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哲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中美贸易争端已经历了多个回合的磋商，谈判的艰难程度，以及美国一意孤行的挑衅行为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中美贸易战会如何演变，会不会从贸易领域升级到金融领域？双方各自有什么筹码，可能拿什么作为下一步应对的工具？汇率无疑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贸易战可能给人民币带来暂时性的贬值压力，但噪音过后，人民币将回归稳定。在离岸人民币汇率逐渐逼近“7”的临界点，中美贸易战的关键时刻，人民币汇率下一步是贬是升？
全面认识汇率对不同经济结构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中国经济已经是一个深度融入国际分工的大国经济、开放经济，中国在进出口贸易、跨境投资、资本流动、利率、汇率等方面的一举一动既会影响到中国国内经济，也会影响到其他国家。那么，如何在两害相权中取其轻，既能平衡国外贸易问题，不让财富在这个过程中受到损失，又能针对国内经济的实际情况，保持经济稳定和微观经济活力呢？认识汇率对不同经济结构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是决策的关键。
汇率对一个国家的综合影响是非常复杂的，汇率的波动对于不同经济结构的国家影响是不同的。简单来看，不同的经济体可以分为两种经济结构：以新供给产业占主导的经济结构和以供给老化产业占主导的经济结构。对于以新供给产业占主导的经济结构，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强，汇率贬值能够进一步提升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扩大出口利润。由于技术和产业的领先性，海外资本对新供给产业的高预期会抵消汇率波动带来的影响，汇率波动对于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往往非常有限。
而对于以供给老化产业占主导的经济结构下，一国经济的主要产业技术竞争力不强，更多的依靠低成本优势，或以消耗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进行海外市场的拓展，依靠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解决国内生产过剩的问题，一旦失去了价格优势，其产品的可替代性非常强，海外市场份额很容易被替代。
对于这样的经济体，汇率贬值虽然短期内能够维持相关企业的出口成本竞争力，但长期来看，是饮鸩止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贸易问题，也不利于出口企业的转型升级，形成替代性更低、技术壁垒更高的核心竞争力。
汇率贬值还会造成资本的外流，对于国内其他产业也会带来冲击，而海外投资密集的企业，往往都是一些新经济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商业模式或管理模式的企业。
稳汇率：防止实体经济的二次冲击
在一个国家正处于从供给老化产业向新供给产业转型的时期，汇率贬值不但会给出口型企业带来短期的“竞争力假象”，降低其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还会把贸易的影响从“出口型企业”蔓延到海外投资更为关注的“新经济企业”，而这对于经济的潜在增速的伤害往往更大。
而中国恰恰处于这样一个阶段，很多出口产品并不具备没有国际技术竞争力或者处于国际产业链的底层，赚取微薄的利润，这还仅仅是对于产业结构方面的影响。
人民币贬值，不仅会影响产业转型、国内资源和环境消耗和海外资本流动，对于中国的全球产业布局，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等方面都会带来中长期的负面影响。一个货币的全球化进程，必须与货币升值相生相伴。以欧元当年的崛起为例，欧元在全世界范围内流通和储备，期间累计升值幅度曾接近100%。
从历史上来看，每一个大国崛起都会伴随着货币的升值，而不是相反。比如美国崛起过程中累计对英镑升值超过300%，德国二战后经济崛起过程中马克兑美元的汇率也累计升值超过300%。
关键时期的货币贬值，往往会给加剧恐慌，稳汇率反而会降低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冲击。从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5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到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等等，任何地区任何一次金融危机都必然伴随着汇率贬值的冲击，成为危机的催化剂或导火索，之后给当地的实体经济带来了严重负面影响。
反观美国的次贷危机，仅仅三年后，美国经济就开始了复苏，期间美国资产价格出现暴跌，金融机构倒逼，甚至波及到了全球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但美元作为全球的避险资产，却表现的异常坚挺。汇率的稳定，使得美国的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在了金融领域，并没有明显冲击到实体经济的发展，2010年在以苹果公司为代表的新经济公司的推动下，美国经济开始了新一轮的复苏。
即使在产生贸易争端的特殊时期，也可以选择汇率升值，而不是恶性贬值。以中日贸易战为例，1985年9月，“广场协议”后，日元汇率从1美元兑250日元上升到1988年初的1美元兑120日元的水平。日元的升值确实给日本的外向型企业，尤其是以低成本开拓市场的企业带来了沉重的负面影响，这给日本的贸易和加工优势带来冲击。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日元升值一方面倒逼了这些企业向更新的技术、更优化的管理转型升级，阵痛之后，存活下来的企业，展现出了超强的反脆弱性，反而更具有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日元的升值成就了日本的国际金融优势。日本趁机扩大对外投资、用升了值的日元在全世界购买资产、成倍扩大对海外消费。从经济增速上日本确实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但日本人依然过着富足的生活，从产业升级和金融实力上，日本也一直位居全球强国之列。
当前做好汇率预期引导更重要
过去几十年，中国凭借低端劳动力成本优势、庞大的人口和土地资源的规模优势，积累了一定的贸易财富，这种财富的积累是一种“正和博弈”。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用大约四分之一的篇幅都在论证这一点，参加贸易的各方能够在贸易中获得劳动的细化和分工的专业化，具有生产某些产品的优势，进而从国际贸易中获益。
大卫·李嘉图则从比较优势的角度，分析了一国通过关税、配额等措施破坏贸易的自由化，不仅不会带来一国经济的增长，还会改变收入分配机制，将利益从消费者，转移给施加关税行业的制造商，最终损害的是本国人民的利益。
贸易财富的积累或回流如果通过进出口完成，则是一个良性的贸易循环。即出口国能够长期可持续的财富出口获取资金，再通过进口完成贸易财富的回流。但如果贸易财富的积累通过贸易完成，但回流却通过货币贬值发生，那么就会造成贸易财富的流失。中国多年消耗劳动力、资源、环境所积累了3万亿美元的外汇，如果通过贸易贬值，以资本流出的方式慢慢消耗，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在美联储降息预期升温，国内关于降准、降息的呼声也开始升高。中国确实面临着“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很多政策受到内外掣肘，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都无法单独在某一领域精准的发挥作用，而不影响到其他领域。但需要意识到货币政策并不必然引起货币的贬值，预期的影响往往更大。
美国的次贷危机期间，美联储连续多次进行大规模量化宽松，巨量的国内流动性并没有让美元贬值。类似的，2000年到2006年日本央行实施零利率，并推出资产购买计划（QE），量化宽松力度也很大，但期间日元也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持续贬值。
中美贸易争端以来，人民币汇率也随着贸易谈判形势而波动。2019年5月13日，美国重新启动对中国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的相关程序之后，人民币汇率从6.7贬值到6.9附近。未来中美贸易战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是正常的，但如果形成长期的人民币贬值预期是可怕的。
金融危机的本质并不是资产或货币价格的波动，而是信心的崩塌。货币当局应加强人民币预期引导，不能强化人民币汇率与贸易战的关系，人民币可以在合理的影响范围内波动，但要避免形成一致贬值预期。（责任编辑 蒋新宇）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