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银兴：市场资源配置要以竞争为基础

（中国网讯 记者蒋新宇）  2020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发布，为新时代下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提供了坚定指引。

有鉴于此，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于5月29日召开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意见》座谈会，邀请著名经济学专家就《意见》结合两会最新精神展开相关的解读与研讨。

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南京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研究学中心主任洪银兴教授参加研讨。会上，洪银兴就《意见》中提出的“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分享观点，中国网智库中国整理如下。

竞争和竞争政策是有区别的。竞争是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而竞争政策是政府为了保护、促进和规范市场竞争所实施的经济政策。竞争本身属于微观经济，竞争政策是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途径。要明确充分竞争和公平竞争的要求。公平竞争意味着不存在对特定企业的税收、信贷优惠政策，也不存在所有制歧视，要克服隐性的不公平待遇。

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市场资源配置要以竞争为基础。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说到底是要通过竞争机制来进行资源配置。这其中包含各类市场主体的制度选择和要素自由流动，供求平衡取决于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者之间的公平竞争。市场竞争下所形成的价格信号引导资源，影响符合需要市场的行业和效益高的企业。竞争是经济转向创新驱动的动力源。

我国制定的竞争政策要起到基础作用，就要为要素市场化配置提供政策环境，包括政府要推出市场配置资源的领域，对资源配置起调节作用的架构要分开，由市场决定。另外，市场主体的培育要以竞争为基础，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是市场主体，市场主体的基本特征就是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而我们所讲的市场主体承担竞争的结果不仅仅要涉及到收入的盈亏，还应该涉及到产权的收益和损失，这是对市场主体的最大激励。

按照要求，在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培育市场主体需要的竞争政策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制度和政策方面，要保障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不存在对某种所有制经济的保护或歧视。二是，要不靠政府保护而是靠经营的作用，政府补贴、贷款放松等实际是将企业的经营和风险脱钩，这就弱化了竞争效应。强化竞争政策，能够促使国有企业靠自身竞争力的提升来保持和巩固其主体地位，在市场主体培育和保护上，一定要强调公平。三是，产业政策要以竞争政策为基础。我国家产业发展还需要产业政策来引导，产业政策涉及到国家对产业的转移、激励、扶持、淘汰。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结构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竞争政策应该在产业政策中起基础性作用，产业组织主要依靠竞争机制，竞争性的选择产业发展方向，竞争性的淘汰落后产业，竞争性的建立上下游产业联系。

结构性改革提出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任务，这些任务的实现途径要靠行政手段，并不是说哪一个省或市要去多少产能，而是应根据产业政策提出的产业发展方向，从劳动者保护等方面国家应该有一个严格标准，但最终还是要靠公平的、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去库存、去产能，这样去的产能和库存能够更准确，效果更好。

在垄断和竞争的关系上，以竞争为基础的产业组织政策应该减少垄断，尤其是行政性垄断。行政性垄断对我国产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无论对哪一种市场都必须要反垄断，不管是行政性垄断还是市场性垄断，都要反垄断。市场秩序建设要以规范竞争秩序为基础，竞争是否有效，关键在于竞争是否有序，现在很多市场无序竞争现象扭曲了竞争效应，具体表现为市场效益有成本、竞争有费用，这使得市场竞争不能避开机会主义，因此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严重。

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关键需要建立市场秩序。市场秩序分为两个阶段，最初的市场秩序是以形成充分竞争为遵循，信息不完全理论、竞争理论、市场交易理论提出之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强调建立竞争秩序。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一是要降低竞争费用，建立合作机制，竞争和合作相配合才能降低竞争费用，我们对竞争的认识实际上是竞争和合作相兼容的竞争，首先是互联网产生了之后，强调兼容，不兼容得不到共享，得不到共享资源就不能得到规模效应。二是要做反垄断调查，建立公平竞争的审查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公平竞争的审查制度，这是一个新课题，如果不真正建立公平竞争的审查制度，那么竞争的基础性地位就无法突显。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强调发挥政府的作用，而政府的作用就是要在竞争政策的制定上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