的社会环境。“长期治理”是指低生育不会是短期现象，而是人口的新常态，应该作长远的考量与打算，就像日本一样，需要制定类似《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2003）和《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2004）的法律。90年代初日本就托幼政策和降低女性就业和育儿的双重负担推出应对少子化对策，1994和1999年分别提出“天使计划”和“新天使计划”，努力目标是完善社会福利，营造成家立业、养育儿女的良好社会环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鼓励生育的计划宣示了一个中心思想，即育儿不仅是家庭和父母的责任，也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这给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中国有重要的启迪，即生育是家庭的“有限责任”＆shy；——夫妇是生育的决策人、家庭是生儿育女的具体场所，却是国家的“重大责任”——国家和政府有保护人口生态、促进民族繁衍以及本国人口永续发展的历史责任，和社会的“共同责任”——生育不仅是家事而且是国事，在生育高成本时代，为维持人口再生产，有必要动员全社会力量、通过社会协作的方式来降低和分散家庭的生育养育的压力。中国需要开放胸襟、开拓视野，向发达国家学习，汲取教训，借鉴经验。“重点治理”是指要降低家庭预期的生育成本和不确定的生育风险、减少每一个家庭对于生育的焦虑、压力和担忧恐惧，走生育社会化、减负化和福利化之路。
根据国际经验，鼓励生育就要走“生育福利化”的道路，让多生多育成为“家庭福利”而不是“家庭负担”，低生育率才能回升。国家和政府要从树立生育信心、减轻生育负担等方面来鼓励生育。首先，政府需要传递这样积极的信号：生儿育女有任何困难，背后都有强大的国家力量来支持，以此来化解父母的焦虑情绪和家庭的心理压力。在现代社会，从孩子的抚养到孩子的成长，从入托上学和医疗保障，需要有一整套完备的社会服务和保障体系。其次，主要是要打通家庭经济负担和养育成本社会化的渠道。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严重缺乏儿童友好和家庭福利政策真金白银的实质性支持，既缺位相关的政策和制度，也没有相关的主管部门。“鼓励生育”还没有上升为国家新的人口战略和人口治理理念，要破除的第一道障碍就是限制性生育政策。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我国的出生人口数量会逐年下降，从低生育意愿蔓延到低出生人口，从相对少子化过渡到绝对少子化，从人口正增长转变到人口负增长，看来是难以回避的大趋势。根据国内外权威预测，中国人口负增长拐点的出现可能提前到来，时间节点落在2018－2027年之间。其中，我们真正应该担忧的是低生育背景下持续的少子化进程以及最富创造力和生产力的年轻人口的显著减少，导致人口结构的剧烈畸变和人口社会生态恶化。在人口拐点到来之前，“加强和优化人口发展”应该成为未来中国人口危机治理的国家战略。构建全面放开且鼓励生育的社会政策和制度体系，打造孩子友好－生育友好－家庭友好的“三友好”社会环境亦将是历史的必然抉择。
三、统筹治理新时期的中国人口问题
中国早已掉入内生性低生育陷阱，生育模式已然从“强制少生或独生”演变到“自愿少生甚至不生”，目前观察到的低生育现象具有自我演化、强化、固化的惯性和特点。从人口增长模式来看，中国属于标准的“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模式”，类似于发达国家。从人口爆炸到人口雪崩，从人口膨胀到人口萎缩，从人口就业压力到人口养老压力的转变是对我国人口形势变化的重大判断。
人口问题具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一个小人口问题会引发大人口问题，产生连锁反应。人口问题与社会经济问题互相交织、紧密联系，既不要人为夸大，也不要熟视无睹。
人口问题需要积极治理（治理态度要积极乐观），科学治理（治理方法要科学合理），统筹治理（对问题的认识要有系统观）。人口问题既包括了人的问题，也包括了数的问题。人口治理的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以数为衡。一方面，“以人为本”即以人的权利、健康、发展和福祉为根本，视为人口问题治理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另一方面，“以数为衡”是对过去“以数为本”的纠正，即以亚人口（sub－population）之间数量的协调和结构的平衡为要求，防止极端少子化、过度老龄化、长期的男女性别失衡以及大面积的有联系的人口分离和国民健康、人文、创新素质欠缺和能力贫困等诸多问题的出现和蔓延，这也就是人口均衡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须及时摆脱以数为本、以控制人口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和方法，不断探索建立科学人口问题的国家治理体系，彰显以人为本、以数为衡，以民为贵、以家为重的理念，实施人文治理、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的融合。
首先，人文治理体现“以人为本”，体现对生命的爱护，对人民的关怀，弘扬传统生育文化的合理内核，建构适度生育和优化生育的文化，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解放和红利释放以及福祉共享。
其次，经济治理承认生育是一种值得尊敬的社会劳动。在低生育时代的经济治理要让家庭生育成为一种社会福利，让主流家庭成为有2－3个孩子的合适之家，鼓励和奖励生育使之提升到适度水平，实现近更替水平生育率，跳出超低生育陷阱，力图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再次，社会治理则认为生育不仅是家事更是国事。中国需要构建起良好的优化人口发展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处处体现对生育鼓励、家庭友好、人口优化的价值取向。人口控制可适时用于人口的流量、存量和增量控制，例如，要恢复良好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有时有必要控制和卸载人口流迁入甚至确保零人口分布；对出生缺陷的优生筛查和控制；对旅游名胜区人口规模的适当调控，等等。
综上，中国只有将计划生育转向家庭计划，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从控制人口转向优化人口，才是符合人口新形势和大国复兴需要的历史抉择。人口大转折的战略机遇期即将过去，中国需要居危思变，迅速回应低生育社会带来的巨大挑战。（责任编辑:韩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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