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

梁琦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三省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时强调，“要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加强重点区域和重点领域合作，形成东北地区协同开放合力”。2019年2月1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颁布了《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培育发展一批现代化都市圈，形成区域竞争新优势，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根据《指导意见》，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那么，都市圈建设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与城市群有什么区别呢？

都市圈重在中心与外围的关系

空间经济学有三大核心模型：中心—外围模型、城市层级体系与国际模型。中心—外围模型是基础；据此发展而来的多中心—外围或中心—次中心—外围模型，称为城市层级体系；进一步跨越国界、扩大市场范围，发展出国际贸易地理和国际产业地理模型，称为国际模型。关于都市圈的理论模型就是空间经济学中处于基础地位的中心—外围模型，关于城市群的理论模型则是城市层级体系。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都市圈的生产要素空间集聚于都市，重在中心与外围的关系；城市群的生产要素空间集聚是分层次的，重在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两者的理论基础都是空间经济学，都是资源空间配置，但资源空间配置的方式和路径不同。都市圈建设的关键在于，外围作为腹地支撑中心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同时中心又要通过辐射力带动外围一起发展；而城市群建设的关键在于建立优化合理的城市层级体系。

资源空间优化配置的首要目标是效率，“优化”的内涵是在既定的资源约束下，获得最大的总产出；“空间”的特征是集聚，有集聚就有外围，所以集聚中心与外围的差距是内生的。不论人们将集聚中心命名为城市还是都市，既然它是集聚中心，必有其外围存在。换言之，每一个城市或者都市，都是一个中心—外围模型，只是因为大都市的集聚力和辐射力大得多，它的外围比小城市的外围广阔得多。从这一角度讲，都市圈应是指“都市”这个集聚中心与它的外围联结而成的区域。不论集聚中心的大小，没有“外围”就无所谓中心。所以，实际上每个城市不论大小，只要它从外围吸引了资源，与外围就能形成都市圈。

参与世界竞争要以大都市为支撑

尽管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外围，从而可以形成大大小小的都市圈，但显然人们更关注大都市圈。因为在国际竞争中，大都市比其他中小城市的作用更为突出。事实上，在城市群的城市层级体系中，大都市的层级比其他中小城市更高。吸引世界目光的，往往是位于金字塔顶端的大都市。

当前，大国间的经济竞争，重点在于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产业的竞争。在新一代科学技术与产业变革的交汇口，新兴产业、高端产业尤显重要。而中国的中高端产业基本集聚在大都市。首先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一线城市，其次是武汉、重庆、成都、天津、南京，还有苏州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GDP在全国排名中遥遥领先，其他几个城市的GDP也排在全国前十左右。体量最大的中高端产业包括集成电路、汽车与零部件、显示面板、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部件、医药、飞机等都集中在大都市，新兴产业如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移动互联网、物联网更是集中在大都市。

创新主要是在城市发生的，大都市的创新要素优势更为突出。世界级新兴产业和高端产业大多是在大都市萌芽和发展的。一个世界级城市群，首先看大都市的影响力。例如，在我国19个城市群中，目前有世界影响的可能只有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京津冀。其中，粤港澳大湾区之所以能与世界一流城市群竞争，是因为它有香港、广州、深圳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京津冀城市群主要得益于北京和天津两个大都市的影响力。另外，如成渝城市群主要凭借成都和重庆两个大都市的影响。反之，一个城市群中若没有大都市，很难有效参与世界竞争。所以，《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化空间形态”。这也就是说，在当前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下，我们要更充分地认识大都市的作用，挖掘大都市的潜力，培育大都市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以大都市为支撑，带动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使之有能力参与世界的高水平竞争。

都市圈建设促进区域内协调发展

过去一段时间，区域间协调发展得到高度重视，所以资源空间配置的主要方式是打造城市群。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首次提出“城市群”概念；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对城市群发展规划作出重点部署；“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加快城市群建设发展”，并提及19个城市群。可以说，城市群是我国实现区域间协调发展的重要空间路径。

但是，当目光聚焦到区域内发展时，中心—外围模型就会发挥基础作用。作为集聚中心，中心城市虹吸了周边地区的生产资源，从而将周边变成了它的外围。显然，中心与外围的差异是绝对的。大都市与它的周边区域就存在这种绝对差异。而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差异，城市群与城市群之间的差异，未必有这种绝对性。譬如在成渝城市群内部，成都和重庆的差异可能并不大。然而，重庆与它周边地区则有较为明显的差异，成都与它周边地区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当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点应该从区域间转向区域内。这个认识的转变，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这一国家战略。过去20年，我国一直注重区域协调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北再振兴等一系列战略的实施，取得了巨大成就；通过国家转移支付和中央财政支持，从可支配人均收入和实际购买力来看，东、中、西差距已经不再凸显。但是，这一平衡发展状况是人均层面的，反映的是一般水平，并没有体现个体差异。贫富水平是客观比较出来的，而人们通常只会和近距离的地方相比。农村会和城市去比，当地会和周边去比。对于欠发达地区的贫困人群，他们比较的参照体，往往是当地的或者是近距离的人群，而不是远在几千公里以外的、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的人。譬如，北方农村的人通常不会和广州、深圳的人去做比较。再如，宿迁市的财政收入在江苏省垫底，但放在广东省的话要排第11位。虽然广东云浮市比宿迁市的日子过得更艰难，但他们一般不会和宿迁去比；反而，出于对珠三角区域城市的了解，知道云浮与广州、深圳的生活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相比，成渝城市群与中原城市群相比，哪里的人们生活得更好？现实中，人们很少去做这种比较。可见，空间距离在人们生活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人们切实感受到的不同大都来自与空间距离不远的地方的比较。

中心—外围是一个区域。不同区域的中心进行比较，它们的差距似有或无，但对于特定区域，中心与外围的差距则是内生的，否则就不叫中心—外围了。没有外围的资源向中心集聚，中心何以称之为中心？没有外围提供土地资源、人力资本、自然环境等要素支撑，中心何以稳定可持续发展？就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来看，不平衡的主要方面不是在区域间，而是在区域内。因此要带动外围区域的发展，都市是关键。各大城市都要担当起引领本地经济发展的重任，担当起中心辐射外围、扶持外围的责任。

概言之，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实践目标，一是以区域和城市元素，参与世界强国之间的高水平竞争；二是促进区域内协调发展，带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让大都市承担起区域中心应当发挥的作用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