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规划2-4季度经济增长目标指引。根据我们的测算和梳理，受疫情冲击下1季度GDP负增长6.8%的影响，全年GDP增速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和“十三五”规划目标所要求的5.5%左右的难度极大，已成为各主要约束性指标中的最大短板，但如果以2-4季度经济增速来衡量中国真实增长水平，仍有较大把握完成目标。我们必须认识到，2020年经济增长是极为特殊的一年，其特殊性在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短期剧烈冲击。因此，对于2020年GDP增长的核算也必须充分考虑这一短期因素的干扰，在常规统计的基础上，补充构建剔除疫情因素的GDP增速指标及其相关指标。这样做既具有科学合理性，也具有政治经济学意义，更具有现实可行性和预期引导作用。
1）《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主要因为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我国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但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不代表全年经济增速不重要，相反今年经济增速的政治经济学意义比以往年份更加重要。一方面，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也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十四五”规划的确立之年，经济增速对于评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度、国家“十三五”规划完成度非常重要，对于“十四五”规划的确立也有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在乐观预期和悲观预期两级分化的背景下，缺乏明确目标既可能导致部分地区对经济发展失去引领作用，部分地区又对经济过度刺激而产生严重后遗症，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局。
2）今年第一季度的GDP增长数据，不应该纳入全年的GDP增长核算。在第一季度，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集中精力进行严格的疫情防控，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疫情防控的胜利，避免了上百万人感染，挽救了十几万人的生命，所取得的这些成就是无价的，难以用经济指标来衡量。由于中国进行严格的疫情防控，包括企业停工停产和居民社交隔离，一季度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完全处于非正常状态，也因此一季度的经济增长数据并不能客观反映中国真实的经济增长水平。
3）今年第二至第四季度的GDP增长数据，可以作为全年GDP增长数据的替代性指标或补充性指标。中国在一季度取得疫情防控的胜利，得以将疫情对中国经济的正面冲击“锁定”在一季度，这不仅为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有利基础，也为构建剔除疫情影响的GDP增速指标提供了极大便利。按照目前的经济恢复形势，虽然第二季度仍然受到疫情较大程度的影响，但中国经济在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有望恢复至正常增长轨道。因此，以2020年的后面三个季度的GDP增长数据来反映中国经济增长水平具有科学合理性，同时也具有技术上的可行性。事实上，即使这一增长数据也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水平，但也因此更容易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
4）以第二至第四季度的累计GDP增速来衡量全年经济增速，能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所要求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要求。其中，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任务在2019年已经达到；而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的任务还需要2020年GDP增速达到5.5%。在“两会”推出的一揽子规模性政策的作用下，疫情冲击对今年第二至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得到有效对冲，全年实现较为强劲的“逐季复苏”特征。我们分三种情景，设置各季度的增长目标如下：
a）根据我们的基准预测，第二季度GDP增速为2.5%，第三、第四季度GDP增速为6.5%、7.5%，则三个季度累计GDP增速可以达到5.6%（下半年增速为7.0%，全年增速为2.9%）；b）若第二季度GDP增速达到3.0%，第三、第四季度GDP增速达到6.2%、7.0%，则三个季度累计GDP增速就可以达到5.5%（下半年增速为6.6%，全年增速为2.8%）；c）若第二季度GDP增速仅为1.0%，第三、第四季度GDP增速达到7.0%、8.0%，则三个季度累计GDP增速就可以达到5.5%（下半年增速为7.5%，全年增速为2.8%）。
通过以上情景模拟可见，如果以第二至第四季度这三季度的累计GDP增速作为2020年经济增速的衡量指标，那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要求的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翻的目标任务，就具有了现实可行性，它要求下半年经济增速比去年同期高0.5-1.5个百分点，这符合疫后经济修复反弹的客观规律。以此为目标指导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就具有引领作用，既不会形成对经济的过度刺激而产生严重的后遗症，影响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局，又仍然需要各地区经过一定的努力，完成下半年经济增速略高于去年同期的目标任务。在这一增长目标的指引下，下半年的失业风险将得到极大缓解，能够更好地落实“六保”任务。
二、把握信心提振的窗口期，将中期视角的“预期管理”作为各项宏观政策的统领和重要抓手。在外部环境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内需增长出现大幅下滑和结构分化达到新的临界值的背景下，简单的预调、微调已经不足以应对宏观经济日益面临的加速性下滑风险，而必须借助于中期视角的“预期管理”。
1）必须旗帜鲜明地稳定内需，坚定不移地推出一揽子规模性政策，引导市场主体形成一致预期，确保经济运行在复苏轨道。由于预期持续恶化，目前除了总量性的收缩，更在投资领域和消费领域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紧缩效应：居民不敢增加非必须品消费、企业不再扩大生产性投资。如此持续下去，不仅萧条型的结构分化将会加剧，而且升级型的结构分化也将停滞，而且产生总量性的紧缩效应和局部性的风险恶化，城镇失业风险、返城农民工的二次返乡潮、金融市场的信用风险都可能会随之显化。
2）新一轮的信心构建必须从今年2季度末全面开始，应对需求紧缩效应的进一步显化。目前供给面修复带来的第一阶段复苏效应开始产生积极预期，近期外需的超预期表现为中国集中精力稳定内需带来了宝贵的窗口期，同时前期金融风险的缓释和中美贸易摩擦的阶段性缓和也为下半年带来一个相对稳定的金融市场和外贸环境，这对于重建市场信心提供了非常有利的重要时点。
3）进一步公开明确疫情形势预期。虽然疫情具有不确定性，但通过专家相对准确判断，可以为企业投资生产明确疫情预期，从而减少发展顾虑。预期管理在我国的政策实践中仍然应用不充分，今后应该考虑由最相关部门专门研究作为政策制定的一部分。同时，由中央推动进一步减少复产复工中的政策障碍，目前实际操作中地方政府仍然存在过度管制，放开速度较慢。
三、高度重视疫情冲击下各类微观市场主体行为模式调整的宏观经济后果，特别是居民消费行为和企业投资行为的过度“保守化”倾向，不仅导致经济复苏节奏放缓，也将导致一些传统政策手段以及预调微调模式的失效，必须要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并且达到一定的力度。尤其要避免宏观经济负向反馈链条的出现，导致灰犀牛事件的发生，损害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1）高度重视城镇居民显性失业和收入下滑引发的预期恶化问题；2）高度重视农民工隐性失业和已经出现的大规模返乡潮问题；3）高度重视大城市就业韧性持续下降的苗头性问题。由于大量隐性失业群体的持续存在，必须加快推出以补贴家庭、保障民生为起点，以刺激消费、提升市场需求为中介，最终既保企业、又稳就业为结果的“规模性消费刺激和收入补贴计划”。只有市场主体行为模式有效扭转，市场需求才能有效回升，而只有需求有效回升，减税降费和金融扶持政策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企业才会扩大生产和投资，拉动更多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要提升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和达产率必须要有充足的订单和市场需求，否则生产越多就亏损越多。特别是大量的服务业企业的产能恢复状况由于没有市场需求基本处于停摆状态，产生新一轮的隐性失业和收入下滑问题，形成恶性循环。
四、随着中国经济复苏步入新阶段，经济工作的重点必须从行政性复工复产转向有效需求的快速扩展之上。推动行政性复工复产向市场型深度复苏进行顺利转换，需要在快速落实中国一揽子规模化政策和有效需求提升战略的同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快速提升有效需求应当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焦点，疫情救助应当向全面刺激有效需求进行转变，供给侧扶持政策应当向需求侧刺激政策转变。
1）必须认识到中国经济复苏已经发生重大阶段性转变，在行政性复工复产完成其历史使命的同时，出现了供需缺口扩大现象——需求端复苏的速度越来越慢于供给端复苏的速度，导致中国经济循环常态化的瓶颈性约束从产业链供应链等供给侧因素转向订单缺乏等需求侧因素。应该进一步刺激国内需求。在没有达到疫情前正常水平前，刺激经济的政策都是有帮助的。同时，应对未来外需衰退风险也需要发展内需。新阶段发展终端消费有助于促进产业链深度和全面修复，对包括小微企业和脆弱群体就业在内的整个经济有益。
2）新阶段不仅要扩张有效需求，更为重要的是要快速缩小已经扩大的供需缺口，需求扩展速度必须大大快于供给扩展速度。这就需要我们将政策的核心从经济主体简单的行政救助和保生存阶段向全面提高企业市场订单和需求的阶段。我们在补贴中小微企业的同时，应当加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扩张，供给端补贴政策、扶持政策、刺激政策必须让位于需求端刺激，通过促进供需平衡来恢复市场的循环。
3）必须从行政性复工复产转向市场自发型复工复产，在自发性复工复产阶段如果没有快速的有效需求扩展，很可能面临需求缺口进一步放大、就业难题全面显化等问题，因此供给扶持必须全面转向需求扩张，使需求扩展速度大大快于供给恢复的幅度，以快速缩小供需缺口，防止出现第二轮停工停产。
4）对于生产者的资金救助应当转向订单扶持和政府采购，对于生产者扶持应当转向消费者补贴，小微企业主体资金救助很重要，但必须提防过度资金投放和过度授信。
五、落实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必须在《政府工作报告》的基础上，科学组合搭配一揽子规模性政策，疏通宏观经济循环堵点。压实做细“六保”工作，必须考虑政策工具的针对性、时效性、兼容性。建议利用《预算报告》安排的财政扩张资金，集中出台三大“规模性”政策方案：
1）利用财政扩张资金，果断出台“3万亿消费刺激和收入补贴计划”，以保障基本民生、重振市场需求，打破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过度保守化倾向，疏通宏观经济循环堵点。其中，2.1万亿以消费券的形式全民发放，分3个月期和6个月期两个品种；0.9万亿元以现金形式补贴低收入家庭，含0.72万亿补贴“6亿人”和0.18万亿脱贫攻坚。从保民生的角度，该方案提供了三层收入补贴方案，相当于增加三层民生保险：1、全民人均1500元消费券；2、低收入群体人均1500元消费券+1200元现金；3、贫困人口人均1500元消费券+1200元现金+专项扶贫资金。由此，可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改善收入分配，拉动市场有效需求，而且由消费者选择企业产品，是相对更加市场化的手段。只有市场需求有效回升，企业生产和投资才稳得住，居民就业才稳得住。
2）利用专项债扩容资金和社会资金配套，果断出台“3万亿基建投资计划”，加强面向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产业链供应链提升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总需求不足、大宗商品价格低迷期，进行基建投资的政策成本最低、增长拉动效应最强，稳增长和保就业效应往往立竿见影；从提高长期增长潜力的角度，考虑到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高速发展，传统基础设施存量相比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同时新一轮国际竞争和高质量发展对新型基础设施的需求较大，通过新旧结合进行基建投资，特别是以新基建为先锋构建中国新旧动能转换的发展基础，提升中长期增长潜力。
3）财政减税降费与金融支持政策搭配使用，出台“3万亿产业支持计划”。前述3万亿消费补贴计划和3万亿基建投资计划，能够从最终产品和投资品两个渠道快速地稳定市场内需，从需求面对企业形成巨大支撑；在此基础上的3万亿产业支持计划，则是从供给面对企业形成针对性扶持，主要针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由于疫情敏感而需求恢复较慢的产业，出台减税降费、信贷融资等相关扶持政策，帮助企业加快恢复生产运营。
4）通过多种举措协同发力，能够压实做细“六保”工作，实现全年经济发展目标。基于各项政策的乘数效应，上述一揽子规模性扩张政策对经济和就业的短期增长拉动效应显著，预计可以拉动名义GDP增长7.2个百分点，提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800元，企业可支配收入2.4万亿元，实现财政回笼资金1.7万亿元，稳定就业岗位7500万个。从财政可持续的角度看，以上三大计划初期消耗广义财政资金6.8万亿，在《预算报告》扩张范围内，还可回笼财政资金1.7万亿元，实际所消耗广义政府资金5.1万亿，相比所拉动的名义GDP增速，政府债务负担不会大幅上升。
5）关注局部区域财政收入崩塌的问题，特别是疫情防控和自然灾害高发期基层财政收入突变带来的各种民生问题。建议扩大财政平准基金的规模，设立过渡期基层财政救助体系，同时适度弱化财政收入的目标，防止地方政府通过加大税收征收力度和非税收等方式，变相增加企业的负担。
6）减税降费从生产端向消费端和收入分配改革过渡，调动居民消费积极性。必须高度重视目前消费增速下滑的趋势性原因，巩固和扩大中国居民的消费基础，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1）积极落实个税改革方案，减少工薪阶层的税收负担；2）加大对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提高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3）针对2020年收入波动风险，做好针对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补贴预案，防止宏观经济波动对低收入阶层的过度波动；4）制定对中产阶层消费启动战略，特别是消费升级的促进战略：（1）重视中产阶层家庭杠杆率的过快上升，尊重杠杆率的演化规律，通过建立相应的债务风险缓释机制，促进消费平稳增长；（2）针对汽车等耐用品消费出台专项减税降费政策。
7）进一步提高企业先进生产设备减税抵扣和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力度，调动企业扩大生产性投资和研发投资的积极性。
六、更加灵活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应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相配合，形成政策合力，更好地发挥政策乘数效应和预期引导作用。进一步解决政策利率传导和风险分担机制问题，合理推动金融机构一般贷款利率下行。
1）在内需持续回落、外需急剧疲软、金融风险得到缓释之时，货币政策应避免松紧摇摆的取向，低利率政策依然是市场复苏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基础，特别是实际贷款利率的下降仍是稳投资的一个关键。
2）保持M2 增速平稳上行，为预防通货紧缩风险和各类金融指标内生性的收缩预留空间。当前非食品CPI逼近零值、PPI的跌幅持续扩大、GDP平减指数的回落、企业效益和市场预期的恶化，可能预示着新一轮的通货紧缩正在形成，需要密切关注未来一两季度的价格形势变化，及时调整货币政策定位。
3）在新一轮信心构建的窗口期，即使在长端利率刚性、金融资源对于实体经济渗透力下滑的环境中，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具有必要性，依然是引导预期、防止过度收缩、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必要工具。
4）关注货币投放方式变化对于货币传导的冲击，2020年可以逐步降低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完成货币投放。对内需要关注M0和M1增速的持续回落，丰富央行货币发行的渠道，加大银行准备金率降低的幅度，提高中国安全性资产的供给，加大货币市场的深度；对外需要高度关注美联储政策的调整以及美国金融市场的异变。
5）鉴于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往往会带来基础货币供给节奏不稳定、供给工具不确定、供给对象不透明等问题，为防止市场流动性紧张时期引发市场紧张情绪，导致市场资金面和利率出现不必要的波动，货币政策除常用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外，应当通过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等一系列创新型工具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以强化引导市场预期。
6）在控制债务过度上涨的过程中，货币政策的工具选择十分重要，价格型工具对于高债务企业的调整更为有利，简单的数量宽松依然需要控制。目前的宽松货币政策定位应当在数量型工具盯住流动性的基础上，以价格工具为主导。
7）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不确定性上扬的背景下，需要LPR改革与其他改革举措配套推进，对商业银行的风险溢价加点进行有效对冲。近期央行通过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下调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引导LPR利率小幅下降。但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不确定性上扬的背景下，市场风险溢价客观上是趋于上升的，商业银行在LPR的基础上通过风险溢价加点，导致企业最终获得的一般贷款利率未必能够有效降低。因此，仍需要其他改革举措的配套推进，通过适度“降准”和大幅降低MLF利率进行有效对冲。
8）在改革继续推进、金融创新不断涌现、利率市场化尚未彻底完成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应注重加强预期管理，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以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而要全面扭转市场悲观预期，就必须打破以往传统的“小步微调”调控节奏。避免金融环境的收紧快于市场预期是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的核心要点。
9）打破“生产领域通缩-高债务”的恶性循环，避免进入资产负债表衰退，货币政策必须抓住目前短暂的窗口期，将宽松的力度提升到一定水平，而不能采取事后追加的模式，失去引导预期的作用。一旦中国步入资产负债表衰退阶段，中国货币政策的效率也将随着中国经济出现断崖式下滑，从而带来巨额的调整成本。
10）稳健货币政策的工具箱需要扩张。由于大改革与大转型期间的波动源具有多元性和叠加性，货币政策工具必须多元化，常规政策工具难以应对目前的格局。非常规货币政策需要进行前瞻研究，如未来出现疫情恶化的极端情形下，中国的政策篮子并不拒绝采取非常规宏观政策。
七、宏观审慎监管要与逆周期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重点在于“市场秩序建设”而非松紧力度的摇摆，从而在防范风险积累的同时，避免造成市场预期的紊乱。
1）金融风险的缓释和预防反复，依然是宏观审慎的核心。尽管近年来金融风险已经得到有效缓释，但未来一段时期都将处于违约常态化阶段。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微观审慎监管以及其他金融目标的一体化显得更为重要，也是制定科学货币政策的前提。
2）疫后经济复苏的特殊时期，宏观审慎需要强化货币投放、信贷投放、社会融资投放之间的关系，使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相互配合。建议采取“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监管改革”的组合，以保证实体经济面临的货币条件指数的相对稳定。
3）宽松货币政策必须辅之于“市场秩序建设”。金融市场缺陷的弥补和恢复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实施的一个重要前提。否则，宽货币、宽信用下金融领域的泡沫很可能进一步诱发资金“脱实向虚”，导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背离，导致“衰退性泡沫”的出现。
4）“稳金融”应当以“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不宜过度定义，必须对于局部环节的金融问题和金融风险的暴露有一定的容忍度。局部风险的集中暴露有利于我们形成有效的改革路径，否则资源配置的方式和结构以及各种潜在的风险无法暴露。
5）宏观审慎监管必须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指标监管向一些结构性因素监管倾斜。经过2019年的风险缓释操作，今明两年对于重点城市、重点省份的债务可持续性风险的监控、对于部分行业和部分产品风险的监控显得尤其重要。
6）在高债务环境中，不仅要保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还要对大量的僵尸企业进行出清、对高债务企业进行债务重组，对银行以及相关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进行实质性的重构。存量调整是增量调整的基础，存量调整基础上的“积极财政政策+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强监管”依然是我们走出困局的核心法宝。
第八，民生政策要托底，提高就业弹性和失业保险覆盖范围，应对经济下行和民生冲击叠加带来的“双重风险”。民生冲击与总需求下滑叠加不仅会使得当前的经济陷入困局，还会加剧市场主体对未来的悲观情绪，对2020年的宏观管理造成更为严重的问题。面对“双重风险”，短期内既要加大民生保障支出，更要重视就业稳定政策，保就业的重要性大于保工资，通过提高工资弹性应对成本冲击。一是对受到疫情持续冲击可能诱发失业风险的局部行业、局部地区，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或引导措施；二是对近期面临较大困难的行业要研究专门的解决办法，结合产业政策、消费政策、税收政策、交管政策等进行；三是重视企业特别是民营小微企业面临的经营困境，从多个维度为企业减负，扶持政策应结合就业目标进行；四是适当放宽对地摊经济夜间经济的限制，扩大灵活就业的生存空间；五是通过就业补贴等工具引导企业的用工行为，同时更加注重对青年失业群体的就业引导；六是重构未来的就业政策体系，积极就业政策要更加积极，目标从充分就业转向高质量的充分就业，为提高就业质量做准备；消极就业政策要更完善，进一步健全社会安全网，做好托底准备。
九、积极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1）中短期内以弹性汇率政策应对全球经济衰退期和资本市场振荡期的挑战。1）正确认识疫情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引发的全球央行“降息潮”，特别是欧美大幅降息和QE操作，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宽松化操作将是常态。在此背景下，需要明确未来一段时期中国货币政策的国际化导向，货币政策宽松的节奏应与全球主要央行保持一致，实现汇率的基本稳定，作为应对明年外部波动风险的核心。2）内部经济稳定依然是基本出发点，汇率调整和资本项目开放的改革都必须服从这个目标。鉴于2020年各类因素叠加的不确定性，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应当采取保守主义的策略，以稳固中国经济企稳的基础。3）汇率市场化改革仍然是释放汇率机制以缓冲中国经济外部冲击作用的关键，是提高中国经济弹性和韧性的有效途径。从稳定金融市场的角度看，政府应该未雨绸缪，为应对人民币汇率和资本异常流动做好准备。
2）中长期内以培育壮大国内市场大循环应对全球贸易摩擦和产业链供应链重构风险。中国的核心利益是谋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战略空间，而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础性因素在于能否促进自主创新能力体系和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力度，这二者之间存在非常重要的相互支撑和相互制约关系。因此，决定中国产业链安全和优势维持的内生动力来源于中国自己内部，不会在根本上被全球化逆流所发起的战略竞争和博弈策略所动摇或遏制。一是有效利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激励作用，尽快实现制约当前和未来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体系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全面突破，保障中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和国家安全。二是尽快制定和实施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发挥内需驱动型发展战略的主导作用，充分激发国内高端消费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支撑作用，适当管理和限制美国等少数敌意发达国家对中国核心产业链、产品链的投资和并购行为，尽快促使中国成长为第一大进口国，扩大中国对外战略的回旋余地。三是超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简单二分法，处理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中国当前和未来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体系中的协同作用，特别是要把握好二者在破解化解制约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体系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的共同作用，尤其是要重视股份制企业在中国市场竞争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四是谋求当前和未来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中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的新技术新产业发展的新机会，谋求发展与中国迅速扩张和升级的国内高端需求市场相互支撑的全球有影响力的本土高技术跨国企业，谋求在中国重点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支撑下，所蕴含的新基建、新消费、新业态、新产业的庞大发展机会。
十、全面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细化上半年出台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两个纲领性改革文件的具体实施和配套方案，开启新一轮全方位改革开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我们面临的深层次结构性与体制性问题，持续释放制度红利，巩固疫情前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企稳回升的不易成果。
1）以构建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落地，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供给面和需求面产生了剧烈的短期冲击，严格的疫情防控举措以及规模性疫后刺激政策都可能对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求生产率产生不利影响，使得近年来改革攻坚所取得效率提升效应出现明显的下滑。因此，在经济复苏全面完成后，必须以构建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加快推出新一轮改革开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事实上，虽然近年来改革攻坚取得成效，制度红利开始加速上扬，推动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企稳回升，但是新一轮的改革红利还没有完全释放，尚未承担起拉动中国经济常态化增长的重任，在潜在增速持续下滑的背景下，进一步细化落实两大《意见》本身就具有紧迫性。
2）在中期规划和设计新一轮基础性、引领性改革方案的基础上，全面总结近4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就和经验，果断推出以推动形成国内市场大循环为导向的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必须认识到第一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已经基本顺利完成，“三去一降一补”的内容、目标、手段都需要阶段性的大调整；二是第二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以“降成本、补短板”为重点；三是必须以市场化和法制化工具为主体，避免行政化实施带来的各种问题；四是解决各种供给侧问题的基本落脚点必须配合大改革的进行；五是不能割裂“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所有制”之间的相互关系，把结构性调整简单局限于生产端，而忽视其他环节在不同时段的核心作用，这也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关键。
执笔人：刘晓光、刘元春、闫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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