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有西方媒体发文，称英国脱欧、美加墨贸易协定(USMCA)等都体现了“新型全球化”的发展方向，说在此过程中旧的贸易规则被改写，新的规则更加重视国家利益，因此全球化并未停滞或逆转，而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存在和发展。这种仅站在单一国家或特定利益群体立场的评估和裁量，显然偏颇了。
自1985年美国学者西奥多·莱维特首次提出“全球化”以来，这个概念从理念到现实，成为过去30多年来促进世界经济与人类发展的最重要推动力之一。不过，关于全球化的争论也从未停歇，但整体而言，维护与推动全球化的力量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无论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还是相关参与主体和有影响力的学者、市场人士，这些年来均十分重视全球化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人类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就国家层面而言，尽管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思潮或行动不时泛起，但至少在2016年之前，主要发达国家还是倾向于支持全球化的。至于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一直扮演着全球化推动者或捍卫者的角色。
而今，促进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通，尽管在更多时候被视作“黑板经济学”里才有的场景，但大多数世人仍认为，这应是全球化的终极目标。而全球化之所以在近年来遭遇保护主义干扰，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作为全球化最大推动者和最大受益者的主要西方发达国家促进全球化的动力和偏好显著衰减。它们认为，全球化趋势及其导致的显性和隐性收益越来越超出本国能力控制边界，在其为全球化埋单的意愿和能力也呈边际递减趋势时，逐渐抛弃多边主义便成为一些国家对外政策的逻辑。
世人注意到，当新的美墨加协议(USMCA)即将取代已有26年历史的北美自贸协定(NAFTA)时，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发布报告说，与NAFTA相比，USMCA将使美国实际GDP每年增长0.35%，并在增加美国出口的同时增加17.6万个工作岗位。美国贸易代表更是强调，该协议“将成为美国未来贸易协定的模式”。至于墨西哥国内诸多团体担心这份协定的主要受益者是美国，根本不在美国主流民意的关切之列。
而英国脱欧，这在上世纪80年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如今却是6600万英国人必须面对的现实。遥想撒切尔夫人时代的英国，尽管不乏“光荣孤立”思潮，但无论精英还是普通民众，都有着较强的国家优越感与全球责任感。在偏好用数据说话的经济学家看来，1973年加入欧共体后的相当长时期，英国人均国民收入位居欧洲几大国增长最快之列。而在之前20年则一直徘徊在增长最慢的大型经济体之列。一系列证据表明，英国与欧盟较为紧密的贸易联系促进了竞争和生产率增长，欧盟的繁文缛节并没造成英国太多负担，而且也没足够证据表明每年数以万计的移民抢走了英国本土居民的工作机会，移民对原有福利的损害也不大。因此，如今的英国走上脱欧之路，究竟是“另类全球化”的现象性表达，还是精致的国家利己主义逻辑的延伸，时间将是最好的裁判。
当下的全球化退潮，显然与发达国家面对新兴经济体实力成长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变革能力增强时的不适应有关。而自工业革命以来长期居于全球产业与金融分工之巅的美欧资本，在发现来自新兴经济体的跨国资本越来越成为全球资源配置的重要参与主体时，同样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适应。但无论如何，在科技进步不可逆转、技术交流与合作不可能被人为阻断的背景下，基于科技进步、要素自由流动和交易成本节约等因素的全球化内生动力很难被长期遏制。
在全球经济与贸易体系面临结构性的担保人缺位、国家层面的利己主义明显抬头、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发展不时“缺氧”的今天，各国尤需合力推动资本、技术与相关要素的自由流动，构建有效的利益分享机制。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现在的全球化尽管并不完美，却是避免“以邻为壑”、促进全球经济与贸易增长进而分享发展红利的有效路径。(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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