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波:国家突发公共事件的网络舆论引导

来源:中国网 | 作者:彭波 | 时间:2020-09-14 | 责编:时畅

9月10日至11日,第四届太和文明论坛前沿科技分论坛在线上举行。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生物医学及生物安全专家、数字与信息科技以及伦理与治理领域的专家和企业界代表,围绕“用新兴科技和创新机制维护全球生物安全”主题,就全球语境下如何应对生物安全威胁,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给生物安全及社会治理带来的启示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以下整理了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互联网研究院(深圳)院长,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前专职副主任彭波的观点。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互联网研究院(深圳)院长,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前专职副主任彭波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对人类文明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我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是从这次疫情看国家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论引导到底应该做什么,这也是对疫情复盘以后,我重点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要通过这次疫情中的经验教训,对国家公共突发事件的网络舆论场进行分析和总结,以史为鉴,在未来更好地应对甚至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

 

今天的分享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讲一般性、常识性的东西。二是国家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论场最重要的特征。三是找到特征以后,明确网络舆论引导的主要任务。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论的情况。按照《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6年)的分级:“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是分成四类,也分成了四级。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例如自然灾害、战争、疫病以及突发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等,往往能在短时间内打破社会的平衡状态,既对普通民众的生活造成极大的震荡,又对国家安全、政府信誉和社会治理体系构成严峻挑战。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影响范围大而影响层次深,往往涉及国计民生各个领域,但是其爆发和发展又往往有颇多偶然性和不可控因素。面对这样的情况,需要对整个社会体系进行迅速的分析和判断,并在短时间内制定合理的应对措施和解决方案,需要国家和社会非常的重视。2006年国务院出台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对此的应对已经说得十分清楚。

 

今天主要讨论我所重点研究的领域:公共领域与公共舆论场。我们所指的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公共性空间,这个范围包括三个要素:公众、公众舆论、公众媒介/公共场域。我们可以将公共舆论场理解为:一个非封闭平台中所有指向性信息的集合——在公开的网络平台上所有指向性信息的集合,形成了网络的舆论场。

 

我们最近看到的网络舆论场跟之前的舆论场有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到这次的疫情舆论场上非常明显。我们今天面对的新冠肺炎疫情的舆论场是5G时代的公共舆论场的先期表现,毕竟整个5G还没有完全铺开,但今天的舆论场已经开始展现出5G时代的网络舆论场的走向。

 

目前网络舆论场是三个要素和四个纬度。目前的舆论场是基于5G,而且媒介生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播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此产生四个纬度:

 

从时间的纬度来看,随着5G开始在全国铺开,互联网媒介系统将进一步突破传播时间尺度的限制,其时效性和灵敏性都将明显加强。相对于4G技术,5G将以一种全新的网络架构,提供峰值10Gbps以上的带宽、毫秒级时延和超高密度连接,实现网络性能新的跃升。

 

从空间纬度上看,其一,5G时代,中心密集区和边缘区的信息能力差距也将进一步缩小,远程交流的规模会更加扩展。信息本身的空间能力也将大幅增强。其二,随着5G铺开,加之疫情的刺激,加快了国家消弥数字鸿沟的进程,这次疫情期间更多的人上网,网民陡然增加,特别是二三线城市、农村地区等很人多都开始进入互联网世界。其三,5G媒介系统将进一步突破空间距离和地域限制。一旦卫星互联网和地面5G网络兼容实现,将实现信息在全球的全覆盖,信息全球化的流速会更快,国际舆论场对国内舆论场的影响和冲击将会更大。

 

从形式纬度上看,得益于时空上的突破,即时的网络直播将成为主流的传媒形式,视频将作为基本的信息载体形式并呈几何式增长。过去在舆论场上看到的内容形式是文字、图片为主,现在是明显的视频为主。大家有一个很切实的感受,这一次很多人是通过刷抖音、看快手获得的疫情资讯。无视频不网络,已经成为现实。但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大家都觉得眼见为实,一些不当的视频能够很快激起网民情绪,引发舆情激烈爆发。

 

从规模纬度上看,5G时代公共舆论场的信息量将空前膨胀。从门户网站到微博、到微信、再到物联网,新媒体每一次迭代演进,都会带来舆论场规模呈100倍的增长。

 

第二,国家突发公共事件舆论场最重要的特征。基于舆论场的变化,加之突发的疫情,国家突发公共事件舆论场有四个明显的特征:一是爆发突然;二是规模超常;三是极化明显;四是演进跌宕。

 

一是爆发突然。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其爆发肯定是突然的、没有预兆的,会在网上迅速形成一个舆论场的高峰,而且是迅速扩散,量也特别大。国家突发事件和平常的趋势事件或者现象性的舆情相比有不同的特点,如果是重大突发公共事件,舆情会快速爆发,形成一个高峰,短期内的能量会很大,而且这一段时间内基本上很难做舆论的引导,一般都是事后进行调控、补课。趋势性的事件和现象性的事件一般都是快起慢落、持续一段时间,这个引导的余地比较大。

 

二是规模超常。比如微博上,“双黄连”的话题阅读量是22.2亿,讨论量是55.5万亿,这样的规模前所未有。温州动车事故是5天之内3亿条信息,当时已经很震撼,较之此次已然逊色不少。

 

三是极化明显。从中译语通公司做的微博调研报告和清华大学的崔鹏教授针对抖音的数据分析都可以看出来国家突发公共事件舆论场极化明显。例如从抖音数据的变化就可以看到,这次疫情中,两极分化非常明显,同一个国家有不同的态势,某个地方整个的情绪都有不同的。

 

四是演进跌宕。整个疫情从1月3号到3月31号是三次高峰,三起三落,最后慢慢趋于平静。

 

总结来说,国家突发公共事件舆论场最主要的特征是恐慌,恐慌是国家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一种社会行为,是人们对想象或者现实威胁的心理反应,恐慌情绪是国家突发公共事件爆发下个体的本能反应,当事件与每个人息息相关时,恐慌情绪具有较高的传染性,随着事件发展,个体情绪逐渐变成一种群体恐慌,弥漫舆论场。我们把引起恐慌的因素做一个讨论。

 

这次新冠疫情,民众恐慌的情绪来自于五个条件:个体特征、信息因素、事件特征、风险认知、外在因素。确定风险以后,每一个人心里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焦虑情绪、恐慌情绪。在恐慌情绪开始形成的时候,大家都依靠媒体,这个时候媒体不仅是传统媒体,包括网络媒体,其阅读量、点击量都是天量。大家用各种各样的媒体工具、信息渠道获得更多的信息,消减自己的恐慌情绪。这里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包括朋友圈里都给自己朋友一番好意的信息的传递,但这也可能增加恐慌情绪的蔓延。

 

新冠疫情中恐慌传播的议题大概有几条:一是关于病毒致病特征的信息,大家搞不清楚怎么会得这个病,这个病毒太可怕了。二是疫情严重的程度和疫情蔓延的形势,有各种各样的传言。三是医院救治能力不足和医疗物资短缺的信息。四是医务人员感染或患者去世的消息特别是李文亮医生的事情。五是物资短缺引发抢购。六是疫情带来的生存压力信息。这是在这次新冠疫情中间引起恐慌性传播的六个重大议题。

 

和恐慌相关的事情有一些社会心理学的说法、解读,比如黑天鹅事件、极化现象,在互联网信息传播的环境下,人们会无意识地自动感知周围人情感的变化,进而与周围人保持一致,最终达到同等的情绪状态,加速了情绪的感染,加速了恐慌情绪的蔓延。另外还有认知失调,特别是谣言的产生的原因和背景,一般都是暴发疫情、产生恐慌与不安、相信并传播谣言,进而进一步降低自己的认知造成更大的恐慌这样的过程。绝对化思维也不可忽视,病毒不会一两天就过去,可能要长期存在,我们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疫情,这样才能够比较好的控制恐慌情绪。

 

第三,国家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论引导最主要的任务。最主要的任务是消除恐慌,这一点特别重要。在面对国家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论场主要有四个方面消除恐慌:

 

一是釜底抽薪。要消除恐慌首先要先消除危机。线下的问题永远是第一性的,网上的问题永远是第二性的。一定要把疫情控制住才能从根本上控制恐慌情绪。所以我觉得网上的恐慌情绪与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安全的危机程度成正比,而且网上恐慌情绪也严重影响国家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危机处理。

 

二是信息公开。知情才能赢得信任,人们永远对未知心怀恐慌,他不知道他在恐慌,对不确定性形成恐惧。所以公开、透明永远是治愈恐慌的最佳良药。在这个时候,越是恐慌,信息公开的程度就要越高,信息公开的程度与恐慌情绪应该成反比,不能越恐慌越控制信息,你越不说他越恐慌。

 

我们的体会是,信息公开的程度与政府信誉是成正比的,越公开信誉越高。比如纽约州的疫情实际上非常严重,但是州长科莫本人却成了政治明星,这里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总结的经验。其中一点就是,整个疫情期间,他的新闻发布会中包括了大量数据、大量的故事和非常诚恳的解读,看起来信息公开做的非常之好,他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美国政客。

 

三是国家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舆论场。我要重申互联网治理特别是网上舆论场治理的最主要原则:疏堵结合、以疏为主。一定要注意,互联网本身就具有宣泄功能,互联网宣泄的功能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是最大的稳定器。有人说互联网是垃圾场、下水道,但是一个健康、正常的环境必须要有下水道,必须要有垃圾场。正因为如此,互联网的宣泄功能反而是社会的稳定器。另外是网上舆论生态与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态势是成正比的,我们国家的基本盘是好的,我们要有足够的自信和定力,足可以放开。

 

另外,关于谣言的问题,每一次重大的公共安全事件出来以后都是谣言满天飞,我建议对待谣言有两个打法:首先是要注意这些谣言在网上出来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往往一个谣言出来以后,没多久会有好几个辟谣信息出来,互联网本身具有对冲和自我净化的功能。我在中央网信办管理舆情时,针对马航MH370事件的舆情,从头到尾没有删除过一个谣言。因为我们发现一个谣言出来以后,至少有3-5个人出来辟谣,他自己就摆平了,这些事情不用你出来删掉,马上就有人出来解释这是谣言。当然,对于那些恶劣的谣言也要及时予以打击,对造谣者以法惩治,这是两方面的事情。

 

四是心灵抚慰与事后疗伤。我们的引导一般是温情的,网络调控一定要是柔性的。而且整个舆论场调控里,要学会少讲道理,多讲一些故事和细节。一定要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以润物细无声和细水长流去引导。我们这次疫情中特别是中后期做的是不错的。PGC这次在舆论场上起了“定海神针”的作用,人民日报等央媒以及如财新等专业媒体都表现的很好。

 

尽管疫情过去了,但我们还要不断发掘这些美好的故事,用美好的故事去温暖、慰藉亿万受伤的心灵,疗伤的事情不能现在就结束。这一次用最隆重的礼仪奖赏有功之臣,这就是国家层面的疗伤行动。通过这种表彰,让全国人民看到国家的力量、体制的力量、社会的力量,他们再遇到类似的疫情的时候,会比这一次、会比以往有更多的信心和力量。

 

整个抗疫过程从开始到结尾,疫情是一条线,在互联网上又是另外一条线,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舆论场,是一次经典的演练,我们对它的研究只是刚刚开始,未来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责编:时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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