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雄 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中年危机”作为一种刚性的规律，是一个自古就有的、非常直白的现象。不过，当今互联网社会的“中年危机”却有所加重或放大，至少从生命周期、职业体系和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三个方面放大了“中年危机”。
延长性生命周期中的“中年危机”
尽管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2013年提出的年龄分段中将45岁至59岁视为中年人，但在如今的中国人看来，35岁到65岁，差不多都可以说是“中年期”。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医疗技术的发展，现代人预期寿命随之提升，我们正面临一个“延长性生命周期”，而且该周期似乎还在不断延长。生命周期的延长是当代社会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2017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从1960年的43.35岁延长到2017年的76.7岁。
生命周期在短时间内的迅猛延长是我们过去从未碰到过的。现代社会，中年人需要背负四座大山：房贷、车贷、教育子女、赡养老人。其中，房贷和车贷是现代金融创制的产品，互联网社会助推它们大行其道，人们一旦背负，往往就是二三十年。三十年，在过去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正常人的一辈子，某个社会中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而如今，完全可能只是人们的“中年期”。
由于身处“延长性生命周期”，中年人教育子女、赡养老人的时间也大为延长。孩子从出生、上幼儿园到25岁左右硕士毕业，至少25年左右“教育子女”的重担在肩，不能轻易卸下。而以现在的医疗技术水平，“八十岁老母”再活20年也并不稀奇，目前养老主要还是由家庭承担，也让这一重担切实地落在中年人的身上。
以上考虑的还只是一个孩子和一个老人的情况，当今世界是较为和平的世界，世界总体和平近80年的结果是：老龄社会的来临。所以一对中年夫妻面对4个老人，亦属正常。至于孩子，中年人还在犹豫该不该再要一个。
虽然国家已经全面放开“二胎”，但仍有不少“中年人”乃至“老年人”提醒：要慎重考虑生二胎。在生不生二胎的问题上，家里是否有老人帮忙带孩子是重要的因素之一。有自家老人帮着带孩子，自然比雇佣外人放心，同时却也需要格外担心老人身体健康状况方面的风吹草动。因为中年人自身面临健康状况下降、情感情绪不稳、竞争意识减弱等方面的风险或困境。
随着中年期的拉长，“中年人”相关风险或困境持续的时间会更长，其中包含的不稳定性也就越大。通过加快相关信息的人际沟通，互联网社会无疑助推了生命周期的延长，进一步增加了这期间中年人自身身体、情感、竞争意识的不确定性以及家庭的脆弱性。这就从时间维度放大了“中年危机”。
新兴型职业体系下的“中年危机”
延长性生命周期让作为一家之主的中年人肩上沉重的担子历经更长的时间才能放下，所以人到中年之后，一怕生病，二怕离职。互联网社会还能够通过重塑职业体系来放大中年人“离职”乃至“失业”的可能性。
对于一个工作岗位来说，其可替代性越强，占据该工作岗位的员工随着年龄的增长，被替代的风险也就越大。这是因为老员工工资高，而新员工工资低，用人单位辞退老员工代之以新员工，能有效降低其运行成本。显然，互联网社会加剧了这种“用新人换旧人”意义上的工作岗位的“可替代性”。一方面在于，知识和信息在互联网社会变得越来越容易获得，而新知识、新信息以及新技术技能的习得能力，又随着人们步入中年后年龄的增长、用心的复杂而日益下降。另一方面在于，当今社会技术越来越先进，信息和知识更新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而工作年限长的中年员工，因技能熟练而思维方式逐步稳定化，完全有可能跟不上技术和知识的最新潮流。
此外，互联网社会还存在更多的“用机器替代人”的风险。比如说无人驾驶汽车、无售货员超市等，都完全可能在人工智能技术大幅提升后大规模出现。更为严峻的是，互联网社会强化了新技术的推陈出新动力，新技术完全替代旧技术所需要的时间越来越短。这让新的工作岗位大面积涌现，整个社会的职业体系都发生巨大变化，呈现出“新兴型”特征。
新兴型职业体系带来的影响是中观层面的，甚至一些行业都会被替换掉，而且速度越来越快。比如，随着手机成为电子照相机，胶卷及其相关行业也就变得可有可无。同时，随着推广范围的扩大，会有大规模的人群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段就业于一个相同的行业、做相同的事情。比如，快递行业、直播行业、网警行业等。这在以往的社会是很少见的。
新兴型职业体系的这个特征，容易产生这样的群体性现象（如果不是事件的话）：在一个差不多相同的时间段，大规模步入中年的人群可能离职或失业，于是这些中年人在“再就业”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面临相对以往更为激烈的竞争，其相对于年轻人在经济价值方面的弱势也就更容易凸显出来。这不免让中年人的职业迷茫甚至比应届毕业生的职业迷茫更甚，“中年危机”也越来越严重。
扁平化社会结构里的“中年危机”
个体获得的权力地位乃至身份尊严，与其所处的特定社会结构密切相关。在工业社会，不能指望老年人获得在农业社会中那样的权力地位；在互联网社会，也不能指望中年人获得在工业社会中那样的身份尊严。在过去的社会结构之下，中年人可以通过关系网络、信息优势、从业经验、权力结构来获得身份认同、尊严地位乃至尊重意义上的存在感；但是在互联网社会，这种信息优势、权力结构正在迅速变化，而相关的关系网络、从业经验的价值也在迅猛下降。
一个更为扁平化的社会结构正在来临。信息越来越通畅，经验越来越容易传递，年轻人搭建关系网络更为便捷，也越来越能够对传统权力结构产生倒逼和威慑力。尽管资本和暴力潜能的作用仍然至关重要，但过去依靠关系、信息、经验和权力所形成的、有利于中年人的社会结构金字塔的根基正变得越来越脆弱。
我们发现，年轻人的信息渠道比中年人更为通畅，更懂得使用精确而专业的搜索引擎，这导致“文化反哺”对象的年轻化。不仅由年轻人教老年人新东西，甚至需要年轻人教中年人新东西。因为互联网的传播速度快，年轻人的学习能力强，一些全新的生活方式、做事方法、思想观念一旦兴起，在年轻人群体中形成传播，就能在年轻一代中迅速普及，产生某种可称之为“信息权力”的新型权力，对现实生活形成影响力。这样的影响力是生活趋向家庭化、学习趋向机构化的中年人群体难以做到的。中年人的知识、经验，很快会被认为是过时的、老套的，是需要修补乃至更新的。
在传统的社会结构里，中年人可能依靠从业经验、信息优势乃至关系网络获得相应的威信，建构权力金字塔，这样的金字塔反过来，又能进一步巩固中年人的信息优势，以及从业经验和关系网络的价值。但互联网社会的冲击、社会组织方式的网络化，让中年人越来越有一种无力感，甚至让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人们产生一种无力感——他们已经越来越难以左右年轻一代的注意力和对他们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的关注度。这种无力感，如上所述，是有系统性原因的。所谓系统性原因，是说这种原因一旦出现，很难抗拒，很难凭借一己之力加以改变。
于是传统社会结构里很有权力的人，在扁平化的互联网社会中连被尊重的需求可能都会得不到满足。这毫无疑问会从宏观层面上加重中年人的危机，使之成为一个更为系统性的危机，从而放大了它的严峻性。
换个角度看，被互联网社会放大的“中年危机”，对中年人来说，是不得不扛下来的责任和不得不品尝的艰辛，但对整个人类社会来说，却未尝不是一种福音。当今的延长性生命周期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世界长久和平以及现代医疗等技术高速发展的一种见证；对于这种危机来说，只要中年人不把手里的权力“放大”，对抗年轻人，人为限制年轻人的进步，就意味着年轻人是有希望的，他们可以通过对职业体系和社会结构的重塑改变人生际遇。于是在总体上，互联网社会中的年轻人是可以“哪怕告别暴力革命，也可有所作为”的新生代。身处“危机”中的中年人仍应该庆幸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相对和平的时代。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