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记者李晓曼）2019年12月17日，“新时代的中国思想与世界变局——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论坛2019”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出席本次论坛并就相关议题撰写论文，以下是他撰写的论文。
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彻底颠覆了二战以来美国政府长期坚持的推行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贸易政策，转而任意采取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利用双边施压迫使贸易伙伴作出让步，同时质疑和破坏WTO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尤其是美国持续阻挠WTO上诉机构成员的任命，以及滥用国家安全例外、重新启用301条款等，都对WTO的正常运行构成重大挑战和破坏。然而，美国却将其单边行为美其名曰“改革”WTO，片面指责WTO存在的四大问题，包括现行WTO规则无法制约非市场经济行为，矛头直指中国，指责发展中国家地位的自我认定以及相应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导致了成员间的不公平竞争，指责争端解决机制尤其是上诉机构越权裁决、侵犯美国的国家主权，批评部分WTO成员未能有效履行透明度和通报义务等。其中关于非市场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批评都在相当程度上与中国相关，以至于一些评论指出，美国所谓改革WTO，实质上是要改革中国。但是，由于美国在多边贸易体制中长期发挥的实质性领导作用，以及美国当前在世界贸易以及国际贸易规则中的重要地位，美国关于WTO改革的主张仍然得到广泛关注，并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包括欧盟在内的其他发达国家乃至部分发展中国家，尽管都对美国的破坏性单边行动感到强烈不满，但又不得不回应美国的诉求，试图以满足美国部分要求的方式来把美国留在WTO内。而这又进一步将中国推向前台，使中国成为WTO改革讨论的众矢之的。
在WTO上诉机构即将瘫痪、WTO改革的讨论日趋热烈之际，如何在这场讨论中为中国发声，阐述中国立场、提出中国方案，成为相关领域中国智库义不容辞的使命。笔者所在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深耕多边贸易体制研究20多年，同时也是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唯一以WTO为研究主题的基地，理所当然持续投入并跟踪国内外关于WTO改革的研究和讨论。本文将梳理笔者所在机构以及我所观察和参与的我国智库有关WTO改革的相关活动，试图总结其中成功的经验以及存在的不足，为我国相关智库更好参与这一关键国际议题、传播中国智库声音、阐释和推广中国方案，提供一定的参考。
应当说，中国智库对于WTO改革这一议题的反应是相当迅速的，这首先源于我国商务部对相关信息非常开放，并积极寻求与相关智库的合作。2017年11月，在美国提出WTO改革这一话题不久之后，商务部就召开了专家座谈会，介绍了WTO改革与谈判的最新情况，并听取了包括笔者在内的多位国内WTO专家的意见和建议。随后商务部还委托笔者所在单位开展WTO改革的背景研究，着重了解美国等相关国家推动WTO改革的真实原因和意图，并为中国参与WTO改革提供相应政策建议。此后，商务部也就中方的WTO提议等召开专家座谈会，以及委托中国WTO研究会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及时向国内专家通报情况并听取专家意见。商务部的这种开放姿态为我国智库及时了解WTO改革的最新动态以及我国政府的官方立场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并为智库分享其研究成果创造了条件。因此，就我国智库和我国政府之间的交流而言，在WTO改革这一议题上，这种交流得到了充分实现，可以算是政府和智库交流的典范。
国内智库也采取积极行动响应国家的需求。以清华大学杨国华教授为首的中国法学会WTO法研究会与中国侨联联合组织了共13次的系列WTO改革研讨会，有包括笔者在内的30多位国内学者参加了讨论，而且商务部、财政部、人民银行等相关部门的官员也参加了讨论。每次专题讨论都形成一个报告，并提交相关部门，引起了领导的高度重视。研究会还与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进行了一次中美对话，交流了双方对WTO改革的观点。研究会还赴日本与相关部门和机构进行对话，交流中国方面对WTO改革的观点。研究会还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海南大学法学院合作召开国际研讨会，邀请多位原WTO上诉机构成员、WTO法专家等，与中国学者对话、交流。笔者所在单位和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举办WTO改革研讨会。笔者还应邀参加财政部、工信部、科技部、发改委、国家审计署、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相关部门召开的WTO改革专题讨论会。据笔者了解，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也都就WTO改革开展过系统研究。此外，中国智库也多次邀请或接待外国相关专家和政府官员开展讨论。如全球化智库多次接待WTO前总干事拉米、现任副总干事AlanWolff等，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邀请WTO副总干事易小准、首席经济学家RobertKoopman等。总体上看，中国智库在WTO改革的研究、国内研讨活动的组织，以及相关政策咨询方面都做了诸多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国内就WTO改革的讨论也是较为自由和充分的，为我国WTO改革相关决策提供了较为有力的支撑。但如果说存在不足的话，则是缺乏一个跨部门的综合研究或政策协调，事实上WTO改革涉及到贸易、外交、财政、科技等多个领域，议题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交叉，需要有一个跨部门的综合研究或协调来统筹工作重点或谈判策略。例如WTO中的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问题实际上涉及中国整个外交战略定位问题，补贴改革问题涉及到整个产业政策的设计和实施问题以及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这绝不是商务部或其他任何一个部门能够独立应对或解决的。
与相对较为充分的国内研究和交流相比，我国智库就WTO改革问题在国际上的参与度和可见度则要显著的低。笔者所在单位连续8年参加WTO最大的公开活动、一年一度的公共论坛，但每年参加的中国机构非常少，一般只有2到3家，与中国在WTO中的重要性极不相称。尤其是近几年WTO的讨论几乎都与中国相关，但中国研究机构的参与仍然十分有限。只是在2019年的公共论坛上，由于中国驻WTO使团的积极组织，使得参与公共论坛的中国机构（包括企业和商会）达到6家，其中智库或研究机构有3家。因此，总体上看，中国学者在国际公开论坛上就WTO改革的声音非常弱小。笔者曾经受邀在欧盟议会听证会上作为中国学者代表阐述WTO改革的相关立场，在日内瓦与10位各国驻WTO大使或副代表进行对话，其他中国学者如张月姣法官、杨国华教授等也在相关国际会议上较为活跃。但整体而言，在国际上关于WTO改革的讨论中，来自国内智库的声音整体偏弱，即便有中国学者，也往往是就职于海外机构的。国内智库的国际化程度仍然远远不足，国际影响力也还有很大差距。一些国际会议即便讨论中国问题，也首先想到的是海外的中国学者，而非中国本土智库学者。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由于中国学者出版英文著作或发表英文论文的数量、质量不够高，难以形成有效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在WTO这样一个国际化的问题领域，英文论著的发表仍然是获得国际影响力的主要方式，虽然对中国学者有一定的不公平，但也是无奈的事情。促进和提高国际问题领域的中国智库的国际化，的确是迫在眉睫的任务，这需要国家、相关部门、高校、科研机构等各个层级在人才队伍建设、资金投入、科研激励、出国访问管理等各个方面的政策配套和资源投入。同时，由于WTO研究涉及多个学科，相关智库和研究机构之间应该加强协同和合作，从不同角度开展深入研究，并通过力量整合形成系统性的研究成果。此外，中国智库走出去的目标规划应当更加清晰，尤其是涉及WTO这样的国际或外交问题的智库，应当制定明确的规划，积极参与国际论坛建设，积极与海外知名智库合作举办研讨会等多种形式，把中国智库的研究成果、思想和中国政府的主张推介到国际学术界，影响国际讨论的内容或方向。同时，中国智库也要加强走出去的能力建设，包括提高组织国际会议的能力、加强与相关机构合作的沟通能力、善于利用国际媒体的传播能力等等。
目前，WTO改革仍处于讨论和酝酿阶段，其未来前景仍有很大不确定性。对中国来说，我们仍然有机会和能力去影响和塑造WTO改革的议程和进程。中国智库应当利用这一历史契机，不断提高自己的参与意识和能力，积极参与WTO的历史性变革，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贡献中国智慧。
此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光明日报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中国网、《智库理论与实践》杂志社联合承办。国内知名智库学者、社会贤达及媒体界500多位人士齐聚一堂，共同讨论新时代的中国思想与世界变局。中国网智库中国对本次论坛进行了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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