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钺:智库外交是加强对外影响的重要途径

来源:中国网 | 作者:冯钺 | 时间:2019-12-18 | 责编:申罡

(中国网记者 申罡)2019年12月17日,“新时代的中国思想与世界变局——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论坛2019”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信息资料室主任冯钺出席本次论坛并就相关议题撰写论文,以下是他撰写的论文。


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已经毋庸置疑,但对外的政治影响等方面还处在起步阶段。如何真正有效地使中国的价值观更好地传播到海外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讨。对外传播和对外交往有多个层次和领域,官方外交通常是外交中最重要的部分,其他还包括公共外交、文化外交、民间外交等。这些交往方式都是全方位外交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发挥着不同的重要作用,而且这些不同的作用难以相互替代。根据我国现在所处的国际形势和对外交往特点,我们应大力开展智库外交,加强与一些国家的重要智库之间的深入交往。因为智库在不少国家的内政外交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智库在国外的重要作用

智库历史比较长,发展的比较成熟国家包括美国、德国等,这些国家的智库在本国政治、外交、经济乃至军事政策的形成和制定过程中,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以美国为例,其公开的政策、法案的通过和实施需要先经过国会的听证,而进行听证的报告或建议往往由智库提交。政府官员通常也会要求智库提供对一些问题的分析和咨询报告,经过反复论证后有的报告成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的基础。美国媒体同时也进行大量的追踪报道,经常引用智库的报告。智库因为全程参与其中一些政策、法案等的酝酿、发酵、听证、讨论等过程,在政界、军界、社会上的影响力都很高。

例如,南海问题被热炒时,美国国会就中国周边的海洋问题举行了听证会,在这次听证会上提供咨询的两位研究人员便来自两家主要智库,由于听证会对外直播,他们的观点对议员、媒体、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类似这样的听证会每年都会举行若干次,近年来有关中国周边形势的听证会和智库内部的研讨会次数比往年上升了许多。在影响对华政策和塑造社会对华认知方面,智库有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因此,在美国流传有“美国的政策由美国的智库制定”之类的话,前几年美国奉行的“巧实力”政策就出自一家主要智库。

美国的智库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的人脉关系,这种关系产生于美国政界、军方、企业界和智库之间的“旋转门”。“旋转门”是指美国的精英人士在政府、军队、工商界和智库之间有规律的流动,其角色不断转换。这种转换既可使政府、国会保持一定的活力,也使智库成为为政界培养和储备人才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这些经过多重历练的人员往往既拥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国际视野,又拥有必要的理论认识和历史知识,对美国国内情况也非常了解,同时还保持了很多重要的人脉关系。从“旋转门”机制来看,美国精英社会是一个非常讲究关系的社会。

二、智库外交的特点

智库外交是全方位外交里的一块重要领域,它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官方外交,也不是文化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的再重复,而有其独特的重要性和相对较快发挥作用的效果。

纵观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美国与欧洲、日本之间在政策和行动上的协调性较好,除了重大利益和价值观上的原因外,其智库之间交往程度很深也是原因之一。这些国家主要智库之间每年的互访次数很高,互动非常频繁、灵活,通过各种类型的会面、会议,建立起机构和个人深入交往的有效方式。这些国家之间智库交往的频度、深度在现阶段都远非我们可比。这种交往非常有利于加深双方在一些问题、观点和思想上的相互沟通和理解,对相关国家一些政策的制定、媒体和社会认知的塑造有着实际、深入的影响。

智库外交顾名思义,是智库人员之间打交道的事务,而不同于正式的官方外交。在外交领域里,一般来说外交官的身份很重要、正式、权威且敏感,但同时也会有许多限制。还是以美国例,别国的外交官与美国的官员、议员打交道时,双方都会因为身份的正式和敏感,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一些心照不宣的天然限制。这种天然限制通行全世界。尤其是当存在一定意识形态冲突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智库之间研究人员因身份、背景的不同,各方接触和交往相对较为容易,方式也更加灵活,通过这些非正式、灵活、长期、频繁的交流能够有效加深双方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尤其在一些存在利益冲突的问题上,在问题激化或上升为难以调和的矛盾之前发挥一定的沟通、预防和调节作用。

我们要加强与西方国家智库之间的交往当然不是为了在所有问题上都与西方国家步调一致,而是为了加强理解和沟通,避免误判,这样更有利于构建起新型外交关系。总体来说,目前中国的智库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智库之间的交往还远不能满足新形势下国际关系的需要,问题主要表现为交流次数少,互动程度低,理解沟通弱,往往局限于纯学术化的交往,缺少做好智库之间外交关系的意识,更多的只是一种个人作为访问学者经历上的“镀金”。

三、智库外交机制建设和人才的选择

开展智库外交的目的在于更广泛、深刻地传播中国的声音和价值观,为了有效开展智库外交,我们的智库首先需尽快提高自身建设,从交流机制、财务制度、人员选择标准和培养等方面都需要进行同步的改革和创新,以接近和达到国际一流智库水平。

目前官方智库的对外交流机制受传统机制影响很大,外访仍是一件大事。而大国智库外交最简单的体现就是,在已有签证或免签的情况下,三天或五天后欧洲或美洲有一项活动,智库相关人员能否及时参加?当出现一些需要我们的人员及时到场发声时候,我们到不了场,话语权自然就让给了别人,甚至让给了不友好的一方。依据目前的机制,外交官有可能在三、五天内到场,但非外交官人员往往需要至少一周乃至数周的时间才能走完整个程序。传统机制对应的是过去时代对外交流的情况,早已不适应我国大国全方位外交的要求,不利于扩大、加强、加深我国智库与西方智库的交流,更不利于我国在国际上的发声。

除了应建立合适的机制之外,最重要的是先解决人才选择的标准问题,从事智库外交的人员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学术型研究人员、专家或职业外交官,两者之间有较大区别。传统上,我国从事外交工作的人员往往是国际关系专业或外语专业的人员,而智库外交所需要的人员除了外语是必备手段外,首先应当能够传播中国的理念、观点,这就需要对中国国情有深入的了解,这种了解建立在国内大量实践调研的基础上。综合来说,合格的智库外交人员应当同时具备以下五个方面的条件:

1.了解本国国情,有较丰富的国内实践调研经验,熟悉本国历史、政治等方面的情况,这是对外传播的重要基础。

2.熟悉对象国的历史、政治发展脉络和现状。了解对方的历史是了解其民族秉性和特点的最佳途径,这是对外传播的必要条件之一。

3.具有比较丰富的国际实践经验。国际交往不同与内部交往,它面对的是不同文化、传统乃至价值观的另一群人。丰富的国际交流经验有助于有力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4.具备优秀的人际交往能力,善于用外方听得懂的方式和语言说明问题。过去对外交流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是“自说自话”,即对方不熟悉我们的话语体系,我们也不熟悉对方的话语体系和习惯,不会用对方熟悉的类似例子或情况来说明问题,这使一些交流的效果打了折扣。要做到这一点,需以前三条为基础。

5.英(外)语优秀。在英语仍是国际通用语言的情况下,优秀的英语交流沟通能力必不可少。

只有逐渐建立和拥有了这样的人才队伍,我们才具备与国际一流智库之间展开充分对话和交往的资本,才有可能使中国的价值观较快且有效的传播给那些直接对本国媒体、政策制定等方面拥有影响力的机构和个人。

关于这一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曾发表文章,对中国外交提出的一些观点值得我们深思,他说,“光有职业外交家的经验,仍然不足以促使大外交的确立,因为职业外交家只是外交的执行者。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需要培养一些能够超越具体利益的外交战略家。他们既可以来自职业外交家这个群体,也可来自大学或者研究机构。但不管如何,他们必须超越具体的利益。”这其实是智库外交的一个侧影。


此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光明日报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中国网、《智库理论与实践》杂志社联合承办。国内知名智库学者、社会贤达及媒体界500多位人士齐聚一堂,共同讨论新时代的中国思想与世界变局。中国网智库中国对本次论坛进行了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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