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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时代女性创富和家庭决策变革

来源:澎湃新闻 | 作者:裴谕新 | 时间:2020-03-27 | 责编:李晓曼

裴谕新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

 

过去十年,互联网经济给予从业者弹性的工作方式,但也模糊了工作与休息的边界,令工作强度无形增加。对于那些搭上电商经济的快车,在较短时间内创业成功、实现经济自由的创业女性,她们经济收入的提高,能否将她们从工作与家庭冲突中解放出来?

 

我们长期跟踪了生活在广州的15名创业女性,她们的年龄在26-49岁,经营的行业涉及医药、服装、珠宝、艺术品、化妆品、日常生活用品、餐饮、快捷酒店、保险、教育、咨询、新媒体内容提供等。以下的故事是从浩瀚的访谈资料中抽取的“特别的”故事,希望可以折射出一幅时代的新图景。

 

“稀里糊涂就赚了钱,赚了钱反而有更大的危机感”

 

借助淘宝电商发财的代表是Miu Miu和猫爷。Miu Miu上大专时就北京路夜市摆地摊。后来还在北京路租了一个档口卖衣服。契机出现在2008年。Miu Miu从同行口里听说了“淘宝店铺”后决定也尝试,但是她不懂网店设计,就喊上了在深圳做文员、爱拍照爱上网的闺蜜猫爷一起创业。

 

2014年是生意的顶峰期,“每天就是哗哗哗数钱”。线上线下才十几个人的规模,一年的营业额却超过5000万,毛利润达1000万。

 

自从2014年后,尽管做了各种努力和尝试,但奇迹没能再现。2019年,她们基本放弃了“奇迹再现”的挣扎,更加注重公司的优化管理,以及她们个人与家庭关系的调整。

 

她们的“暴富”经历代表了电商时代“风口”所寓意的机会产出。 “风口”之前,她们已经有本行业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又被她们精心地移植到电商平台,辛苦劳作、不眠不休、几乎24小时在线,才有了“暴富”,可以说是先发优势带来的超额利润,是平台经济的红利。她们觉得惊喜又意外,自己“很幸运”,并不像男性创业成功会刻意强调自己的“眼光”和“奋斗”。

 

“生孩子,是一个分水岭”

 

在我们长期跟踪的15人里面有11位女性都做了母亲。生育成为家庭关系的一道分水岭。生育孩子以前,“两个人做什么都很自由,像谈恋爱时一样”;生育孩子以后,“事业-家庭两边被挤压”。虽然有孩子的家庭都雇佣了全职保姆,有的还有祖辈帮忙照看。但和孩子的情感交流,以及对亲子关系和孩童发育有明显促进作用的事务,比如亲子活动、课外班、外出旅游等,这些是“高质量”的家庭工作,还是需要她们。

 

有了两个孩子以后,MiuMiu发现丈夫总想让她花费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总觉得她做的还不够多。但是MiuMiu已将工作做了很大的调整,有了孩子后,MiuMiu的时间变得碎片化了,这令她非常痛苦煎熬。他们不断地争吵,谁也不肯让步。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一年多。后来MiuMiu积极参加各种聚会,上心理辅导班,去国外游学,又和其他几位研究参加者一起搞了好几次亲子海外游。丈夫逐渐改变了态度,夫妻关系得以缓和。2019年底,MiuMiu说不再想离婚的事了,虽然日子没有激情但还是有一种“安全感”,可以过得下去。

 

阳子被公推为“最劲女人”,她是15个人里面唯一生了3个孩子的,孩子的年龄在3岁至6岁之间,这还不算“最劲”。她最让人佩服的地方是她一手打造了一个罕见的庞大的家庭:除了她和丈夫、孩子这个核心家庭,孩子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也都和他们住在一起,除此之外,家里还住着3个保姆,一名厨师,一个司机。更厉害的是,家里这么多人,吃穿用都由阳子负责采买,同时,她还经营着自己的快捷酒店。在酒店装修的那半年里,她是工地上唯一的女性,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即便如此也没妨碍她照顾家庭。

 

阳子掌控这个大家庭的诀窍主要有三:第一,她是做房地产出身,早早在广州郊区买了一栋五层的楼。这样的居住条件,1000多平方米的单体独栋电梯楼,听起来不具有可效仿性,好像印证人们常说的那句话,“有钱就不是问题”。实际上,其他女性里也有人有实力买这样远郊、开发时间比较早的别墅型住宅的,但是她们都觉得自己驾驭不了这样一个大家庭,即便分层居住还是会有很多麻烦,这就是她们佩服阳子的地方。

 

阳子是做财务出身的,牢牢控制家庭经济大权,包括丈夫的股票、薪水和分红,同时,仍有精力负责整个家庭的日常消费采购——全部采用网购的形式;阳子在家里设置了很多切实可行的规矩,成为绝对的一家之主,不管老人、配偶、家庭服务人员、包括孩子,都清楚这些规矩,绝不逾越。

 

“不花他的钱,我还不能说了算”

 

贝贝想卖掉眼下所住的单元楼,在新兴的市中心购买江边豪宅,以匹配自己飙升的经济能力与生活方式规划,但是她遇到了丈夫强烈的反对。贝贝自从创立了自己的微商品牌以来,收入就超过了丈夫,家里一切开销都由贝贝负责,不再用丈夫的钱。

 

2018年,贝贝的团队骨干扩大到近百人,收入飙升至将近丈夫的10倍。家里可以实现消费升级的地方就只剩下房子。贝贝想要卖掉现在住的这套房子,买一套市价约两千万的豪宅。但这就要丈夫也拿出他这些年的积蓄,两个人一起还贷款。没想到,丈夫坚决不同意,两个人爆发了自谈恋爱以来最大的争执,她甚至想到了离婚。

 

艾姐遇到的家庭矛盾听起来就比较“日常”。做教育产业的艾姐离过两次婚,现任丈夫是“配合型的”,做的一手好菜。他们各自的孩子分别上了中学、大学,“翅膀硬了”。艾姐希望和丈夫“过岁月静好的日子”,但是前一段时间丈夫把公公婆婆接到家中小住,按照惯例是住三个月就回老家,谁知公婆说老家拆迁就不回去了,意思是要在艾姐的大宅里养老。艾姐就让公婆搬出大宅去跟艾姐自己的父母住,借口是老人生活习惯相仿,住在一起热闹。公婆不情愿搬出去,丈夫的态度暧昧,只有艾姐非常坚决。四个老人才住了三天都受不了彼此,公婆就买了机票飞回老家搞拆迁去了。

 

谁知道回去没有几个月,公公突然去世。丈夫借口陪老母亲,一直住在老家不回广州。艾姐总是感觉老人突然去世和“投奔儿子未遂”这件事可能有点关系,愧疚感让艾姐难以承受,便转嫁到丈夫头上,觉得“是他不出头,让我做恶人。”我们最近一次和艾姐通电话是半个月以前,丈夫还没有回来,她的情绪十分低落。

 

工作、家庭、自我——人生如何排序

 

尽管女企业家们极强调自己对家庭的依恋,但她们同时抗拒牺牲精神。她们在30岁左右成为了母亲,完成了社会认为的育龄女性该做的任务,但拒绝成为孩子的附庸,并坚持将母亲和孩子都作为独立个体看待,既不因为家庭舍弃工作,也不会要求孩子成为某种特定模样以作为回报,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人生选择。

 

她们对于伴侣的要求也有了不一样的定义。如果说育儿是她们推脱不了的责任,至少她们可以卸下“家庭照顾者”和“家庭情感工作者”的责任,而期待伴侣可以替代这些角色,不要成为那个需要被照顾的人。

 

她们都把家庭和亲密关系当成自己的的情感支持来源,尤其是工作充满利益冲突时,“家”就是她寻求温暖和安慰的地方。但如果伴侣不认可她的事业,接纳和理解她的高成就,无法体谅她的辛劳,就会导致争吵和情感破裂。本次研究中几乎所有的女性都找了经济成就不如自己的伴侣,所谓的“女高男低”,颠覆了传统的“男强女弱”定义。这对于双方都是一个挑战。如果伴侣还固守“我是一家之主”、“我是话事人”这样传统的性别角色,同时又不能提供家庭照顾和情绪价值,也会激发矛盾、破坏关系。

 

提供情绪价值不一定要求男性情商很好,有时候,只要稍微颠覆一下性别传统,表现出“以妻子的成就为荣”,就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很多女性认为,自己在工作上已经殚精竭虑了,就不能再被要求做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妻子/母亲。如果必须选一样,她们宁愿单身带着孩子生活,情感上的需求用自我宠溺和自我成长来满足……她们不惜时间和金钱参加各种心灵工作坊,学费可达数千至数万元。她们和上几代人不同的地方在于,行驶自己对金钱的支配权,进行颜值、个人形象和个人身份的经营,让自己“放松”、“成长”。她们需要的不仅是商业上的专家指导,还需要人际关系专家、心灵成长专家、情绪疗愈专家,是一种更加“助长性的”而“非指导性”的关系,以满足她们日益增长的高阶需求,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长期“男主外、女主内”历史的社会环境中,创业女性的生活故事有着更多的挣扎。她们没有现成的教科书和榜样进行效仿,基本上都是自己苦苦摸索。她们感受着性别期待造成的压迫感与撕裂感,也在努力做出回应。即便如此,女性创业创富的热情持续高涨,她们利用可获得的各种资源:家庭背景、教育、工作经验、社会网络、机会、已获得的地位、资本等,迎难而上,争取合法性,不断因应调整,致力于把控事业、家庭和自我。她们的经历不仅是“事业成功”的鸡汤,更是带有反思性和革命性。

(本文改编自裴谕新、陈思媚发表于《妇女研究论丛》2019年第12期,题为“电商时代女性创业的性别化历程与家庭决策变革个案研究”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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